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立新，（上海200041）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摘要】
随着资本上升为社会生活之主导原则，现代社会的优越性与危机便同时呈现出来。现代社会正是在持续不断的批判中前行，马克思力求“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创制照亮了现代生活。当代哲学需要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统治，在构建当代精神家园中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
【关键词】
现代社会；资本；对象性本质；感性活动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6-0001-07
卢梭的一句名言——“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可谓脍炙人口，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或许流俗传颂这句名言，是因为它能给人们追求自由提供不容分说的辩护和理据，但卢梭清晰可辨地表达了“自由”与“枷锁”同在的相关性，且显而易见指向现代社会。细究起来，卢梭言简意赅诉说了现代社会这个“文明时代”的生存境遇或生存矛盾。由之而来当有关乎事情之根本的问题：文明时代如此这般的生存矛盾，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影响？这一问题自现代之始就被郑重地提了出来，接踵而至的便有积极乐观与消极悲观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或评价，不一而足。现代世界的发展状况和态势，较之积极乐观的评价要欠缺一些，相比消极悲观的判断又要丰盈一些。全部问题的关键无疑在于，透过纷繁芜杂的生活表象，揭示现代生活的动因。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以“抓住事物的根本”为理论自律，独具匠心地阐释了现代社会本质，开启了植根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哲学运思路向。虽然马克思的思想创制遭遇到诸种怀疑和批评，但20世纪的海德格尔基于透辟洞悉西方文化精神以及现代世界之急难，毫不犹豫地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出最关本质的回应和评价，耐人寻味。可以说，在马克思之后，经过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众多哲学家的努力，哲学的发展迈上了以参与现代生活为动力导向的进路。
一、现代社会的运行机理
正如现有很多研究或讨论所标识的，“现代”不能被简单地看成一个编年史意义上的时间单位，而是富有历史内涵积淀、具有开放性质、可作多样解读的文化单元或历史符号。哈贝马斯曾认为，“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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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判断的确颇得要领。据此可知，现代社会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新时代”。中断与传统的联系，终止以往沿袭下来的准则，制定崭新的属于自身的规范，是现代这个“新时代”亟待解决的基本任务。特别是在资本上升为社会生活之主导原则的情况下，现代社会的优越性与危机同时呈现出来，亦即“自由”与“枷锁”并存，现代社会面临着过去时代无可比拟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要求；而如何处理现代社会的自我分裂与自我矛盾，则是优先于其他问题的重中之重。毋宁说，现代社会正是在持续不断的批判中前行的，以至于“现代性批判”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经久不绝的热门话题。与众多的现代性批判相比，马克思力求“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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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创制照亮了现代生活。马克思早年的一段论述能够给我们提供较多的信息和启示。
马克思指出：“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依据这段论述的叙述语境可以推论，“对象性本质”是用来肯定性地表达人是现实的存在物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皆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人的“生命”与“对象”是如此这般不可移易地相关联，且毫无例外地属于源始的、本质的和必然的性质，以至于“对象”就是另一个“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4、210页。这种情况下的“对象”，根本不是主客二元关系中的那类“客体”——“对象”被当作“客体”，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对象性本质”蕴涵着人的创造性冲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之源。而且，既然人的本质规定中包含着“对象性”，那么，人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实际身份，首先就不是一个拥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思想者”，而是一个通过“对象性的活动”筹划自己的生活、“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的“活动者”。
文明时代的生存矛盾与哲学的当代出场
从这些分析可知“对象性本质”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配置，但人的“对象性本质”并不神秘，也不是停留在美妙文字所编织的话语世界之中，而是通过人的“对象性的活动”所创设的“对象性形式”表现出来。较之“对象性本质”的相对稳定性，“对象性形式”是经常变化的；一般情况下，人们透过“对象性形式”是可以认识和把握“对象性本质”的。例如，“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4页。。这就是说，“黑人”的存在性质，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以“奴隶”这一“对象性形式”而绽露出来；只有深究这个历史时期的生存条件和处境，人们才能把握“奴隶”的历史意义，从而认识“黑人”的现实存在地位。这表明“对象性形式”与“对象性本质”并不总是保持一致或同步，适当的差距是两者之间关联的常态。然而，在资本降临世间之后的“文明时代”，这种差距却演变为“对象性形式”对于“对象性本质”的背离，以至于生活世界到处充斥着“对象性本质的异化”，社会生活的性质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这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
马克思把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现代生活，称之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式。一方面，与过去“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式相对照，现代社会建构了“人的独立性”。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可以说，“自由”和“平等”正是现代社会“人的独立性”的基本构成或内涵。没有这种“独立性”，资本文明“新时代”就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人类内在资质发展的重大跃迁，展示了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能够丰富与提升的可能性前景。更为关键的是，另一方面，“自由”和“平等”的出生地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活动，于是，“人的独立性”毫无例外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而形成，又倚靠这一基础而得以发展，并在服务这个基础中与之结成了巩固的同谋关系。就此可以肯定，建基于“物的依赖性”的基础，资本文明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出现了根本的改观。“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所谓统治着人的“物”，主要是指作为资本表现形式的商品、货币等。这就是说，商品、货币、资本这些“对象性形式”，作为人的“对象性的活动”的产物，本是充当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中介，却随着执行其本务而获得了统治权或支配权——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3页。。而且，“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因此，货币把这些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6页。。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对象性本质”就蜕变为物化的、与人分离对立的外在的东西，如此这般的异化状态标识了社会生活在根基上的本末倒置。
基于此，马克思指出了作为“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4页。。真正说来，依照马克思深入于问题之根本的分析，这种二律背反式的生存状况，已经不是19世纪所特有的现象，而是现代社会的生活底色或基本处境。换言之，尽管根基上充满着缺憾与矛盾，但这种生存状况在现代社会生活体系中却有着毋庸置疑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如此这般虚幻的社会生活氛围，理所当然扭曲乃至危害人的现实生活。问题还在于，现代生活如火如荼地展开，现代社会依然前行不辍，全盘否定现代性无异于天方夜谭。这样说来，只有实事求是地启明作为现代社会“真正现实”的“人的内容”，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这个复杂却又绕不过去的现代社会生活，为人们的生存筹划绽露希望和前景。
二、社会现实的真切领悟
针对现代社会的“错误”，与众多“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迥然相异，马克思明确一义提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透过纷繁芜杂的生活世界，马克思透辟挑明了人之生存在世的自我选择与自我创生的品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同上，第67—68页。我们从此至少可以获得两条重要的信息：其一，在个人生存宇宙中，人们需要操心的人生课题，不仅在于追求“应当做怎样的人”，而更有切要性的选择，则是自己把自己建构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正是现实生活世界中真正的“人的内容”。其二，由“生产”与人的内在本质相关而肯定“生产”的存在论意义，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创制之理论硬核的正式确立。从内涵来说，“生产”可以看成是“感性活动”的实际展开和表现。因此，如果马克思以“感性活动”为原则对抗醉醺醺的思辨哲学，在哲学存在论领域实现了根本原则的转变，那么，揭明“生产”之存在论意义，则开通了哲学走向生活世界、参与现代生活的道路——这就是以马克思阐述的切中现代社会现实的基本原理为标志：物质生产或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时代发展的现实动因、全部历史的现实主题。这一原理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理论主干。马克思这一思想创制的划时代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评价的，在于发现和阐明现代社会的社会现实。海德格尔的指证，基于深切领悟现代社会，蕴涵着切中现代生活之本质的深刻洞见，无与伦比地道说了文明时代的生存状况及其发展前景。
现代社会所遭遇的最严重问题，进而构成文明时代生存矛盾的，就是社会生活的异化。这种生存境况，海德格尔将之表达为“存在的遗忘”。在海德格尔的论说语境中，世间唯有人这种存在者才是以“绽出之生存”的方式守护存在，以至于人就是“存在之澄明”。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81、389页。由此可推论，存在的遗忘直接相关于人的地位和意义的失却，毋宁说意味着人的生存出了故障，人在现实生活筹划中遇到了困境。问题的这种提法和性质，已然标明这不是某些个人的遭遇，而是现时代的时代难题。如果我们依此可以发现海德格尔毋庸置疑把理论的触角伸入到生活世界，那么，海德格尔对现代世界富有识见的阐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海德格尔把现代称之为“世界图像的时代”，认为“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正是对于现代的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相互交叉的两大进程，而“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不消说，“人成为主体”则在本质上为这一过程创造了前提和根据。参见［德］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94、96页。
近代哲学关于“人成为主体”的论证和表达，哲学史公认肇始于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原理。这一原理固然肯定和彰显了“我在”的意义，但并不是无条件、无原则地提出来的；唯有“我思”才是“我在”得以可能的根据，这是确定不移的。笛卡尔就此把“自我”确立为“一般主体”，把“我思”即“意识”指证为构成这个“一般主体”的基本性质，由此试图为哲学建造一个能够真正且完全地定居于其上的坚固“陆地”。当然，笛卡尔所开端的近代哲学，有着显著的存在论缺陷：思维与存在截然分立的二元论，表明“我思”有着自己通不过的区域而仅有有限的权能；通过“神助”来实现两者的统一，事实上消解了“我思”的权威。此后，西方近代哲学经过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锋，直到黑格尔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精详论证而完成了意识内在性原则的建构，“人成为主体”便在形式和内容一致基础上真正确立起来。相应地，随着黑格尔首次在体系中把形而上学的本质形诸语言，形而上学便达到了自己的完成状态。于是，在近代哲学的完成阶段，人获得了作为“一般主体”的内涵标识：人乃是“自我”的“心灵活动”；“意识”就是“有生命的个人”，是“人成为主体”的“主体性”；人能够按照自身的理解和意愿来规定和实现主体性。基于此，人便“把存在者构想为作为对象的存在者，使之进入作为图像的世界之中”。参见同上书，第108页。
在海德格尔看来，因为人根本上和本质上成了主体，标志着有别于以往时代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时代，“决定性的事情乃是，人本身特别地把这一地位采取为由他自己所构成的地位，人有意识地把这种地位当作被他采取的地位来遵守，并把这种地位确保为人性的一种可能的发挥的基础”。易言之，人开启了支配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由于人是以“意识”为内涵而成为主体的，“表象”乃是表征“意识”并接受其指令的“心灵活动”，所以，人是“绽出之生存”的表象者。“表象”的意思在于：把现存之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表象者面前，使之关涉于表象者自身，并强行纳入到与表象者的决定性关联之中。这就是说，人把自身设置为一个“场景”，通过表象活动把存在者摆置为“对象”，使存在者必然地摆出和呈现自身，亦即必然成为图像。参见同上书，第93、111页。毋宁说，“世界成为图像”乃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进而言之，人的“存在”，是在人作为主体而成为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并把存在者当作客体化的对象时才是可能的；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被表象状态中而被发现的。这种情势下的“存在”，正是人类历史性实践的结果。人类对于物的态度，或者说，人与物关系的历史性演变，可以为此提供切中肯綮的佐证。
人对物的原初态度，可大体概括为人对物的敬重。这种态度的形成，最初是人类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本能反应。自人诞生以后，人类自身并没有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是依赖于向身外自然界去索取。正如马克思所洞察的：“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页。自然界被看作为人的“身体”，标识了物的存在性质——物是在人之外的、自在自足的存在物，同时也凸显了物对于人的意义——物是人的生命存在须臾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证。正是这样，人们以积极的肯定的态度与物相对待，无疑顺理成章。虽说这种态度滥觞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即便是在当今的文明时代，尽管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人类在总体上已然有着清醒的意识，怀着敬意对待身外之物，关乎于人类自身命运。换言之，肯定并敬重物，自古至今都是人类对待物的主导原则或基本纲领。
随着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剩余产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确立，私人占有财产迅速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遍必然的行为。在这种情势下，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即经济剥削将不可避免，社会财富不断地转移到少数权贵手中。而且，谁拥有的财产越多，谁的社会地位就越高，谁也就能够拥有更多的财富。生活世界如此这般变局必然产生的推动和引领，导致原初的人对物的敬重让位于人对物的占有。人对物态度的这一转变，固然改变了物乃至自然界在社会生活中的原有地位，不过，最显著、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毋宁说还是发生在人及人类社会这一度。正是在人类历史演变的这一转折点上，物通过人而来的现实存在、人之为人的自我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活风貌及其结构等，皆逐渐疏离“人的依赖关系”，而投靠“物的依赖关系”，最终不可遏制地遭到后者的吸收和熔铸。
黑格尔曾认为，作为占有方式的“标志”，是“一切占有中最完全的”。“人能够给某物以标志，因而取得该物，这样正表明了他对该物有支配权。”“标志”是人借助于“意志”而达到对物的“普遍占有”。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62、66页。我们就此可以期待着人对物态度的新变化，当今所谓的消费社会恰恰能够为此提供感觉得到的证明。鲍德里亚认为，在工业社会，人们消费旨在满足生存活动的基本需要，生活必需品是人们消费的基本指向和当然选择，“物品法则”成了筹划生活的一项组织原则。消费社会则使消费性质发生了变化。消费并非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不断刺激并实际制造人们需要的手段；消费活动并不总是与物品联系在一起，物品失去了与人们某种实际需求相勾连的本义，而是成为无休止欲望的载体或隐喻式表达。这就是说，“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页。。显然，消费社会用“符号法则”取代了“物品法则”，物被贴上了“消费符号”的标签。人作为现实的人，必须实际进入消费过程才有可能，并注定要由作为“消费符号”的物来支撑和导航，在“吸收符号”与“被符号吸收”的互动中标明自身的分量或成色。这就不难想象，人的生存性质已然凸显了人对物的新态度：从占有转向炫示——人要用物来炫耀显示自身，且并不在乎物之所指，但求物之符号学功能。
从敬重而占有而炫示，人对物的态度的历史性变迁，是人类生活实践演进的结果。在消费社会中，物充当了“消费符号”，对人极尽诱导之能事，这种状况根本上仍归因于人自己的制造。不消说，这正好契合了海德格尔所谓“世界成为图像”之基本意涵。由此观之，海德格尔所论述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实质上是对现代生活实情的透辟领悟和切近表达。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力量大行其道、由技术力量支撑起来的文明时代，以至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社会生活现象，都要这样那样地借助于技术而展示自身，技术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解蔽方式。基于此，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可以大胆地用“集置”一词来表示现代技术的本质，“集置”所表达的寓意在于：（1）“强制”——把事物聚集在一起，摆置并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的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2）“普遍化”的强制——所有的存在者毫无例外地都在技术力量的召唤下开启自身，并以在场为根据而被分类、排序和揭示。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0、12、19、39页。在现代社会，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订造行为，“进步强制”通过生产活动而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达到了对于生活世界的覆盖和统治。这就是说，技术“集置”之普遍化强制，是现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现代社会之不可更改的不可逆转的客观必然性。
问题的关键尚在于，即便集置和强制制造了生存困境，人类也已然千方百计地寻找解困之策，但人类能够放弃订造的行为吗？进一步引申的问题则是，现时代的人能够放弃作为生产者的规定性吗？不能！海德格尔的否定性回答，表达了对于现代生存境遇的担忧、不满和批判，同时彰显了现代生活的真相。海德格尔认为，“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乃是现今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而马克思主义是懂得这一双重现实的。参见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看来，海德格尔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是社会生活基础的原理，而且还富有识见地挑明当代生活中经济发展作用的多重变换和复杂呈现。这就提醒人们，解读现代生活变迁，我们不能遗忘或忽略经济发展这个轴心。易言之，海德格尔通过肯定马克思的有关洞见，把现代社会现实凸显出来。
三、哲学如何参与现实生活
海德格尔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肯定，是需要予以辨析的。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切中当今生活实际的思想。而全部马克思主义的依据在于这一论题：“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情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费尔巴哈颠倒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整个语境中，黑格尔视野中的“事情”是辩证生成中的“绝对”，费尔巴哈把“绝对”置换为“人”，便颠倒了黑格尔。海德格尔就此宣布，人们通过追溯形而上学的历史，则可以看出马克思这一论题是“形而上学命题”。参见同上书，第51、55页。
必须承认，海德格尔如此这般明扬实贬的评价，其实并不认可马克思“抓住事情的根本”的态度和做法，这就蕴涵着与存在论原则相关的哲学取向。然而，更为合理且更有意义的评价，正在于揭示马克思是如何“抓住事情的根本”的、阐明马克思由之而来所达到的思想成就。
马克思开始理论活动的那个时代，人们“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5页。为了解决“往何处去”的时代课题，与当时纷纷问世的众多解决方案相比，马克思则独具慧眼地解剖作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的市民社会，抓住“异化劳动”这个“根本”来剖析市民社会。这一思想历程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大致如下：（1）把现实生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凸显出来：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就是“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与“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实即“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与“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的关系。这实际上暴露了世俗生活基础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2）从斑驳陆离的异化现象中区分出“对象化”与“异化”这两种存在形式：对象化是一切劳动之共性，是劳动者自身本质力量的外化，意味着人的“自为的生成”。劳动者创造的产品反过来成为役使劳动者的力量，这就是异化。对象化是劳动的肯定方面和一般性质，异化是劳动的否定方面和特殊性质，社会生活的源始动力便昭然若揭。
可以说，正是抓住了“异化劳动”这个市民社会的“根本”，马克思便能够从现实根基和发展动因两个向度阐明市民社会，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之前未被发现的深层次现实，即所谓“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背后的现实参见［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2页。，为人们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往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海德格尔就此指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之中，形成了比其他历史学（如胡塞尔的现象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优越的历史观。只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我们才有可能达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维度。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第401页。评价如此之高，至少标识了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某种认同。这样说来，在如何对待马克思的哲学创制问题上，海德格尔无疑暴露出前后不一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评价，实质上涉及到对于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原则性评判。从马克思主义之于现代生活的解释力以及当代的某些回应来看，我们不赞同海德格尔对于马克思哲学性质的倒退式评价。当然，我们无意在此致力于纯粹的辩护或反驳，而是侧重讨论哲学如何实现自身这一事关哲学能否持存的切要问题。
海德格尔曾认为，“思想乃是存在的，因为思想为存在所居有，归属于存在。同时，思想又是存在的思想，因为思想在归属于存在之际倾听着存在”。［德］海德格尔：《路标》，第370页。这就是说，“存在”向来命运般地支持着“思想”，“思想”则在“存在”中实现自身。这让我们想起可以视为马克思哲学革命成果的一个标志性论断：“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从此可知，马克思所理解的“存在”，就是指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此说来，在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上，海德格尔自觉不自觉地延续并发挥了马克思的深思；马克思开启的哲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的路向，已然在当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在这方面，马克思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同上，第11页。这就把哲学如何在现实生活世界出场作为一个问题提示出来。
立足于当代生活处境，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创制，哲学在当代的出场，首先就是要面对并把握当代社会的现实。恩格斯曾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9页。当代生活虽然花样翻新、扑朔迷离，但并不是一盘散沙、了无头绪，关键就在于当代社会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游离于经济发展这条主干道。既是这样，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无可辩驳地成为贯穿于当代生活的一条主线，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内在构成元素。当然，在当今的生活处境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生成了不同于且超越了对立性质的那些内容。当今的哲学研究在面对当代社会现实时，已然需要重新思考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这正是哲学在当代出场必须面对的事情本身。
当代哲学出场的方向及其问题域虽说已经明确，但哲学在当代的出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当代哲学尤其需要摆脱哲学自身的重负，才有可能避免自己在当代生活中的缺席。这里是说形而上学与资本合谋而制造的抽象统治。在海德格尔看来，解决形而上学的抽象统治，首先就要返回到存在的根基处，由存在本身的揭示来说明存在何以可能，而不是基于存在者来追问存在。换言之，对存在本身的追问，或者说，对存在怎样存在的揭示，才是哲学摆脱形而上学统治的合理方向。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生活过程，从哲学切近关照人的现实生存的视角而阐释存在何以存在的问题，先期启明了突破形而上学统治的可靠路径。这表明马克思所建构并推动的以感性活动为原则的思考路向，为哲学描绘了“改变世界”的存在使命。就此可以相信，一旦能够击中当代生活世界的核心问题，当代哲学便能够深入于现实生活过程，探寻蕴藏在人们实际生存活动中富有推动性和创造性的力量，通过构建当代精神家园而无可辩驳地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