【摘要】历代注家关于《革》卦的主题思想为何，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学术史上的主流看法基本统一为将《革》卦定位在革命、变革之义上。基于革命这一大前提，本文考察了历代注家对《革》卦的注解，就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道德价值观和革命的合理性等问题给出了新的探索。
【关键词】《革》卦；革命；革言三就；有孚；顺天应人
【作者简介】张蝶，浙江安吉人，（北京10087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6-0113-05
关于《革》卦的“革”字究竟是何含义，学术史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取革命、变革之义，二是皮革之革，三是“革”与“勒”通假。《说文解字》对“革”的解释是：“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①由兽皮从有毛到去掉毛这种状体的改变而引申出变更、变革之义。革同勒说，李零先生给出了详细的说明。他提出的证据是，马王堆本《革》卦中所有的“革”字都作“勒”，而银雀山汉简有《唐革》，“唐革”就是唐勒，二者是通假关系②。
对于“革”字的理解不同，直接关系到对《革》卦的主题思想的认知的不同。历代旧说，无论是汉代易学的代表虞翻、荀爽，还是变象数为义理的关键人物王弼，亦或是唐代的官方注疏者孔颖达，直至宋明时期的程颐、朱熹等人都认为《革》卦是在讲革命、变革。近代的闻一多和李镜池两位先生，则一反古代各注家的观点，闻一多主张《革》卦主要在讲皮革，而李镜池则认为《革》卦讲的是战争③。但是，将“革”作为革命、变革之义来理解仍然是学术史上的主流。本文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行阐发。
一、“革言三就”考释之革命策略之争
《革》卦九三爻辞有“革言三就”之语，历代注家对此歧见颇多，莫衷一是。《周易注疏》王弼注：“己处火极，上卦三爻，虽体水性，皆从革者也。自四至上，从命而变，不敢自违，故曰革言三就。”④
孔颖达解释：“既处于火极上之三爻，水在火上，皆从革者也。自四至上，从命而变，不敢有违，则从革之言三爻并成就不虚，故曰革言三就。”⑤
王注和孔疏都是先分析九三爻的爻位，《革》卦由三画卦的《离》卦和《兑》卦构成，离下兑上，九三爻的位置正好是《离》卦的最上一爻，离代表火，因此，九三处于火极，而《离》卦上面的《兑》卦则象征着水，所以，九四、九五、上六三爻是水性，是从革者，须依从天命进行变革，不可违抗。“革言”即从革之言，“三”指四至上三爻。王、孔主要是从爻位的角度来解释“革言三就”的。
另一种说法见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引崔憬之语：“虽得位以正，而未可顿革，故以言就之。夫安者有其危也。故受命之君，虽诛元恶，未改其命者。以即行改命，习俗不安，故曰‘征凶’。犹以正自危，故曰‘贞厉’。是以武王克纣，不即行周命，乃反商政，一就也。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二就也。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三就也。故曰‘革言三就’。”［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册，第764、765页。崔氏将“三就”直接对应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九三爻虽然处于当革之位，但却不能急躁冒进，在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后，必须要经过“三就”才可以继续进行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这“三就”便是：一就商政，而不立即改行周命；二就殷商贵族，尊崇、厚待之；三就广大百姓，使大众百姓能享有革命所获之利。崔憬将王、孔视作整体的革命分成了循序渐进的两个部分。在行制度革命之前，必须处理好前朝贵族和普通大众的利益、习惯问题。
第三类观点是将“革言三就”作为革命时应当多审察革命言论，判定其可信度的训诫。持这一说法的代表性人物是程颐，其云：“革言，谓当革之论。就，成也，合也。审察当革之言，至于三而皆合，则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则必得至当，乃有孚也。己可信而众所信也，如此则可以革矣。在革之时，居下之上，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唯当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刚明，审稽公论，至于三就而后革之，则无过矣。”［宋］程颐：《伊川易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册，第347、348页。“稽之众论，至于三就，事至当也。又何之矣？乃俗语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顺理时行，非己之私意所欲为也，必得其宜矣。”同上，第348页。程颐将“革言”释为“当革之论”，视为一种公论，就众人对革之事的言论多番、重慎地审察之后，若这些言论都与实情相合才可信，行革命之事才是适当的，如此，发动革命才是得宜的、无过的。因为九三爻处下卦之极，是上下卦的临界点，正处于当革之时，若此时畏缩不去革命，会因失去革命的时机而遭受危害；另一方面，因其本身是阳爻，又处于阳位，过刚不中，容易任其刚明，若急躁冒进，必会受过刚之累，所以必须慎之又慎。程颐论述的侧重点在于慎重对待革命的社会舆论。
自宋以降，注家皆随程颐之观点。如元代的胡炳文也认为九三过刚，需“三就审之”，多番审察革命言论，方可避免“征而不已”会产生的凶兆［元］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册，第427页。。明代的胡广则云：“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结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这个是当革不当革说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后说成了，却不是三人来说。”［明］胡广：《周易传义大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8册，第483页。这些学者都是从革命前需慎重地审视革命的言论的角度来论述的。
近世学者尚秉和先生从象数的角度对“革言三就”做出了解释，其认为：“三应在上。上兑为言。而兑为毁折。故曰革言。就即也。遇也。革言三就有孚者。言三虽得敌。不能应上。若上六即三。则甚顺利而有孚也。兑为言。乾亦为言。言多故曰三就。又三在三爻。损六三云。三人行。需上六云三人来。皆以在三爻。取数于三。三就者三遇也。谓革言来之多也。”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6页。高亨先生则主张“革言三就”是与“断狱定罪”有关，“革，改也。革言，谓有罪者更改其供辞也”，并认为《革》卦中的“三就”与《尚书》《国语》中出现过的“三就”意思是一样的，“三就者，或就刑于野，或就刑于朝，或就刑于市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3页。。李零先生认为“革言三就”是讲王命变更的事情，王命变更必须重复三遍，才能被执行李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第248页。，强调王命变更前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同样是提到了革命舆论的问题，李零先生与自宋以来的各注家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他的“革言”不是自下传导至上的，而是自上通达于下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原因在于对革命阶段的理解不同。程颐等将“革言三就”放在了革命开始之前，这个阶段的当务之急便是对充斥在社会上的各种革命言论进行广泛的考察与辨别，因此，“革言三就”被解释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策略。李零先生则认为“革言三就”发生在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后，这时的关键问题就成了如何推进变更制度的革命，于是他解释的就是变更制度的革命策略。
就“革言”指革命言论看，“革言三就”在学术史上的注解，从宋以后至于清末，基本延续了程颐和朱熹的说法。虽然在“三”具体指什么对于“革言三就”中的“三”的理解，从爻位的角度出发，倾向于将“三”具体化，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三”指初九、六二和九三这三爻，《周易折中》引吕大临之解释，正是持这一观点。（参见［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册，第193页。）另一种则认为“三”指九三之上的三爻，即九四、九五、上六这三爻，王弼、孔颖达持这一观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指九三、九四、九五这三个阳爻，如翟玄。（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册，第764页。）从义理的角度出发，对“三”的解释也形成了两种观点：要么就是指确切的三次，如崔憬、高亨；要么被当作一个不确定的数，表示多次的意思，如程颐、朱熹。等一些问题上仍有分歧，但是基本上对“革言三就”的阐释都是沿着同样的一个模式展开，并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首先，通过分析九三所处爻位及其自身的阴阳属性，提出了一个大前提，即九三所处的大环境、大背景——当革之时。在这一大前提下，派生出了两个要点，这正是《彖》传在论每一卦时，最为强调的“时”的问题。换而言之，就是面对革之时，要做出选择：革还是不革？这也是《周易》作为占卜之书的大意所在，即为重大时刻的选择做预判。进而集中在对待革命舆论其问题上，为必当革命时如何革命提供策略。由于对革命阶段的理解不同，也就形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策略——辨析革命舆论和变更制度的革命策略——制造革命舆论两种，但核心点都是必须谨慎对待革命言论。
二、“孚”作为一种革命的道德价值观
“孚”在《革》卦中，共出现过五次，卦辞和《彖》传中均以“己日乃孚”的形式出现，另外三次是在九三、九四和九五爻辞中各出现一次的“有孚”。《说文解字》对“孚”的解释是：“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汉］许慎：《说文解字》，第63页。基本与《说文》中的含义一致，易学史上对“孚”的解释，最为普遍的看法是将“孚”解为信、诚另有学者提出“孚”的不同解释，如高亨认为“孚读为浮，罚也”（氏著：《周易古经今注》，第303页），李镜池将“孚”释为“俘虏”（氏著：《周易通义》，第97—99页）。。
对“己日乃孚”的解释，各家一般都同意这样的阐释框架：一个时间之后进行革命，才会取信于人。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己日”由于己、已、巳的字形极为相似，且古代又为手抄本之故，对“己日乃孚”的解释就出现了许多分歧。有人认为是“已日”，解释为结束、终止之日与革命完成之日，基本上王弼、孔颖达持这一观点；高亨和李镜池则主张“巳日”说，认为“巳”同“祀”；还有一种说法是以虞翻、朱震为代表的“己日”说，虞翻、荀爽从象数角度进行论证，而朱震、顾炎武等从天干纪时的角度也论证了此种说法。于雪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考察，详见于雪棠：《〈周易·革〉卦“己日”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的解释上，即到底是在怎样的一个时间进行革命才能取信于人。至于“孚”，在此基本能达成统一意见。
在九三爻中，“有孚”是紧跟着“革言三就”出现的。王弼释“有孚”为“其言实诚”，显然是沿着“革言三就”来解释的，“言”即是“革言三就”的“言”。孔颖达的疏解与王注一致。从此爻中可以看出，“孚”作为“实诚”解，是与“革言”作为“革命言论”来解相辅相成的，王、孔对《革》卦的注、疏关注到了革命的道德价值观问题，《革》卦提出的则是最为重要的革命道德观——诚信。
九四爻辞：“悔亡，有孚改命，吉。”王弼注：“处水火之际，居会变之始，能不固吝，不疑于下，信志改命，不失时怨，是以吉也，有孚则见信矣。见信以改命，则物安而无违，故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前揭书，第473页。这里提出“下”的概念，提示“有孚”的对象问题。“不疑”便是“信”，“下”对应的是“上”。上信于下，是上被下所信。程颐同样也提到了信的主体问题，区分了上下。其曰：“既事当而弊革，行之以诚，上信而下顺，其吉可知。”［宋］程颐：《伊川易传》，前揭书，第348页。上为信的主体，上要信下，下要顺上。程颐和王弼一样，强调革命中，上对下的信任。
通过区分上、下来分析“孚”的主体与对象的还有易祓。他认为“有孚”乃是使上下交信，即上下都信九四革命之志：“是以下与初六爻相应，上与九五爻相比，上下交信为有孚，其志既孚于人，而后可以言改命。”［宋］易祓：《周易总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册，第536页。“有孚”成了革命的前提条件，“有孚”的对象既包括上，也包括下，“有孚”的主体则是九四爻。革命主体需使上下皆相信其革命之志，才能开展革命。九四爻作为革命的主体，其革命之志必须获得上、下一致的信任，才能革命。易祓强调了革命主体的革命信念获得其他人的相信是开展革命的前提。
在孚信的问题上，信志是另一个重要方面。九四爻的《象》传就有“信志”的说法。孔颖达疏解：“信彼改命之志，而能从之，合于时愿，所以得吉，故曰‘有孚改命，吉’也。”［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前揭书，第473页。并在疏解小《象》传中的“信志也”时写道：“‘信志’者，信下之志而行其命也。”［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前揭书，第473页。清人陈梦雷则认为信志乃“上下信九四之志”［清］陈梦雷：《周易浅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3册，第199页。。“志”指的是革命之志，而“志”的主体则有所不同，孔颖达认为是下之志，即九四以下诸爻之志，而陈梦雷则认为“志”就是九四之志。不论革命的主体是谁，追随者有哪些，人民大众又是指何人，“孚”的作用都是维系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九五爻辞：“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孔疏：“则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不劳占决，信德自著，故曰‘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也。”［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前揭书，第473页。孔颖达强调了革命只要顺天、应人，那么信的显现就勿用通过占决，而能自著。朱熹对“未占有孚”的解释虽然与孔颖达有出入，但是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即都强调信的独立性地位，只不过孔颖达是通过假设性逻辑，排除占卜，从而让信显现；而朱熹则是通过区分时间上的前后，来凸显信的独立性，“占而得此，则有此应，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时，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当之耳”［宋］朱熹：《别本周易本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第758页。。注释此爻辞表面看重点在于如何在逻辑上说明“占”与“孚”分开的合理性，但是，实质上的难点在于如何首先逻辑地、合理地说明“占”与“孚”相联结的必然关系。孔颖达连接“占”与“孚”的逻辑思路是“通过占显示孚”，“占”是显现“孚”的手段与方式。而朱熹将“占”与“孚”的连接点放在了因果关系上，“因为占显示孚”。虽然孔、朱二人在结合“占”与“孚”的问题上遵循了不同的逻辑思路，但是在拆分“占”与“孚”时，孔颖达和朱熹所采取的思路都是通过凸显“孚”的独立存在性，来达到分离“占”与“孚”的目的。只不过具体的操作方式却有不同：孔颖达假设了顺天应人的前提条件，也即为显现“孚”开辟了另一种方式与手段，从而打破了其结合“占”与“孚”时设想的逻辑结构，分割了“占”与“孚”；朱熹则是区分了“占”与“孚”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将因果线性时间中的次序进行了颠倒，从而颠覆了其预设的因果关系，瓦解了“占”与“孚”的连接，经过先连接、后拆分这一过程，就更强化了“有孚”的重要性与独立性。
孔颖达、朱熹对“有孚”的论述有个至关重要的差别，即孔颖达已经将信上升到革命的道德价值观层面，但在朱熹那儿，信还只停留在革命的策略层面上。
通观三、四、五三爻中的“有孚”，很好地说明了信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所起的作用。胡炳文对此有个很好的概括：“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议革而后孚。四‘有孚’而后改，深浅之序也。五‘未占’而‘有孚’，积孚之素也。”［元］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册，第427页。在革命行动前，必须谨慎审察关于革命的众议，才能获得“信志”，这是阐明了信的来源问题。在革命完成后，必须取信于众，才能进一步顺利地完成变革制度的革命，这是信作为一种革命策略在革命过程中发挥笼络人心、降低革命阻力的作用。无论在革命的哪个阶段，都要依靠作为道德价值观的信去维系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龚焕对《革》卦重视信，曾给出极为精准的评述。《周易集说》引其言曰：“《革》以孚信为主，故《彖》与三、四皆以孚为言，至五之未占有孚，则不言而信，而无以复加矣。”［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册，第194页。
三、论证革命合理性的逻辑推衍
“革言三就”讲的是如何从策略上来对待革命舆论，而“有孚”则是作为维系革命群体之间关系的道德价值观，这二者从外在形式上补充论证了革命的合理性。但“革言三就”和“有孚”就好比装饰，只有本于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基础之上才可以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无疑，这一基石便是革命合理性的先验证明和伦理证明。
《彖》传提到革命的合理性问题：“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汤武革命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建立在顺天应人的基础上的。那么，何为“顺天”？何为“应人”？孔颖达对此的疏解详细地从人道效法于天道的角度，论证了汤武革命是效法天道运行，顺天而行的。由于顺天，便能获人心，因此，也就可以应人，让天命、人心担负起了保障革命合理性的重任。孔氏先广明“天地革”是如何进行的：“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前揭书，第472页。然后从“天地革”转向“人革”。先阐明夏桀、殷纣由于凶狂无度带来的天怒人怨，继而将殷汤、周武作为正面典型例证说明何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孔疏沿着天人感应、人道效法天道的思路展开。用天道保证人道的合法性，这是中国儒家伦理理念获得保证的一个基本方式。革命的发生学虽然是源于与实然相对抗的应然理念，但这种理念被置于有关社会过程的自然规律之上。
在《周易》的系统中，这种自然规律已经十分接近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概念。顺天的“天”并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人格神，《易经》中所提到的“天”都是无意识、无目的、无主观能动性、物理的自然现象与自然规律，是认知的对象。
应人更具体的解释便是《彖》传中提到的“革之时”。关于“革之时”，解说得最为详尽的莫过于程颐。他在分析九四爻时有云：“阳刚，革之才也。离下体而进上体，革之时也。居水火之际，革之势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系应，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刚柔相济，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谓当革之时也。”［宋］程颐：《伊川易传》，前揭书，第348页。“革之时”的问题，包含革命主体的正当性和革命的时机两方面的内容。
只有在才、德、位、志、用等方面都符合革命的要求，才能算是正当的革命主体。正当的革命主体是保证革命合法性的关键要素。革命主体需要有卓越的革命理论才能，需要处于能够革命的恰当地位，需要有坚定的革命志向，需要在实践中做出革命贡献。革命主体具备上述要求，便符合于大众对革命主体的要求与期待，这就能赢得人心，保证革命的合法性。
革命的时机包括时、势两个方面。革命是否是大势所趋之事，是否在合适的时间发起革命，又涉及革命原因的问题。为何要发动革命？具体分析了社会的实然状态不尽如人意，据此实然状态导出人心向背问题，这就是势。至此，得出发动革命是顺天应人、是正当的这一结论。“革之时”是从应人方面对革命正当性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顺天是从参照自然规律的角度考量的，表面上依恃着天命的可验证性，实质仍然是凭借着天道的先验立场，为革命的正当性搭建一块基石。应人是从革命领导者与从革者、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的，人民被划分为实际的个人和体现在革命领导者之中的人民。于是革命的领导者就变得不容置疑，因为任何对革命领导者的攻击与质疑，就成了对人民大众的攻讦与敌对。基于此，革命的合理性也就在革命领导者的合法性基础上得到了保障。
各家注《革》卦对于革命的策略，以信作为核心观念的革命道德价值观，以及革命合理性的逻辑论证等方面，都影响着中国古代的革命观和革命实践。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