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诗教的思想主旨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用敦厚纯洁的情感提升人的理想、道德、人格、情操。敬莫大于“礼”，隆礼是华夏文化的根本特色，也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援礼入仁、质重于文、和谐有序、严责僭礼构成孔子礼教的人文特质。乐莫大于“乐”，人歌而和、闻韶忘味、评章韶武、与太师说乐、晚年正乐，鲜活表明孔子的音乐造诣和艺术修养。以“诗”来兴发志向，以“礼”来立身处世，以“乐”来陶冶性情，集中体现了孔子教化哲学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孔子；诗教；礼乐；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李振纲，河北邢台人，哲学博士，（保定 071002）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芦莎莎，河北邯郸人，（保定 071002）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5-0103-06
孔子曾谈及诗、礼、乐对于人格塑造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①）朱熹注：“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②
《庄子·天下》论及儒家思想渊源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③
以“诗”来兴发理想，以“礼”来立身处世，以“乐”来陶冶性情，集中展现了孔子教化哲学的人文精神。
一
《论语·为政》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是儒家实施人文教育的基本经典之一，孔子所首创的“诗教”是儒家人文教化的重要内容。经过孔子的加工整理，作为上古诗歌汇编的《诗》包括风、雅、颂三类不同风格和内容的诗篇，其思想主旨是用敦厚纯洁的情感提升华夏族类的理想、道德、人格、情操。
首先，《诗》作为文学作品，与人的情感密不可分。孔子诗教强调通过诗歌的吟诵咏唱净化人的内心，使人的内心情感得以合理地发泄和表达。孔子评价《诗》的《关雎》篇时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体现了孔子诗教基本的美学原则。朱熹注：“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④
《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诗教，强调合理适度地表达人的喜悦与悲戚，不过度地欢乐，也不过度地哀伤。过度欢乐（“淫”）会破坏礼仪秩序，过度哀戚（“伤”）会毁伤生命的和畅。让生活和谐有序，让心灵淡定和畅，最能表达孔子“诗教”蕴积深厚的美。
其次，关于《诗》的功用，孔子概括为兴、观、群、怨。《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按照朱熹的理解，兴指感发意志，观指考见得失，群指和而不流，怨指怨而不怒。《诗》教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学《诗》可以培养人的想象力，感发人的意志（兴）；可以增强人的观察力，洞察历史及人事的盛衰得失（观）；可以增强人的亲和力，懂得怎样与人相处；可以使人掌握讽谏的方法，适度地表达思想情感。近处说，可以事奉父母；远处说，可以事奉君主。另外，还可以多知道一些鸟兽草木的名字，丰富人的自然知识。对于此章，朱熹体会颇深：“人伦之道，《诗》无不备。”“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8页。 意思是说，兴、观、群、怨既体现了《诗》的教化功能，又关系到学《诗》的方法。此种功能与方法在《孟子》《荀子》中得以多方面的发挥。孟子、荀子讨论天道、人性、历史、王道、时政等问题，每每援《诗》来引发议论，或引《诗》来点明结论，真可谓“不学《诗》，无以言”。
其三，学诗贵达，孔子诗教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质。《论语·子路》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达”即通达，这里是指灵活运用。“专对”指独立对答。孔子的意思是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灵活通达地运用；让他去当外交使节，却不能独立地交涉酬酢；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学《诗》当然要吟唱咏诵，甚至背诵，但孔子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把《诗》的思想、情感运用到政治、外交等社会实践中。
其四，孔子十分重视诗教。《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异闻”指不同于对其他学生所讲的内容。孔鲤回答的话，表明孔子十分重视学习《诗》与《礼》，认为不学《诗》，就不知道如何运用语言来答对；不学《礼》，就不知道如何立身处世。陈亢“问一得三”，是说听了孔鲤的话，不仅加深了对《诗》与《礼》的理解，而且还明白了一个道理，亦即“君子远其子”。“远其子”是说孔子教育自己儿子与教诲其他门人并无不同。《论语》还有一条关于孔子与孔鲤谈《诗》的记载：“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朱熹注：“《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同上，第178页。 孔子认为，如果不学《周南》《召南》诗，就像面对墙壁站立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一步都行不通，同样强调了学《诗》的重要性。
其五，赞赏子贡、子夏“可与言诗”。《论语·学而》载，子贡与孔子讨论如何对待“贫富”的问题。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那样还不够，因为处“贫贱”而不卑屈奉承，处“富贵”而不矜肆傲慢，虽然表明一个人能够“自守”，但还没有达到忘怀贫富的境界。孔子教诲说，面对贫富不谄不骄，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如此忘怀贫富，安贫乐道，才是真正的理想境界。子贡颖悟，听了孔子的话，感到与老师的切磋交流，颇受教益，于是援引《诗经》的《卫风·淇澳》之篇来表达与师友切磋交流的重要性。子贡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称赞说：谁能像子贡那样“告往知来”举一反三，并能够用《诗》来表达思想，就可以与他一起说《诗》了。《论语》中孔子称道“可与言诗”的还有子夏。《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绘事后素”说的是绘画要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才可以绘画。听了孔子的话，擅长文学且富于想象的子夏忽然联想到“礼”和人的纯洁情感的关系。“礼后乎”是说“礼”与人的纯洁的道德情感之关系，就像绘画时白色的底子与画的关系。子夏的话使孔子颇受启发，孔子称赞其“可与言诗”，意在奖掖子夏善于用“诗”来表达思想。
二
礼乐是华夏文化的根本特色，也是周公、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礼”原本属于宗教文化范畴，是古代先民祭祀天神的仪式节文。周公、孔子之后，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政治制度、伦理精神和生活交往的仪式节文。这些内容系统地反映在《周礼》《仪礼》《礼记》等经典文献中。孔子尊礼之人文关怀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敬莫大于礼。日常生活中孔子对“礼”的态度十分认真，《论语·八佾》载：“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大庙”即太庙，指古代开国君主的庙，此处指鲁国最初受封的周公的庙。孔子自幼习礼，此章所记的当是孔子初为仕时在周公太庙里助祭的事。“每事问”表明孔子对“礼”恭敬认真的态度。敬莫大于礼，所以当听到“或人”之言后，孔子说，自己恭敬严肃的态度正是“礼”。孔子认为，人的生活不可须臾离开“礼”的规范，离开“礼”的约束，即使是好的气质、性格也得不到完美的呈现，甚至会成为消极的弊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论语·先进》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颜回不幸早逝，孔子也十分悲痛，但却拒绝了颜回父亲的请求。这不是孔子吝啬，舍不得那架车，而是依周礼，大夫不能徒步上朝，否则就有失礼仪。《论语·八佾》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饩羊告朔”是古代的一种礼。每年秋冬之交，天子把来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诸侯把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要送一只活羊祭于庙。自鲁文公始，每月初一就不再到祖庙“视朔”了，只是还照旧送一只活羊去虚应故事。子贡认为不必再保留这种形式。孔子对子贡说，你只是怜惜那只羊，我怜惜的是告朔的古礼。在孔子看来，尽管“告朔”之礼已成为形式，但保留此种形式也比没有为好，它可以使人们保留一种古礼的记忆。《论语》中孔子信而好古的情怀，总是与“礼”有一种割舍不断的联系。
其二，援“礼”入“仁”。《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并要求立志成仁的人在生活细节上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是一种大爱和伦理责任。但是如果仅讲仁爱，不讲礼制，就会沦于墨家的“兼爱”，这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孔子援“礼”入“仁”，强调在“仁”的宗旨下隆礼尊礼，目的是要理顺社会关系，把人间的大爱纳入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社会体制中，使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能够在“礼”的范围内相亲相爱，和谐相处。所以“礼”的根本作用在于“和”。对此，孔门弟子有子有很好的解释。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里不仅说明了“礼”的作用、先王礼乐之道的美，而且强调了“和”不能离开“礼”。“知和而和”，也就是只讲“和”（和爱、和谐、和合）而不讲礼制、礼仪，这与墨家的“兼爱”主张一样，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其三，严责“僭礼”。三代之“礼”，至周而备；礼乐制度，也自晚周而衰。春秋之时“礼崩乐坏”已成事实。当时诸侯、大夫的“僭礼”，《论语·八佾》有四次记载，孔子对之深恶痛绝并加以严厉批评。载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指古代贵族宫廷歌舞的“舞列”。按照周代的礼制，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论是说季孙僭礼之重，还是强调季孙之事不可容忍，都表明孔子对僭礼之行为的严厉责难。载二：“季氏旅于泰山。”依周礼，只有天子或诸侯才可以祭祀泰山。季氏身为大夫到泰山举行祭祀，这就是“僭礼”。孔门弟子冉有为季氏家臣，却没能够制止这件事。孔子慨叹说：“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鲁国人，曾向孔子请教何谓“礼之本”。孔子以“泰山”比“林放”，一则是讥刺季氏，使知非礼之祭无益而自止；二则借林放知礼以冷厉冉有，使其知礼上进。载三：“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三家”即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大夫家，《雍》是《诗经·周颂》中的篇名，“彻”指宗庙祭祀结束时收拾俎豆等。针对三家僭礼，孔子没有直白的批评，而是吟诵起《诗经·周颂·雍》中那句歌词：“诸侯在一旁恭敬协助，天子主祭庄严肃穆。”孔子接着说，这诗歌用在三大夫家的宗庙里，有哪一点可取呢？轻蔑中夹带着嘲笑！载四：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禘”，古代天子祭祀祖先的礼；“灌”，祭祀开始时第一次献酒。此时鲁国的君主竟然沿用禘礼来祭祀，孔子认为这是严重僭礼，所以说自己从一开始献酒就不忍心观看了。“不欲观”也就是“不忍观”，表明孔子对鲁君“僭礼”很反感。由于鲁原属于周公的封地，本是“礼乐”之邦，看到礼乐松动的样子，孔子有些无奈，所以有人向他请教“禘礼”时，孔子推托说自己不知道，接着又强调“禘之说”的重要性说，“知其说者”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易如反掌，殷殷流露出对鲁君不知“礼”的无奈和遗憾。
其四，“质”重于“文”。“礼”作为一套制度规范，总要通过某种“形式”来表现。一般来说，按照中庸适度的原则，“礼”的内容与形式适中为“尽礼”。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朱熹注：“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又引杨氏曰：“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9页。 孔子生活的时代，“文胜质”的问题突出，“礼”更多地已流于形式。为纠正此弊，孔子提出“质”重于“文”。《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大哉问”表明孔子对林放所问的赞赏。在孔子看来，祭礼之根本在“敬”而不在“奢”，丧礼之根本在“戚”而不在“易”（朱熹注：“易，治也。”指在形式上下功夫）。“俭”为物之质，“戚”乃心之诚，故为“礼之本”。《论语·先进》载，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朱熹认为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朱注复引程子曰：“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于文也。”同上，第123页。 按照程朱的理解，本章是说先辈与后辈对于“礼乐”的态度不同：先辈重“质”，后辈重“文”。“吾从先进”表现了质重于“文”的立场。面对“文胜质”的偏颇，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朱熹注：“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谓哉？”同上，第178—179页。 这是说礼乐虽然离不开玉帛、钟鼓之类的礼器、乐器，但“礼”之本在上下有序，而不在玉帛之器；“乐”之本在情感和畅，不在钟鼓之声。礼乐之教如果仅仅看重玉帛、钟鼓之形式，则失去礼乐文明之实质。《论语》中还有一处记载孔子对于“麻冕”、“拜下”之礼的态度，也与“礼之本”有关。《论语·子罕》载，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孔子赞同用比较节俭的“纯冕”代替传统的“麻冕”，体现了弃奢用俭的原则；而在堂下还是堂上跪拜，孔子主张仍旧按照周礼原有的规定行“拜下”之礼，则体现了礼治尊卑有序的根本精神。可知，孔子的“复礼”是有所损益的，其损益的尺度依旧是“质”重于“文”。
三
“礼”作为制度和规范，属于约束人的行为的外在尺度。“乐”则是典礼和行礼时所伴奏咏颂的词曲声乐。“乐”作为“礼”的辅助形式，其功能或作用在于将“礼”所规定的外在原则、规范、仪式、节文升华转化为人的内心情感。《论语》鲜活记载了孔子知乐、好乐的音乐造诣和艺术修养。
其一，武城闻弦歌而乐。《论语·阳货》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武城”是鲁国的一个小城，当时子游为武城宰。值得玩味的是孔子“割鸡焉用牛刀”的那句“戏言”。不仅表明日常生活中的孔子偶尔也很活泼或幽默，更在于它流露出孔子此时的一种特殊心境。孔子在子游的陪同下，与几个弟子一起走访子游管辖的武城小邑，忽然传来了“弦歌”（琴瑟伴奏歌唱），孔子由衷地感到欣喜，当时礼乐普遍松动，没想到在鲁国的一个边城小邑，竟然有礼乐之声。孔子情不自禁地与子游开了这句玩笑，表明对子游的赞赏。或许孔子平时并不这么活泼，子游感到老师有些反常，于是一本正经地用老师昔日所教导的“道言”说明自己实施礼乐教化的理由，并为自己解嘲。孔子认为，子游所辖虽小，但他修明礼乐之教却关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于是孔子说自己是“开玩笑”，郑重肯定了子游所为。这表明了孔子推崇礼乐的态度。
其二，与鲁太师说乐。《论语·八佾》载：“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大师”即“太师”，鲁国乐官。所记载的是孔子与鲁乐师探讨乐曲演奏的节奏和规律的事情。以往的注解，不够明晰。杨伯峻的译文是：孔子把演奏音乐的道理告诉给鲁国的太师，说道：“音乐，那是可以晓得的。开始演奏，翕翕地热烈；继续下去，纯纯地和谐，皎皎地清晰，绎绎地不绝，这样，然后完成。”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页。 从这里对音乐演奏节奏的娴熟描述看，孔子不仅精于音乐理论，而且精于演奏技巧。
其三，闻《韶》忘味。《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是舜时古乐曲名，这个古乐在周代贵族生活中很流行。迨至孔子生活的时代，这曲古乐可能很少演奏了。他在齐国偶尔听到这曲高雅古典的乐章以后，竟然三个月内品尝不出肉的滋味！这当然是一种形容的说法，但从孔子闻《韶》乐如痴如醉的程度，不难看出他对高雅艺术的痴迷与陶醉。
其四，人歌而和。《论语·述而》又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反”有“反复”之义，“和”即应而和之。这是说，孔子与人一起歌唱，如果那人唱得好，孔子就一定会请求那人再重复唱一遍，然后自己又应而和之。朱熹认为这段叙事表现了孔子从容、诚恳、谦逊好学的圣人气象和品德，故注云：“此见圣人气象从容，诚意恳至，而其谦逊审密，不掩人善又如此。盖一事之微，而众善之集，有不可胜既者焉，读者宜详味之。”［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1页。 朱熹是从理学角度和道德意义上解释这段话。其实，这段记载也表明了孔子对音乐歌咏的兴趣、爱好及认真的态度。
其五，始乱盈耳。《论语·泰伯》载：“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师挚是鲁国的太师。“始”是乐曲的开端，即序曲。古代奏乐，开端叫“升歌”，一般由太师演奏，师挚是太师，所以这里说是“师挚之始”。“始”是乐曲的开端，“乱”则是乐曲终了时的合奏。此时奏《关睢》乐章，所以叫“《关睢》之乱”。孔子说，从太师挚演奏的序曲开始，到最后演奏《关睢》的结尾，丰富而优美的音乐在我耳边回荡！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其六，评章《韶》《武》。孔子音乐鉴赏的造诣及其乐论思想特色，又见于他对《韶》和《武》两曲古乐章的评价上。《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一章，孔子曾说：“行夏之时，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杨伯峻注：“韶舞”即“韶武”。《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也，未尽善也。’”朱熹注：“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同上，第68—69页。 《论语》对孔子评价《韶》《武》二乐章的记载很简要，从中很难确知孔子乐论的本意。但按照程朱的理解，孔子所以认为《韶》的艺术价值高于《武》，原因在于《韶》的“尽善尽美”，源于舜帝大爱天下的纯朴天性和“揖逊而有天下”的圣王理想；武王“伐纣救民”则是经过反思（武王之德，反之也）人道之所当然而做出的选择，虽说可与尧舜同功，但“以征诛而得天下”的方式终归达不到孔子仁通天下的最高理想。所以，在艺术价值上《武》不及《韶》。据此，可以推知孔子乐论的特色及深度。孔子认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反映。评价音乐和艺术的美，不仅要看其形式，而且要看其所内含的人性与道德水平。此后形成儒家“美善相乐”的艺术审美传统。
其七，相师之道。《论语·卫灵公》载：“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师冕是一位乐师，名字叫冕。由于师冕目盲，当他走向台阶时，孔子告诉他小心台阶；走到坐席旁时，孔子提醒说这是坐席；等大家都静坐下来时，孔子又把在场的人一一告诉他，说某某在这里，某某在这里。这种细节体现了孔子对这位乐师的尊重。朱熹注云：“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盖圣人于此非作意而为之，但尽其道而已。尹氏曰：‘圣人处己为人，其心一致，无不尽其诚故也。有志于学者，求圣人之心，于斯亦可见矣。’”［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9页。 儒家认为，师之尊来自于道之尊，尊师乃所以重道、崇德、乐善。孔子对乐师的关爱同时体现了对乐教的崇尚。
其八，晚年正乐。史载，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结束十四年周游列国的生活，从卫国回到鲁国，教学之余，从事整理乐曲的工作。《论语》简要记载了这一点。《论语·子罕》载，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雅》《颂》是《诗经》中两类不同的诗的名称。经过孔子的整理订正，使《雅》归《雅》，《颂》归《颂》，两种词曲都得以适当的安置。这是孔子在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