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使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得以充分表达和释放。具体表现为：借助纪念活动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纪念活动成为理论诠释的重要载体；借助纪念活动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纪念活动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契机；借助纪念活动协调国共关系、整合各派力量、凝聚各方人心，纪念活动成为政治整合的重要途径；借助纪念活动给予共产国际、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以配合和支持，纪念活动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媒介。
【关键词】毛泽东；纪念活动；政治功能；表达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09) 01 - 0050 - 08
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策划、组织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节日纪念活动，通过纪念活动有效进行了理论诠释、政治动员，促进了国内、国际各方关系的协调，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也因此得到充分表达和释放。
一、借助纪念活动进行理论诠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群众所掌握、所接受的过程。理论要为群众所掌握、所接受，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对理论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进行诠释和解读。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善于利用纪念活动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纪念活动成为理论诠释的重要载体。
1．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马克思主义是包含若干基本原理的科学体系，由于现实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接受是从其阶级斗争理论开始的。在这一理论的传输、诠释过程中，纪念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发表演讲①，针对当时国内有人怀疑或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提出：“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②这就结合人类历史演进、巴黎公社和中国历史发展主线，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批驳了戴季陶等人宣扬的阶级调和论。
国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它伴随阶级的产生而出现，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毛泽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诠释了这一原理。他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①这样，毛泽东借助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通过论证中国社会阶级、国家、政党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传输、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原理。
2．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诠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通过借助纪念活动，及时诠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上述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的演讲中，毛泽东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实际上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说：巴黎公社存在不过72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由此，他得出两条重要结论：“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②这就借巴黎公社纪念之机，说明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经过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积累与理论升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日益走向成熟。由于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借五四运动纪念诠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就顺理成章。1939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毛泽东发表《五四运动》一文，勾勒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涵，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性质、动力、前途等问题。随后，毛泽东在延安青年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进一步诠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梳理得十分清晰。
3．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诠释。历史经验包含诸多启人心智的道理，善于总结和反思历史经验，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组织、参与的诸多纪念活动，其出发点之一就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中国革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比如，毛泽东在延安青年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就初步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在借鉴孙中山遗嘱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③尽管毛泽东强调“唤起民众”意在动员青年群众参加抗战，但由于这一点是从历史经验中引伸出来的，是基于历史经验的观点表达，也就容易为人所理解和接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则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来所积累的经验，即通常所说的“三大法宝”。因为有了28年的经验积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即将终结，在此背景之下诠释中国革命经验，可谓水到渠成。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纪念活动作为诠释理论的载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一，纪念活动能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诸多纪念对象中，有些纪念对象与理论本身的形成、发展具有内在关联。比如，巴黎公社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次尝试，其经验教训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成熟；五四运动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起点，也是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依据。当纪念对象与理论本身密切关联时，借助纪念活动将人们带回历史的时空，置身历史的场景，将理论诠释奠基于历史的基础之上，有助于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其二，纪念活动能增强理论的影响力。一般说来，纪念活动会成为一定时期舆论关注的焦点，通过纪念活动传输、诠释的理论，容易引起媒介的关注，也容易赢得社会的共鸣，从而使理论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三，纪念活动能促进理论的大众化。纪念活动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性活动，往往有众多的民众参加，借助纪念活动诠释理论，能使理论直接进入民众的视野。同时，为了赢得民众的理解和认同，在诠释理论的过程中，将依据民众的接受能力、认知水平、职业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的方式来诠释理论。如此，将促进理论走向大众，为大众所掌握和接受。
从毛泽东借助纪念活动所进行的理论诠释可以看出，纪念活动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与大众化，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发挥了积极效应。可以说，纪念活动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力量。
一、借助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是一定阶级或政党，通过运用政权或政党的力量，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行为。民主革命时期，逢各种纪念活动之机，毛泽东依据现实的需要或起草通电、宣言、社论进行政治动员，或发表文章、演讲进行政治动员，纪念活动在政治动员过程中的效能得到了充分展现。
1．借助重要节日纪念进行政治动员。“三八”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的节日，利用这一纪念节日来动员妇女谋求自身解放，具有不同寻常的效果。1939年3月8日，延安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今天开纪念‘三八’的大会，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动员，要把全国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把全国男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团结起来的目的，就在于“争取妇女们的自由与平等”。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毛泽东还进一步论述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他说：“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①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借“三八”妇女节纪念以动员广大妇女参加革命、谋求自身解放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但这种动员不是一般的简单号召，而是注意从理论上予以引导和说明。1940年3月，毛泽东出席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时发表演讲，既肯定妇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又对妇女的政治参与提出了明确要求，其政治动员的意蕴清晰可见。
“五一”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利用这一纪念节日进行政治动员，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早在1922年5月，毛泽东便开始借“五一”纪念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为纪念“五一”而撰写的《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呼吁全社会关注劳工的三件事：生存权、劳动权与劳动全收权。1934年4月24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针对国民党对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号召苏区每一个工人、农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保卫苏区。②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演讲，亦呼吁“把全国人民的思想、意志、力量统一起来，集中起来”，以收复一切失地，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③因此，无论阶级矛盾的处理，还是民族矛盾的解决，毛泽东都注意利用“五一”劳动节纪念进行政治动员。
五四运动纪念对于青年力量的整合，无疑具有积极意义。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时，就号召青年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④《五四运动》一文则首次提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毛泽东提出这一标准，其实践指向在于动员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工作与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民众中去，变成民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⑤，动员青年正是这篇文章的落脚点。毛泽东在延安青年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重申“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几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⑨这一倡议指明了青年成长的道路和肩负的使命，同样具有政治动员的效果。
“七一”建党纪念是中共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利时机。1943年7月1日，中央办公厅举办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毛泽东发表《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的讲话。他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了对比，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共产党人对“光明的新世界和光明的新中国增强信心”。①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借中共成立26周年之机，鼓舞国人士气。7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其中“努力奋斗”四个字是毛泽东加上的。他在修改社论时，还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作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②在战争年代，这种号召无疑具有政治动员的效果。
2．借助重大历史事件纪念进行政治动员。近代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重大事件纪念也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利时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极为重视“七七”纪念活动，充分发挥了这一纪念活动的政治动员效能。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战二周年撰写《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针对当时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以求解放”，“反对投降与分裂”③。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所发表的《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正是根据毛泽东在6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综合大家的意见起草而成。④1943年7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提出了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四大主张。⑤1946年“七七”九周年纪念前夕，正值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要求借此发表宣言， “以便动员全国人民反对反动派的进攻”。宣言起草前，毛泽东致信任弼时并告胡乔木，就宣言起草要点提出了明确要求。⑥宣言起草后，毛泽东在修改时又加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一定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企图，我们一定要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一定要实现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整军方案。”⑦这种肯定的语气和口吻，实际上是为了强化政治动员的效果。1949年6月24日，毛泽东还致信胡乔木：“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 “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⑧。毛泽东还提议，“七七举行军民示威游行．开大会，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南昌、九江等城举行盛大的军队检阅及大示威，纪念抗日，反对美国扶日，要求早日成立日本和约，消灭国民党残余。”⑨因此，无论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七七”纪念的政治动员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其纪念活动对于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同样具有积极意义。1939年9月18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纪念“九一八”八周年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就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⑩这在当时足以激发国人抗日的热情和勇气。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青年运动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具有纪念价值的重大事件。1939年12月9日，延安各界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毛泽东发表讲话，认为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一二九运动“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⑩毛泽东肯定一二九运动对于抗战的积极作用，其着眼点仍在激励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投身抗战。
3．借助重要历史人物纪念进行政治动员。中国近代历史上，涌现了一批对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业绩，对于后人是一种激励；他们的精神品格、道德情操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折射，对于后人是一种典范。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纪念重要历史人物时，往往着眼于其思想遗产、精神品格的提炼和总结，以此作为进行政治动员的资源。在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纪念活动中，毛泽东最为重视的当数孙中山纪念。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纪念孙中山一定要注意这样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在毛泽东看来，这三项是孙中山留给后人“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①在这里，毛泽东既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推崇，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使孙中山纪念带上了政治动员的色彩。
鲁迅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②。因此，毛泽东参与鲁迅纪念活动的旨趣之一，就在于动员民众加入抗日的行列，以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纪念活动作为政治动员的载体，是由纪念活动的特点所决定的：第一，纪念活动具有感染性。纪念活动所建构的特定空间、特定符号、特定程序和特定仪式，往往极富情感影响力，置身于这一特殊场景，能调动参与者的情绪，影响参与者的政治情感与政治态度，甚至给参与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第二，纪念活动具有传导性。纪念活动都是围绕一定主题、为了一定目的而举行的，借助标语口号、书刊特辑、陈列展览、纪念仪式、纪念大会等纪念活动的具体形式，可向国民传递政治动员的信息，明示政治动员的目标。而民众参与纪念活动的过程，也是理解、接受、认同政治主张的过程，民众政治认知在参与中发展和提升。第三，纪念活动具有人本性。民主革命时期的不少纪念活动是对重要历史人物、革命先烈的纪念和缅怀，这种纪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这是引起纪念活动参与者情感共鸣的重要因素，也是赢得民众认同的重要基础。
正因为如此，在为纪念活动而发表的有关宣言、文章、演讲、题词中，毛泽东一般要结合纪念对象和时代特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利用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是毛泽东政治动员的重要策略。
三、借助纪念活动促进政治整合
纪念活动既有理论诠释、政治动员之功，亦能收政治整合、凝聚人心之效。借助纪念活动协调国共关系、整合各派力量、凝聚各方人心，也是毛泽东发起、组织或参与纪念活动的重要出发点。
1．借助纪念活动协调国共关系。国共关系协调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共双方寻求共识、缩小分歧的过程。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共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国民党则称之为“中华民国国父”。因此，孙中山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崇的历史人物，对孙中山的纪念成为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突破口之一。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孙中山的伟大、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誓言继承孙中山的遗产，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毛泽东推崇孙中山，一方面是基于孙中山的历史功业、思想遗产和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考虑。1939年3月1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时又说：“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国共应该很好地团结，长期合作。”①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此番论证尽力寻找两者的相通，其目的也在为国共合作寻找理论支撑。
为协调国共关系，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时，超越党派分野，将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等国民党将领列入纪念对象，并称他们“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表明中华民族“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②毛泽东高调评价这些将领，固然是因为其抗战的精神与业绩值得后人景仰，但也包含借此协调国共关系的考虑。
为协调国共关系，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认同蒋介石提出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赞成蒋介石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主张“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将“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③这种回应，也是为协调国共关系作出的努力。1942年6月30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请他考虑利用纪念“七七”机会，找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请王向蒋转达。④
可见，在国共关系协调过程中，毛泽东通过利用纪念活动作出了多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尽管国共两党之间始终存在分歧、磨擦和斗争，但不能由此而否定纪念活动在协调国共关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2．借助纪念活动整合各方力量。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整合，除国共两党的关系协调外，还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党、各派、各阶层力量的整合。在促进各方力量整合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借助纪念活动表达整合的愿望和要求。1938年6月30日，在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前夕， 《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⑤这一题词，释放的是政治整合的信号。1940年7月，毛泽东为纪念抗战三周年撰写《团结到底》一文，强调“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并重申建立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⑥毛泽东还表示，中共在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等方面，“均必须从调节各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⑦统一战线性质政权的建立及各项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其目的也在于实现政治整合。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亦注意利用纪念活动促进政治整合。1946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毛泽东在起草《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央‘七七’宣言的通知》时，要求“引导党外人士在座谈会中讨论时局，争取他们同意我党主张，团结一切进步分子及中间派和我党一致行动”。⑧这种安排，意在通过“七七”纪念促进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之间的整合。1947年7月1日，新华社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6周年，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毛泽东在修改这一社论时，特意加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们有个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开明绅士、少数民族及海外侨胞，这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⑨这就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机，进一步表明了党的统一政策，以力图促进各方力量的整合。
3．借助纪念活动协调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群关系协调不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败，也关系党的形象与党的生存。民主革命时期，纪念活动也被用于党群关系的协调之中。1941年6月，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提出：“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①借助纪念活动明示党的历史主线、党的性质宗旨，意在协调党群关系，塑造党的形象，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1943年7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宣言指出：“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因此，毛泽东借助纪念活动阐明了党盼性质与宗旨、党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力图以此促进党群关系的协调。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纪念活动作为促进政治整合的契机与手段，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不少纪念对象本身具有超越阶级与党派的魅力，是促进政治整合的重要因素。如孙中山纪念、“九一八”纪念、“七七”纪念，就具有超越党派的性质。南京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1929年决定将孙中山逝世日定为植树节，赋予植树活动继承、弘扬孙中山遗教的政治象征意义，全国各地在这一天都将举行孙中山纪念仪式。③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党政府逢“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也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予以纪念。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发起、组织相关的纪念活动，实际上有助于增加国共两党的共识与默契，对于国民党也是一种回应和支持，自然有助于协调国共两党关系。其二，纪念活动所表达的尊重历史的形象，是促进政治整合的重要基础。历史是客观的真实存在，尊重历史是一个政党对待历史应持的正确态度。毛泽东组织、参与的各种纪念活动，其意也在表达对历史的尊重、追忆和缅怀。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与尊重历史的形象，也有助于消弥党派之间、阶级之间的分歧，达成对于诸多历史问题的共识，这是政治整合的重要基础。其三，纪念活动所具有的影响力，是促进政治整合的重要力量。纪念活动借助各种媒介和仪式，能形成一定的舆论、声势和氛围，在纪念活动中所表达的政治主张、意见态度，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高的权威性，由此使纪念活动具有政治整合的功能。
应当说，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所组织、参与的诸多纪念活动，对于促进政治整合、协调国内各方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不能忽视。
四、借助纪念活动协调国际关系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面临与共产国际、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协调的问题，也需要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融入国际社会。通过组织纪念活动，给予共产同际、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以配合和支持，是协调国际关系、党际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共扩大自身国际影响、融入国际社会的有效形式：
1．借助纪念活动协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中共一直面临如何协调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由于“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都是国际性的纪念节r|，共产国际存在时，往往要对这些纪念活动作出统一部署。如193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五一”宣言，呼吁“国际工人阶级行动的统一”，并要求全世界的工人“供给中国军需品和信用借款”。1940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表“五一”宣言，要求全世界的无产者、劳动民众在五一“举行示威，来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挑拨者及放火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组织、参与“五一”纪念活动，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劳动民众表达中共的声音，既是对共产国际的配合，有利于协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有助于中共步入国际舞台，协调与世界众多国家的关系。
2．借助纪念活动协调中苏关系二共产国际和苏联每逢十月革命纪念日均有纪念活动的安排，中共相应地组织纪念活动既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同，对中苏关系的协调与中共国际影响的扩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应中苏文化协会之请，撰写《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以纪念十月革命22周年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一些不利于苏联的错误言论或对苏联的种种误解，毛泽东强调：“苏联对于世界的和平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相反，将“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苏联的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①。这些观点，澄清了当时国内存在的种种不种于中苏关系协调的言论，在舆论上给了苏联以强有力的支持。1942年11月6日，毛泽东又撰文纪念十月革命25周年，称“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②1948年11月，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进一步证实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毛泽东在为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而撰写的文章中，明确表示认同斯大林对十月革命的评价，认为“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③这种借助十月革命纪念而表达的对于十月革命、苏联、斯大林的推崇，无疑有助于协调中苏关系、赢得苏联的支持。
为协调中苏关系，毛泽东不仅组织、参与十月革命纪念，而且对于苏联红军的纪念也十分重视。1939年2月，为纪念苏联红军建立21周年，毛泽东应苏联《真理报》之约，撰写《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一文，称苏联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具有坚强的技术装备，深厚的军事素养，正确的政治工作”，“不但早已成为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柱石，而且早已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坚力量，成为全世界任何真正愿意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武装部队的模范”。④1943年2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祝贺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称苏联红军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对于苏联红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⑤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红军，固然因为苏联红军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有借此协调中苏关系之意。
3．借助纪念活动协调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协调受制于多种因素，纪念活动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以每年的6月14日作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天举行纪念活动。为回应这一倡议，1944年6月，逢第三次联合国日，延安举行“热烈的民众大会”，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毛泽东提醒国人，“在中国纪念联合国日，不要忘了苏、美、英人民的艰苦奋斗，不要忘了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的英明领导和他们所指道路之正确”。他还寄希望于美国“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⑥毛泽东借联合国日纪念，肯定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对于改善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不无积极意义。
可见，毛泽东组织、参与的诸多纪念活动，由于一些纪念对象自身具有国际性，也就使这些纪念活动具有协调国际关系的效能。同时，借助纪念活动回应国际社会的要求，表达对于国际问题的主张，也有助于展示中共的国际形象，扩大中共的国际影响，从而使中共逐渐步入国际舞台。
总之，毛泽东娴熟运用了纪念活动作为理论诠释、政治动员、政治整合、协调国际关系的有效载体，纪念活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纪念活动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合理发挥纪念活动的功能有助于政治目标的实现，也有助于政治空间的拓展。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