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性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在中国早期启蒙之关系，是学界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且值得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新视角和领域。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启蒙中地位极为重要的湘籍群体，在启蒙他者之前经历了自我被启蒙，并在个体与团体交流、整合依托作用下，实现从个体意识向群体结构意识的递进和转化。他们接受、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有所侧重，对不同受众采取区别启蒙的策略和多路径影响，努力回击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异向启蒙，从而使正向启蒙不仅效果明显，而且影响范围超越本省，辐射全国。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的典型缩影，又有鲜明的地域传统特色。其强调实践理性，注重切合实际及收获实效，可视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以“外王经世”、“即知即行”、“注重事功”为特征的湖湘文化的天然契合和主动对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湘籍群体；意识启蒙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3-0042-13
作者简介：谭群玉，湖南祁阳人，（广州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副教授；
董方明，河南商丘人，（广州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硕士生。
意识启蒙之所以必要，因其乃社会改造之工具，所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要“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所谓“本源者，宇宙之真理”①。马克思主义被信奉者看作改造世界之真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启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重要课题。以往学界相关研究，多注重启蒙者个人微观作用的揭示，或是长时段整体启蒙的宏观探讨。然如何加强连通微观与宏观的中观研究，既接近有影响思潮多由众人促成之真实，又明晰思想成功传递之策略及其对社会意识转型之影响，伸展空间颇大。为此，区域性、阶段性的群体研究，为学界所热衷提倡。北京②、上海③、广州④、武汉⑤等中心城市以及山东⑥等沿海省份的相关研究因此展开。对于深居内陆而特色、影响均极鲜明的湖南省籍马克思主义群体的研究，以往学者已注意到新民学会及其成员之办刊、立校、设会对湖南成为当时最具传播成效省份之影响；以及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成长道路和思想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⑦
本文则主要关心湖南区域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在中国早期（1917-1927）整体启蒙的关系，研究对象为该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正向启蒙做过贡献的湖南人群体代表（为行文简练起见，以下概称作“湘籍群体”）。通过揭示该群体接受、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因，条分缕析其分层启蒙之运作、辐射范围、传受正歧互动之情形，既凸显中国本土糅合传统与现实而成的地域文化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对接时契合的程度，以及启蒙主体主观努力和启蒙特色对实际功效之深层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展现新的社会意识生成之复杂、艰难情形，并为今日的主流意识建构提供历史借鉴。
一、启蒙主体形成及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的递进
一个群体形成必有其共同意识作支撑。近代湖南学风“义以淑世，行必厉己”，它能开一代风气，有学者认为“盖地理使之然也”。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页。 湖南学风素以“好学深思”和“辅世长民”同上，第95页。 著称，当这种学风遭遇到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会产生怎样的对接，它对湘籍群体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启蒙中的极为重要的地位带来怎样影响，颇值得探讨。湘籍群体成员分别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结合成一个区域性启蒙共同体，有其生成历程。十月革命的成功，使“注重事功”的湘籍有识之士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很可能是改造中国的可行思想武器。于是，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9页。 的湘籍群体，主张“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李锐：《早年毛泽东》，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他们因此走出湘关，分别到北京、上海、日本、法国、俄国等国内外，获取相关讯息。而“即知即行”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345页。的地域文化熏陶，又使他们注意在理论学习与社会改造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加深理解，树立认同，实现个体意识的转型，并于各个渠道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中达成共同信仰，通过师友互动和团体组织内部之交流，实现了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的递进和凝聚，从而形成一个阵容庞大的、以马克思主义启蒙与践行为重要使命的湘籍群体。
湘籍群体认可马克思主义，系通过多种主义比较抉择而得到的结果，故能具备坚定的信仰。如毛泽东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前，其思想曾是康梁维新主义、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学说、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和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物。［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13—125页。 但在他人和自己一连串的社会改造实践失败后，他深感要改弦易辙，另造环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3页。 李达的思想则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再到“以俄为师”的变化。归国请愿救国行动失败后，他信奉了俄式道路。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转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页。 蔡和森也有过“教育救国”和社会改良主义等前意识经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页。他曾因此想当教员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50页。
，也计划过与毛泽东、张昆弟等人在岳麓山下实行“新村主义”。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页。 但当他们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的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后，即再未改变，并为之奉献了余生。启蒙主体自身对信念的坚定程度，是启蒙得以动人的重要原因。
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湘籍启蒙主体所服膺，与二者关切之契合度密切相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群体关怀宏大：“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闻，则沛乎不可御矣。”他们要用大力改掉者，是不仅来自东方而且包括西方的空泛而不切实际的思想：“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高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叶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0—21页。 所以，当强调实践理性且成效已十分卓著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崇真尚实的湘籍群体即奉为圭臬，已无足为奇。
湘籍启蒙主体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分别受北京和日本、法国、俄国等国内外多种渠道影响，在空间上呈现出多源性特征。据李维汉回忆，相对法国渠道而言，北京渠道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更早。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 474 页。 毛泽东即是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手下工作时，“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132页。，特别是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毛泽东广泛阅读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书籍，逐渐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同上，第131页。 李达则受日本渠道影响颇深。1918年6月他再赴日本，入京都大学，通过研读马列原著及介绍解读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大量书刊，建立自己的信仰。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第5页。 蔡和森等则得益于法国渠道。他1919年12月前往法国，认真研读马列经典原著并做了大量笔记；广泛搜罗介绍俄法革命的报刊，并以湖南人特有的蛮劲，翻译了若干法文版马列著作的重要章节及若干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第12—14页。 而且走出书斋，实地考察和参加法国工人和学生运动。1921年2月，蔡和森自认已成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4页。 。在他的影响下，法国凝聚了一批信仰相同的湘籍群体，如向警予、蔡畅、徐特立、李维汉、李立三、罗学瓒、何长工等。其中向警予系在与蔡和森前往法国船上多次谈话之后，开始抛弃教育救国的幻想而倾向于共产主义的。二人并由此产生爱恋，而共同热衷于共产主义运动。戴绪恭、姚维斗：《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页。受俄国渠道影响较早者，则是在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推动下，从1921年始赴俄留学的一些湖南学生，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他们分批就学于莫斯科东方大学，通过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真考察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和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生活，从而成为信仰者。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5—32页。
多源吸纳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通过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件来往，在湘籍启蒙主体内部实现了交融。1920年李达曾致信毛泽东，邀请他在湖南开展建党活动，并寄来一批他主编的党组织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毛泽东对这个刊物上宣传的马克思主义部分尤其关注，给尚在法国求学的蔡和森的信中称赞该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1920年8、9月间，蔡和森从法国来信中提到：“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蔡和森通过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29页。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同上，第162页。 其他赴法勤工俭学成员也常在信中讨论一些问题。如李维汉和毛泽东对俄国革命问题的讨论同上，第143—152页。 ，罗学瓒给毛泽东、蔡和森、萧子璋的信中对法兰西工人运动的介绍等等同上，第66—68页。 。于是，原生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书信形式，逐渐输入次生环境下的国内成员的头脑，从而使湘籍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具备了多源的学理依据。
从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递进，由个人信仰升华为共同信仰，直至形成一个阵容庞大的区域性传播群体，与社团组织的凝聚作用有很大关系。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美］斯诺等：《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刘统编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314页。 ，新民学会即是这种社团的重要代表。新民学会曾于1920年召集法国会员和国内会员，分别在蒙达尼和长沙开会，通过团体内部的自由探讨，对马克思主义达成一致认同，群体意识形成。蒙达尼会议讨论了新民学会宗旨及实现途径问题。蔡和森主张新民学会的宗旨应从“砥砺品行，革新学术”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即从关注个人小团体走向关照中国与世界现实，这一提法受到与会会员一致赞同。尽管对实现宗旨的途径，有蒲鲁东式的温和改良（萧子升又名萧三、萧瑜）和俄式革命（蔡和森）两种声音。后者主张立即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进行“急烈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37页。 长沙会议反复讨论结果，在对采取什么途径实现学会宗旨，即达到目的的方法的多种方案中，最终认同了以布尔什维克的劳农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毛泽东认为：“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何叔衡在改造中国问题上，赞成行俄式过激主义同上，第23页。 ；彭璜虽同意“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但不主张“抄袭过激主义”，认为只须有同类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就可以了。同上，第24—25页。 表决结果，何叔衡、毛泽东、陶斯咏、易礼容、陈章甫、钟楚生、彭荫柏、陈启民等三分之二的成员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认可以俄式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同上，第26页。 经过蒙达尼和长沙两次大会，新民学会明确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的宗旨，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唯一制胜法宝，同上，第21—26页。表明该团体已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共同信仰的团体。
此后，新民学会会员通过建立社团，以组织力量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内部扩散和共识凝聚，使许多社团成为新民学会团体意识转型成功的复制。当时新民学会参与建立的较著名社团主要有：毛泽东、彭璜、何叔衡、方维夏等人发起成立的俄罗斯研究会，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员会编：《湖南人民革命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46—58页。，李富春、李维汉等发起成立的勤工俭学励进会，向警予、蔡畅等倡导组织的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等同上，第27—29页。。这些社团在共同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启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的递进和转化。毫无疑问，有团体组织依托的群体意识启蒙效果，较个体启蒙要大许多。
二、启蒙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侧重
湘籍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意识早期启蒙的内容和水平，与他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水平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他们所重点解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系统理论。这与当时世界与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大势密切相关。
湘籍群体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重点解读，表现在他们对该理论的高度重视。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就是在“以阶级斗争的途径解决中国问题”的意义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如李达认为，社会革命宜采取直接行动，即“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2页。 ，蔡和森则认为，“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蔡和森文集》，第50页。 。毛泽东通过对1920年流传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文本之研读，从中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认识到“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将之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开始“老老实实”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 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中国历史，毛泽东得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动力就是阶级斗争，即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的结论。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 用阶级分析法界定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毛泽东更是完成了脍炙人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湘籍群体中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读较为系统者，当以蔡和森和李达为代表。蔡和森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他在《社会进化史》中，对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两种生产理论作了如下解读。他说：“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一是生殖。前者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简言之即为传种。”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蔡和森文集》，第444页。 另一方面蔡和森主要从经济方面入手，以考察阶级问题，特别主张在无产阶级革命后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反复论证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生产力是阶级存亡的决定因素，阶级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并随生产力高度发达而灭亡；但阶级及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国家灭亡，并非一蹴而成，而须经历一定历史过程，经历由一国到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做到。同上，第616页。 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后须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革命、改造经济制度、解放被压迫阶级，达到真正改造社会的目的。同上，第65页。 在蔡和森这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保护革命成果的手段，改革经济制度才是实现社会改造目的之主要内容。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系统论述，不仅在湘籍群体中，而且在当时中国，均为最高水平。他并以之为指导，探讨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之道。关于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李达指出：“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的。”《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第47页。 即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要从经济领域寻找，而不能凭空想象或从抽象理论推导出。根据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原理，当生产关系滞后于并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必然引起社会变革，并由社会革命来完成。通过国际国内经济现实比较，李达认定中国已到了组织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地步。因为《共产党宣言》所考察的欧洲经济、社会状况，比此时中国产业状况“高明不多”，既然马克思认定当时欧洲生产力已“没有可以发展的余地”而主张“即时革命”，那么，“中国的现在不是也可以举行革命吗”？同上，第207—208页。 结合中国实际，李达进一步分析道，“中国无产阶级经济上受本国有产阶级的压迫，政治上受封建阶级的压迫”同上，第211页。 ，压迫愈深，反动越大，无产阶级因此必然生发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烈意志，在中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早晚必成事实。
李达对科学社会主义解读之超前，也为当时国人所不及。期间他所发表的系列著作，对社会主义的内涵、目的、实现路径做了系统解读。他对社会主义内涵和宗旨的凝练表述，即“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独占主义，主张社会公有主义。社会主义，是打破经济的束缚，恢复群众的自由”同上，第1页。 ，突出了社会主义在所有制、生产、分配方面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由于资本主义的弊端在其社会内部无法根除，只能另换一种主义即社会主义以重建社会秩序。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同上，第5页。 ，即在经济上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在政治上消灭压迫、实现人人平等。李达为社会主义归纳的实现路径有二，一是夺取政权，二是发展产业。二者缺一不可，但推行时间可分先后，即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大力度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凭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同上，第31页。 。当时人多在关注现实的阶级斗争时，他已强调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建设问题，并认定社会主义必以更快速度发展生产力，确具前瞻性。
湘籍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既有差异，也有共通性，体现了特有的群体特色。其差异性在于：由于接受渠道不同，群体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解读各有侧重。受本土语境影响的解读，习惯于将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能否解决本土问题作为判断理论是否适用的试金石；受日本影响的解读，更侧重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学理认识，在强调政治斗争同时，也非常看重经济层面之内容；而受法国语境影响的解读，则更侧重于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系统阐释。湘籍群体解读的共通性在于：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强调马克思主义改变社会现实的效力，认同阶级斗争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共同论证出无产阶级革命到来的历史必然性，及革命后应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湘籍群体对马克思主义解读的群体特色在于：不囿于学术本身，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旨趣。这突出表现在：都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加以解读，注重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充分表现出与“经世致用”、注重事功湖湘文化传统的契合性。
三、对不同受众的区别启蒙策略
有共同意识做支撑的群体，往往肩负着以自身意识启蒙他者的使命。湘籍群体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具体路径在于：以报刊为媒介，实现意识的智识群体启蒙；灵活运用生活话语，对底层工农群体开展面对面的阶级意识启蒙；设置公共空间，促进受众的意识交流和凝聚；以极富渲染力的政治口号，强化受众的意识认同；以学校为阵地，促进学生群体革命意识生成。
（一）以报刊为媒介，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智识群体启蒙
报刊是向知识阶层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舆论平台，充当了启蒙者与知识群体联系的重要媒介。因此创办刊物，以之为阵地构筑马克思主义话语网络，成为湘籍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手段之一。他们该时期主办或参与撰稿的报刊，主要有《湘江评论》、《湖南通俗报》、《女界钟》、《政治周报》、《向导》、《共产党》等。这些报刊的启蒙效果，可从它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刊物的发行数量和范围、读者及其反馈、同行评价、公众影响等维度衡量。
湘籍群体主持的启蒙报刊，以《湘江评论》（长沙）、《共产党》（上海）、《向导》（上海）、《政治周报》（广州）最为有名。这四个刊物于1919、1920、1922、1925年创刊，分别由毛泽东、李达、蔡和森和毛泽东主持，同时他们也是重要撰稿人。读者主要有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进步教师和各阶层知识分子。它们对于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纲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建党学说，打破反革命宣传、推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曾评《湘江评论》：“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未有之佳报。预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不少进步青年如任弼时、肖劲光、郭亮等受其影响至深。据肖劲光回忆：《湘江评论》等刊物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和革命道理的宣传，“对湖南青年影响很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任弼时同志八十诞辰纪念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向导》周报“读者之声”栏目刊发的衡州三师晓晴来信，颇能代表《向导》对民众的强烈影响：“在麻木不仁的中国，很少激烈的警钟，把一般醉生梦死的人们警醒。贵报很可算阗［阒］然无声的社会当中底木铎，当能警醒一般迷蒙。”李永春：《蔡和森年谱》，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以上湘籍群体主持的报刊，发行范围从湖南向全国辐射，发行量少则几千，多则四万，显现了湘籍群体对智识分子的影响程度和范围。虽就某份刊物的读者数看，在总人口中占比重很小，但各刊物读者群数量集合则相当可观。因这些读者多为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智识分子，以他们为中介向各家庭、学校和社会辐射，即可能在全国构建范围更大、影响更深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网络，促成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潮形成，并推进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
（二）灵活运用生活话语，对底层工农群体开展面对面的阶级意识启蒙
启蒙者底层启蒙的有效性，取决于启蒙内容是否能被受众所理解认同，而这又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能力。这就需要传播者把外来高度理论化、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转化为中国大众的生活话语，渗透进大众日常的生活世界，以符合受众的实际需要和具体利益，并不断提升受众的接受能力。湘籍群体代表在安源煤矿、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意识启蒙，即提供了成功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启蒙的范例。
着眼于矿工根本利益和彻底解放的安源工人阶级意识启蒙。1921年秋冬，毛泽东来到安源煤矿，深入矿井和工人生活区，在与矿工一起吃住、劳动过程中，因势利导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寓于日常生活场景，通过大众话语方式直接输进煤矿工人心中，进而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在一次与工人拉家常中，针对矿工们把自己受苦的原因归结于命苦，毛泽东用平实的语言向他们说明，工人生活境遇苦不是命不好，而是因为工人创造的财富都叫洋财东和官僚资本家剥削去了长沙市博物馆、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陈列馆编：《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史料汇编》，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360页。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逐渐被煤矿工人所接受。
关注农民切身利益的阶级联合意识启蒙。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国民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使湘籍群体深刻意识到，农民身上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通过马克思主义启蒙开发这种力量，对革命成功尤为重要。他们因此纷纷深入湖南农村，开展农民阶级意识启蒙工作。如毛泽东在家乡韶山开展启蒙时，发现农民深受宿命论影响，习惯于默默承受被压迫、受剥削的命运，于是用通俗易懂的事例，向他们反复陈述，农民命苦的根本原因在于受“人”的压迫而非“神”的赋予，这个“人”就是土豪劣绅和洋财东，因此必须打倒他们。由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浅显明白方式进入农民头脑，内化为农民的革命意识。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党史学习班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页。 又如，邓中夏在衡山农会总代表联席大会上，向农民呼吁：
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外，什么都没有的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史料汇编》，第245—246页。
在如此的教育启发下，农民清楚地意识到了本阶级应该争取的利益，以及联合起来才能争取到自身利益的道理。
（三）创设极富渲染力的政治口号，争取受众的广泛共鸣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尚未掌握国家政权，这决定了党的马克思主义启蒙，不可能主要依靠官方报社、广播电台等大众传播媒介完成，而在多数场合下，只能通过开讲座、读报纸、作报告等口头形式进行。为此，党内宣传工作者往往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精神，凝炼成简单易记的极具鼓动性和感召性的政治口号，使之充当底层受众与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唤起受众政治意识的觉醒，明了革命方向。使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唯物史观、国家政权学说等，通过口号形式，植入受众心里，形成某种共鸣，并进而内化为他们的政治意识。
正是在这种宣传策略指引下，湘籍群体依托于湖湘地区的工会、农会，在启发工农觉悟、领导工人罢工、农民运动时，着重提出与人民利益和政治利益密切关联的极富感染力的口号。前者如在安源工人罢工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李立三在“口号要起得哀而动人，能够争取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的理念下，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合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01页。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提出了“争自由，争人格，争人权”，“不自由毋宁死”的系列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1979年，第344页。湖南农民运动时期，又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这些口号揭露了工农受剥削压迫的事实，明确了斗争目标，反映出工农利益和情感需求，抓住了工农的兴奋点，从而得到广泛共鸣，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后者针对该时期严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顺应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纲领，提出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府”、《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史料汇编》，第128—130页。 “劳动者联合起来”等政治口号，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鼓舞起受众的斗志，从而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高潮。
（四）设置公共领域，促成受众意识的相互交流和凝聚
公共领域的设置，有利于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将不同受众分别纳入公共空间，使受众从孤立分散的状态走进群体组织生活，在组织的互动交流中，形成越来越多的意识认同，完成了分散意识向群体意识的凝聚。安源工人俱乐部通过开设补习学校、阅报栏、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演讲、举办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有关的纪念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意识启蒙效果。
公共领域的开设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启蒙的影响，或者革命的对象即当时官方的材料会更有说服力些。据称：
迄自共魁李隆郅等，前往安源组织工人俱乐部后，把那些组织团体的常识，都输入了。从前不会说话的人，公然能在大会场中说起话，演讲起来！并且这些人都无形的受李隆郅指挥，做了工人的领袖，能领导工人一致行动，这是共党在安源的教育宣传工作第一步的成功！《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671页。
由于工人活动的公共领域系以俱乐部命名，故而各种非正式的聚会均可开办，俱乐部实际上起到了重要交流平台作用。聚会中成员间的直接接触及思想交流、碰撞和磨合，有助于促成群体意识的凝聚。
（五）以学校为阵地，加速学生群体革命意识的生成
青年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的意识方向往往主导着中国的未来。肩负着以自己的信仰启蒙社会的使命，湘籍群体将学校讲堂当作了马克思主义启蒙的重要阵地。
湖南自修大学在培养革命干部方面，起到了“党校之源”的效用。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自任教务主任，聘请李达担任学长。在他们的领导下，该大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是依靠学生自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提高理论水平。当时学校图书馆进步书刊丰富，大家通过自学加深认识。如1924年下学期，有学生在作文“大家何不都信仰共产主义”中写道：“人类社会的进化已指示我们：不能不走共产主义的新路了。”李锐：《早年毛泽东》，第398页。 二是通过成立各种研究会和经常开展学术讨论，使学生在交流中互相启发，达成共识。三是通过开办讲座，给学生以必要辅导。如李达常向学生作马克思主义专题讲座，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四是通过创办校刊，向社会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4月正式创办了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大学学长李达担任主编。该刊关注的是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问题，期望能贡献“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第749页。 就在该刊上，李达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认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同上，第202页。 五是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革命实践活动，实施理论与实践结合策略，使学生于革命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只存在两年多时间的湖南自修大学，通过多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造就了夏明翰、毛泽民、陈赓、郭亮等一批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杰出领导人才。
由湘籍人主持和主导的上海大学，则有“红色学府”之称。1922年10月，国共合作创办上海大学，邓中夏担任校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在他主持下，该校创办了社会学系，聘请共产党内的理论工作者和进步知识分子讲授马克思主义，以大学讲堂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在社会学系执教者中，汇集了一批湘籍教员，他们通过课程讲授或发表著作，向学生群体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如蔡和森讲授社会进化史和私有财产及家族起源，李季讲授通俗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彭述之讲授社会进化史和经济学，任弼时讲俄文，王家贵、蔡锡瑶：《上海大学（1922—192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42页。邓中夏讲授工人运动，他们的讲课，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意识启蒙起了重要作用。据社会学系学生阳翰笙回忆：“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是第一流的，而且又是党中央的领导人，各方面的水平都很高”，“以上课程对我们启发很大”。同上，第80页。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了一个平台，很多革命家如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刘华、何秉彝、顾作霖、杨之华等，都是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当时敌视共产党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报道，从侧面反映出该校对学生政治信仰的广泛影响：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之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份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处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的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37页。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则是农民运动干部的重要培养基地。农民群体意识提升的程度，与他们的接受能力密切相关，而这种能力的提高，离不开文化政治教育和干部的引领。为培养农运干部，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利用这一载体，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提高学员的革命和阶级觉悟。1926年5月15日，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并担任所长兼教员，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毛泽东在教学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放入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中，并通过生动、形象的大众语言，使马克思主义这一“舶来品”以“中国本土化”面貌呈现出来，内化为学生的群体意识。刘文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忆片段》，《文史天地》2003年12期。 农讲所当时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该所第六届学生来自全国20个省区，入学327名，毕业318名。他们在校学习革命理论（共24门课程），接受军事训练（占三分之一课时），参加社会实践（农运实习和反帝反军阀集会游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0—378页。并在毕业后奔赴各地领导农民运动等革命斗争，推动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湘籍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启蒙其特色十分明显：在传播方式上，注重引导受众把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于自身的生活实际和革命实际，以加深对主义的理解认同；在传播对象上，针对受众的不同特点，实施不同的启蒙方式，以增强主义的传播功效；在话语使用上，针对受众文化层次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话语形式，从“生活话语”、“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切换自如的使用中，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促成其意识转型。
四、努力回击歧论者的异向启蒙
湘籍群体的马克思主义启蒙之路并非一路顺畅，而是迷雾缭绕，歧路横生。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相继传入，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些思潮认识不清，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因此，澄清各种思想界限，回击其他意识观念攻击，明确意识应有的发展方向，成为马克思主义启蒙的重要任务。湘籍群体参与的论争，主要在与社会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交锋中展开，集中于两个焦点：
（一）革命与改良之争
罗素来华的系列演讲，中心思想是主张在中国先进行教育改良，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袁刚、孙家祥、任丙强：《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受其影响，张东荪、梁启超主张借助于资本主义以发展实业，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宜于中国”。这实际上是强调当时中国应走改良道路。为回击此类逆革命潮流而动之启蒙，湘籍群体中的李达、蔡和森、毛泽东有针对性地阐明了两点：一是改良主义不切合中国实际。李达认为，梁启超“在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以开发实业，借资本主义以养劳动阶级而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准备”的论调，系为了实行社会主义而造劳动阶级，为造劳动阶级而发展资本主义，实为“挖肉补疮”，等于为了解放妇女，先“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陷入“循环定理”。而张东荪、梁启超宣扬的改良主义和阶级调和论等“温情主义”的矫正态度，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之道。请求资本家不要过分掠夺，乃不切实际，因为资本家本性就是“唯利是图”。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毛泽东则直接批评罗素的改良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48页。 。身在法国的蔡和森在信中，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改良主义。同上，第129页。 二是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唯一途径。李达批评梁启超改良主义社会政策的实质是“一定要把现在中国的病症移做资本主义的病症而后照西洋的原方用药”，“是庸医杀人”，指出“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社会主义是社会健康的标准，社会主义运动是治病而复于健康的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俄式革命。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蔡和森在信中则明言：“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他认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29—130页。
湘籍群体参与的这场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争，其正面意义与不足共存。由于论争划清了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使之前部分思想未成熟的青年中，对是否接受社会主义“呈一种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者，对社会发展的方向有了清晰认识。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新青年》第8卷第6号，1921年4月1日。 所以这场讨论一定程度上清除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启蒙的障碍，推进其更为广泛地传播。但由于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湘籍群体，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统一，所以在评价中国资产阶级时，过分强调其反动共性，而忽略了其在特殊形势下可能的革命性。如李达说：“就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而论，不论本国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仇敌，总要尽力扑灭他；也不论在本国或外国，凡见有掠夺压迫的资本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他。”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这表明他当时对革命的两步走策略还未有充分意识，不明确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应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此外，梁启超、张东荪等借资本主义以发展实业的主张，在当时中国虽不具备实行之条件，但并不排除条件具备后的启示意义。
（二）政权与分配形式之争
尽管无政府主义在主张由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同出一辙。然前者的本质特征，是在政治上竭力反对一切权威，包括一切形式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主张绝对平均分配。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分配制度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易被混淆，有待澄清。因此，从1920年始，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在中国展开。以李达、蔡和森、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群体，主要借助报刊和信函等舆论工具参与论战，或表明自己的态度。
针对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湘籍群体从政治、经济两方面予以回击。关于革命后是否要消灭国家政权问题，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1日。蔡和森则在信中表明态度，“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明证。”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30页。 毛泽东对此表示“深切的赞同”。同上，第150页。关于生产和分配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原则，李达认为这不切实际。他说：“共产主义主张用一种方法调剂各个人的收入，用货币经济，借助货币的形式，分配生产物。各人消费的物资有一定的限制，不能超过自己收入所得的价值。”而无政府主义则“全不调剂各人的收入，甚至连消费都不调节的”，这种分配方式“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因此他认为，“若果社会生产力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但如用于“生产力未能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社会的经济秩序岂不是被弄糟了吗？”江春（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月7日。
论争明辨了不同主义的界限，推动了部分人的思想转向。如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即实现了由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转变。但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对论战无动于衷：“比方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或是佛教的和尚，管他神道学和佛学有多高深或竟不识丁东，我们不信基督教佛教就是了，还有工夫理论到这些吗？”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资料选》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586页。
总体而言，通过湘籍群体积极参与思想交锋，一定程度上清除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启蒙的思想障碍。但是，社会整体思想观念的转变并非短期能够奏效，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中遭遇的阻力，折射出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此时在中国的影响力还相对有限。或许这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启蒙的真实。不过，主体努力之成效仍然颇为显著。
五、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的实际功效
社会意识启蒙是否有效，除了启蒙主体的意识信念、理论水平、启蒙方式和迎战智慧外，还与受众的认同程度、接受水平息息相关。而受众的认同程度，又与他们所关心的切身利益联系着。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启蒙的内容，需将社会革命的目标与受众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和阶级使命联系起来。从早期工农和妇女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看，湘籍群体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收效明显。
（一）工人的阶级意识及领导意识增强
鉴于工人群体的阶级意识和觉悟程度与接受能力密切相关，毛泽东提议，开展工人运动与革命斗争应从开办工人教育入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695页。李立三因而于1921年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子弟补习学校。该校白天为工人子弟教学，夜晚变成工人的补习学校，即工人所称之“夜校”。1922年，从俄国学成归国的刘少奇来到安源，对工人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
安源路矿的文化和意识教育收效明显，许多工人有了自觉的阶级与领导身份认同，并参与或领导了争取阶级利益的集体行动。安源大罢工时，工人夜校的教员和学员或参加工人监察队，阻止工贼破坏；或上街宣讲，教育调来弹压罢工的兵士，纪律性、秩序感极强，他们共同努力促成了罢工胜利，一大批革命干部随之造就。1927年，湖南和江西的农民学会大多由前安源路矿工人组织领导。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659页。国民党官方媒体对工农暴动尽管多有指斥，但对安源教育效果却不得不折服：
安源共党之所以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确实是过去共党在安源有充分的“赤色教育”……安源的共党既能以巧妙的手段训惑一般工人，所以安源能成为共党的小“莫斯科”。湖南全省各县农协的重要分子，几无处不是安源的工人。去年的秋收暴动，今年的醴陵大暴动，都有安源的工人从中指挥，完全实行了共党所谓“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大暴动”。把华丽的湘东、湘南，闹成遍地焦土，民不聊生。所以共党这种成功，确是他在过去工人中的教育宣传工作做得有成效的结果。《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670—672页。
（二）农民的组织意识增长
中国传统小农意识以散漫为典型特征，但阶级教育使农民的组织意识增长，对革命对象已有了清楚意识。据毛泽东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湘潭、衡山、湘乡、长沙、醴陵五县农民运动情况之考察，此时农民通过政治口号的传递，已把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作为本阶级的敌人。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阶级意识初步觉醒，组织起来反抗压迫便成了共同的迫切需要。当时的农民组织可谓是盛况空前：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同上，第13—14页。
由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推进，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势不可挡，农民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同上，第14页。
（三）女性的解放意识和革命意识生成
女子解放问题被视为20世纪早期新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及“社会改造的一个根本问题”。戴绪恭、姚维斗：《向警予文集》，第14页。 妇女问题的解决被认为与劳动问题解决密不可分，妇女的彻底解放，须在劳动解放亦即人类总的解放之后，所以妇女解放不能仅仅关注妇女本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5页。 而要与劳动解放即人类解放联系起来。蔡畅认为，由于劳动妇女运动是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所以要将两个运动相互联系，同上，第300页。 以追求妇女的“彻底”、“实际”和“整个”的解放。同上，第301页。 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使妇女在法律意义上获得在经济、政治、教育上与男子“完全之平等自由权”。同上，第303页。 苏俄妇女对此已树立榜样，中国妇女若要求得彻底解放，也“只有团结起来，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同上，第305页。 所以妇女解放意识启蒙需与革命意识启蒙联系起来。
女子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意识和革命意识早期启蒙的重要渠道。对此李达认为，创办平民女学是到达新社会之“第一步”，通过根本改变大多数劳动妇女很少受教育机会和识字者极少的现状，可使女子解放先锋队到处组织起来。同上，第45页。向警予则强调了“组织研究与宣传的机关”之重要：设立女子问题的专门机关，集合人才开展专门研究，以得解决之端绪；再就是设立专门持久的出版物，以见其效率，使更多女子尽快觉醒，争取解放。戴绪恭、姚维斗：《向警予文集》，第18—19页。
刊物是妇女解放意识启蒙的主阵地。向警予认为，中国妇女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被认为最缺乏“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通过刊物，使她们常常与政治和社会信息相接触，关切与本身密切相关的妇女、社会和国家问题，有利于达到“思想改造”目的。《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276—277页。这可以对1919年长沙女子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自杀案的宣传为例。时湘籍群体以《大公报》、《女界钟》、《湘江评论》等报刊为阵地，纷纷撰文揭露封建礼教之罪恶。毛泽东指出，该自杀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7页。 将个别悲剧发生原因上升到制度层面，指明了恋爱自由的努力方向。彭璜也以此为契机，主张引发控诉旧社会、呼吁女子解放之舆论，以免更多女子重蹈覆辙。殷柏：《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的批评》，长沙《大公报》，1919 年 11 月 19 日。 向警予则在《少年中国》上建议组织婚姻自决同盟，以使个体不至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戴绪恭、姚维斗：《向警予文集》，第19—20页。此外，省女界联合会创办的《妇女先锋》，及李达任主编的上海《妇女声》，对妇女解放意识启蒙也多有推动。向警予在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呼吁妇女将自身解放与国民革命相结合。同上，第237页。
在对妇女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过程中，湘籍群体特别强调切合实际。要求妇女运动者及时关注实际的妇女问题，组织工作讲究实效，以真正了解妇女的痛苦何在、要求为何，使妇女运动具有针对性。鉴于当时女工罢工多因要求加薪而起，所以妇女生计问题是组织者需担负解决与帮助责任的实际问题。同上，第206—207页。 向警予并号召妇女“多与实际的社会接近”，“站在时代的前面，大踏步行向革命之路”。同上，第307页。组织研究与宣传机关的重点“不在架空，而在求实”。同上，第18—19页。
湘籍群体妇女解放及革命意识启蒙成效明显。首先，湖南新知识女性日渐觉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先驱。如工读互助团等即是“为求理想社会的实现起见”而组织同上，第23页。，向警予、蔡畅、葛健豪等湖南女性于赴法勤工俭学中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又如各种女性社团纷纷组建，其中向警予等1925年发起的“妇女解放协会”，全国各地会员达到三十万。同上，第308页。 其次，高层启蒙颇有成效。以向警予为代表的湘籍群体的启蒙运作向全国辐射的结果，甚至予以宋庆龄很大影响。据说宋“思想之左倾，此亦重大关键”。同上，第306页。再则，底层妇女的反抗意识增强。之前关在“保节堂”坚守“贞操”的寡妇们，在湖南省妇协“打破牢狱式保节堂”口号鼓舞下，摆脱了束缚，得到了追求幸福的权利。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 第231页。 此外，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妇女解放万岁”与“国民革命万岁”口号广泛流传。妇女不仅以各种方式在后方支援北伐，还亲送饮食到火线。《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659页。 1927年在向警予的组织下，湖北有五、六万女工参加了赤色工会。戴绪恭、姚维斗：《向警予文集》，第3页。妇女解放开始自觉与无产阶级解放结合起来。
总之，湘籍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主体的核心成员接受信奉马克思主义，系经过多种主义比较后的自觉选择，并持之以终。启蒙主体的信念坚定，是启蒙具有感染力的重要成因。作为湘籍核心团体的新民学会，以不尚“空谈高论”为初始原则，［美］斯诺等：《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315页。最终服膺于注重实践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定旨，显示了传统湖湘文化“外王经世”、注重事功的典型特征，这影响到湘籍主体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被启蒙与启蒙，具有切合实际、即知即行、注重事功的特点。故而他们能适应世界新思潮勃兴之现实，派遣同志“散于世界各处”、“天涯海角”去考察，以开辟、打开不同方面之阵地；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60页。 并为此组织赴法、赴俄勤工俭学团队同上，第61页。 ，寻求开辟新社会之理论，且成为首批赴法留学生最多之省份。据回忆，赴法勤工俭学计划进展“异常良好，一年之内，便有二千多名学生抵达法国。湖南表现最佳，共占五百多人；川、粤次之，每省约三百人；江浙又次之，各占二百余人。还有其他省份，但人数较少。”（参见萧瑜：《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美］斯诺等：《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第407页。）又据统计，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1700多人，湖南去了430多人，为各省之冠。（参见李锐：《早年毛泽东》，第182页。） 其对于外来理论武器的最终抉择，则主要以能否有效改造社会为标准；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更关注对现实改造有利成分；对于接受群体的启蒙，注重的也是其实际效果，故能根据受众层次之不同，采取文字、日常用语和口号等“学术话语”、“生活话语”、“政治话语”自如切换的灵活宣传策略，并将理论与现实结合，契合了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虽然湘籍群体的早期启蒙在国内受到重重阻力，其实际影响力一时也未能占据主流，其“即知即行”启蒙特点具有模糊理论与实践边界的隐忧，但湘籍群体所促成的工农运动高涨、以及不同层次受众意识观念的变化走势，仍显现了这一群体努力的功效和新的意识成长的希望。他们共同促进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潮形成，并为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意识主流奠定了良好基础。其种种启蒙经验，对于今日的主流意识教育，或有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