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马克思开创性地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论断。马克思的论断后来被转化成“人类创造历史”的命题，成为西方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主题。亚当·普沃斯基从理性选择的角度说明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①柯林尼克斯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解释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②雅克·德里达则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解构马克思命题所蕴含的主体论“幽灵”。③实际上，致力于研究这一命题远不止这些思想家，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是其中之一。他不仅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反思，出版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等重要著作，而且还为此重建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和结果做出说明。
一、创造历史：起点的追寻
吉登斯版本的“创造历史”以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解构和批判作为出发点。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存在着三大明显的缺陷：化约论、进化论和目的论。所谓化约论，体现在将庞大的人类历史化约成单一的生产力发展史，把经济基础看作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因素，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等方面。④进化论体现在，首先建立起一种能够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解释模式，然后再依据这一模式，把复杂的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把复杂的人类历史描述成“世界成长的故事”。⑤目的论则表现在，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有目的地运动的过程，设想人类最终将进入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自由社会，并且把无产阶级看作是消灭一切社会邪恶和实现人类自由的推动者。①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的这种历史观存在着明显的谬误之处。把人类历史化约成单一的生产力发展史，即使从表现上看也站不住脚。“我们显然不能因为物质资源对于维持人类生存来说是必要的，所以就认为社会的生产制度不论在维持社会存在，还是在促进社会变革方面比其他任何制度都具有更加根本的作用”。②同时，人类历史不存在一副进化的“外观”，如果硬要将人类历史塞入到这样一种“模式”中，势必妨碍我们对历史的理解。③对于历史目的论的问题，吉登斯指出，除了在社会行动中的个人具有目的外，历史没有目的，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过于沉重的负担，过于夸大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④
具体到“人类创造历史”的命题，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尽管以一种简洁有力的方式提出了这一命题，但其中实际上潜藏着许多远未解决的问题。比如，这里的“人类”是谁？人类创造历史的环境是什么？这里的“历史”到底指的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马克思都没有像那句格言那样以一种简洁的方式作出回答。在吉登斯看来，要理解马克思命题的真实涵义，首先必须从弄清创造历史的“起点”开始。
通过对“历史”涵义的解析，吉登斯说明了人类创造历史的起点。在他看来，马克思把历史看作是“世界成长的故事”，实际上混淆了作为人类在时间中“度过”的历史与人类有意识地“创造”的历史之间的区别。“‘历史’显然利用了两种意涵：时间流逝之中事件的发生；对这些事件的编年记载或解释说明。我们现在往往抹煞这两种意涵，这正是当代某些关键特性的体现，同时也再次表现出，在人类‘创造历史’这一简单的观点陈述之下，潜藏着多么复杂的问题。”⑤为了使自己与马克思区分开来，吉登斯把历史的第一种涵义称作“历史”，而把第二种涵义称作“历史性” ( historicity)，并且指出：“历史决不等于‘历史性’，因为后者明显地与现代性制度相关连。”⑥
历史与历史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首先，思想观念的差异。历史表明的是人类对宗教、传统、风俗、习惯等的尊重，人类偎依在历史的怀抱中，历史形构了人们的本体安全和生活方式。相反，历史性表明的则是人类自我观念的强化，人类主体意识的彰显和对历史工具性态度的形成。其次，行为方式的差异。在社会为历史所主导的时代，人类的行为方式为传统、宗教等代表过去的时间所支配，人类的行为更多体现在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上，而不是对历史的筹划和创造。但在历史性支配下的社会，人类却按照自身的目标来设计和创造历史。由此可见，历史指向的是过去，历史性指向的则是未来；历史表明的是以过去来安排现在，历史性表明的则是以未来来安排现在和过去，过去被当作建构未来的手段。“历史性意味着，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历史性事实上主要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⑦历史性标示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断裂，标示着现代性的发端和发展。
从这一立场出发，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命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命题。也就是说，它不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普遍概括，而是表明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情形，即人类的自信和抱负，人类以一种主体的姿态对历史进行筹划和创造。“马克思的格言‘人类创造历史’实际上表明了一个特定文化的动力，而不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过去存在状况的描述。”⑧“‘运用历史来创造历史’，实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现象，而不是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原理。”⑨由此可以看出，吉登斯把“人类创造历史”的起点放在了启蒙运动之后，因为只有在这以后才谈得上“历史性”的发展，在这以前，人类一直偎依在历史的怀抱中，为历史所支配。更具体地说，吉登斯把“创造”历史的起点放在了维柯( Vico)之后。维柯生活在17世纪。这意味着着在吉登斯那里，只有到17世纪之后，人类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①
二、创造历史：模式的探索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吉登斯的学术研究兴趣似乎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学术研究的主题从原来对马克思等人著作的诠释转向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并且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 Structuration Theory)。时至今日，尽管大多数吉登斯研究者仍然只注重探讨结构化理论本身的得失，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那一时期，其学术研究的主题实际上仍旧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命题。1984年，吉登斯出版《社会的构成》专著，系统阐述了结构化理论的主张。但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开宗名义地指出：“确切地说，本书其实是对马克思那里常被引用的一段名言的深切反省。他指出， ‘人们（或让我们直接用‘人类’这个词）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话说得不错，他们就是这样创造着的。可当我们把这表面上没什么毛病的见解运用到社会研究中去时，引发出的问题又是多么的纷繁复杂！”②马克思命题在结构化理论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结构化理论旨在突破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限制，重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模式，以解释人类行动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联。在结构化理论之前，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与解释社会学分别代表了主客体关系问题上的两大阵营，处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霸主地位。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从客体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社会整体对于个体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把社会历史看作是“结构”或者“功能”支配下的历史。解释社会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它从主体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主体对于社会历史所具有的支配能力，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个人行动的历史。在吉登斯看来，这种非此即彼的方法论立场显然无助于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历史关联做出准确的解释，结构化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打破这种思维定势，从社会实践的角度重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我之所以要提出结构化理论，其基本的目标之一就在于宣告这些建立霸主体制的努力的破产。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③
结构化理论以“行动”和“结构”作为两大支点。行动代表主体或者创造者一方，结构则代表客体、社会或者历史一方。行动体现在行动者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反思性监控能力”、“转换能力”等方面。行动者作为行动的主体，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所有行动者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认知能力，都能够对生存环境、社会历史形成理性的认知，能够对未来发展进行理性的筹划；二是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又总是受到某些限制，无意识、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以及行动的意外后果等因素总是使行动的结果偏离于行动者本来的目的。作为客体的体现，结构指蕴含在社会系统中的“规则”和“资源”。规则体现为各种规章、制度或者“方法论程序”等，如语言中的各种语法规则。资源则表现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指各种形式的物质性资源，如生产工具；后者则主要指各种形式的关系模式和信息资源等，如社会关系、档案记录。
行动与结构的关系体现在，一方面，结构对行动同时具有“使动” ( enabling)和“制约”的功能。也就是说，蕴含在社会系统中的规则和资源为行动提供了条件，使行动成为可能，这是结构使动性的表现。但是，它们同时也对行动构成了限制，不言而喻，任何行动都受制于特定的规则和资源，这是结构制约性的表现。“对人类行动来说，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必须同时被看作具有使动和制约的功能。”④但另一方面，结构也依赖于行动，结构不仅是行动在时空向度上延伸的结果，而且正是通过行动者的行动，结构才反复得到再生产。通过这种方式，行动与结构从而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行动依赖于结构，同时，结构也依赖于行动，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结构二重性”的含义。“在结构二重性的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①结构化理论表明了行动者在具体社会条件下的行动模式：一方面，任何行动都发生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中，都必须借助于特定的规则和资源；但另一方面，社会也依赖于行动，只有通过行动，社会才能不断得到再生产和发展。结构化理论尽管自提出之始就遭到各种各样的批判，但，不可否认，它给社会科学研究也带来了新的思维和视角。
那么，作为一种针对马克思命题所建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它又是如何来解释马克思命题的呢？在吉登斯看来，无可否认，历史的确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人类创造的。②启蒙运动以来，随着“历史性”的发展，人类越来越超越了历史的限制，开始以自主的方式创造着自身的历史，他们对历史抱持着一种工具性的态度，利用过往的历史知识来创造历史。“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在他们认识到自身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通过认识来把握时间，而不仅仅是‘度过’时间的。”③这表明了主体的创造性和历史的“使动性”一面。但是，作为结构制约性的体现，吉登斯又指出，人类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在自己无法进行预先选择的条件下从事历史创造活动的。④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以及行动的意外后果等的影响，历史并不总是按照人类设想好的路径前行。“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的有意图的活动创造的，但它并不是某种合乎意图的筹划；它总是顽固地躲开人们将其置于自觉意识指引之下的努力。”⑤人类自主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历史赋予了人类创造活动所必需的条件。但是，历史也对人类的创造活动形成制约，历史并不是完全按照人类设计好的方案发展。这就是吉登斯从结构化理论的角度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模式所做出的说明。
三、创造历史：结果的检视
吉登斯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模式做出了解释，正是这一将行动与结构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解释模式，使吉登斯得出了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结论。马克思坚信人类的进步，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⑥，深信“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看到的只是人类行动的一面，忽视了结构制约性一面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今天，这种制约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露。他一再指出，“从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不得不视这些设想是不成熟的和盲目的。”⑧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种世界与马克思所想像的图景几乎完全南辕北辙。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结果不同，吉登斯把人类创造历史的结果描绘成“高度现代性社会”、“失控的世界”、“后传统社会”、“风险社会”等图景。与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相比，这些图景体现出明显灰暗的色彩。
高度现代性社会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总体性后果。高度现代性社会以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作为制度性纽带，与建立在传统、宗教、血缘、风俗等基础上的传统社会大异其趣。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思想家在解释现代社会的时候，通常求助于某种单一的视角。例如，马克思把现代社会的兴起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涂尔干把工业主义看作是导致现代社会兴起的动力，韦伯则把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归结为理性化。实际上，这些维度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都是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维度。因此，在综合三大思想家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再结合现代社会的军事化发展，吉登斯提出了现代社会的四维度说。资本主义表明了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即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工业主义反映了现代社会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以生产过程的机械化作为最基本的表现形式；监控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特征，与前现代社会相比，民族国家的政府能力和监控强度达到了无可比肩的程度；①军事暴力则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军事工业化性质以及民族国家对暴力的绝对控制。四个维度结合在一起，代表了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在当代所形成的总体性后果。
与将时间与空间、行动与情境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以时空分离、脱域( disembedding)和反思性(reflexivity)作为动力机制。传统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特定的空间联系在一起，但18世纪后期机械钟的发明和时间在全世界的标准化，对于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统一的时间尺度带来了“时间的虚化”。与此同时，伴随着时间的标准化，空间也开始与特定的地点( place)相分离，变成“虚化的空间”。正是凭借这种“虚化”的时间和空间，使人类有可能对“过去”和“未来”进行普遍标准化的处理，再“利用历史来创造历史”。②传统社会的行动总是与特定的情境结合在一起，现代社会的行动却表现出明显的“脱域”特征。脱域使社会行动从具体的情境中“提取出来”，再把它嵌入到广袤的时空范围中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③例如货币，它独立于具体的商品和买卖行为，仅仅以一种符号的方式把当下与未来、在场与缺场的经济活动组织在一起。反思性则是现代社会的第三大动力机制，反思性表现在，使人类行动从对历史的依附中解脱出来，用对历史的理解来创造未来理想的历史；同时，创造行动本身总是不断受到关于新的知识的检验和修正。三大动力结合在一起，使现代社会越来越脱离了传统、地域和特殊的限制，变成了一种变幻莫测的世界。
与建立在自然、传统等基础上的前现代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种建立在“人化的自然”和“后传统”基础上的社会。在传统社会，人类偎依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然形构了人们的本体安全、信任机制和生活方式，由自然所造成的“外在风险”构成了人类生活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但启蒙运动以来，随着创造历史理念的发展和普遍化，自然被对象化，改造与征服自然成为人类创造历史的基本维度。时至今日，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种干预和破坏同时体现在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如人类繁殖）两个领域。④与自然的人化相一致，在高度现代性社会，外在风险不仅没有消失，另一种影响更大的风险，即“人为风险”却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不确定性的来源。同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样成为人类创造历史的基本内容之一。一度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传统在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越来越遭到解构，人类日益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在这种后传统社会，一切曾经固定的、有先例可循的事物不再变得那么清楚和明白，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基本事物都成为必须自主选择的事情。
马克思执着地相信，无产阶级的历史创造行动终将埋葬私有制、阶级分化、劳动分工等直到当下仍然是社会变迁推进器的异化现象，推动历史真正进入到丰裕而自由的时代。但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启蒙精神的乐观写照，时至今日，人类创造历史所导致的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充满风险的世界。在这种世界里，机会与风险并存，美好图景与全球灾难同在，很难确信哪一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有意识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历史并没有按照人类设计的方向前行。
四、比较与评价
追寻创造历史的起点，探索创造历史的模式，检视创造历史的结果，构成了吉登斯对马克思命题的完整解释。对马克思命题的诠释给吉登斯带来了何种影响？应当如何看待他对马克思命题的诠释？本文余下的篇幅，将就这些问题做出比较或者评价。
从诠释所带来的影响来看。自投身于学术研究至今，吉登斯的学术生涯已逾40年，40年来，马克思命题一直是其挥之难去的主题。马克思提出了“人类创造历史”的命题，可是，历史是什么？人类究竟是如何创造历史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结果如何？围绕着这些问题，吉登斯不仅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穷根究底式的追问，而且还举毕生之力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的回答。对马克思命题的诠释给吉登斯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自《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等著作出版以来，吉登斯的名字从此与马克思等经典思想家的名字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并逐步跻身于全球著名思想家的行列。另一方面，使他系统地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对经典思想家著作的诠释、结构化理论、现代性理论等构成了吉登斯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对经典思想家著作的诠释为反思马克思命题奠定了理论基础，结构化理论为解释人类创造历史的模式提供了方法论指导，现代性理论则代表了吉登斯对人类创造历史的结果诊断。波吉曾言，吉登斯在各个方面都受惠于经典思想家，他把他们的著作当作是“巨人的肩膀”。①在这一方面，波吉所言不谬。
吉登斯对马克思命题的解释无疑具有其积极的一面。马克思生活于19世纪，其著述的年代主要是19世纪的中后期。与20世纪晚期高度现代性的社会背景相比较，经济条件、社会结构、时代任务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命题倘若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显然必须反映时代变化的新内容，固步自封只会使马克思思想教条化。从这一角度而言，吉登斯的诠释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努力。同时，从他为诠释马克思命题所建立的各种理论体系来看，不论它们对马克思命题可能造成何种扭曲，其所具有的理论影响和理论贡献都自不待言。结构化理论尽管旨在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做出说明，但同时也把社会学研究方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后结构主义”阶段，并且启发了大量社会学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的思维。现代性理论尽管代表了吉登斯对人类创造历史的结果诊断，但它同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展示了一幅高度现代性社会的理论图景，为人们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理论思维。此外，吉登斯对马克思命题中所蕴含的“化约论”、“进化论”、“目的论”等缺陷的批评也存在其合理的地方。复杂的人类历史能否化约成单一的生产力发展史，人类历史是不是体现为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人类历史是否存在某种目的，这些已经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的答案显然并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那么简单。
当然，吉登斯的诠释本身也存在着挥之难去的问题，它或者扭曲了马克思命题的本意，或者本身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矛盾。首先，关于创造历史的“起点”问题。吉登斯把创造的起点落实到了启蒙运动，落实到维柯之后，即17世纪以后。把这一时间点作为创造历史的起点带来了一种常识性的困境，即维柯以前的历史创造者是谁以及相应的历史“断裂论”问题。在吉登斯看来，以维柯作为界线，此前的人类只是“存在于”历史的流逝中，此后的历史则是人类自主地“创造”的历史。难道我们不是可以合理的反问：维柯以前那专供人类“存在”的历史又是由谁创造出来的呢？同时，这种“一刀两断”式的历史划分也体现出明显的历史断裂论色彩。吉登斯自己一再强调历史发展的“非延续性”或者“双重断裂”。②但问题在于这种断裂论不仅与历史发展本身不符，而且还误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始终是延续与断裂的统一，贯穿其中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的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①
其次，关于人类创造历史的模式问题。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语焉不详，没有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做出具体说明。为此，他举八年之功建立起结构化理论，以解决马克思所遗留的问题。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对于组成社会系统的实践来说，结构既是其结果，也是其媒介。社会结构赋予人们行动的条件，通过行动者的行动，社会结构得到再生产。可以看出，结构二重性实质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社会复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存在突变或者革命。诚如国内学者王铭铭所言，吉登斯的“‘社会再生产’概念常给人一种印象，即社会处于不断的自身重新复制的过程中，社会不存在变迁，只存在历史的复制”。②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其人类创造历史思想关联在一起，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在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循环往复的复制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从“存在”于历史之中向主动“创造”历史的转变？按照结构化理论的含义，历史只会“循环往复”地自我复制下去。但按照其对创造历史的解释，历史并没有循环往复地自我复制，启蒙运动以后，它变成了人类有意识地“创造”的过程。
最后，吉登斯的诠释还使马克思命题所隐含的“革命性”丧失殆尽，变成了一种纯粹学科建制的努力。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学说与传统历史学说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主要是作为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而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具体到“人类创造历史”的命题，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要具体解释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而是作为一种革命性武器，希望达到两方面的目标：一是反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使历史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二是为当时正在从事激烈阶级斗争的西欧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指导。前者主要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作为载体，后者则主要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的论述作为载体。但从吉登斯的诠释可以看出，他的目的仅仅是要从学科的角度对“人类创造历史”作出完整而严密的解释，不具有任何政治革命的意涵。
那么，作为针对同一个命题的两种不同的解释，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必须从两者的思想旨趣和现实处境说起。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此起彼伏之际，他集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角色于一身，现实处境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其理论建构的目的不是什么完备的理论体系，而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革命性和实践性在马克思那里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相对而言，吉登斯主要是一名学院思想家。面对20世纪中后期高度现代性的社会现实，他的目的是要从理论上对现代性的历史由来、发展方式、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势做出完备的解释。理论建构在他那里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从这一立场出发，马克思的命题一方面切合了吉登斯理论建构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使后者无法完全按照前者的精神来加以解释。从某种意义而言，吉登斯诠释的本意是为了服务于自身理论建构的需要，这里的“人类创造历史”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成为吉登斯版的“人类创造历史”。对于这一点，国内已经存在着类似的说法：“吉登斯在解读马克思时，带有和许多西方学者同样的缺点，从服务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肢解马克思……目的是进一步论证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和全面性，因此这里的马克思是吉登斯版的马克思。”③此语虽然有失偏颇，即没有看到吉登斯解读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解读的风格。
（责任编辑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