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成际，安徽枞阳人，
(合肥 230039)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武汉430072）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①《丙戌阳明精舍之行———蒋庆等人谈儒学当下发展路线》，《儒学联合论坛》2006年9月4日。
【摘要】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已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学界主要有“融通说”、“综合说”、“并存说”、“排斥说”、“主辅说”等观点，“融通说”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交织着“儒学马克思主化”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之争，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从文化建设、社会心理、价值认同、时代背景与时代主题等方面进行整合。
【关键词】
儒学；中国特色；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儒学化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5-0097-06
众所周知，自从20世纪80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尤其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自宋明至辛亥革命以前，儒学一直是中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在当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必须得面对占主体地位的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冲突、对话与融合，无疑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领域中最主要的问题。在当代，儒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事关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更具有现实的价值，两者的有效结合是中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妥善处理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实现儒学现代化的需要。一方面，儒学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才能实现儒学现代的转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与儒学相结合，以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从近期来看，新的“国学热”再度兴起，是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而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又再度引起人们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关系的关注。如何处理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但事关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问题，事关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的问题。从现实状况来说，对儒学与马克思想主义的关系存在着不同观点。其中“融和说”是多数人所持的立场，但对“融和”后的结果仍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儒学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之争。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陷入意识形态之争。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澄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总论
从整体层面来说，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融通说”、“综合说”、“并存说”、“排斥说”、“主辅说”，“融通说”已成为主流。其中，蒋庆坚决主张“排斥说“，认为“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
①。自称“左派儒学”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儒家”的清华大学贝淡宁（Daniel A. Bell）认为：儒学必将在中国复兴。据他分析，从现实上来看，“儒家的普世价值需要通过特别的传统和具体的生活方式来传播，那些传统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从历史上来说，“一些中国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试图激进地消除那些传统以及传统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攻击的往往在表面，深层的价值和实践仍然根深蒂固”；就当代来说，儒学在中国必然复兴起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即将终结［加］贝淡宁：《中国的新儒家》，吴万伟译，徐志跃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中文版序》。 。台湾学者李明辉反对将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牵连在一起。他借用康德对“道德的政治家”与“政治的道德家” 康德的《论永久和平》指出：“道德的政治家”认为道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需要经得起道德的拷问；“政治的道德家”认为道德是政治的需要，甚至可以编造出政治上所需要的道德。康德对二者的区别，契合孔孟所说的“王霸之别”，“王道”是“以德行仁者”，霸道是“以力假仁者”（《孟子·公孙丑上》第3章）。 的区别，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代表“政治道德家”，儒家的政治观代表“道德政治家”李明辉：《论所谓“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儒释道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中：东海大学研究所，1990年12月，第105—119页。 。“并存说”依据“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理论，认为儒学是民族主体的价值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当代中国指导的意识形态，二者相互并存、并行不悖，并不存在谁主导谁的问题，二者之间有相互沟通与融合的可能郭沂：《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体价值相辅相成——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再思考》，《哲学动态》2007年第3期，第3—13页。 。“综合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走综合创新之路，要求打破学科壁垒和各自独立自足地发展的状况，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与融通张岱年的《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说：“现在所说的综合，是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也即是唯物论、理想主义、实证论之新的综合，而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之新的综合，实际上则更可以说是唯物论之新的扩大。”这段话可视为“综合创新”论的基本规定。它的原型是张崧年的“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但又是这个原型的改造。张岱年引其语之后说：“然罗素一派之哲学有时亦不免主观唯心之误会，如‘非心非物，亦心亦物’，云云。” 他站在“综合创新”论的基本立场上所提出的相关主张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参见《张岱年文集》第1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1页。） 。“主辅说”是方克立提出的，他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是“支援意识与主导意识的关系”。这种主张从古今关系立论，强调立足于现实，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立论，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强调把儒学中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为马克思主义的支援意识方克立在吸收张岱年的有关思想以及借鉴学界相关讨论的基础上，提出“马魂中体西用”，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以体用模式讨论文化问题之有关主张的继承与变革，使得传统“体用”范式从过去的“体用”并举改变为“魂体用”并用。“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综合创新”论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充实了“综合创新”。（参见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8 年第11期，第33—36页。） 。方克立在不同的场合中提出“马魂、西体、中用”的主张。无论是“并存说”、“综合说”还是“主辅说”都内涵有互融汇通之思想。从以上的论点来看，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主张二者是可以相通、相融的，“合则两利，离则两伤”，二者之间的“融通”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主流主张。
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之辨析
《现代哲学》2013年第5期
进一步言之，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容相通性主要表现在信仰层面的契合、实践层面的会通、现代人格建构层面的融合邵龙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第57—62页。 。承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融相济的关系，需特别关注的是现代某些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转变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明对话的浪潮影响下，许多第三代新儒家提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要求。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明确主张儒学具有开放性与无限超越性，指出儒学要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实现其当代的自我转化，除了早期着重对西方哲学层面的汲取之外，当代新儒学还必须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进行汲取，即超越的层次(吸收其对超越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抗议精神)、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如马克思主义等)、心理学层次(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岳华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第 69—70 页。 。可以看出，这里杜先生提出了新儒学要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思想。刘述先也表达了儒学要与马克思主义同等对话的理论诉求：“总结一百年来中国哲学的走势，大致可以看到以下趋向。首先得势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可以胡适为代表；其次是马列主义的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最后不免出人意表的是……当代新儒家思想向传统的回归。由此可见，儒家思想虽不是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但传统思想并未一去不返。即大陆学者，也有许多同意杜维明和我的说法，认为当代中国思想的前途乃在于西方、马列以及新儒家三个思潮的健康互动。”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二、“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之辨
从具体层面上来讲，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各种解读之中，“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之说最为凸显。虽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融通说”成为主流，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进程中与对二者实际关系的解说中，对进一步融合后所产生的结果则表达出了不同的观点。“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表达了两种不同的主张。
对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来说，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当中，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之中被儒家文化所同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之说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从文化守成主义的角度来说，郭齐勇与汤一介的看法具有典型性。郭齐勇认为，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郭齐勇: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 年第6期，第56—62页。 。郭先生积极肯定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被理解为儒家化的方式。汤一介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儒学的复兴，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儒学可以说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从夏商周三代起是个源头，它在流动的过程中间，其他文化不断地加入。长期来看，中国文化的自身是个源，其他文化的加入都还是流。就像中国固有文化和佛教禅宗的关系一样，中国自身的文化是源头，马克思主义是汇入的流。这个问题做好了，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文化的主体性汤一介：《儒学研究院10年规划》，《科学时报》2010年7月8日B3版，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7/234055.html。 。也就是说，汤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儒学在新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实质上是个同质的过程。可以看出，汤一介从整个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谈马克思主义儒学化，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互交际交融过程中，是以儒学为主体来同化马克思主义的。这有人为拔高儒学的地位与作用之嫌。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包遵信从毛泽东所谓“从灵魂深入爆发革命”的“思想革命”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书中看到了儒家的“伦理本位主义”，即把思想文化完全意识化，突出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把“思想政治路线”拔高到“决定一切”的高度。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及其著作中是没有的，而是与中国儒家心性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即强调政治伦理价值，并把它上升到主导人的一切活动的高度，政治伦理支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这就是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的基本特征包遵信：《批判与启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第58页。 。金观涛也认为，儒家的伦理本位主义思想内在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这在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无论从内容还是表达方式上来说，都受到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的影响刘述先：《论〈兴盛与危机〉——它的方法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了解》，《中国论坛》第311期，1988年，第73页。 。早期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等人都是在传统文化的熏染中长大的，他们的思想深处烙印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因子，必然潜在地影响其思想与行为。甘阳从“明言的”与“非明言的”层面来解析马克思主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就“非明言的”方面来说，儒家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规范是作为内在的因子来决定着所谓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借助于儒家文化来将共产主义道德及其理想进行“社会化”，进一步“内化”到普通的民众当中，为人民大众所理解与接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能从传统文化直接获取合法性根据，恰恰就在于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都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价值合理性）为本的。”甘阳：《我们在创造传统》，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第14—15页。 包遵信、金观涛、甘阳对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论述的角度与侧重点不同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包遵信偏重于理论思想层面的论述，金观涛偏重于社会文化结构的阐释，甘阳偏重于社会心理方面的言说。 ，但都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被儒学所化”的理论诉求，注意到儒家的道德伦理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并视“儒家的伦理本位主义”、“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二者共生共融的结合点。由此可知，上述学者均不同程度上以传统文化（儒学）为主体来谈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二者关系，虽然其文化立场或内在的思想旨趣各异，但其共同的特点是把儒学的功能提得过高，有儒学决定论之倾向。
三、“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之辨
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显然对立的是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之主张。儒学马克思主义化是指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儒学被马克思主义所同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处于主体地位，汲取儒学，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始终处于指导与支配思想地位。郭建宁认为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儒学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主张优秀的文化传统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精神文明导刊》2010年第9期。 。这表明在今天如果试图以儒学这一元取代其他的多元文化是非科学的，当然更不能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张世保认为当前中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主张“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只是极少数人。只有划清了这条界线，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才能坚持正确方向，实现健康的发展张世保：《背景、立场、问题及其命运（下）——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陆新儒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7—14页。 。儒学发展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儒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有健康的发展方向。刘东超认为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既起到过一些阻碍作用，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其积极作用是儒学作为零散的思想资源被改造、整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由于时代条件的改变，儒学的未来作用还要加强。但是，儒学的主体结构和本质内容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全面进入马克思主义，这是由于二者在阶级基础、社会基础、时代基础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所造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只能是一个梦幻泡影刘东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儒家化吗——兼与金观涛、郭齐勇、汤一介三位先生商榷》，《学术研究》2011年第7期，第38—42页。 。这些观点显然都主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性地位，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位来整合儒学的资源。既然认同儒学马克思主义化，那又如何实现呢？
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化是由儒学自身的局限性所致的。从历史上来看，儒家思想是一直在变化的。自从春秋孔子创立儒家以来，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家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理论形态也是在不停地改变，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众所周知，汉儒特别是董仲舒的思想汲取了阴阳家、法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黄老之治的指导思想显然汲取了道家思想，宋儒更是汲取了道家与道教的思想，也汲取了隋唐佛学的思想。从儒学的功能上来看，由于历史的机缘和儒学自身的缺陷，儒学没有能够担当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3—54页。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成为紧迫与主要的任务。当时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儒学显然难以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的中国现状，儒学的“道德本位主义”及其泛道德主义思想显然不适合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儒学的“道德中心主义”的指导思想如果不改变，中国的科技、经济、政治与文化都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社会改革与国家富强都不会实现，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民族复兴之路也就难以起步。而以心性儒学为主的现代新儒家，其理论的缺陷也在于此，“内圣”之因始终开不出“外王”之果。正是儒学有着此方面的弊病，现代新儒学的某些代表人物对儒学有着深刻的反思，其首要反思的是儒学何以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问题。林安梧就是反省儒学理论缺陷的比较突出者。他认为儒学生命力存在于百姓的现实生活中，儒学要反映百姓的生活需求，要走出书斋，而不是沉迷于思辨的道德形而上学之中，要对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有着实际贡献。由此，他提出“儒学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后新儒学，完成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张三萍：《对话与对立——第三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福建论坛》2011年第8期，第82—88页。 。他倡导树立“后新儒学”的概念，要求儒学进行双重层面的革命。具体来说，第一个层面是要从心学为本转向气学为本，要回到王船山气学立场上来，因为较之于熊十力、牟宗三而言，王船山的“气”的概念可以转到人的历史性、社会性、物质性等具体的方面；第二个层面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来改变儒家的以德为本的实践观，从而消除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本位的弊端林安梧：《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序》。。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科学方法论基础的建构无疑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哲学界、理论界、科学界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全新的资源优势，应该珍惜这一历史所赐予的机遇，采取积极的态度，有所作为，尽快敉平固有文化传统的资源缺陷，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积淀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因其理论的正确性，依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并将儒学的合理因素汲取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
四、正解对待二者关系需要进一步
厘清的几个问题
如何正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不纠缠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二者的情结之中，就需要对二者的关系进一步整合。这涉及整合的可能性问题以及整合成功与否的标准问题。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为本位还是从儒学为主体的角度看，二者的深度融合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心理认同、价值认可、时代际遇、时代背景与时代主题几个方面。
（一）从文化建设方面来说，二者是相互交融的。儒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就是“化”在民族性、母体性、根源性的中国文化这一发展流变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和土壤上。离开了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了“化”的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了一个虚假的命题。同时，要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维度更为完全完整、准确地认知、把握儒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度结合，从而大力推进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并进而为成就人类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做出中国文化自身的贡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中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方针，儒学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寄托和信仰，儒学复兴也不等于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从儒学转化的角度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主要的儒学转化形式，是符合儒家传统的、取得社会实践历史性成功的新转化。以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建构新儒学、解救中国儒学及思想传统的想法并不合时宜。同时，我们不能过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忽视了传统文化。在现有情况下，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和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要形成适应现代社会、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新的儒家文化。
（二）从社会心理与价值认同方面来说，二者是内在联系的。儒家文化是在历经二千多年的社会磨练中形成的，成功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智慧，并主导着民众意识，它的某些核心思想仍然积淀在当代中国人的心中，并化为人民大众日用而不知的生活交往与社会生活样式之中，规范与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儒学已经深入到人民的血液之中，是个不争的事实。从社会认同方面来说，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其需要内化为人们的心理，化为民众的精神信仰与行为习惯，从而形成从心理到价值、从制度到习俗的一系列内在逻辑关联。从历史的延续性来说，作为存在着并处于支配地位的儒学，其部分核心价值构成了我国各民族共同认同的因素，这是不可人为地磨灭的。这种延续性，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团结和情感的满足有着很大的贡献。在此种情势之下，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需要积极汲取儒学的精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而真正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三）从时代背景来说，需要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在当前时代际遇层面的相互关系。从“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向际遇中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即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与儒学的相融合与创造性地相互转换。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蕴含着儒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体目标就要使儒学向现代转化，使儒学更好地、更有效地为现实服务，共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指导思想的需要，而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中国民族认同的文化资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人民改变世界的理论，而儒学则内化为中国人如何做人的伦理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侧重于指导国人如何做事，儒学则偏重于国人如何做人，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共创着与成就着中国未来的走向。
（四）从时代主题来说，需要反思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追求中所产生的“中国特色”问题。一方面，我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看成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复归”。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逐渐排除儒学影响中国社会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与传统文化的告别，用马克思主义完全取代儒学，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断裂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和生产、生活、精神实践联系起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学现代化、儒家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等理论主张与理论诉求，需要我们正确地辨析、客观地对待、深入地探讨。作为解决现实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的关系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探索和总结。其中，林安梧进一步指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二者将如何共同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与后现代性共存全球化社会的现实林安梧、陈占彪: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接榫点——“后新儒学”建构者、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林安梧先生访谈》，《社会科学论坛》2008 年第17期，第102—116页。 。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不是用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来代替我国现行的社会制度，也不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儒家式的社会主义”。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儒学，二者都要面着中国如何迈入现代化社会，同时又避免后现代化的社会弊病的问题。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既同又异，二者的关系存在着复杂的多重面向。无论是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的相互关系上都有着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即如何在借鉴历史、把握现状与立足于未来发展的向度上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的关系，如何从学术层面上有效地相融相济、进而进入到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上的二者的相融相济。这是学者们需要共同面对与破解的时代难题丁成际：《历史、现状与未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的三个面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第195—200页。 。比如，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追求中所产生的“中国特色”问题何在？梁漱溟所谓行得通的“儒家式的社会主义”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10—512页。到底指什么，它与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何关系？这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思。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