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特权的再生产始终是布尔迪厄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中心问题之一，“习性”作为其基本的理论范畴，揭示了社会的区分化过程，特别是同社会制约条件以及社会场域的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同质关系”。他的思想是新颖的，观点是鲜明的，论证是复杂的，路径是迂回的。普遍的看法是，习性作为他权力场域的“核子”，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释力或者说能量。与普遍理解不同的是，习性是多余的，不仅没有帮助他凿挖到险境的机锋，反而损害了其观照的敏锐性与直击力。
【关键词】习性；结构主义；实践；权力场域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09) 01-0035 -05
“习性”一词来自于拉丁语habitus，本来是很古老的范畴，布尔迪厄为了在后现代话语系统上独树一帜，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如果说，他的学术荣誉来起步于“习性”概念的再创造，那么他的“思想空洞”也受牵于“习性”的伪造与流俗。
一、“既避免客观主义又避免主观
主义”：概念的含混与虚假的超越
布尔迪厄认为，“习性是社会铭写在肉体之中的，铭写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之中的，它使得游戏的无数行为得以产生。”…也就是说，如果说习性具有遗传学的意义，那么这种遗传基因也是来自于生理外部的社会关系。这里值得注意地是，代代相传的遗传过程是习性的基本特征和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来自于时间化的社会关系对生物个体内化的沉淀，两个方面的结果促成不同群体的习性结构以及同一社群的不同个体的习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在布尔迪厄看来，习性不是单纯已生成的内在化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是同时积累行动者行为活动经验和凝聚社会历史发展轨迹，并不断外化的“生成原则”。对此，布尔迪厄有这样一个注解，“习性不过是一个内在规律(lex insita)，此规律由相同的历史印人身体，它不但是行为协调的条件，而且是协调行为的条件。”也就是既要遵循自己的原则，也要与他人相协调。
不难看到，布尔迪厄强调了他的“习性”的社会性，但并没有指出其与人们普遍理解的“习性”或“习惯”的区分，因为在一般看来，人们的“习惯”也表现了外部社会关系内化或铭写成个人或社会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同时也不断地与外在世界发生吻合的作用。为了找到区分点，布尔迪厄进一步指出，“习性这个概念，揭示的社会行动者既不是受外在因素决定的一个个物质粒子，也不是只受内在理性引导的一些微小的单子( monad)，实施某种遵照完美理性设想的内在行动纲领。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这个历史是整个社会场域的历史，是特定于场域中某个生活道路中积累经验的历史。”既不偏向外在，也不偏向内在的所谓社会场域的历史论，似乎不偏不倚的万全法，不仅没有揭示出他“习性”的个性，反而使“习性”概念的边界变得任意扩大与模糊。当“习性”的外延无限扩张，成为包罗万象、涵盖一切的时候，或者说真的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释力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什么也不能解释了，万能意味着什么也不能。
也许布尔迪厄觉得这些解释有点不得要领，不得不直截了当地道明：“在人为地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中，最基本、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似乎布氏“习性”与传统及其他“习性”的决裂点就在于他既避免了客观主义又避免了主观主义。问题是过去的“习性”只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相互排斥，没有融合？布氏的“习性”真的是实现了主客的融合，而没有对立？首先，人们对传统的“习性”或“习惯”的理解也总是看成是一种外在社会化在个体的生成，必然意味着客观因素与主观自觉的一种吻合。至于布尔迪厄所强调的“习性”没有主客对立，他的盟友华康德说：“习性是通过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或者是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这两化过程就是在对立基础上矛盾双方的贯通性，没有集体与个人对立的基础，哪来的融合。更重要地是，就是两化实现了，外在集体与内在个人的对立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这种实现不过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每一个瞬间是贯通与分裂的无止运动。
不过最后，华康德的一点注解泄露了布尔迪厄的玄机：“所谓方法论上的一元论，都声称要确立要么结构要么能动者，要么系统要么行动者、要么集合体要么个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与这些方法论的一元论不同，布尔迪厄主张关系的首要地位。”。第一，这种所谓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早不是布尔迪厄的发明，古希腊哲学以及中国先秦哲学早就有关系方法论了。第二，从矛盾论角度看，企图在矛盾双方寻求本体论的先在性也是不可能的。第三，矛盾双方还会统一到一个新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这无论在哲学上还是科学上都是基本的方法。布尔迪厄由于无法掌握矛盾辩证法的实质，因此对所谓一元论的超越只能是荒谬的。
一、“有结构的结构”：叙事的
琐碎与策略的粗糙
布尔迪厄多次强调，我们对“习性”的理解，一定要克服字面的理解，它是外部成像与内在意图的重合，也可理解成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复杂关系的中介与相互作用的必然环节：但是，究竟“习性”是什么，尽管简洁的断言很多，就是没有让人们有个完整和精确的界定二在外在的质疑声中，在1980年他对“习性”有过这样的一个很复杂，在他看来很完备的定义：“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生存习性。习性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而由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活动和表象活动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而不用设定有意思的目的和特定掌握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需的程序，故这些实践和表象活动是客观地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而不是服从某些规则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是集体地协调一致，却又不是乐队指挥的组织，是作用的产物。”这里我们为了期待一个涵义丰富的伟大概念的诞生，容忍了如此琐碎但愿是穿越思维边界的拓荒之旅。首先他指出，与一类特殊生存状况相联系的各种条件产生“习性”。显然，各种条件产生“习性”是不需要说明的，至于特定性的生存不知道特定在哪里。 “习性是持久的”这也是普通“习惯”概念早就有的特点。“可转换的”应该是指“习性”永远不会一成不变，这也是旧“习惯”里包含的。大家都知道，尽管‘‘习惯”很顽固，但“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习性是潜在的行为也不应该有人持异议，至于是倾向系统不过的“习惯”的同义语。因此，上面的这些表述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关键是下面“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大概布尔迪厄发现了存在没有结构的结构，否则决不会有这样的异想。紧接着“结构化的结构”已经不是发现了没有结构化的结构，而是发现上面的词汇没有作用，而且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词来掩盖他思路的混乱。毫无办法，只有把实践的概念搬出来，“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与组织原则”、 “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除了“实践”本身以外没有任何超出“实践”的内容。“而不用设定有意思的目的”、“达到这些目的的程序”不过是他一贯的所谓“无目的实践”理论的再版。“客观地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而又不是服从某些规则”，不知道“不是服从地客观符合”和他极力反对的“客观主义”区别在哪里？他所推崇的“无意识的实践”如何能够“不是服从的客观符合”，而且还不是客观主义？
也许会有人为他辩解，所谓“有结构的结构”其用意是强调“习性”的符号化结构，至于符号化结构所组成的世界维持着不同的社会化关系，以及把不同意义领域统一起来，一切复杂的制度化程序最终归并到一个符号化总体，这样的想法在布尔迪厄之前早已被其他更有雄心的“后现代大师”所先行。鲍德里亚在1973年《生产之镜》中就说到：“符号的超意识形态以及能指的普遍可操作性——今天，它到处被结构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学科的认可——已被作为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代替了旧的政治经济学。”
为了挖掘有结构的结构，似乎光在“结构”的概念上反复不能制造出奇异的效果，不得不制造出新的概念。这样运用“策略”的策略就登场了，他指出，“策略这个概念是我用来摆脱客观主义观点的手段，是我用来摆脱结构主义预先假定的排除行动者的行为的手段。但人们可以不把策略当成有意识的、理性的计算的产物，从而在策略中排除无意识计划的产物。策略是实践意义上的产物，是对游戏的感觉，是对特别的、由历史性决定了的游戏的感觉，……策略是在儿童游戏中获得的。”琐碎的解释，“策略”还不过是在重复一个陈旧的摆脱客观主义话题，就是增加了一个所谓无意识，不仅没有给有结构的结构添加任何新的内容和有力的解释，反而混淆了策略自身确定的定义。在空洞概念的周围再围上形色诡异的虚夸概念，看似结构复杂，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不堪一击。 三、“习性是创造性的，但又受限于
结构”：关系的悖论与准则的背叛
布尔迪厄的习性与场域的同步耦合论，避重就轻地绕过了“习性”的逻辑起点，“习性，作为一种塑造和被塑造的结构，把理解的实践性的框架放到了实践与思想之中，这些理解的实践性框架（通过社会化、个体发育）从社会结构的具体化中产生的，社会结构本身是从代代相传（种系发生）的历史性工作中产生的。”因此有人批评他是“结构产生习性，习性决定实践，实践再生产结构”的循环悖论。对此，华康德帮他解释到，“习性是创造性的，能体现想象力，但又受限于结构，这些结构则是产生习性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华康德的解释力显然是十分微弱的，也许华康德也觉得逻辑上的困境，说出了布尔迪厄不愿承认的事实，“习性所产生的行动方式并不像根据某种规范原则或司法准则推演出来的行为那样，具有严格的规律性，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这是因为‘习性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作为一种生成性的自发性，它在变动不居的各种情境的即时遭遇中得以确定自身，并遵循一种实践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多少有些含混不清，但它却勾勒出了与世界的日常关联’。”如果真是华康德的认为，习性的逻辑是实践的逻辑，那么“习性”概念专门化的意义在哪里？而且，实践的逻辑就是含混的逻辑？只能说明布尔迪厄既无法走出自己编造的概念的困境，也没有理解实践的规定性。“习性和场域的概念使布尔迪厄得以摒弃个人的自发性和社会约束、自由和必然、选择和责任之类的虚假问题，从而避免了在个人与结构、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进行人们熟知的那种抉择。”这些似是而非的语言不仅没有解开“习性”理路的任何死结，反而说明了布尔迪厄思想的散落。
当然布尔迪厄并未就此罢休，他试图通过所谓的关系方法论来进一步的阐释，“在这些通过社会和历史建构而成的感知和评价范畴的基础上，社会行动者将积极主动地去决定那个决定他们的情境。你甚至可以这么说，只有当我们说社会行动者是决定自身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同时说社会行动者是被决定的。话说回来，这种（自我）决定原则是由感知和评价的各种范畴提供的，可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范畴本身又是由制约它们的建构过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尽管语言是生涩而弯曲的，但还是能找到接头的，也就是说，社会行动者决定社会条件，社会条件决定范畴，范畴决定自我，即社会行动者。
陈旧的关系方法论无法帮助他走出困境，不得不转移日标，不过在这里，“结构”已经变成“社会秩序”，“建构的结构”被转换成“再生产”，“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远不是什么机械过程的自动产晶，它只能通过行动者的各种策略和实践来实现自身。在这样的策略和实践中，行动者把自身时问化了，，并塑造出这个世界的时间。布尔迪厄在这里不仅没有划破任何思想的樊篱，而且违背了后现代的一贯主张，宏大叙事式地重复一个无比简单的事实，个人的时间性、世界的时间性，也就是历史性。在时间问题上，不仅德国古典哲学家，而且后现代哲学家都不遗忘余力地去阐释所谓的存在与时间，尽管都逃不过科学的嘲弄，但总还比布尔迪厄概括得细致。 四、“置身于同世界的实践关系之中”：
解释的困顿与求助马克思
由于布尔迪厄在迂回重复的叙事中，跌进了解释的死海，不得不再次向实践求救，“作为实践活动的实践的理论与实证主义唯物论相反，它提醒我们，认识的对象是构成的，而不是被动记录的；它也与理智主义唯心论相反，它告诉我们，这一构成的原则是有结构的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即习性，该系统构成于实践活动，并总是趋向实践功能”。尽管并仍然没有把“有结构的结构”解释清楚，但他的一个基本主张已经很明确了，具有无比能量的，也是无比复杂的“习性”其实就是“实践”的产物。换句话说，与实践的同构就是习性的本性。至于从马克思得到的帮助，他也并不回避，“的确，随同《费尔巴哈论纲》的作者马克思，人们能够放弃客观主义唯心论据以对待世界的极端观点：它组织世界，但无须把对世界的领悟的‘积极方面’留给世界，将认识简化为一种记录；要放弃这一观点，人们只需进入‘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说置身于同世界的实践关系之中，这是以事先占据和主动的方式存在于世界”。当然，布尔迪厄反复强调的是他的“习性”既不是客观主义也不是主观主义的“非二元论”逻辑，“客观主义是与原初经验的决裂和客观关系的构成所必须的阶段，当它把这些关系当作已经在个人和集体历史之外形成的现实事物而使它们实体化时必然导致结构实在论。所以关键是摆脱这种结构实在论，而又不重新陷入完全不可能阐明社会世界之必然性的主观主义。为此必须回到实践中来，因为实践是实施结果和实施方法、历史实践的客观化产物和身体化产物、结构和习性的辩证法所在。”实际上，他创意的所谓既摆脱客观主义又摆脱主观主义的“生存形态”，不过是受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启发。马克思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这里不过是他批判的实证唯物主义。
需要注意地是，布尔迪厄对于马克思的接近使他走出了解释的泥潭，但他并没有直截丫当地与马克思对接，而是不断地在马克思周围设置屏障。布尔迪厄指责马克思的实践是一个完全意义化的行为过程，排斥了非目的性、非连贯性可能性，似乎马克思的实践只有对象性的劳动和革命的实践。但是，马克思早就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显然，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不仅是广泛的，而且也预料到了把实践神秘化的倾向企图。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性使得行动者表现为不同类型的实践活动，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命运更关注革命的行为。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同样，布尔迪厄渲染游戏性、象征性实践活动的目的，并不足他不了解马克思实践的全面性，却是反映了他无视马克思的革命性实践。“遗憾地”是，华康德在这个问题上给予了直白：“也许正是卡尔-马克思最简明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在《1857 - 1858经济学手稿》中写到：。社会并不只由个人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布尔迪厄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持之以恒地热心推广这一观念。这可以拿他的两个火键观念习性与场域（它们都指一些关系束）作为例证。
可以这样说，布尔迪厄的理论系统尽管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做了方法论上重建，但始终没有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布尔迪厄声称对结构主义进行改造，认为传统结构主义超然于生活之外，制造了静止的、受制于某些规则的现实假象，而现实是流动的、模糊的，而更应该借鉴结构主义的框架，揭示出结构的遗传密码，找出结构的发生学机制和动力学原理，探索一条更具解释力的建构方法。他特别强调以实践概念为中心，对行动者进行动态的分析。
尽管如此，他对资本主义及其权力体系的再认识，应该说是富有启发性的。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主义的成熟，不仅表现在资本的更进一步高度积聚，更在于存在着资本的存在形式趋向更隐蔽与转化要求更强烈的特征，在资本在向合法性祈求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加制度化和公正性的建构。精英社会的出现，呼应了所谓知识经济，使得资本的形式划分得更细，而且资本的周转和再分配变得更加频繁。权力不仅反映各种有效资本的总量，还会体现在对不同资本的交换能力上。而所谓权力场域，不过是各种资本为权力而争夺与竞技的空间。“就其结构而言，权力场域就是力量场域，它是由不同的权力形式或资本类型之间的力量关系所决定的。”[22]也就是说，不同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在权力场域的布局和定型中起关键作用，而场的强度或辐射能力应由资本总量、资本间的争夺程度、交换频率等因素所．决定。
布尔迪厄发生的或者建构的结构主义目的就是建立布氏权力场域理论，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权力场理论为他赢得了更受大众阶层响应的荣誉。他的权力场域建构不仅视域是开阔的，洞察是深刻的，对当代生活的权力运作的把握也是准确的。然而，我们发现，自始至终伴随着权力场域旋转的“习性”，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还削弱了布尔迪厄的思想穿透力，同时，还引起了人们对权力场域理论合法性根基的怀疑。
[参考文献][1][9][10]《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
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63、62、186页。[2][4][7][16][17][18]布尔迪厄：《实践感》，
蒋梓骅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90 -
91、37、80 - 81、79、79 - 80、80页。[3][5][6][11][12][13][14][15][21]布尔
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81、19、15、
19、24、24 -25、181、184、16 -17页。[8]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
译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5年，第60、58页。[22]布尔迪厄：《国家精英》，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04年，第457页。
（责任编辑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