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转向“接着讲”“贞元六书”，他以逻辑分析法诠释程朱理学，创新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与“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以及“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以自己独创的形而上学说明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构建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依据冯先生一以贯之地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以及把人生哲学作为“新理学”的起点、巅峰与归宿，本文特地把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诠为“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关键词]冯友兰；贞元六书；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09) 05 -0120 -05
当冯先生写完并出版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后，已以哲学史家名于世了。他并不满足于只做一名哲学史家，而追求还能成为一名哲学家。尽管哲学创造总是离不开哲学史的资料，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而是有所区别的。他说道：“在我的《中国哲学史》完成以后，我的兴趣就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 “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的，总要以前人怎么说的为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①这二者的区别，随后冯先生概括为“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不同的讲法。
冯先生所创建的哲学体系为什么是“新理学”的哲学体系，而不是“新心学”以及别的呢？这，决非出自偶然，而是由于他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情有独钟，因而他才选定了理学流派。他在撰写《新理学》一书的前夕，曾对张岱年先生明确说道： “不论中国和西方，在历史上占正统地位的哲学思想都是理性主义。”②这意味着，冯先生决定“接着”理性主义传统“讲”出“新理学”，并寄厚望于自己所创造的“新理学”，也能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正统的哲学思想之一，以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贡献于社会和人生。冯先生为创造哲学体系，撰写了“贞元六书”。
《新理学》是冯先生为“贞元六书”写的第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全面讲到了自然、社会和人的问题，但重点却讲了自然的问题，构建了“新理学”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成为六本书的“总纲”，并因而命名自己的哲学体系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冯先生在《新理学》一书中，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传统“讲”，运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法，来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进而演绎成一个崭新的理学体系。他在书中提出“理”、“气”、“道体”和“大全”四个主要观念。这四个主要观念是从四组主要命题推出来的，而不是四组主要命题从四个主要观念推出来的。
“在新理学的形而上学的系统中，第一组主要命题是：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借用旧日中国哲学家底话说：‘有物必有则。”’冯先生这里所谓的“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以及“则”就是指“理”而言的。这“理”，就是一事物之所以成为一事物的内在根据。它先于事物而存在，是先验的。所谓“理”的观念便是如此推出来的。
“第二组主要命题是：事物必都存在。存在的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以存在者。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底话说： ‘有理必有气。¨’冯先生这里所谓“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以存在者”就是指“气”而言的。这“气”，是事物的外在形式，即质料。但它不是具体的、相对的质料（如砖、瓦等），而是抽象的、绝对的质料。它是一切理所借以实现的总的物质基础。所谓“气”的观念便是如此推出来的。
“第三组主要命题是：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其气实现某理或某理的流行。……总所有底流行，谓之道体。一切流行涵蕴动。一切流行所涵蕴底动，谓之乾元。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底话说： ‘无极而太极。’又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冯先生这里所谓“道体”就是指“总所有底流行”而言的。事物是既依照其理，又依据其气，在运动中相结合而产生。总所有的运动过程就是“道体”。换言之， “道体”就是“总所有底流行”。所谓“道体”的观念就是如此推出来的。
“第四组主要命题是：总一切底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底有。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底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冯先生这里所谓的“大全”，是“总一切底有”，是至大无外的，即宇宙，它涵盖了一切“理”和一切“事物”。所谓“大全”的观念便是如此推出来的。
“以上四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亦可以说是形式命题。此四组形式命题，予人以四个形式底观念，即理之观念，气之观念，道体之观念，大全之观念。新理学认为，真正底形而上学任务，就在于提出这几个观念并说明这几个观念。”①冯先生并认为，哲学之所以能起到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就靠了这四个基本概念。“哲学的作用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四个基本概念也就够了。”②
本文限于篇幅，仅以“理”与“气”为例进行初步解读。程朱理学把整个宇宙一分为二：一个是形而上的“理世界”，一个是形而下的“器世界”。冯先生则把“理世界”转换为“真际”，把“器世界”转换为“实际”。他认为“真际”比“实际”“更广阔”。因为，可能“真际”中有某理而“实际”中尚无此事物，而不可能“实际”中有某事物而“真际”中尚无此理。他又认为“真际”比“实际”“更为根本”。因为，必须先有理，然后才有事物。冯先生为此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 “必须先有飞机之理，然后才有飞机。”冯先生并认为“真际”中所包括的“理”，是“万理俱备”，是完全无缺的。因为， “理”是无始无终的，如果有新加入的“理”，那些“理”就是有始的了。冯先生表明，有关这些论述，程朱理学并非没有讲过，但只不过他们有时讲得不够明确，而《新理学》则把它明确起来③。
同时，程朱理学把“气”分为“清”与“浊”两种。《新理学》认为不能这样说。因为，如果这样说，“气”就成了一种具体的东西，而不是“一切理所借以实现的总的物质基础”④。冯先生说道：“在我们的系统中，气完全是一逻辑底观念。”“并不等于说它完全是主观的东西，观念，即现在常用的概念一词。它既不是理，不属于真际；也不是实际的具体的东西，不属于实际。虽不属于实际，但为任何实际中的东西所依据，所以是‘绝对的料’，它有似于道家所说的‘道，。道家所说的‘道’的特点，是‘无名’；所谓‘无名’，就是说它不能有任何的性。，，’⑤这“绝对的的料，不可名状，不可言说，不可思议”⑥，“这就使‘气’更加抽象了”⑦。
《新理学》所讨论的“理”与“事”的关系问题，其实就是“共相”与“殊相”、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冯先生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 “新旧理学的‘理在事先’、 ‘理在事上’的主张，是使它们成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原因。”⑧他又说道：“‘新理学，虽不是临摹柏拉图和朱熹，却也犯了他们的错误；那就是‘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现在我开始认识到，‘理在事中，是正确的。”⑨
张岱年先生评价道：冯先生的“《新理学》可以说意在将中国和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综合起来。这是冯先生新理学的基本特点，可以说新理学是柏拉图主义、近代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的一种综合”①， “唯有冯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 ‘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②。
冯先生的《新理学》这本书，“虽‘不着实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论，不无关系”③。诚然，从表面上看《新理学》所着重讨论的“共相”和“殊相”、“一般”和“特殊”的区别和联系的关系问题，似乎脱离实际，没有实用价值，其实是大有实际的用处。《新理学》一书写成后， “事变益亟，因另写一书，以讨论当前许多实际问题，名曰《新事论》”④。
《新事论》是冯先生为“贞元六书”写的第二本书，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 《新事论》便是《新理学》的一个例证，是六书中的社会观。它根据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类型是“共相”，而各民族特性是“殊相”，每一个国家均可由某一类型转化为另一类型，这就是“共相”寓于“殊相”之中。就当代中国而言，他以自己创造的两个名词来表达，当务之急是从“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向“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转变，转变的关键则是实行产业革命，实行工业化，这就是“中国到自由之路”。
冯先生为“贞元六书”写的第三本书名《新世训》，是关于青年修养方面的书。书中主要选择了中国传统生活方法和道德修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加以现代意义的阐述。当时，冯先生这样想的，这一类的文章，在旧时应该称“家训”。不过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读者的范围扩大了，所以应该称为“世训”。后来他回忆说：“这部书所讲的主要是一种处世术，说不上有什么哲学意义；境界也不高，不过是功利境界中的人的一种成功之路，也无可值得回忆的了。”⑤
冯先生为“贞元六书”写的第四本书名《新原人》，是关于人生哲学的书。他认为人对宇宙人生的不同程度的觉解构成不同的人生境界。大致说来，有四种境界。第一种是“自然境界”，即一切顺从本性或习惯，对宇宙人生毫无觉解。第二种是“功利境界”，即为私、为个人的利益而生活。这两种境界，是自然赐予的。第三种是“道德境界”，即为公、为社会的利益而生活。第四种是“天地境界”，即觉解宇宙、“真际”，彻底了解人生的意义，为宇宙的利益而生活，以至与宇宙合一，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境界。这两种境界是人的精神的创造。通过哲学可以达到这两种境界，因为哲学的功用在于能提高人的觉解。哲学能培养人提高其精神境界，乃是冯先生终其一生的独特的洞见。因此，我一直认为冯先生这本书，实为“六书”中的“核心”。冯先生这本“核心”式的书尤其是其中的“四境界”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冯先生为“贞元六书”写的第五本书名《新原道》，是关于哲学史观的书。其副标题为《中国哲学之精神》。它的主旨则是“述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批判其得失，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 “故此书非惟为《新理学》之羽翼，亦旧作《中国哲学史》之补编也”⑥。
冯先生为“贞元六书”写的第六本书名《新知言》，是关于哲学方法论的书。它总结中西哲学史经验，强调哲学方法应是说某物是什么的“正方法”与不说某物是什么，而只说它不是什么的“烘云托月”的“负方法”的结合。
张岱年先生评价说道：“这个‘新理学’体系的核心观念，简单说来有二：一是‘两个世界’，二是‘四个境界’。《新理学》的中心观点是两个世界的学说，《新原人》的中心观点是四个境界的学说。这两者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⑦
冯先生“贞元六书”所构建的哲学体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是“新理学”的哲学体系，还是“新理学的人生哲学”的哲学体系？本文在上面已明确提出《新原人》一书，应成为冯先生“新理学”哲学体系“六书”中的“核心”。由于《新原人》一书在冯先生“六书”中具有如此独特的地位，以及冯先生在“六书”中，乃至在他的全部学说中，一以贯之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的卓识，促使我对冯先生哲学体系的称谓，有了不同于冯先生本人和一般论者的思考。这个意见就是我于十多年前的1995年1月所提出的见解：
先生作为哲学家所构建的哲学体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无论是他本人的主张，还是大家的评价都公认是“新理学”的体系。我也赞同这种流行的看法。除此以外，我个人以为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或层面去探讨，则先生的哲学体系或者先生哲学体系的核心，似乎更宜是“人生哲学”。这乃是因为先生把“人生哲学”作为自己体系的出发点。这可以他早期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原名《天人损益论》）以及早期所撰写的教科书《人生哲学》为代表，前者出版于1924年，后者出版于1926年。先生又把“人生哲学”作为自己体系的巅峰，这可以他的“贞元六书”中的《新原人》（1934年出版）一书所提出的著名的“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四种境界说为代表。先生还把“人生哲学”作为自己体系的归结或终结，这可以其晚年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1980年修订本） 中的长篇《序言》为代表，这篇《序言》明白无误地重申了他早年的观点：哲学的功能与作用，或哲学的目的和意义，即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并且，从先生的全部著作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写的有关“人生哲学”的论著是很多的。由上述可见，先生的哲学体系诚可谓“人生哲学的体系”。
至于《新理学》，则是“人生哲学”的形上理论或理论基础。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也可以说先生的“人生哲学体系”乃是“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
因此，先生早年就曾遗憾地表示过：他的《人生哲学》一书在学术上的价值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是个不幸。这里，我想借用先生的这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更遗憾地说，先生整个“人生哲学”思想的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更是个不幸！①
1999年10月，在河南郑州和开封举行“冯友兰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有一次我和蔡仲德先生谈到冯先生的哲学体系的称谓问题时，他对我的提法予以肯定，他说： “你的提法，我注意到了，也有道理，可以和冯先生自己的提法并存。”李泽厚先生在美国看到我的提法后，来函表示赞成我的提法，并说他本人在海外也写过文章提出过这个问题，这样我们不约而同就有了共识。随着对冯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共识者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对冯先生的《新原人》一书及其人生四种境界说和哲学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说，现已成为研究冯学的热点话题之一。这一点，是可以告慰冯先生在天之英灵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冯先生从中国先哲中得到的智慧和力量，并成为他著书立说、创造新儒学之动力和源泉，以及毕其一生所追求的崇高的人生理想和最高的精神境界。其心路历程如下：
第一，早在1933年6月，他为《中国哲学史》下卷所写的《自序》 （一）就沉痛地说道：“此第二篇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②
第二，冯先生六十多年的老友、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荪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曾亲耳听冯先生解说他之所以计划写“贞元六书”之宗旨，也就是为了“为万世开太平”。陈先生回忆道：“当时曾有人间他为什么要写这六本书。在长沙宿室里，他曾亲口对我说过他的想法，那便是后来写在《新原人》自序的一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当时我感到很大的震动，我觉得我们的身上都沸腾着中国人的热血！”于是，陈先生高度评价说：“芝生先生不只是大学问家、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中国人。”③冯先生在撰写“贞元六书”和创建“新理学”哲学体系之初，就毅然决然地立志要追随我国的一切先哲，以他们著书立说之远大宗旨为自己著书立说之宏愿，这种崇高的精神诚然十分感人！
第三，1940年，冯先生在《新事论》的结束语里，满怀信心地写道： “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①冯先生的这番话真是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第四，同一年冯先生在《新世训》的《自序》里说道：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曰《新事论》，谈文化社会问题。曰《新世训》，沦生活方法，即此是也。……合名曰《贞元三书》。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民族方建震古铄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②
第五，1942年3月，冯先生为《新原人》撰写《自序》郑重地再次申言他是为了迎接中华民族的复兴的到来，也为了“为万世开太平”而著书立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昔尝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为贞元三书，近觉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书自限，亦不能以四书自限。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③冯先生为了“以志艰危，且鸣盛世”，为了“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而“尽所欲言”，意味着他在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驱动下而不断著书立说，由“贞元三书”增为“贞元四书”，最终增到“贞元六书”之多。
所谓“贞元之际所著书”的“贞元之际”，源于《周易》乾卦卦辞所说： “乾，元、亨、利、贞。”其中的元、亨、利、贞，代表春、夏、秋、冬四季。四季乃是周而复始的。贞下起元，就意味着严冬即将过去，春天行将莅临。其时正处于抗日战争之时，既然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之时，当然也就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时，即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意味看抗战胜利之后的中国将转入一个新时代，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一个新纪元。冯先生说道： “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④冯先生当时所写的六本书就叫“贞元之际所著书”，简而言之叫“贞元六书”。
第六，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95岁高龄的1990年6月15日写毕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最后一卷时，他在全书《总结》的最后一句话，再一次引证了张载那著名的“横渠四句”——“乱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加上四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⑤他对“横渠四句”可谓信守终身，壮心不已。
诚然，冯先生的“贞元六书”及其“新理学”的哲学体系， “有不必无错误者”，但其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历史使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则是感人至真至切，发人深省不已。同时，冯先生所创新的体系，融贯中西、通释今古，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对今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都不无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