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公社数字图书馆

教育干部、教师的专业资源共享平台

卡尔·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

作者:[美]威廉·布朗沙尔/著 林进平 段青/译 来源:现代哲学 发布时间:2016-10-10 阅读量:0

引言

显然,从卡尔·马克思暴躁的青年时期开始,他就有些反叛。他在与周围环境的不相容中经常存在冲突——伴随着他强烈的抱负。他早期的一首诗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我的命运就是投身于斗争,

永恒的热情在我胸中沸腾,

我感到生活的圈子太窄,

随波逐流使我觉得可憎。

我能够拥抱长空,

把世界搂在怀中,

我还愿意在爱情里

和怒涛中发抖颤动。

我自己又能创造什么?

宇宙在梦幻的魔力下

正好在旁边走向灭亡,

听不见我热情的呼唤。

许多作者已对马克思这一魔力般的破坏性的方面进行过评论,但这只是他性格的其中一面。他也有感受正直和高尚的强烈要求。在他关于职业选择的毕业论文中,他表达了为共同福利而劳动以及为人类牺牲自己的愿望,如此一来“高尚的人们的热泪”将会洒落在他的骨灰上。

因此,我们认识了一个对于个人美德感——但肯定不是为了宗教团体的个人美德感——有强烈渴望的年轻人。马克思决心将人类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但是他很可能会在这样的斗争中使自己受到伤害。他早年写的诗,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再次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笔下的男主人公们渴望爱情,却发现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重大灾难之前的短暂时刻。最终他们满身鲜血地死去——通常将女主人公也一起带进坟墓。

很明显在当时看来,嫁给卡尔·马克思的那个女人的日子不会好过。

在马克思青少年时期,他以为未知的事情而受苦和奋斗而感到相当自豪,这唤起了他无尽的痛苦——读书或者写诗到半夜然后第二天疲惫不堪地起床。但他的父亲不赞成他这样蓄意受苦,于是告诉他要改过自新、像个男人。像这样对烦恼和痛苦不加掩饰的表现是一种“软弱”。一个真正的男人从不以自己的痛苦、苦恼以及“病态的多愁善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62页。加累于他的女眷。崇拜父亲的卡尔尽力顺从了——至少在其中一方面。他仍感到苦恼,但不再如此细致地用文字描述他的痛苦。

对犹太人和金钱的态度

但是有许多为美德感到苦恼的反抗者。决定卡尔探索的领域是什么呢?为什么是经济学领域呢?难道关于资本的书对于一个想法里充满暴力、血腥以及牺牲的革命者而言看起来不是一个枯燥的主题吗?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能通过考查他与其父母的互动而得到。

马克思的反犹太主义是众所周知的。他给拉萨尔(他称之为“犹太男爵”)的绰号以及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的话——由于他的黑色皮肤以及卷缩发,拉萨尔或许是一个“犹太黑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9页。——都是他特有的表达自己讨厌犹太人的有点傲慢的方式。但是,他对犹太事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吝啬的友爱并非不为人知。当他1843年在科隆时,他写信给阿诺德·卢格(Arnold Rouge):“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省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塞进合理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马克思关于犹太人的看法明显有一些矛盾。一方面,它有一种强烈的和挖苦的敌意,另一方面,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福利事业的微妙而又不会被误解的关心。但是围绕着这每一种情感,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当犹太人是寻求他帮助的受害者时,他不会承认一种兄弟情谊的情感,但他至少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帮助以“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当他将犹太人视为富有的、有权力的资本经营者时,他最强烈地鄙视他们。在他关于拉萨尔(那时他处于名气和财富的顶峰时期)的“犹太黑人”那封信中,马克思也谈到“痛恨这个暴发户炫示他的钱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第260页。

在我看来,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情感是分裂的,在许多试图解释马克思著述的人的极端看法中也有类似的分裂。达戈贝特·鲁内斯(Dagobert D.Runes)编辑了一本包括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在内的书,取名为《没有犹太人的世界》(Marx,1959),其暗示是书名是马克思自己的,而马克思只写了一篇反犹的论文。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将如尼的误译作为对马克思态度的极度曲解,以及故意试图将他描绘成丧失人性的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提及。但是在为马克思辩护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们“把马克思称为反犹者只是冷战宣传罢了”(Fromm,1964)。

拉比·埃米尔·法肯海姆(Rabbi Emil Fackenheim)以十分明确的言词追击弗洛姆,称他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任何借口的一种辩解的不诚实”。这再一次将他的论点带向另一个极端,他将马克思描述为一个邪恶的反犹者,并说:“鉴于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影响远远超过一个世纪,将这种19世纪的诽谤与20世纪的苏联政府的反犹太主义或者强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它甚至残酷对待非共产主义的左派)联系起来,都并不牵强。”(Fackenheim,1970)

当然,在俄国,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就有对犹太人有组织的杀戮,现代苏联没有将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作为反犹太主义的基础,其政策是简单地完全忽视这些文章、并佯称在苏联并不存在反犹太主义。而且,我们越接近最早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就会越少发现反犹太主义的迹象。列宁和托洛茨基都竭尽全力以确保完全代表了共产党中的所有少数人群体——从犹太人到格鲁吉亚人。

那么,马克思对于犹太人的矛盾情感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早期经历呢?杰罗德·西格尔(Jerrold Seigel)最近提出一种对马克思的心理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他断言马克思对犹太人有着强烈的认同,认为对马克思而言犹太人代表着无产阶级。他告诉我们“这两种形象的相似之处有意无意地表明马克思对犹太人的看法是他通往对无产阶级看法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是联系他当下的人格认同与他逐渐使自己的未来与其相融合的群体之间的一个纽带……”(Seigel,1978)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试图表明:实际上,真相正好相反,简而言之,马克思将犹太人视为资本家,他反资本主义的根源从更早期时他对称之为“犹太人的敛财”的厌恶就显露出来。

让我们从马克思的家庭出身开始讨论他的教养。他父亲是特利尔的拉比的儿子,他母亲是一个荷兰的拉比的女儿。他的名字“马克思”是“莫迪凯”(Mordechai)的缩写形式。他的父母都改信基督教以更好地与当时的德国融为一体。在莱茵兰不允许犹太人开业当律师,而卡尔的父亲,亨利希(原来的名字是Herchel)·马克思,为了从事他的职业改变了宗教信仰。他的母亲无疑是更“犹太人的”家庭成员。直到她父亲去世后她才改变宗教信仰,而她给荷兰亲戚写的信中也充满了犹太人的表达方式。在家里她多半说意第绪语。当孩子们在1824年受洗礼时她登记的宗教信仰是犹太教,直到她父亲1825年去世后她才接受洗礼。

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能说一口清晰的德语。他的邻居,也是他的密友之一——拜伦·冯·威斯特华伦,是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后来燕妮成了卡尔·马克思的妻子)的父亲。

他的父母都很重视钱,而他的母亲绝对是吝啬的家庭成员的代表。她总是告诫卡尔在任何领域都不要没有节制——包括花钱方面、饮食方面以及晚睡晚起方面;她尤其讨厌凌乱或者污秽。卡尔在其后来生活中做的都是和她的任何建议截然相反的事情。

亨利希·马克思尽管在花钱方面并不吝啬,却决意让他的儿子在这方面有所克制。卡尔这个在很多方面性情反叛和傲慢的青年,很崇拜他的父亲,因此设法取悦父亲、赢得他的赞赏。在金钱管理方面这对父子看起来是意见不合的。在亨利希和卡尔最早的书信往来中,我们会感受到关于金钱的这种矛盾。卡尔似乎决定将自己置于一种随时需要的经济援助的危机状态,他的父亲则一定要他把花费记录下来并做好预算。卡尔似乎在许多方面接受了他父亲的建议,但在这方面违抗了父亲。但是他的违抗从来都不是公然的,相反地,他无视所有财务问题直到自己遇到财政危机为止。

在卡尔的整个大学期间,亨利希一直告诫儿子他的挥霍倾向、节约简朴的必要以及在金钱问题上要谨慎。我们时常从亨利希信中发现这样的话:当月的金钱已被花光了;他无法再寄出更多钱;卡尔应该做记录、做预算、精确地记账。

卡尔的确给父亲寄了一些账单,但他们很难懂。以下这封信是来自于他父亲众多信的其中一封:

刚刚收到你的信,应当承认,你的信使我感到有点惊讶。谈到你附有账单的那封信,我当时就已对你说过,这批账目我摸不着头脑。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钱,因此我寄给了你五十塔勒,加上你带走的,总共有一百六十塔勒。你离开已有五个月了,直到如今你究竟需要什么都没有说过。这无论如何是叫人纳闷的。亲爱的卡尔,我再说一遍,我乐意把一切都办到,但我是一个多子女的父亲,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给了。因此,既然你已经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这件事了,因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分给你的数目,是最高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39页。

很明显马克思对来自家庭的关于清洁、整齐以及节省方面的压力反应强烈。他母亲尤其坚持这些,在她不多的信中她强调管理金钱、擦洗房间以及保持事物井然有序以形成规律的学习习惯的必要,不要通宵熬夜。马克思的父母亲都为他挥霍时间和金钱的倾向而忧虑。

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尔谈到他的规划、他的想法、不眠之夜、梦想以及他心灵的痛苦。他详细地阐述这些,并没有在金钱问题上直接面对亨利希。相反,他用花掉钱以及对于预算和开支的一些不规则的、不精确的标记来回应父亲。亨利希的一些答复似乎是马克思后来作品中鄙夷的形象——小市民——的典型。在一封很长的信中,年轻的马克思倾诉了他的想法、感想以及规划,亨利希的回应是指示他减少如此大的信件的邮费。

要是你写给我的信很厚,而且用通常的邮寄法,那邮费会相当贵。前一封信就花了一个塔勒。包裹寄快件也是贵的——上次寄的包裹也花了一塔勒。今后如果你想多写,那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写吧,好让我们多知道一些形形色色的事。以后可把写的东西打成邮包,随行李马车运走。你总不会因这些有关节约的小意见而见怪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52页。

但是马克思生气了,尽管他的依赖状态使其很难在当时直接抱怨。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经济独立。亨利希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除了一段简短的附言以外)包括这样的提示:“当然,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一切先验的东西是无能为力的,你很聪明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傲慢的缄默是有益的。我指的是可鄙的钱,看来它对一家之长的价值你始终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二百八十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85页。

据我们已知的,父亲的恼怒没有得到卡尔的反驳,但他也没有试图改变。父亲去世三年后,即1841年,他从柏林大学毕业的证书中有记录表明他是一个好学生却多次被控欠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98页。没有迹象表明卡尔曾试图与其父亲或母亲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似乎为了避免与父母在这一可鄙的品质上有任何相似之处而走向了另一极端。当卡尔和燕妮结婚时,她从自己母亲那儿收到一笔礼金。卡尔和燕妮将钱放在桌上一个打开的保险箱里。任何前来拜访的人都可以根据需要取用。很快保险箱就空了。这件事发生于他父亲去世近五年后,卡尔依然反对他所认为的亨利希对金钱过度谨慎的态度,而且他依然身受母亲对其资金的严格控制。正如卡尔所说:“我不是一个像我父母那样追逐金钱的犹太人;钱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在他父亲去世后,卡尔和母亲之间就金钱以及她对他那微薄遗产的控制有过多次争执。她不允许他愚蠢地在革命杂志上花很多钱。她对他的著名评论具有他们争执的特征:“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写关于资本的书该多好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6页。

关于犹太人问题

在1842年11月,马克思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发表了两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认为犹太人比基督徒距离解放更远。马克思当时是《莱茵报》主编,他认为一篇较长的对鲍威尔著述的回应是阐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最好办法。他已经被灌输了许多反犹太主义思想——这是当时德国的典型特征。他对穷人以及被压迫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他对鲍威尔那两篇文章的回应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5页。,马克思显示出他作为作家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他力争尽可能从最广的视野看待他的议题。他藐视地方性问题乃至纯粹的民族观——例如在德国的犹太主义。因此他力图根据历史、政治以及人之自由来弄清犹太人问题的世界性意义。他认为鲍威尔在关于犹太人受迫害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相当狭隘的态度。但犹太人对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他是如何使自己的理解符合有关社会和经济总体状况的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马克思明显受到他那个时代和他的朋友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的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集中抨击的是犹太人模式化特征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资本积累。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他将犹太特性与赚钱联系起来作为对社会正义的共同威胁。摘录如下一段话:

我们现在试着突破对问题的神学提法。在我们看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克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要素才能废除犹太教的问题。因为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就是犹太教和现代世界解放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于犹太教在现代被奴役的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而必然产生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但不是像鲍威尔那样,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考察日常的犹太人。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那好吧!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页。

这里有明显的反犹太主义思想,但马克思所做的远远超出仅仅重复他那个时代反犹主义的陈腔滥调。正如他所说,他试图阐明的是,这种同样的唯利是图已经变成现代世界的社会风尚。他说,犹太人已经解放了自身,不是通过攫取金钱,而是因为通过犹太人的影响,金钱已经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力量。因此,在基督徒已经变成犹太人的意义上而言,犹太人已经解放了。

既然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神学问题,有人可能会问,他究竟为什么将犹太人置于辩论中,或者一旦阐明了他的观点,他为什么没有继续考查金钱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但是他似乎特别需要担忧犹太民族的那一本质及其与金钱的特殊关系。

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

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页。

马克思的反犹太主义经常被描述成自我憎恨。但是犹太人的模式化特征有很多方面。由自我憎恨所促动的一个人会力图避免模式化特征的所有方面。他既称赞作为犹太人特性的知性主义又谴责它。犹太人被其朋友们说成是有学问的、博学的,被其贬低者说成是书呆子气的和吹毛求疵的,而国际主义作为犹太人模式化特征的一个方面也是一样。喜欢这一特征的人把它说成是世界大同主义和善于处世的老练,那些不喜欢的人将它称作是忠诚感的缺乏、不爱国的行为甚至是不道德行为。犹太人是“书的民族”,马克思接受了自己的书呆子气,并坦率承认他最喜欢的日常活动之一是“终日埋头读书”(Anonymous, no date, 268)。这同样适合他的国际主义。他引以为傲的是他能从世界性的视角而不是从宗教教义的有限范围、民族或文化视角的角度考虑事情。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马克思已经抛弃了父母亲使他恼怒的犹太人模式化特征的那一方面,但他保留了其知性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些都是他父亲的特质。

与资本的对抗

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再也没有讨论“犹太人问题”。相反,按照他的习惯,他似乎将自己对于犹太人敛财的看法阐发成一种包括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对他而言,甚至犹太人的世界性意义也是一个太狭隘的论题。他必须继续讨论赚钱在各个方面的世界性意义。随后在《巴黎手稿》中,当马克思第一次试图阐发一种关于金钱的经济意义的全面看法时,他也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感情上的演变。他处理问题的方法表现为抨击节约而不是为消费辩护的形式,这是他的特点。他的有些话语听起来像是对父亲曾经的斥责信的一种迟来的答复——一种当那位老人活着时他无法给出的答复。

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5页。

马克思不仅是在对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事情做出反应,也是在对自己的个人经验做出反应。他反对工业国家过量的劳动时间,也反对通过工作和节约的道德观为人的贫困做辩护的企图。但在他著作的感情上的特性中还有另外一个组成部分:节约意味着自我异化。那是一个全是或者全否的命题,那是人的财富,或者是人的价值又或者是资本主义制度中死气沉沉的、单调的、非人性化的生活。

在这一点上,更多涉及个人的因素潜藏在他的论述之中。在这些早期手稿中也有对于资本家的抨击,这和他早年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非常相似。

没有一个宦官不是厚颜无耻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享受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说来本应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种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他人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诱使苍蝇飞近涂胶竿的弱点;对共同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利用,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对人来说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心的途径;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工业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133页。

每当发觉这样的愤怒,我们都有正当理由推测,这样的描述对理论家而言有一种高度涉及个人的意义。这一点在马克思对资本家的看法中也明显适用。在这样的文章中,犹太人的模式化特征能得到更公开的揭示,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了。马克思能够证明资本家迎合、怂恿其牺牲者,刺激其感官性,贪婪地攫取金钱,因为他不再有意将这些特质与他的父亲、他早期关于犹太特性的观念联系起来。他憎恶的不再是犹太人而是资本家。

他需要对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更大、更加广泛存在、更险恶的魔鬼。在后来的著作中,他不再试图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犹太人血统联系起来。他偶尔会释放一些对金钱的“犹太人的”本质的暗中讥讽,但这些表述极为罕见。它们主要是附带的评论,而且不再构成其主题思想的基本特征。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马克思看不起犹太教,但当犹太人组织需要他帮助时他也会援助。他并非不受反犹太主义的诋毁的影响,但他也不符合近代犹太人的反犹者的形象——那些人试图通过可鄙地抨击“另一类的犹太人”来讨好居于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多数派。这在他的政治发展中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是他的政治理念的唯一的——乃至最重要的——根源。

断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整个体系“只不过”是他年轻时反犹主义——起于他与父母的矛盾——的结果,这是一种十足的过分简单化。他的个人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经济问题在感情上对他的影响。它没有解释他理论的全部特征或成熟的发展。马克思对于父母的恼怒以及对于自己视为“犹太人的”金钱饥渴的憎恶,都起到促进他发展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的作用,但在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发展的研究中,他很快就不再提起这些观点。尽管他从未否认自己早年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著述(他不是一个会否认自己写过的任何东西的人),他也没有再讨论那一问题。他成熟期的著作中没有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和犹太人之间的任何本质关系。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