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本文系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项目“‘中国梦’教育背景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体系建构与话语转换”（Szzgjh1-2017-3）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的资助。
黄志高作者简介：黄志高，安徽怀宁人，博士，（合肥230039）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2页。
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1页。
③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52—453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⑤同上，第277页。
【摘要】
民主革命时期，李大钊较早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不过中共党内更多使用的是“民族解放”概念，其间在十年内战中曾激烈地批判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论，抗战时期则从正面有限地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建国前夕，毛泽东肯定了“复兴”的现实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复兴”话语重新出现，并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高频使用。习近平将其发展构建为内容丰富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构建既有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也反映着话语构建者的主观意图。“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对接、民族话语和人民话语的统一。
【关键词】
民族复兴；话语；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6-0041-06
近代中国随着国运衰败，“民族复兴”话语悄然兴起。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开始使用“民族复兴”话语，并在革命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着这一话语的使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以往话语叙述的基础上，建构起“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话语系统。本文试图对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作出初步的梳理和考察。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比较早地使用了“民族复活”的提法，不过就全党而言主要使用的是“民族解放”话语。20世纪30年代，在国共内战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论进行了严厉抨击。抗战爆发后，中共开始从正面使用“民族复兴”的提法。建国前夕，鉴于民族解放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强调了“复兴”的现实可能。
在中共领导人中，李大钊最早使用了民族“复兴”、“复活”的概念。1924年，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能否“重振复兴”的问题。他说，“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
①。
李大钊的“民族复活”论，延续了他在1917年“青春中华之再生”、“更生再造”的提法。
②
不过，此时李大钊更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复兴的指导意义。他指出，“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
③
这种“新的文化”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
就全党而言，使用更广泛的则是“民族解放”的提法。中共二大猛烈抨击“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
④
，三大更是高呼“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
⑤
。“民族解放”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话语，而民族“复兴”、“复活”的概念并没有被普遍使用。究其原因，就当时中国实际而言，在没有取得民族解放的情况下，复兴还是遥不可及的。更何况“民族解放”话语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具有话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于1922年传入中国，“民族解放”也就随之成为中共的重要政治话语。此时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还很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深受苏共的影响，对党自身的认识和表述强调的是“阶级”属性，党内文件中甚至将自身定位为“阶级的党”，而将国民党指称为“民族的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1页。。在这种自我认知背景下，自然很难有“民族复兴”的话语空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求生存和发展，其话语系统以“阶级”为核心，强调阶级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民族”话语则逐渐淡化。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复兴”开始高频率地出现在社会各界的话语中，逐渐形成一种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国民党抢占“民族复兴”的话语垄断权，并将其意识形态化为官方言论。1934年4月到1935年6月间，中共中央展开了对国民党“民族复兴”论的严厉批判。其一，抨击国民党以“复兴民族”为借口对内“剿共”、对外妥协，“公开承认现在抗日的不可能，所以不可能的主要理由除所谓‘赤匪’捣乱外，就是大叫中国太穷太弱太没有国防力等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62页。其二，揭露国民党“以‘复兴民族’的口号来麻醉群众，进行所谓‘生产建设’、‘农村复兴’、‘文化统制’、‘新生活运动’等等，以转移广大民众对于他卖国投降的忿怒”，“企图造成民众对于国民党新的幻想”同上，第359页。。其三，指责国民党在“民族复兴”口号下，“用提倡礼义廉耻，走上复古的旧道路，提倡旧的奴隶顺从的道德，使全国人民安稳的做奴隶”。同上，第513页。
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
考虑到此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全力围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民族复兴”论的批判显然有配合苏区军事斗争的意味。当然，客观上说，这种政治批判也有其合理性。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论既反映其治国理政的时代关切，但也充斥着大量的反共言论。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其间既夹杂有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寻求舆论支持的意图，也散发着浓郁的复古气息。不过，“民族复兴”话语的勃兴以及国民党对话语权的争夺，都表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这一话语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影响力。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党内却存在着讳言“民族”的现象，“怕谈民族两字，怕落进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圈套中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44页。，“唯恐一提到民族的口号就失去国际主义者的本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4页。。这就导致中共在当时的“民族复兴”思潮面前颇为被动。
遵义会议后，随着“左”倾路线的纠正，中共的政治话语开始有所调整。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9页。这为中共重新审视“民族复兴”话语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适应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共也需要调整对“民族复兴”话语的态度。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民族复兴”论重心有所转移，更多的是以直接服务抗战为目的。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开始肯定性地使用“民族复兴”的提法。1935年秋，陈云在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指出，如果国共两党能够一致抗日，“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1937年9月，张闻天、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6页。1938年3月，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建议书中指出，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共御外侮，“这不仅证实我中华民族的伟大，而且预示我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7页。同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致电蒋介石，表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奠定了最终战胜敌人复兴民族之基础”。同上，第729页。
不过总体上看，中共主要使用的依然是“民族解放”话语。在“民族复兴”的基本内涵尚未厘清、且国民党掌控话语权的情况下，中共如袭用这一话语就不能很好地彰显自身的独立性。更何况就当时中国实际情况而言，民族复兴还只是一个远景目标，更为迫切的现实任务是开展民族自卫战争以及实现民族解放。在中共的政治话语系统中，“民族复兴”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统战意义上进行使用。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民族解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毛泽东开始讨论“复兴”的现实可能。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3—434页。，“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同上，第1516页。。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二
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没有延续“民族复兴”的话语形式，而是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这样的提法表达其民族复兴思想。这一话语的重新使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在同李政道的谈话中首次使用了“振兴中华民族”的提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61页。此后，邓小平反复表达这一思想。他说：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1949年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7页。；“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同上，第362页。。邓小平所说的“民族振兴”，其实也就是“民族复兴”的意思。
从党的正式文件来看，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首次提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78页。。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中央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页。。其后，中共十五大报告接续使用了这一概念，并在七处提到“民族振兴”的字眼。进入新世纪后，“民族复兴”的提法开始成为党的正式话语，在中共十六大报告里出现11次，在十七大报告里出现7次，在十八大报告里出现9次。
2012年11月，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页。由此，“民族复兴”开始与“中国梦”相联系，从而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提法。此后，习近平整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的论说，又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逐渐构建起“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系统还在继续完善，但其轮廓已初步显现，大体上可以认为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内涵。中共十五大已经出现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提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不过这是从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角度来说的。习近平进一步将其与民族复兴相联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9页。，使“民族复兴”话语从单一的民族角度扩容为三个层面，即国家、民族、人民层面，其基本内涵更为清晰明确，内容更为丰富全面。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前提和基础，人民幸福则是落脚点和最终归宿。这三个层面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战略规划。中共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将其与“民族复兴中国梦”相联系，指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上，第44页。这就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路线图，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道路支撑。中共十六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民族复兴相联系，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的强大生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3页。中共十八大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愿。”《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页。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9—40页。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近代以来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征程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中共十六大首次提炼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0页。。中共十七大将其补充完善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同上，第26页。。习近平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中国精神”，强调“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0页。。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主体。中共十六大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强调“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页。。习近平则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0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广大海外侨胞“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上，第64页。，同时也“需要港澳同胞与内地人民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共进”同上，第227页。，更需要台海“两岸双方应该胸怀民族整体利益，携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打拼”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领导力量。中共十六大重申了“两个先锋队”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3页。。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也就是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光辉历程。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广大党员要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国际意义。中华民族复兴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是相容相通的。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64页。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机遇，而不是动荡、威胁。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同上，第279页。。我们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同上，第310页。。
三
“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体系的构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有着现实基础。“民族振兴”、“民族复兴”在世纪之交的广泛使用绝非偶然，恰恰反映了中国走向复兴的客观进程。在民族复兴过程中，邓小平非常看重20世纪末中国国民经济实现翻两番的意义。他说，中国经济实现翻两番，“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8页。。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八大又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5—36页。。中华民族的复兴已成为一个正在实现的客观事实，作为反映这一事实的“民族复兴”话语的勃兴也就势所使然。
其次，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有着客观需要。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既充满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关头，尤其需要广泛动员民众，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及时提出“民族复兴中国梦”，把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和追求，作为党和人民的现实任务郑重地提了出来，彰显了高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构建“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体系，也是展示中国形象的需要。国际上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既有称羡之声，也不乏误读误判，以至曲解和抹黑。“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助于塑造可亲可爱、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大国形象。
再次，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也源自于主体的自觉行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理论能否掌握群众，决定于理论自身的彻底性、科学性。理论的话语表达方式及其有效性，则直接影响着理论掌握群众的程度和范围。中共十七大要求“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6页。2012年1月，李长春提出：“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努力形成有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54页。2013年，习近平要求“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56页。。提出新概念、构建新话语，已经成为全党的自觉意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体系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政治话语之一。“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为社会各阶层、群体所接受和使用，充分显示了这一话语系统构建的成功。其一，“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换。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传统话语有着久远的历史记忆，更容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认同。在历史中形成的传统话语，自然带有特定时代的印迹。时过境迁，原有话语中的某些内容已经不合时宜。这就要求对传统话语进行现代转换，既要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单纯就话语本身而言，“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提法都由来已久。有研究者指出，南宋诗人郑思肖曾有过“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的诗句。1932年《东方杂志》发起了寻找“中国梦想”的征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艺术界和学术界开始出现“中国梦”的提法。汪谦干：《“中国梦”一词的由来》，《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民族复兴”的提法同样早已有之。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在讨清檄文中就有“中国有复兴之理”的言语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天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3页。，不过这里所谓的“中国”是仅指汉族而言。孙中山在近代意义上使用了“振兴中华”的提法《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20世纪30年代，“民族复兴”话语更是在中国政治界和知识界广为流传魏万磊：《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尽管历史上的“中国”、“复兴”等提法与今天的理解存在相当的差异，但无疑为后世人的述说提供了话语素材。
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延续、整合和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梦想”与“复兴”话语，反映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和追求，同时又将其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系统之中，从而赋予新的内容和特色。“民族复兴中国梦”摆脱了旧有的“华夷之辨”，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整体发展；也摆脱了保守的复古主义倾向，致力于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层面现代性的整体转换；同时，它已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所追求的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而非留恋于唯我独尊万邦来朝的天朝帝国迷梦。在这种现代转换中，实现了“民族复兴”话语历时性与当代性的统一、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其二，“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对接。梦想是人类一个普遍性话题，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梦想。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其著作《美国的史诗》一书中首次提出“美国梦”的命题：“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JamesTruslowAdams.TheEpicofAmerica.SimonPublications,2001.pvii.转引自江畅：《中国梦与美国梦之比较》，《江汉论坛》2014年第7期。此后，“美国梦”一词广为流传。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都体现了各国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这一点上说，各国人民的梦想都是相通相融的。
另一方面，民族复兴中国梦，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是讲述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特色、传播中国声音的话语。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不是简单地使用“中国梦”的提法，而是在前面加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缀，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梦的独特性。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近代以来的特殊历程，造就了“民族复兴中国梦”独有的民族性格、文化特质和历史内涵，因此，这一话语又体现了普适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其三，“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民族话语和人民话语的统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民族复兴”话语是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复兴”实际指向的是“救亡”。它所关注的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隐含着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舍弃小我的要求。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历史条件下构建起来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在关注国家与民族共同利益的同时，突出强调“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每个人都能“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0页。。这样，中华民族追求国家富强的梦想与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实现了高度统一。
综上所述，从建党初期的“民族复活”、“民族解放”，到建国后的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振兴中华民族”，以致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这种话语的传承、发展，恰恰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所作出的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