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詹森派是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进行攻击的主要力量之一，其影响主要局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帕斯卡尔的《致外省人信札》则是双方激烈论战的重要文献。本文以帕斯卡尔信札中涉及中国礼仪的一段文字为切入点，结合詹森派和耶稣会双方各自的神学观点和道德神学立场，尝试剖析帕斯卡尔代表的詹森派攻击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背后的思想因素，希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礼仪之争历史的了解。
【关键词】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信札》；詹森派；耶稣会；决疑论；中国礼仪之争
中图分类号：B9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09) 01-0099 -05
中国礼仪之争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最近几年来这个问题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深入研究，国内涌现了一大批以各种学科方法和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礼仪之争的著作和文章①。其中部分学者以政治话语论断学术问题的倾向，面对当下这一情况，有学者指出“礼仪之争中的这些矛盾，有的不是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而是原来就存在着……。争论的实质……‘是传教的两种方式’……”，“也就是教会内两种自由争辩的神学观念在对立：拥护者是强调圣宠不消减本性的原则，反对派则是偏重圣奥斯定的理论，强调圣宠的效能，”②本文即尝试从天主教神学角度，即从“恩典与自由意志”这个充满张力的理论角度出发，具体通过分析法国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信札》③第五封信中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字，结合耶稣会决疑论、詹森派与耶稣会的争论，来分析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信札》对中国礼仪问题所作的解读，为理解中国礼仪之争提供另外一种理解视角。
1656年3月20日，帕斯卡尔的第五封致外省人信札在巴黎发表。这也是帕斯卡尔在《致外省人信札》中从恩典与自由意志这一神学问题转向讨论耶稣会的伦理学——决疑论的第一封书信。信札的主要内容是描述耶稣会的决疑论思想以及耶稣会士如何以决疑论来指导忏悔者的，其中涉及到了当时在基督教社会已经闹得非沸沸扬扬的中国礼仪之争。从内容上来看，帕斯卡尔对于中国礼仪之争的内容及过程在事实层面上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那他对这一争论的见解则另当别论，这也正是下文将要着力探讨的一个问题。兹将帕斯卡尔信札中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字录入如下：
“……他们④为各色人等都有所准备，他们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如果他们正好处在一个普遍认为上帝被钉十字架是一条愚蠢的教义的世界，他们对于十字架的冒犯会暂表隐忍，而只是宣扬那位荣耀的而不是受苦的耶稣基督。他们在印度和中国所实行的就是这一谋略，在那些国家，他们允许基督徒崇拜偶像，并教会当地基督徒如下的计谋：让那些皈依基督者在他们的衣服下面藏上一张耶稣基督的画像，教导他们要把对于孔夫子偶像的公开赞美在精神上转到耶稣基督上面去。有位多明我会士叫格拉文那( Gravina)的就谴责他们，这在格拉文那呈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西班牙文奏折中、在菲律宾岛屿上的方济各会士那里都得到充分证明，托马斯？胡尔塔多( Thomas Hurtado)在其《信仰的殉教者》第427页有摘引。这种做法甚至让传信部被迫公开禁止耶稣会士允许以任何借口实行偶像崇拜，或者向慕道友隐瞒十字架的奥秘，违者以绝罚论处；责成他们不得为任何没有受到这些教导的人领洗；命令他们在教堂里面悬挂基督受难的画像：所有这些在1646年7月9日由卡波尼（Capponi）枢机签署的传信部部令中一一具明。”⑤
寥寥数百字的一段话，涵盖了在华耶稣会士在对待中国传统祭祖、祀孔仪式方面的宽容策略以及其他修会对“利玛窦规矩”的抵触态度从洋洋洒洒的十九封信中截取的短短几行字，究竟为什么值得我们去细加探究？仔细推敲这些文义有什么意义呢？那就需要来看一下它在中国礼仪之争过程中所发挥的微妙而惊人的作用。
《致外省人信札》与中国礼仪之争
随着梵蒂冈编译出版中国礼仪之争的相关档案①，以及《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的影印出版，中外学者就中国礼仪之争展开的研究分析逐步揭开了笼罩着中国礼仪之争的神秘丽纱，中国礼仪之争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中国礼仪之争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术语问题，即“Deus”的中文翻译问题；另一个是仪式问题，即中国的祭孔祭祖仪式的性质问题。1643年，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ean - Bapiste Morales）向教皇乌尔班八世( UrbanⅧ)提出他对中国传教区的一些疑问，并向传信部递交了一份JE式报告，请求就报告中所涉及的内容正确与否做出裁断，使得在华传教士内部存在歧见的中国礼仪问题突破中国传教区的限制，进入西力基督教世界．很长一段时问，有关中国礼仪的讨论一直局限于罗马大主教会内部而且，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罗马教廷似乎一直在搞拖延战术：直至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信札》的面世，罗马天主教内部各修会在向中国人传教问题上存在的这场争论才为公众所熟知，同时这场争论的性质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改变。②当时欧洲境内不乏攻击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的小册子秘密印刷发行，其破坏力与《致外省人信札》相较则不可同日而语．继《致外省人信札》之后，帕斯卡尔所属的詹森派团体针对耶稣会在中国、日本、印度的传教手段发表了·系列论战作品，、其中《耶稣会士的实用伦理学》第二卷，以大量的具体情节阐述耶稣会上在华的行径，其造成的反响却远不及帕斯卡尔的《致外省人信札》。③1715年3月19 日，教宗克莱芒l-一世颁布《自登基之日》通谕，近代天主教文化意义上的入华历程在耶稣会内部、各修会之问以及教会外三个层次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遭致失败。《致外省人信札》即促使中国礼仪之争冲破“修会之间——教会外”这道界限，在中国礼仪之争的性质发生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进而使得罗马教廷处于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不得不对历时一百年之久的中国礼仪之争做出决断，挽回天主教会的声誉。
_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致外省人信札》中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字，不是作为两派论争的一个主题出现的，而是帕斯卡尔对耶稣会决疑论和或然论进行口诛笔伐的副产品，是一个用来支持其有关耶稣会决疑论观点的有力例证。因此，要了解帕斯卡尔为什么要攻击耶稣会对中国礼仪的态度，他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涉及到中国礼仪之争的，就需要从法国的詹森派运动和耶稣会的决疑论说起。
帕斯卡尔与詹森派运动
帕斯卡尔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曾提出“帕斯卡定律”并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但其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一面却鲜为国人所知。身为17、18世纪法国詹森派运动的一员干将，帕斯卡尔积极投身于詹森派与耶稣会士之问展开的论战，而《致外省人信札》就是帕斯卡尔从詹森派立场出发，对耶稣会的神学理论④和伦理学说猛烈攻击的产物，因其攻击的猛烈程度及其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被形象地称为足詹森派投向耶稣会“心脏”的一把匕汀
詹森派运动是17、18世纪法国天主教会内部的一场旨在净化教会的运动⑥，它以巴黎附近的波罗亚尔( Port- Royal)女隐修院10为中心，以《奥占斯丁( Augustinus)》-书为其经典文本，以《奥古斯1一》 -书的作者詹森( Cornelius Jansen)⑩命名的一场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运动一开始以詹森的好友圣西朗(Saint - C)-ran）为领导核心，在其离奇地被黎世留闪禁、身陷囹圈之时⑨，由波罗亚尔修道院院长的兄弟大阿尔诺( Anloine Amauk】)接过领导者的旌帜：在据称取自詹森《奥占斯丁》一书的五个命题被罗马教廷定为异端并加以谴责之前，在詹森派运动转变为一场两个宗教团体之间互相攻击之前，詹森派运动一开始的性质定位为一场纯粹的有关恩典与自由意志这一问题的神学争论。詹森派与耶稣会之间的基督教思想分歧关键在于恩典与自由意志问题。詹森派追随的是奥古斯丁和圣保罗的传统，主张上帝的“恩典”总是“有效的”(efficacioup´)。世人得救或堕落不是因为个人的功过，而是依据是否接收到了恩典。而新兴修会——耶稣会秉持的是另一种更为引人注目，却不那么严格的“充分恩典( sufficientgrace)”观。根据耶稣会的思路，上帝公平地赐予所有人足够的恩典，但这种恩典并不取消个人的自由意志，人们能够拒绝或接受它。因此，人们最终获救或堕落不仅取决于思典，同样也取决于人们的自由行动。
《致外省人信札》的作者帕斯卡尔是在二十三岁时，随同家人接触到并接受了詹森派学说。投身于撰写《致外省人信札》之前，帕斯卡尔接受波罗亚尔修道院森格兰先生( Singlin)的精神指导已逾一年，并经常往来于乡间波罗亚尔修道院和圣米歇尔街的家中，大有献身宗教、脱离世俗社会的意向。①而直接促使他加入詹森派论争小册子的撰写行列的事件则发生在1656年1月，当时的詹森派精神领袖大阿尔诺被索邦神学院剥夺神学博士头衔，被迫隐匿于乡间波罗亚尔修道院。为扭转詹森涯在不明就里的人们心目中危险的异端形象，阿尔诺起草了一份辩护书，却未得到同伴们的认可。阿尔诺便转向身旁的帕斯卡尔，要求这位年轻人写点什么。次日，帕斯卡尔便呈上第一封致外省人信札，他自认行文粗糙、还欠雕琢，却得到阿尔诺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几乎一字未改便于1656年1月23日印刷出版。至1657年3月24日第十八封信札出版，《致外省人信札》全部面世。按照内容，《信札》大体可以划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一封到第四封信札，作者着力于介绍大阿尔诺与耶稣会士之间关于恩典与自由意志的神学争论，并就耶稣会高举人的自由意志提出自己的质疑和批判。第二部分从第五封信札开始，由于阿达尔诺和耶稣会士的神学争论已经由巴黎索邦神学院下了定论，帕斯卡尔开始将矛头指向耶稣会的道德神学观——决疑论（casuistry）和或然论（probabilism），指出耶稣会的道德观为各色忏悔者的各种违背天主教道德律令的行为寻找借口，允许甚至鼓励信徒随心所欲地行事，认为耶稣会的决疑论应为当时社会道德废弛的状况负责。随着信札收到越来越多读者的追捧，信札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越来越大，信札作者的真实身份也为某些耶稣会士所参透。于是在第十一封信札中，作者干脆卸下前十封信中的假身份，笔锋一转，直接面对诸位撰写小册子反驳并攻击信札作者的耶稣会士神父，回应其对信札所提出的各种质疑，并继续对耶稣会道德观进行揭露和批判。《致外省人信札》在社会舆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经面世，读者们便争相传阅，造成了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尤其是1658年拉丁文译本的出版，使其影响力跨越法兰西国境，为整个欧洲所熟知。可以这么说，帕斯卡尔在《致外省人信札》中对耶稣会士道德观的描画几乎主导了当时以及之后耶稣会士及其决疑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间接对耶稣会之坚强后盾——罗马天主教会——的形象造成了负面的影响。1657年9月，《致外省人信札》被罗马教会列入《禁书目录》。
《致外省人信札》之所以引起教会这么大的惊恐，将其视为教会正统的对立面，列入《禁书目录》并公开焚毁，仅从帕斯卡尔受人追捧的精彩文笔来解释是不够的，那就要从宗教改革之后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新趋势和新道德体系( systems of moral)的崛起说起。本文将集中探析耶稣会决疑论，詹森派与耶稣会在神学、道德神学上的对立立场。
帕斯卡尔笔下的耶稣会决疑论
决疑论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源头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②，近至奥康的唯名论，16、17世纪，决疑论达到鼎盛状态(High Casuistry)。
决疑论在16、17世纪的鼎盛是以教义问答手册( manual)的流行为载体的。中世纪后期，过度顾虑的氛围盛行，人们为能否达到教会制定的道德及精神标准而苦恼。经历了宗教改革和特利腾大公会议( Council of Trent)的罗马天主教会开始注重教士的教育培养和教义问答手册的编撰，为那些低级教士在听取忏悔的时候提供指导，并因此极大地推动了决疑论这一道德神学形式的发展。从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初，决疑论在西班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教会神学家编纂的手册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中可能遭遇到的所有情形。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良心问题( case of consaence)在卷帙浩繁的决疑论著作中找不到相对应的条款。
决疑论( casuistry)由拉丁文“casus”而来，是指一系列基于个案的论证，通常用于法律和伦理学的讨论中，作为基于原则的严格论证方法的对立面出现。决疑论包含六个学派，各个学派之间也存在差异。根据其在有疑问之个案的判断标准上采取的不同立场，进至其处理良心问题的不同方式，决疑论可分为散漫主义（laxism），或然论(Probabilism)、较大可能论( Probabiliorim)、同等可能论(probabiliorism)和严格主义( rigorism)。其中或然论是指一个人可以遵循一种或然的观点，即便相反的观点具有更大的或然性。较大可能论则认为一个人总是应该遵循那一更具或然性并得到更多理性支持的观点。至于同等可能论，它强调一个人总是应该遵循与法律一致的观点，避免破坏法律。真正意义上的耶稣会决疑论，也就是帕斯卡尔矛头所指的决疑论，是指吸收了，或然沦之后的决疑论。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作为耶稣会标志的或然论并非耶稣会首创，它最早由西班牙多明我会上梅迪纳( Medina)提出，后由两会共同侣导和发展，接受或然论之后的耶稣会内部涌现的一大批决疑论理论家和编纂者，前者以苏亚雷斯( sudreZ)和瓦斯科（Vdsquez，1551 - 1604）为代表，后者以埃斯科巴( Es‘-ohar)为代表，，后因多明我会转向更为严格的较大可能论，两会之间在决疑论问题上产生了诸多的争论。帕斯卡尔的《致外省人信札》将决疑论与耶稣会紧紧连在一起，也使决疑论从此背上了败坏道德的恶名，发展势头急转直下，直至梵二会议以后，决疑论始呈现复兴的势头，并且在法律、生物伦理学和商业道德领域成功运用，重新确立了声誉。天主教会内部的神学家在恢复对天主教决疑论传统的记忆的同时，也对这一传统作出了深刻的反思，未雨绸缪地指出决疑论可能导致的各种极端形式，以防微杜渐，罗农斯( Romanus Cessario)罗列的决疑论八大缺陷：道德行为的单子化（the atomization of the moral action）、终极因（final c´ause）、道德倾向的消失(disappearance of virtuousdisposrtion)，人类自主的严格性(chP punctuaJ character ofhuman autonomy)、外在的法律和自由观(extrins,cist view oflaw and liherty)、决疑论至上原则(the juridicism ofcasuistrv)、个人主义(indiviclualism)、最少主义( minimalism)．①从某个角度表明帕斯卡尔对于耶稣会决疑沦的攻击是不无道理的。②
决疑论之所以存在这么多易受反对者攻击的漏洞是与其所由出的理论基础——奥康的唯名论以及耶稣会在恩典与自由意志问题上的立场——一脉相承的。贯穿奥康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精神就是，反对把个别、具体、经验的现实归属于普遍、抽象、超验的原则。他认为上帝与个体之间只有直接、偶然的联系，个体之问也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不论上帝与被造物之间的上下关系，还是被造物之间的并列关系，都是人在经验基础上用概念把握的个别性；本质、关系、原则、规范、权力等都是思想或人工产物，、在神学上，奥康的唯名论则体现为意志主义，即认为理念和事物同样足偶然产物，理念与理念之问也无内在的必然联系。这就意味着卜帝以偶然的方式，知道世界发生的一切．奥康将意志主义运用于伦理学领域，就得出了人的道德活动被上帝意志直接、偶然地决定的结论，否认存在发自人内在本性的普遍道德规范⑧
作为耶稣会决疑沦另一理论基础的莫林那主义( moliniblTI)的恩典观在恩典与自由意志问题上这架天平上过分倾向于强调个人自由意志的作用。以莫林那主义为理论基础，耶稣会决疑论赋予行动者的自由意志在恩典与自由意志这一关系中以极大的权力。④而作为耶稣会恩典观对立面出现的詹森派预定沦思想非常接近加尔文主义，他们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所有人必须完全仰赖于上帝的恩典，无法凭借自身的行为保证恩典的获取。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其原罪悔过。被拣选的人苦修、勤勉、祈祷、斋戒。相反，那些游手好闲、追求奢侈和享乐的人则属于未被拣选者之列⑧。因此，詹森派要求个人的全部生命应时刻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保持一致。每一个行为都应该是那种基督徒牛命态度的体现。一个人应该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方式，并时刻警醒自身的罪恶，严禁沉迷于享乐。詹森派严格主义行为规范的背后是对充满罪的世界的根本拒斥。人类以及人类的世界是堕落和败坏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有上帝的恩典能提供最终的拯救，有罪之人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赎罪。从詹森派的基督教思想和道德观角度审视，耶稣会决疑论和或然论随意为天主教律法添加限定条件，或为律法的适用性设定范围，使得耶稣会士可以为每一位忏悔者的罪行寻找出解脱的理由，这就容忍并变相地鼓励人们去犯罪，那么决疑沦和或然沦fj然就“成为一切不道德的根源和基础”⑥。而耶稣会的海外传教策略，尤其是耶稣会士对待中国礼仪的态度，在帕斯阿卡眼中都是决疑论的运用和体现，是对基督教道德传统的败坏
帕斯卡尔对中国礼仪的解读
在此历史背景和神学理论基础之卜．，回到《致外省人信札》中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那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了三方面的信息：
首先，中国礼仪的性质问题。帕斯卡尔认定祀孔属于偶像崇拜，基督徒参加祭孔仪式即崇拜偶像。帕斯卡尔没有到过中国，对于中国礼仪没有直观的认识，也无法形成他自己的判断一他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知识都是来自于传到欧洲的二手资料，其中可能既包括耶稣会L的资料，也有其他修会或商人的纪录资料，作为耶稣会对立面的冉森派的一分份子，即便帕斯卡尔对于两种有关中国礼仪性质的截然相反的描述都有了解，作为撰写攻击檄文的材料，他必然会选择多名我会等与耶稣会敌对的修道会有关中国礼仪的描写文字，即中国礼仪的性质为偶像崇拜，而非耶稣会士所称的习俗。作为一神论的宗教，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对偶像崇拜的问题就有明确的文字。上帝在西奈山上颁布十诫，要求“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这些象，也不可敬奉……”（出谷记20:2-5）。中国基督徒在祭孔仪式中向孔子画像叩拜、献祭，在帕斯卡尔看来就是对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崇拜独一真神——的违犯。
其次，耶稣会对待中国礼仪的态度。帕斯卡尔指出，在华耶稣会士不仅允许基督徒参加祭孔等偶像崇拜仪式，而且教导当地基督徒应对偶像崇拜之指责的计谋，助长偶像崇拜的现象。即是说耶稣会士用决疑论的方法来指导中国基督徒进行偶像崇拜：即意图定位法( directingintention)。具体来说，即耶稣会士“教导他们（指中国基督徒）要把对孔夫子偶像的公开赞美在精神上转到耶稣基督上面去。”因为耶稣会士认为他们“不能阻止这样的行为发生时，我们至少可以净化他的动机，通过目的之善来纠正其行为之恶。”①沿袭自亚里斯多德——阿奎那这一传统的耶稣会决疑论的“意图(intention)——行为( act)”二分法，与詹森派所秉持的奥古斯丁一元论是正相反对的。在帕斯卡尔看来，意图——行为二分原则指导下的行为缺乏信仰作为其内核，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缺乏约束和界限，极易冲破基督教道德的底线，滑向道德废弛的深渊。
以上两点是紧密相连的。对中国礼仪之为偶像崇拜的性质认定，是帕斯卡尔批判耶稣会意图定位法的理论基础。既然孔子之为偶像，祭孔之为偶像崇拜，耶稣会士教导中国基督徒的意图定位法则不仅是在容忍偶像崇拜，甚至为偶像崇拜提供便利，助长了中国基督徒群体中偶像崇拜的风气，有损基督教教义、教仪的纯洁。而且，耶稣会士以意图定位法来教导信徒避免偶像崇拜的职责，也从侧面说明了耶稣会士本身也认定中国礼仪的宗教性质，故需要将意志引导到耶稣像上，他们在礼仪之争中的辩白之辞也完全就是策略性的。
最后，耶稣会士迎合当地风俗取舍宣讲福音的内容。帕斯卡尔指责耶稣会士传教过程中一味迎合中国、印度当地人。因为当地人普遍认为上帝被钉十字架是一条愚蠢的教义，耶稣会士就只宣扬那位荣耀的，而不是受苦的耶稣基督。耶稣会士在宣讲福音的内容取舍方面集中体现了决疑论和或然论。从决疑论的立场出发，中国和印度传教区都是“个案”，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传教策略。中国人、印度人难以理解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教义，在中国、印度这两个个案中，传教士避而不谈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有事实理由来支持的，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即便相反的观点，即必须向每一位基督徒宣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教义，有坚实的神学理论基础，从基督教教义角度来看具有更大的或然性，耶稣会士选择前一种观点作为其在中国、印度传教策略的立论基础，从或然论的角度来说是合法的。事实上，在华耶稣会士传教过程中在这一方面的确做了一些妥协和让步。耶稣会士将传教策略建立在偶然、变动的现实基础上，而非内在、永恒的基督教教义基础上，便触到了帕斯卡尔所代表的詹森派严格主义的雷区。帕斯卡尔在信札中说道：“他们（指耶稣会士）把肉体的世俗的策略隐藏在圣袍和基督教的审慎下面；好像信仰，以及与信仰相关的圣传因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可以有所不同的；好像对于它的臣民欲擒之必先纵之，乃是一条规则似的；好像灵魂要得到净化，涤除污染，就只有破坏上帝的律法，取消清明、纯洁的上帝的律法似的，让沉浸在罪恶中的灵魂去听从耶稣会的有益教训似的！”②
由此可见，对中国礼仪性质的认定、17 - 18世纪天主教会内部围绕决疑论、或然论形成的道德体系（systems of moral）是帕斯卡尔诟病中国礼仪以及耶稣会对待中国礼仪之态度的两大原因。很难说帕斯卡尔对于中国礼仪的性质有多客观、全面、深刻的了解，这也是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在认识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单凭游记和传教士书信获取有关中国信息的欧洲人，很难跳脱自身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从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上来把握和认识中国礼仪。
此外，从其资料来源上来说，帕斯卡尔也很难称得上是稳扎稳打。帕斯卡尔关于决疑论和或然论的知识资源主要来自于耶稣会士埃斯科巴( Escobar)编纂的手册。由于编辑过程中难免掐头去尾，极易令读者断章取义。所以说，帕斯卡尔对于耶稣会伦理学的攻击在根基上是不够稳固的，有些地方是不够客观的，存在某些误读。
小 结
帕斯卡尔对于中国礼仪问题的解读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剧烈变动时期的思想状况和中西文化交流共同的产物。耶稣会与詹森派之间的争论和中国传统文化向欧洲社会的输入催生了这一误读，这一误读又反过来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变动并改变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走向。在欧洲，耶稣会因此而在此次争论中从此处于守势；在中国，明末清初天主教向中国的输入受此影响而宣告结束，这是历史给我们上的一课。经由理清帕斯卡尔解读中国礼仪问题的理论背景、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或许可以窥见中西文化交流之间存在误读之可能性及其成因。
（责任编辑胡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