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的“革命”，既是一场驱动着古老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卓绝的努力，同时又强烈地体现出对于“现代性”弊端进行反拨的价值维度：针对现代性过程极易产生的官僚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他试图通过一场全方位的文化大革命实现权力重组，以巩固其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针对现代性过程中所带来的片面的发展主义的经济模式，他试图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来寻找一个“发展”和“公正”的结合点；针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他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来破解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这一历史性难题。在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致力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弊端，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现代化方案，成为毛泽东“革命”的一个重要主题。
【关键词】毛泽东；革命；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0) 01 -0056 -10
自近代以来，当作为世界中心辉煌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被昔日的“蛮夷之地”、“蕞尔小国”打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这个庞大的“东方睡狮”迫不得已睁开了眼睛，将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纳入了它的视域。这时候，“传统”无论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在“落后挨打”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听由“现代”的召唤，“现代化”成了国富民强的应有之义，中国人所有的思考与探索、欢欣与痛苦都与中国艰苦而漫长的“现代化”之途密切相关。
吊诡的是，由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始于西方的现代性日益显露其危机之时，因而“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特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也由此成为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①于是，在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致力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弊端，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现代化方案，就成为毛泽东“革命”的一个主题。
一、权利错位与权力重组：
官僚主义政治体制及其对治方案
毛泽东发动的一场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革命，决定了其政权最终指向的是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翻身、解放、自由和幸福。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能够实现吗？毛泽东曾有着足够的自信。抗战前夕，基于黄炎培对历朝历代“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担忧，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②毛泽东此处所言之民主，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政府作为人民实现其权利的工具，自然须由人民来监督，并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恪尽职守；二是人民应该是政权的直接参与者和责任人，他们“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做出反应的可能性。”③这样的“民主”内涵，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层面上，就是“高度的民主，高度的集中”④的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予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①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新路走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建国初，效法苏联确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政治体制很快就滋生了一批按部就班的行政官僚，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并不“占有”但却“实际上支配”生产资料，“这些官僚以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填充了当年利用特殊的经济地位对社会进行剥削的‘统治者’角色”，②构成了毛泽东眼中的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他们远离群众、远离工作实际，毛泽东形象地说他们是“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③他尽管一再严肃地告诫官员们“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情形却屡禁不止，这与毛泽东所设想的一个完全代表着人民利益并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高度民主”的新的国家政治建构相去甚远。从这个角度，大跃进的发动可以看成是毛泽东试图打破这种行政官僚体制、由各级领导和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决策的一次尝试。对此，毛泽东也曾总结说：“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鉴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⑤然而，大跃进的失败不仅大大减弱了毛泽东这一努力的成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他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实际话语权，而接下来的整顿调整则使得复杂的官僚机构又重新获得了生长的空间，甚至还各自为政。毛泽东对此抱怨不已，他指责财经各部委：“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鉴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⑥这种“独立王国”的现象既影响了中央决策的执行，也悖离了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所要求的“高度集中”。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一种政治体制已经不能用来充分表达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如果党的官员往那里一坐，大家都不敢讲话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我们的国家最终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⑦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切权利都是属于人民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应该是“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⑧就连党所享有的权力，也是人民赋予的。而当时的中国却产生了一种身份和权利的错位：本应为“主人”的人民，却沦为官僚老爷们的“奴隶”；本应享有各种管理之权的人民，却被动地向官僚者请求施舍各项权利。在毛泽东的判断中，这种现象在建国以后屡纠不止，甚至愈演愈烈，采取经常性的整风这种“输血”的方法看来难以解决问题，人民要想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就要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来一次大的“换血”。在此意义上，毛泽东认为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①通过这场斗争，打破陈腐的官僚体制，实现国家权力的重组。这层意思在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曾有过明确的表示：“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②所以文革开始后，面对各地造反派向党政机关“夺权”的行动，毛泽东采取了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他希望靠“夺权”重新组织干部队伍，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③可见，这里的“夺权”显然不单单是“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这样的理解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④
然而，对于重组后的政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毛泽东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不能再学苏联那一套，“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⑤据王力回忆，毛泽东“经常流露他不主张大的政权机构，党的机构也不赞成大。他设想的是小政府，不要那么多人，那么多层次，不要部，叫组就行了。也不要那么多部或组，很多事情由社会办，不是政府包办。他认为政府大、层次多、机构臃肿，一定会官僚化，容易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以至成为人民的敌人。……他对政府机构的设想是‘小’，小政府大社会。”“再一个设想就是政府和党的官员（干部）要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群众可以随时撤换罢免，不是一辈子当官”，二是实行供给制，取消级别工资制，毛泽东还为此将自己的工资降到了四百元，再有就是取消一切特权等。⑥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民主，就是“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⑦而他对于新政权机构的这些设想，实质上就是取消官僚特权，立足于基层群众，让人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列宁认为：“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⑧应该说，毛泽东关于国家权力的思路，明显遵循着“由初级民主到高度民主，由高度民主到社会主义人民自治、到社会自治”这样一个演进过程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但毛泽东是否持有王力所说的“小政府大社会”的主张呢？或者说，毛泽东是在什么意义上来谈政府的“小”或者“大”呢？对这个问题可能要稍作些辩析。
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是源自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观念，它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限制政府的权限与职能，以免政府公共权力的扩张对市场和公民的自由造成侵害，其经典话语是“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然而政府作为“守夜人”的消极角色随着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无法继续，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主动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则成为西方各国政府的普遍选择。不过，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政府扩张等原因而导致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出现，主张向有限小政府复归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又开始风靡西方。西方国家所经历的上述政府角色定位的思想以及相应的政治实践表明，“大政府”与“小政府”有其特定的内涵，它主要反映了近代西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一种离合关系。就此而言，毛泽东即便有过“小政府大社会”的想法，也不是在西方的视域中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他的“小政府大社会”指向的应该是他所追求的“高度民主、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度民主”是对官僚主义政治体制的反拨，意在唤起大众的政治参与；“高度集中”，则是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否则，地方搞“独立王国”，将会形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绝不能偏废任何一边。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机构的改革中，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①他又提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②这与毛泽东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二者实现的方式大相径庭。
在重组一个能最大程度地代表广大人民意愿的新政府的思路下，毛泽东将目光投射到一个新的临时性组织——革命委员会身上，将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看成是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的关键③。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样的权力机构，一是可以使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对各级政权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二是可以通过军队的参与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可以利用革命领导干部的骨干作用，更好地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地组织和带领群众前进。④
通过“革命委员会”以及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毛泽东似乎完成了从基层到高层的权力重组，但却没有实现他希望通过权力重组而要达到的根本目标。首先，作为基层组织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希望它既精简又要尽量广泛地代表群众的各种观点。革命委员会初成立时，在精兵简政和贴近群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⑤但由于这种机构的精简并没有建立在科学论证、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再加上当时内部机构的设置强化的是阶级斗争的职能，就使得精简后的机构很难应付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结果各级革委会成立不久就开始相继增设机构、增加工作人员，机构和人员之多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其次，在夺权运动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就提出“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由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⑥，但后来根据“一元化”原则建设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完全取消了党、政、企事业单位的起码分工，无法有效地行使各种管理职能。1970年以后，随着各级党组织的恢复，革委会很快就开始了职能的分化和形式的变化，除了名称外，革委会体制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⑦第三，尽管规定了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的原则，但在缺乏具体操作规范的情况下，作为具体行使职能的革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的构成常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较为激进的时期任命的群众代表多一些，在较为温和的阶段任命的群众代表就少一些。”群众代表虽占据一定的位置，但无法掌握实权，“实权仍掌握在军队手里”⑧。第四，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的冲突尚未解决，“党政机构受到了宗派主义的严重侵染”，“权力在明显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间分割”⑨。中共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明显加强了林彪和江青两个矛盾集团的实力，加速了他们之间的夺权斗争。
对于发动文革，毛泽东曾清醒地认识到：“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①的确，“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统治格局，原因之一也许正如学者所分析的，毛泽东战略的缺陷在于“他未能设计出另一种可行的长久的政治秩序来取代他力求推翻的这一种，或者说他未能把他的发动起来的政治资源从一个破坏性的力量转化成建设性的力量。”②毛泽东希望通过再一次的革命探索出一个合理的制度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但这场以“人民”的名义发动的为了“人民”的革命最终还是因为缺乏键全的制度保障而走向了悲剧性的结局。尽管如此，毛泽东终其一生以人民为主体的执政理念，以及他所致力实现的“高度民主、高度集中”的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却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传统，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二、抓革命、促生产：
发展主义经济模式的初步反拨
亚当·斯密将人设想为“经济人”，认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③这种思想典型地反映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即通过挖掘人的利己心，刺激人们对于金钱的欲望而促成现代性的发展。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分析也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润最大化成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对利润的追求促使人们严格遵循物的逻辑，从而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与人的自由的丧失。弗洛姆曾恰切地反思了近代西方以市场为导向的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积累的发展主义经济模式所造成的恶果：“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存在这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无所知。”④
当毛泽东一手创建了新中国政权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遭遇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以及战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发展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极为迫切的课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历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而言，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就是尽快“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球籍说”：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⑤
这种强烈的“赶超”意识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那一代人从参加革命起就面临的“困境”：既羡慕西方的强大又痛恨西方的强权。处于这样的困境，西方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条件”：“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⑤如果说，在民族尚未独立、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赶超”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为这个梦想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保证。而梦想一旦落入到现实的可操作层面，就会转化为积聚已久、急于爆发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身处于内困外压之中，也只有在经济上尽快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在强烈的“赶超意识”的影响和支配下，激进的发展措施和发展行动是不难想见的。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以赶超为基本目标的激进式发展是否要以牺牲社会的整体和谐为代价？是否如有学者所言，当时所提出的现代化纲领中“选择的发展目标全部是经济的，不重视应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文化发展的战略与目标”？①的确，毛泽东时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当中并没有提到政治或文化现代化，但仅以此来说明毛泽东时代只重发展的经济目标而忽略其他是很难说得通的。事实上，当毛泽东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时，他的思路是明确的，他知道现代化，特别是经济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唯一选择，“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②他更希望能够通过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既解决物质的发展问题，又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的物化问题，也就是说，他是将文化和政治的发展渗透在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当中，从而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既遵循现代化的逻辑，又能克服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它解放了人，使每一个人都焕发出极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使中国由贫穷走向富强的最强大的动力，也为中国走出片面的发展主义经济模式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然而，从这个制度建立的第一天起，毛泽东就不断地面对由物质利益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干部们涨了工资评了级才高兴，农民们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才有劳动的积极性，经济一发生困难似乎只有物质刺激才能解决问题。到底该如何走出这一发展的困境、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呢？我以为，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虽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却表达了毛泽东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思路。
何谓“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对此有过这样一番释解：“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③结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具体分析这段话的内涵，大概可以作如下几个方面的理解：
一，“革命”是手段，“生产”是目的，毛泽东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他一直强调：“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⑤毫无疑问，毛泽东迫切地希望生产快速发展，他常为“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而忧心忡忡⑥。“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也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混乱的态势中，为了避免政治的动荡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提出的。有不少学者在论及毛泽东经济工作失误的时候常喜欢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说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却往往疏漏了邓小平接下来的解释“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⑦。这一有意无意的漏读漏引就把邓小平本来审慎而客观的评价简单化，从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毛泽东丰富而独特的经济发展思想。我以为，邓小平之所以说毛泽东“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大概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说毛泽东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以生产力为核心进行建设，常常在“抓革命、促生产”的过程中偏重于“革命”这一手段，而将生产的发展看成是“抓革命”后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二是说毛泽东没有把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看成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前提性条件。这表现在他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中几乎从未提到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问题，至少是不重视这一点的。④
二，强调以“革命”来促生产，就是主张突出政治，以解决好人的精神动力和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认为， “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②突出政治，搞整风、抓阶级斗争，就是要解决好人的思想问题，振奋起人们的精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的发展。基于这种思路，在1966年7月16日印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草稿）中，毛泽东将其中“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一句，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③这一修改明显地反映出毛泽东关于“革命”与“生产”关系的态度：二者既是“两条腿走路”的关系，也存在着“先迈哪条腿”的问题。所以“大跃进”的发动必然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革命”为先导；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源于这样的认识，即“只要阶级斗争抓得好，搞深、搞透、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必然会促进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大发展”。④
三，“抓革命”意味着敢于解放思想、破除陈规，建立起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发展模式。建国之初，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问题曾引发了一场“先机械化后集体化”还是“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没有囿于教条式的生产力决定论模式，而是明确指出，在中国具体的条件下，先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加快农村合作化进程，更有利于促生新的生产力。此后，在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又出现过多次争论，最为集中的就是为摆脱农村经济的困难形势是否可以采取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办法。毛泽东尽管允许过包产到户的尝试，但他最终还是把包产到户看成是向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的复归而予以否弃。他坚信农业的集体化道路是中国农村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并以人民公社为模式进行了集体化经济的制度性建构。事实表明，毛泽东的这一选择绝不是抽象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面对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长期分散经营、生产力低下等问题，使农村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切实之见。后来出现的问题很难完全归因于这一发展模式选择的失误，而是在于对集体化形式的单一理解以及对这一模式过于激进的推动方式。
四，“抓革命”还意味着要建立起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规章制度。毛泽东一向认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⑤而制度建设是生产关系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规章制度的问题，有许多是同生产关系有关系的。”⑥在制度建设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关注经济发展中人的价值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表现出典型的“见物不见人”的特征，在“自由”、 “发展”等字眼之下，在“效率优先”、“减员增效”等理论之下，忽视了发展本应具有的“为人”的属性，从而导致了“只要发展，不要生存”的恶果。毛泽东非常自觉地抵制着这种发展趋向，赋予发展强烈的价值尺度，希望通过不断改变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建设中，他主张发挥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让他们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在管理中，他要求“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⑦，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式；在劳动竞争中，他强调“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两条腿走路，更希望用“奉献性的竞争”来替代“惟利是图”式的竞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寻找一个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利于生产发展，同时又能防止‘阶级分化’，保证‘社会公平’的结合点”。①如果说，建国以前的“革命”为的是夺权的话，那么建国后的“继续革命”则更多地是毛泽东对于中国发展战略的一种构想和实践，一概认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而不是发展”②是片面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发展策略具有某些严重的缺陷，其中颇受人诟病的一点是过多地重视了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而没能更好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以此指责毛泽东只顾充当大国领袖而罔顾人民具体利益③却是不公平的，也是非历史的。发展问题从来都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客观地说，毛泽东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他晚年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夸大的判断，以及他愈益激进的发展策略，都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不少曲折、甚至是灾难。但不容否认的是，毛泽东的发展视野中从未缺乏对“人”，尤其是对作为弱势群体的“人”的关照。毛泽东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完善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一事实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统计数据，证明共产党人的那场革命给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④今天，当我们充分反思改革开放后因过份市场化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时候，重新回顾和评价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中对“人的价值”这一维度的关照是非常必要的。
三、知识分子再教育：
摆脱文化精英主义的窠臼
就文化的角度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将人从中世纪的文化蒙昧中解放出来，而现代性的过程，照韦伯的说法就是一个祛魅化即理性化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毫无疑问是现代的。他不仅继承了五四启蒙思想家对传统文化思想禁锢性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致力于实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意义表现在：其一，它力图使文化从天国回到人间，祛除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的神秘色彩和贵族气息；其二，它力图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现实地成为掌握文化的主体，以实现文化权利上的真正平等；其三，它将文化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文化得以时刻参与世俗社会的生活实践；其四，它表明精神世界不再是极少数圣贤的专利，每一个最普通的人——像张思德、雷锋——只要他们拥有优良的品德，从事有益于人民的事业，都可以成为令人景仰的楷模。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毛泽东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对立，毛泽东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一难题发起冲击，并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历史话题。
无论是在心理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在现实的社会地位层面，文化精英与平民大众的对立都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具挑战性的话题之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与平等。这一问题之所以在毛泽东时代被置于极为突出的位置，首先是因为新政权的基础是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实际上代表这一阶层的利益才能彰显其执政的合法性，而文化作为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则必须要以一种新的形式为新中国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奠定深厚的根基。然而，尽管毛泽东始终致力于大众文化模式的构建，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自觉为社会的精英，对大众保持着倨傲和疏离，固守着精英文化的堡垒。
作为平民大众的自觉的代言人，改造知识精英，消除他们与大众的隔阂并使他们成为大众文化的积极传播者，成为毛泽东文化革命的中心任务之一，而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则成为完成这一任务的基本举措。根据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所谓“再教育”，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再教育的内容；二是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⑤
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就是使知识分子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自觉运用这种意识形态为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服务。汪晖认为，中国语境中的现化化概念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是有区别的，中国的现代化概念包括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的价值取向。①其实这一点自从毛泽东选择了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十分明确了。他在分析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得出结论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②因此，当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进行整个民族的文化整合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更使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在他看来，“社会的前途对于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大阳一样明白，而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③
以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整合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旧思想的文化改造。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方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④，但反复的改造运动多多少少都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强制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借文化问题掀起的几次批判运动，更使人们的精神自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这从费孝通先生《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可见一斑。这篇文章是费孝通先生在了解了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听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撰写的，他说：“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决’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⑤显然，如果不是处于受压抑状态的话，费孝通也不会写出这样一篇感想来。
毛泽东并不希望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而是提倡他们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⑥这种鼓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像被卸掉了精神的枷锁。不过接下来知识分子运用这些自由无所顾忌地大鸣大放的结果，却换来一顶顶“右派”的帽子，他们重新被打入精神的冷宫。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某种程度的政治强制的方式接受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改造，更成为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历史运命。
从知识分子沉浮着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整合与人的精神自由之间深刻的矛盾，现代化需要文化认同，这在新中国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然而，文化的认同是否就意味着对个体精神的束缚？知识分子在建国以后屡遭厄运的事实表明，毛泽东没能处理好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晚年，他越来越多地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态度。按照美国学者沃马克的说法，这是一种“不愿使行动的理论框架遭受批评”的教条主义，⑦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则借用王夫之“有因事以求理，无立一理以限事”两句话，说明毛泽东陷入左倾教条的原因就在于他以为“立理”可以“限事”。⑧我以为，毛泽东看似“教条主义”地坚守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问题的考虑，这使他强烈地自觉到要为他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负责任，他说：“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另一方面基于他对作为发展策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念：“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⑨不过，当意识形态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涵时，人的精神自由就只能被搁置在狭窄的樊篱中而面临时时受审的威胁。这时候，百家争鸣只可能演变为两家争鸣，而百花齐放也只能变成一枝独秀，就像毛泽东自己说的：“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①
在毛泽东大众文化模式的视野下，通过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来改变他们世界观的途径，就是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使他们摆脱长期以来“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的状况。他将知识分子们下放到“五七干校”，让他们体验体力劳动的艰辛，希望他们自觉地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和习气，在接受劳动人民改造的过程中自觉地认同劳动人民的价值观；他建议大学毕业生先到工厂、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②；他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希望培养出懂知识、能劳作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以便从根本上杜绝精英与大众的分立状态。③就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而言，毛泽东的措施取得了应有的成效：知识青年的下乡缓解了城市就业的压力，同时，不少下了乡的知识青年又成为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中坚力量。然而，就解决精英与大众的分立这一目标而言，毛泽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那些当年毛泽东寄予了极大希望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仅没能“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自觉地与农民融为一体，不少人反而成为今天的“愤青”，抱怨自己在毛泽东时代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我以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去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传统的力量以及后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再次精英化转向之外，主要还在于，毛泽东本身是在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追求着平等：他通过贬斥精英文化来凸显大众文化；他通过打破文化精英的尊严来唤起底层大众的自信。或许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曾充分论证过他提出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观点，但在和平年代试图通过强制性改造的方式来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运用扬此抑彼的方式来解决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其结果只能造成新的对立。
尽管毛泽东没能从根本上破解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这一难题，却让我们对精英主义的存在以及他们对大众文化权利或显性或隐性进行剥夺的不平等现象保持足够的警觉，并由此唤起大众的文化参与意识。这无疑可以成为我们避免现代性危机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真诚地希望通过“革命”使传统的中国走向现代，他成功了。列宁曾经指出：“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④毛泽东处身于这样的革命时机，并且他也把握住了这一革命时机。毛泽东同样真诚地希望用“革命”来超越马克思等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危机，使得一个社会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⑤的局面，但他没能实现这一理想。因为任何超越现代性的努力往往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这正像我们接受一枚硬币就必须得接受其正反两面一样，当我们选择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准备承担现代性的相应后果。德里克指出：“在尝试追求新的现代性、摆脱资本主义的方面，文化大革命看来也许是人类最后一次痛苦的挣扎，然而最近20年来的社会事实向全球显示，也许并不存在一条‘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出路’，除非人们学会把现代性的毁灭当作生存的前提而与之共存。”⑥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对现代性时刻保持着某种警醒，避免跌入它那五光十色的陷井之中。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