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犹太人问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等政治事件的“碎片式”关注，利奥塔揭示了现代政治权威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困境，宣告了启蒙救赎方案的失败。利奥塔对现代政治的批判，旨在以“反历史”的方式重写政治，进而为一种“异识”的政治提供可能性。
【关键词】利奥塔；异识；反历史；去政治化；启蒙
中图分类号：D0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0) 01 -0045 -07
许多观点指责后结构主义对政治问题的逃避，指责利奥塔对后现代条件的评估忽视了后殖民这一重大问题。事实上，这种指责是缺乏根据的。利奥塔对二战的影响、战后法国左派复杂的分化、阿尔及利亚战争对法国社会结构的挑战、法国媒体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担当、法国社会持续的反犹太人主义以及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大学的政治作用等政治问题都曾做出了深刻讨论，并通过这些事件来阐述他独特的政治哲学思想。①然而，“利奥塔感兴趣的不是理想，也不是抽象观念，而是眼前的事务”。②可以说，对事件的“碎片式关注”构成利奥塔政治哲学思想的根本基础。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种整体的思维来理解这位没有黑格尔特色的思想家。利奥塔政治哲学是对传统政治权威的拒斥，是对启蒙和救赎政治理想的终结，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但是，利奥塔的批判并没有走向充满火药味的暴动主义，也没有陷入悲壮的英雄式救赎，更没有沦为充满悲情色彩的怀疑主义绝望，他旨在对政治进行一种重写，从而使政治成为一种关注“异识”( differend)③的、关注差异的、关注少数人的政治。 一、现代政治权威的困境与学生运动
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来源于启蒙叙事和思辨叙事对同一性和普遍性的认同。可以说，这两种元叙事是现代知识及其权威的两种合法化模式，对现代知识及其系统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两种叙事的整合功能，所有差异的、零碎的东西都被纳入到一个总体性的、普遍性的社会理想、共识或权威框架当中，而现代政治权威也就在这种化零为整的叙事模式当中获得了它在哲学上的合法性。以这种认识论为基础，政治权威把正义建立在确定的或可描述的标准之上，因为它把判断对错以及发布命令的能力假设为正义的本质。然而，这种权威模式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正义标准的同一性（共识）本身，而在于这种权威的确定性标准对差异性和异质性的排斥，而这种排斥恰恰是走向极权和恐怖的第一步。极权和恐怖在后现代条件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抗。在后现代条件下，共识不再被理解为对差异性的排斥和对同一性的认同，“共识仅仅是（科学）讨论中的一种特定状态，而不是其目的”，①因为后现代科学关注的是“不稳定的”、“冲突”的、“破碎”的、“大变动”的事情，它已经“演进为一个不连续的、变动剧烈的、不可调整的和荒诞的过程”。②显然，1968年五月学生运动恰恰是后现代条件的表现之一，它挑战了现代政治权威乃至整个现代性。
利奥塔敏锐地洞悉到五月风暴学生运动的深刻启示。学生不仅仅是简单的英雄式暴动分子，他们只不过是以他们行为和身份的不确定性为名，来拒绝和挑战现代政治权威。他指出，“始于1968年五月的危机不只是一种‘危机’；它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批判和斗争所瞄准和破坏的，不仅是政治制度，而且是社会制度，不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是作为整体的整个生活组织，所有的现代社会‘价值’，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来自东方，不管是利用的，还是伪造的，不管是强加的，还是献媚求宠的，都失去了希望”。③在利奥塔看来，学生运动不但是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直接挑战，而且是对整个现代政治权威所赖以存在的一切存在条件和文化基础的颠覆性打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对现存的政治进行修正和革新，而是“对某种不同东西的渴望，对另一种社会的渴望，以及对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的渴望”。④实质上，正是这种渴望颠覆了现代政治权威的一切基础和一切表现形式，因为“这种渴望的力量颠覆了剥削、压迫和异化的大厦；它把恐惧植入到所有那些对权力有着直接或间接兴趣的个人、组织和党派的心脏当中”。⑤进一步说，在利奥塔眼里，学生运动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直接意义或对当时法国政府的直接影响，而在于它的寓意，它对整个现代权威的拒斥与挑战。诚然，学生运动不是对现代权威的唯一拒斥和唯一挑战，而仅仅是诸种拒斥和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换言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它的权威方案开始处处受到挑战，一种后现代社会的条件正在形成。
事实上，学生身份在现代权威模式当中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恰恰是现代权威困境的典型写照。学生因其特殊的身份在现代和传统文化之间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因其还不够成熟而未能掌握足够的现代知识和接受充分的现代启蒙，另一方面又因其生活在以现代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当中而又无法通过回溯传统来寻求其价值的基础。对于这种困境，现代主义试图通过浪漫主义和进步主义两种方式来加以逃避。保守的浪漫主义者试图通过回归传统的乡愁来解决，而进步主义的启蒙方案则试图通过教育和学习来解决。保守者认为，某种先验文化应该为社会提供一种模式，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具有高文化的世界里，或有组织的村庄当中；而进步主义者则倾向于认为，人类自身可以为人类整体的模式下定义， “我们”可以拯救我们自己。⑥然而，在学生运动中，学生所呈现出来的身份困境却不得不提醒我们，教育和乡愁的方式都无法把人类从现代性的困境当中解放出来。通过教育，学生努力“长大”，但教育的“知识灌输同时也是对等级的肯定”，“它使得人民的思想里保存着对教学之外的各种权力的尊敬”，特别是对“资本权力”的尊敬。⑦因此， “没有权威可以决定教学法( pedagogic)的关系，没有知识可以把我们从思考中解救出来”。⑧“末世学需要一种考古学”的解释学循环注定了怀旧的浪漫主义也只能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想象物，⑨它也无法把人类从现代性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如此看来，现代主义计划并非暂时的不完善，而是根本的不完善，现代权威遇到了它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现代政治救赎的失败
与（种族）民族斗争
在利奥塔看来，“元叙事”包括这些标志现代性的价值理念，“理性”、“自由”、“劳动”的进步和解放，“人性的丰富”，“对创造物的拯救”，等等。①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利奥塔在很大程度上把现代政治理解为一种救赎的政治，它相信可以把人类社会带向美好的未来，把人类从历史的必然性当中解放出来。具体来说，“基督教徒承诺通过弥赛亚来解放，启蒙声称理性思考的能力和获得的知识可以把‘人’变成‘他的’世界的主人，并实现人类的实质自由，马克思主义认为当无产阶级实现其作为劳动的类本质的意识的时候，历史的过程将会自我实现”。②这样，“自由”、“解放”、“理性”等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理念构成了现代政治的核心价值。这些政治价值的形而上学意义决定了“它们保留了神话的原则”，但“与神话不同，现代的设想肯定不将其合法性建立在过去上，而是建立在未来上”。③简言之，未来的某种承诺构成了这些现代政治方案的根本基础。然而，现代社会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犹太人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则直接颠覆了这种基础。
犹太人对传统的亏欠感和义务感首先挑战了这种启蒙的承诺。事实上，利奥塔写犹太教并不来自对传统的亏欠感，更不是来自犹太人那种试图寻求家园的“乡愁”。利奥塔指出，“我的主张是，犹太人代表了某种欧洲人不想要的或不能有任何理解的东西。即使当他们死亡了，它清除了他们的记忆并拒绝把他们安葬于它的土地之上。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无意识当中，并没有言说的理由。当事实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欧洲人瞬间被面对它的希望而产生的惊骇和恐惧所俘获。”④可见，他只是想通过“犹太人”的“绝对边缘”来展现现代欧洲人性的缺陷，展现特殊性对普遍性的拒斥，展现犹太人崇尚传统和排斥任何启蒙可能性的特质。在政治上，犹太人拒斥成为自治的政治主体，这种政治主体是权威得以形成的根本前提；犹太人是他律的，他们的一切由彼岸所决定。然而，现代启蒙国家并不能容忍这种异端，它们给予犹太人的选择只有融合或灭绝，而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这一让他们恐惧的事件则是典型。但是，奥斯维辛事件产生的东西不是一种“概念”，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情感”，一种“沉默”，“这些沉默打断了这条锁链”，这条锁链的一端是被驱逐的犹太人，另一端则是欧洲人。⑤这种沉默就是存在于异端犹太人和正统欧洲人之间的“异识”，这种“异识”使得自诩为理性进程的、实现人性解放的启蒙计划，不得不承认它的非理性和非人道主义。实质上，奥斯威辛集中营指认了欧洲人性无法逃脱的一种债务，作为欧洲历史诸事件中的一件，它也必然是一种历史非理性的救赎债务。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把历史理解为一种把人性从过去、从传统、从对他者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的计划，更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启蒙或救赎。
在《阿尔及利亚的名字》 （The Name ofAlgeria），《北非的境遇》 （The SituationinNorth Africa），《戴高乐主义和阿尔及利亚》（Gaullism and Algeria），《阿尔及利亚撤退》（Algeria Evacuated）等10多篇文章里，利奥塔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冲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然而，对利奥塔来说，阿尔及利亚战争最为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作为民族主义战争为阿尔及利亚人谋求独立和自主，而在于去殖民化的血腥进程揭示了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进步哲学的深刻局限性，不管这种哲学是以左派的方式还是以右派的方式表现出来。①阿尔及利亚的道路是独特的，“它没有成为一种农民国家，本贝拉主义( Benbellist)国家也没有成为一种资产阶级国家”。②事实上，在利奥塔看来，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根本意义恰恰在于对这样一种地方性、独特性道路的肯定，因为对特殊性的肯定无疑会把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主义主张置于危机当中。基于这种更为深刻的关怀，对阿尔及利亚斗争的描述，利奥塔涉及到了更为深层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不仅仅局限在这样的表层问题，比如，究竟是法国殖民主义者，还是本国阿尔及利亚人，更应该主导阿尔及利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正是通过揭示这些更为深刻的文化冲突和社会冲突，利奥塔强调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在反对“进步”和“发展”这一中性假设当中的深层意蕴，因为这种斗争并没有根据欧洲人的设计展开，更没有成为他们为人类发展所设计的方案（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典型代表。
由此可见，不管是犹太的异教主义，还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斗争，都是尝试区别于政治启蒙救赎模式的一种特殊表达。它们与正统启蒙模式之间的“异识”表明，通过制造一个超验的、被解放的以及被授权的主体来推动现代的政治计划，并不能把人类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三、现代国家的困境与去政治化
不管是在书写阿尔及利亚时提及的“去政治化”( depolitical)⑧，还是谈论“3月22日事件”时提及的“反政治”( antipolitics)④，利奥塔旨在“探寻一种没有外在性的思考方式，它总是试图按照事物本身的状态去实现它”。⑤从这种方法出发，他揭示了现代国家的真实状况：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共谋使得国家成为镇压劳动力的一种机器。在这种机器当中，所有的矛盾和冲突被内在化，所有的东西都按照成本／收益的分析简化为可计算的。由此，国家成为一种强制的同一性，它抹杀了所有差异性，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反思。现代国家成为现代政治的一种终极状态，它愈益成为正义政治的绊脚石。
列宁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那里，国家的管理角色并不是某种封建式的残余，也不是一种拯救或关爱百姓的义务，它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再生成。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它形成的只不过是一种更具自主性和更具单级性质的代表制度。尽管它以管理而不是威压的方式来统治，并据此把所有的矛盾内在化，但它却预示着对无产阶级更为深刻的剥削，以及帝国主义自身更为突出的非正义性。对此，利奥塔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列宁的观点，并对现代国家的终极性和单一性展开了批判。在《死亡书信》( Dead Letter)当中，利奥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缺乏意义的活动是根据“机器”的模式而组织起来的。这种模式的宗旨是寻求成本／收益的最大化，它构成所有活动的根本原则。这样一来，工作不但得服从于时间的安排，而且遭受着那些外在于它们内容的原则的强制，从而变成枯燥的操作，而最终就连娱乐、休闲、吃饭和居住也都被机械化了。为了确保这种“机器”模式的正常运转，资本主义不得不借助于民族国家的力量。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共谋，而正是在这种共谋中，一种新型的国家机器得以形成，在这种国家机器当中，社会性和个性同时死亡。⑥
因此，在利奥塔看来，单极的现代国家是现代政治的终结状态。作为“他者”，它通过资本主义的交换原则和管理意识形态的代表共识，将所有的可能性或差异性都融合在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当中。这样，国家就成为政治完成其自身目标的唯一场所，而政治也就失去它作为拯救和启蒙的现代意义。相反，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弱点则在于它无法理解交换原则和管理制度自主性的重要性，它顽固地坚持一种超越国家的社会这种承诺。讽刺的是，一种试图超越国家的政治制度却变得无所不包，并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版本的现代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它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引导必要的社会能量来推动制度的改善，而最终导致这种版本的现代国家制度的终结。柏林墙的倒下以及共产主义区域对外的开放，意味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把它的控制力拓展到全球各个领域。然而，在利奥塔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胜利，恰恰相反，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作为一种整体，开始受到它自身帝国主义政策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产生的反作用力的更猛烈的挑战。萨达姆·侯赛因挑起的海湾战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把“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疑难转移到更不发达或简单说来更不具抵抗力的国家”的后果。①侯赛因也许从另一极端洞察到了帝国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他“并没有看好这一以柏林墙倒下为标志的世界范围内的大转变”。②实质上，海湾战争只是伊斯兰教传统和西方传统之间存在的诸种“异识”的一种特殊表达。对“异识”的压制甚至羞辱所导致的只能是灾难，而这种灾难同样会侵袭着整个帝国主义体系，比如“在两次战争年代冲击德国和意大利的危机也同样侵袭着美国以及其它所有欧洲国家”。③利奥塔同样觉察到，帝国主义国家试图把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都容纳到它的代表政治当中的诸种努力，只不过积累着更多颠覆其自身的能量罢了。然而，利奥塔对代表政治的攻击，并不意味着对政治代表的攻击，恰恰相反，他只不过试图寻求一种可以承认并呈现“异识”的政治。 四、重写政治：一种“异识”的政治
诚然，利奥塔对同一性的现代政治权威、启蒙和拯救的现代政治价值以及以现代国家为标志的代表政治，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然而，这只是对国家、政党和普遍的“大政治”的一种讽刺和批判，而不是对所有政治类型的批判。或许，政治作为人为了定义其命运和实现其意义的斗争场所，这种观念已然过时了。因为，在后现代条件下，人类自身对自身的代表不再是主要的政治，不再是一个正义国家的主要事务。对利奥塔来说，“政治只不过是关于‘可能’的艺术”。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的终结，它仅仅意味着政治不再是产生意义的领域，不再是对那隐藏于或超越于日常生活的那种整体性救赎意义的追求，也不再是可以修复和解决问题的场所；相反，政治成为处理冲突的一种尝试，在承认没有解决方案的前提下，它参与思考那些与冲突和“异识”相关的正义问题。⑤
基于这种政治态度，利奥塔主张通过“反历史”的写作方式对政治进行重写，进而为一种“异识”的政治哲学提供可能性。在《3月23日》（March 23）一文中，利奥塔借用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文中的话指出，“被归纳成一种知识的历史现象”，不是“死了”，就是变得“苍白无力了”，因此“历史的解药”只能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⑥在这一点上，与其它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利奥塔承继了尼采对历史的批判，并强调一种“反历史”的言说方式在“3月22日”事件之后的重要意义。尼采已经清楚地看到，由于过度强化历史的认知意义，历史知识被滥用，这便使欧洲生活陷于闲散，消沉和墨守成规；于是他期望在延续与断裂，记忆与遗忘，同一与差异之间保持张力，在“历史的存在”与“非历史的存在”的辩证关系之中实现“超历史的存在”。如果说尼采是借助于“非历史的存在物”与“超历史的存在物”来拯救历史的话，那么利奥塔则以“解构历史”和消除同一性为己任。在缺乏同一性的历史当中，不存在为政治考量提供任何可能性的外在标准，不存在政治意义的普遍语言，不存在任何强加的权威。相反，政治是为不同语言之间的“异识”正名的一种斗争，而不是像以往的政治话语那样以寻求同一性为己任。
如此，“异识”构成了理解利奥塔政治哲学的关键概念。从这种“异识”的哲学出发，利奥塔拒斥哈贝马斯式的普遍语用学的现代主义主张。普遍语用学取决于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它可以为一系列的语言游戏确定一种普遍的规则；二是对话的目的是要达成共识。与此相反，利奥塔认为语言游戏受制于异类的或不可通约的各种系列的语用学规则，所以，要寻求的不是共识，而是不同的意见( dissensus)。因此，利奥塔旨在证明“异识”( differend)，并不断地宣称它的呈现。这是哲学的任务或义务。哲学或判断不需要规则，相反，它反对元叙事对其它语言游戏的任何支配和主张。在这里，利奥塔呈现了一种替代性的科学概念，它不是寻求主导范式的规则性，而是对科学持一种实验的态度。他不假设存在一种现存的正义，相反，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充满社会秩序规则、程序和合法性的现代世界当中，需要关注那些被秩序排除的东西。而“异识”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言者”( addressor)、“听者”( addressee)和“所指者”(referent)之间的“共在”( together)、“链接”(linkages)和“关系”( relations)意味着什么？①对此，需要的不是确定的答案，而是无数的可能性。
显然，利奥塔正是试图在这无数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重写政治。政治被理解为不同类型的话语、游戏、能力和短语之间的竞争，而那些代表现代政治的核心概念也在这一后现代话语当中得到重写。“抵抗”不再是救赎的一种模式，也不是那种使得希望、诗歌或大众意志与主流代表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而是关注的一种形式，少数人阅读或倾听的一种过程，它唤醒一种无法解释的、难以处理的与代表的“异识”。②例如，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从他们各自的特性出发都无法解决它们之间所面临的冲突，这就不得不存在一种“异识”了。就现实而言，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微观领域见证这种“异识”，而对微观领域当中“异识”的承认和见证则是对传统政治进行重写的重要手段。③比如，“解放不再是获取或强加外在自由的任务，它不再代表一种与现实对立的理想替代物。相反，解放被看作是系统内追求的诸多目标中的一个，是系统自身在它涵盖的大多领域中努力实现的一种理想，这些领域包括工作、税收、市场、家庭、性别_种族、学校、文化和交往”。④换言之，传统意义上的“解放”已经被一种“异识”的政治意义所替代，“解放”只能在这诸多领域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异识”当中得到确认和表达。
就具体的政治实践而言，利奥塔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正如哈贝马斯对德勒兹、福柯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批评中指出的，它“没有为一种批判的困境提供一种出路，这种批判攻击了它自身前提的有效性，它最多准备了逃避现代性视野的方法”。⑤尽管如此，从他对“大政治”的批判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利奥塔或许支持一种微观的政治，一种少数人（minoritarian）的政治。这一种少数人的政治并不试图在“大政治”当中找到其位置，例如，在议会当中取得代表权。少数人，犹太人，土著人坚持他们相对于议会代表制度的差异性。他们崇尚外部的权威（传统、祖先、后代等等），他们不寻求成为自主主体的代表，并为他们自己说话，他们只对那些外在权威负责。他们对议会的拒绝和对这些外在权威的负责，并不是要把这些权威强加到所有人身上，也不是要建构某种新型的制度以替代当前的议会制度，而只是为了证明他们相对于西方普遍人性话语的差异性，证明与西方人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异识”。它们通过它们沉默的行为和虔诚的祈祷为它们与主流之间的“异识”正名。①
可见，利奥塔主张对现代政治进行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重写。不管是现代政治的同一性权威，还是现代政治的启蒙和拯救的价值，抑或是以现代政治国家为核心的代表制度，都必须在一种“反历史”的思维方式当中予以重新反思，在不断呈现的“异识”当中予以解构和重写。现代救赎政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政治的终结，它始终在处理与“异识”相关的正义问题当中不断呈现出来。或者如比尔·里汀斯指出的，“政治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行为和希望，它们只能作为沉默( heard silence)，作为政治代表、社会交往或经济计算的模式和结构的激进的异议( dissen-sus)，才能被感知。”②．但是，问题在于，在现代主义仍一统天下的环境当中，如何远离对现代主义的虔诚？如何避免差异的、断裂的和碎片式方法所带来的某种可能的风险？对此，利奥塔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事实上，他乐于冒着失去“绝对确定性”的任何风险，因为，在他看来，任何寻求确定性的尝试都可能是徒劳的，③任何“科学发现的目的应是持续革命，而不是如库恩所说，在常规与革命之间交替”。④也许，正是在这“持续革命”的过程中，政治被不断地重写着。
（责任编辑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