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带来的机遇，莱布尼茨能够有可能终生关注中国的文化以及在中国发生的一切。①根据目前能够掌握到的资料来看，莱布尼茨第一次提到中国是在写于1666年的《论组合术》一文中②，最后一次是1716年1O月写给俄国使节阿莱斯金(Areskine)的一封信中③。我们可以说从二十岁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716年11月14日），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莱布尼茨一直关注着中国、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及欧洲人特别是其中的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并且在这方面留下大量还有待整理、翻译、出版与研究的珍贵文献，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珍贵难得的一笔精神财产，从而也构成了科学院版《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的一个亮点，构成了它的一个独特之处。随着《全集》出版计划的进展，④将会有更多更详细的这方面的资料被发掘出来。
在保存下来的20多万张文献手稿中，涉及到中国的资料可以被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书信、论著、笔记、原始资料；大部分用拉丁文或法文写成。
书信包括以下三类：
1．与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的直接通信，譬如非常著名的是与法国在华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的通信；⑤2．与欧洲学者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书信，最好的例子应该是1715 -1716年写给法国学者雷蒙( Remond)的信即著名的《中国自然神学论》⑥（尽管严格来讲这应该是一篇哲学论文，而不是书信）；3．涉及到中国的其他书信，这一组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莱布尼茨与德国著名耶稣会学者德博斯( Bar-tholom? us Des Bosses)的信函来往。在保存下来的写于1706至1716年的130多封用拉丁文写成的书信中，中国的文化、哲学、欧洲对中国的争论等一直是一个常见的话题，但专门论述这一题目的书信则相对不多。⑦从数量上看，最后一组最为庞大，也最难把握。
按照《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的安排，这部分文献按期形式属于书信，被收入在第一（一般性政治与历史通信）、第二（哲学通信）、第三系列（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通信）。这当然是一个无所谓对错的技术意义f二的界定。譬如把莱布尼茨与意大利在华传教士闵明我( Grimaldi)的通信放在第三系列，可能仅仅是因为闵明我在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声称康熙皇帝催他尽快从欧洲返回以便接替南怀仁( FerdinandVerbiest)掌管北京钦天监。把莱布尼茨与白晋有关二进制的来往信件放在第一系列出版，并不意味着这些信件的内容没有涉及到哲学，因而不能放在第二系列。如同当年的法国科学院秘书长冯丹内尔在悼念莱布尼茨时所比喻的那样，古代伟人可以同时驾驭8匹大马，莱布尼茨可以同时在各种科学与研究领域任意驰骋。①至于当我的那些德国前任们在把《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正好确定为八大系列时是否想到了这里所说的八匹大马，则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的是冯丹内尔紧接着使用的另一个比喻：希腊神话中的赫库勒斯是由不同的小“赫库勒斯”拼凑起来的，而我们却被迫把莱布尼茨一个人分解为数个伟大的赫库勒斯！
论著指的是莱布尼茨就涉及到中国的一些问题撰写的专门的论、建议、成文的设想等。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譬如有1697年初版1699年扩充再版的名著《中国近事》，特别是其前言、1700年针对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而撰写的短文《论尊孔》 ( De cultu Confucii civili)②、1703年撰写1705年发表的《论单纯使用O与1的二进制算术，兼论二进制的用途以及伏羲使用的中国古老符号的意义》③、1708年阅读了发表在法国《学者杂志》上有关中国的三篇书评后草拟的《关于中国礼仪及宗教的几点说明》》（Annotationesdecultu religioneque Sin,ensium,）、1710年发表在当时的柏林科学院专业刊物上的对围棋的研究《《论游戏》（An,n,otatio de quibusdam ludis;in,pri-mr,s如ludo quodam sin,ico dl[J´erentiaque Schachici etLatnuzculorum,et novo gen,ere /ud/ navalis）等。在2008年出版的、波茨坦研究所编辑的第四系列第六卷中收入了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其中包括白晋的《康熙皇帝传》的拉丁文翻译。除此之外，以上提到的所有论著尚未得到严格意义上的整理。
建议、批注、读书笔记等。属于这一类的譬如对龙华民《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所作的批注④、针对中国犹太人所作的读书摘录⑤、对利玛窦《中国札记》所做的笔记摘录、对《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等书的批注等。这一部分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尚未有准确的统计，从内容来看，它们均应被收入到第四系列，当然不包括那些明显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文稿（语言学及历史属于第五系列，这一系列尚未开始）。譬如上面提到的第四系列第六卷中除了著名的《中国近事》外，还有莱布尼茨就1692至1695年俄罗斯使节北京之行简要报告所做的笔记⑥以及就基督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即所谓的大秦景教碑的发现所做的纪录等。⑦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系列第七卷里则包括莱布尼茨大约在1698年收集的有关俄国使节白科夫( IsaacowitzBaikoff) 1654年奉命出使北京的旅行报告、莱布尼茨对白晋的《康熙皇帝传》部分章节的亲笔翻译（为了显示莱布尼茨的翻译风格，方便读者与发表在《中国近事》中的莱布尼茨的一个朋友的翻译进行比较，我们将同时对比刊印法文原稿中的相应章节）以及莱布尼茨1699年十月摘录的有关开封犹太人的报道。
收集的资料。为了了解有关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语言、特别是后来北京宫廷对所谓的礼仪之争的反应，莱布尼茨一生中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或二手材料，即莱布尼茨档案中的所谓的Sinica。譬如1697年从语言学家鲁道夫(Ludolf)手里得到的有关中国教会活动的1695年年度报告、上文提到的有关俄国使团1692年旅行中国的报道、法国传教士白晋寄自北京的（实际上出自邵雍之手的）所谓的伏羲先天图、同样是白晋给莱布尼茨弄到的《我父祈祷文》翻译、康熙帝1700年就祭孔等中国礼仪所签署的谕旨即耶稣会士请愿书、来自罗马的报道天主教会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讨论细节等原始或者二手材料。这些资料大部分是以书信附件的形式达到莱布尼茨手中的，有些也许是后来才流入到莱布尼茨遗稿中去的。这类资料大部分不会被收到《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中发表，因为它们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莱布尼茨著作或书信，当然这一切并不影响这些资料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是否有必要把这些资料收集整理出版，作为单行本刊行，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作为一个对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非常感兴趣、自己又没有时间对这个课题进行更深研究的学者，我担心随着《莱布尼茨全集》的进展，这些宝贵的资料不是被开发，而是永远被淹没在未经整理的故纸堆里。无疑，这将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具体到自己负责的日常工作里，我的主张便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些资料（顺便）收到《全集》之内发表。我提到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莱布尼茨全集》的整理编辑工作是个非常艰巨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每天都与手稿打交道，一个非常平常的工作就是决定“收”还是“不收”。我力争遵守的原则是：手稿介于“收”与“不收”之间时收！
莱布尼茨档案中的“中国文献”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泛：中国语言、文字、历史（特别是上古编年史）、日常技术（其中包括古籍中记载的技术）、科学思想、文学、风俗习惯、宗教仪式、政治（制度）、哲学思想与流派等等。尽管如此，莱布尼茨在这方面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为自己和后人收集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如同进行了风风雨雨一百多年的科学院版《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并不简单是收集、保存、抢救、出版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一样。更重要的原因是内容方面的。具体到欧洲对中国的诠释与看法，从莱布尼茨开始是有道理的：与那些所有的对中国的“兴趣“相比，他的兴趣最广泛，似乎亦更深入。莱布尼茨涉及到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国的文字与语言，亦包括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更有这个国家的历史、体制与状态，还有他所称道的儒家哲学。一直刮到“洛克克”时代的中国风只是个时髦现象，“追风”者从未想过了解中国，遑论理解：在中国传教中的耶稣会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但他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传教；当时欧洲不少人对中国感兴趣，但他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问题，一个方面，似乎只有莱布尼茨一人试图全面了解这个古老的国度与文化，他涉及到了上面提到的所有范围，同时又力争将它们综合起来，作为背景与欧洲进行比较，进而从概念上把二者融会贯通。在这一过程中，莱布尼茨试图坚持以下原则：友善、普遍、求同求通求一、多样性、交流与相对。莱布尼茨生活在300多年前的欧洲，但其在政治、哲学、法律、逻辑、语言学等领域内提出的观点、思路与设想却显示了惊人的超前性或者说现实性。这应该说是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莱布尼茨研究能够持续展开，引起各个国家的学者的兴趣，受到学界及政界普遍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莱布尼茨生活的17、18世纪，欧洲发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非欧”文化与社会形态，由此引发了不少“文化”冲突，著名的针对中国风俗的“礼仪之争”便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莱布尼茨关注了这些发现以及由此导致的争论，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诠释构想：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宽容。人是会思考的动物，理性的其中一个重要内涵则是思维是按照一定的思维规律而进行的精神活动，这是保证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能够沟通对话的先决条件，同时假设了每个文化中皆有合乎理性的思想；以此为基础而提出的宽容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而更是对自己的观点以及自身文化的怀疑。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