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恰切理解命运在人世中的角色，事关政治智慧。《哈姆雷特》提出了一个问题：潜在统治者遇到不幸时，应如何面对。通过展现哈姆雷特对命运的两种错误看法，莎士比亚显示了与古典哲人的一致：个人的不幸不应归咎于命运或神，而应归因于自己的天性和选择。哈姆雷特与荷马史诗和戏剧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错误理解命运的原因。尽管哈姆雷特对命运的看法类似于马基雅维利，但他矢志不渝地追求正义，则显示了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差异。
【关键词】哈姆雷特；命运；天意；马基雅维利
中图分类号：B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4 -0101 - 07
在《哈姆雷特》一剧中，哈姆雷特对命运的态度几经变化，甚至看似前后矛盾。哈姆雷特起初认为，命运变幻无常，既不扬善，也不惩恶，反给高贵之人带来灾祸。他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咒骂命运为“娼妓”，并在一次独白中表示要挺身反抗“命运的暴虐”。但在经历一次“突变”( sea change)之后，哈姆雷特转而完全信靠天意。鉴于哈姆雷特最初对命运的强烈不满和愤怒，这种突变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哈姆雷特对命运看法的前后变化，究竟蕴含着莎士比亚对命运的何种思考？尽管咒骂命运的哈姆雷特看起来像马基雅维利，但莎士比亚随后就彰显了二者的差异。通过展现哈姆雷特的两种命运观，莎士比亚不仅否定了对待命运的两种极端看法，而且暗示了正确对待命运的恰切态度：人的不幸，不应归咎于任何外在偶然性，而应归因于个人的天性和选择。
莎士比亚赋予哈姆雷特如此强烈的感染力，以致我们一度跟随这名丹麦王子悲喜难抑。难怪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在看完《哈姆雷特》后感叹道：“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丝哈姆雷特的影子”。的确，莎士比亚刻画的哈姆雷特个性丰满，将诸种角色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是哀悼者、沉思者、诗人和复仇者。尽管开场那场不分日夜的备战暗示，丹麦的命运难料、前途未卜，但哈姆雷特在剧中的表演，几乎让我们遗忘了这场紧张的备战。而且，若不是因为在最后一幕，哈姆雷特破天荒切实行使了他作为丹麦王子的权利——将“临死者的同意”
( dying voice，5.2. 340)赋予挪威王子①，我们几乎忘了他是丹麦王子。通常认为，《哈姆雷特》讲述的是一名遭命运捉弄的王子，极力履行替父报仇的责任。不过，这种看法仅仅关注哈姆雷特本人的命运，而忽略了整个丹麦民族的命运。如前所述，剧本开篇便极度渲染了国家命运经受的考验。斯拜特( Robert Speaight)提醒我们，在《哈姆雷特》中，“有一样东西比丹麦王子更重要，那就是丹麦”。②然而，哈姆雷特本人的命运决定着丹麦的命运，丹麦王子的身份，连接起他与国家的命运。
尽管哈姆雷特要接受的命运考验，其紧迫性比不上丹麦遭受的生死存亡的考验，但如何面对生活中的不幸，如何承受生命中的偶然变故，却是作为潜在王者的哈姆雷特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恰切理解命运在人世中的地位，乃是政治智慧的核心。①优秀的人必须经受的考验，是学会正确应对此世的诸种不幸，并理解命运在人世中的作用。为此，莎士比亚以整部剧的篇幅，试图让哈姆雷特学会如何恰切面对命运之变。
命运给哈姆雷特带来了致命的创伤。在第一幕第二场，哈姆雷特以一名哀悼者的身份出现。丹麦老王的死让他无比悲痛。在他眼里，父亲何等高贵！哈姆雷特无法接受先王的猝死，以致心事郁结。然而，尤其令他难以接受的足，母亲竟如此快地抛弃旧爱，
“钻进乱伦的襟被”(1.2. 156 - 57)。经历这一连串家庭变故后，哈姆雷特变得悲痛而忧郁，显得不堪一击。在戏剧一开始，如何应对人生不幸的问题便突显出来。哈姆雷特的行为，不该是“堂堂男子汉应有的举动”(1.2.94)。尽管克劳狄斯给出的理由显得别有用心，但人的死亡，的确是生命中必须经历的不幸事情。苏格拉底指出，一个优秀的人面对人牛的不幸时，会比其他人更能忍受，并不是因为他不会感到悲伤，而是因为他能克制遭受到的痛苦（柏拉图《王制> 603e）。从一定意义上讲，痛苦表现的是某种欲望，源于欲望受阻。不过，不同于一般欲望，痛苦指向的是自己。在痛苦的打击下，哈姆雷特萌生了轻生和厌世的念头。作为丹麦的王子，在面对变故时，哈姆雷特没能克制自己的感情，这势必影响到他接下来的行动。过度的悲伤只能妨碍一个人周密地思考。
第二幕第二场标志着哈姆雷特对命运看法的转变，他最猛烈地攻击了命运。第一幕第二场中的哈姆雷特尽管悲伤，却没有流露出对命运的怨愤。哈姆雷特对命运看法的悄然转变，首先呈现在文中表示命运的两个语词上。剧中命运一词在开篇一场首次出现，当时的霍拉旭甚至期望，依靠鬼魂预知国家的命运( fate)。鬼魂的出现只是某种“异象”，尽管这种“异象”似乎意在给人发出预言或警示。并且，在此严格说来，霍拉旭理解的命运，对人类不怀恶意，甚至可能有利于人类。然而，到第二幕第二场，通过将命运人格化为命运女神( Fortune)，哈姆雷特赋予命运意志，但在他眼里，命运女神像妓女那样变化无常，毫无正义可言，这为他攻击命运提供了正当性——“她本来就是娼妓”(2.2. 231)。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对哈姆雷特命运观的转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见鬼魂。鬼魂不仅向他极力描述了地狱的可怕情形，而且让哈姆雷特相信，此世充满邪恶，正义者遭受不义者的背叛和毒害，这激起了哈姆雷特的强大血气。与鬼魂的遭遇，直接促使哈姆雷特认为命运不公，并让他充满义愤。从悬崖回到伙伴们中间后，哈姆雷特对命运看法的微妙变化，体现在他的抱怨中，“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1.5. 186 - 87)。此后，哈姆雷特开始明确表示怨愤命运，他甚至认为，戏班子流离失所，四处走江湖、先前厌弃叔父的民众如今争先恐后地购买他的小照，盖因命运的无常。不过，哈姆雷特对命运的攻击，最集中体现在伶人的台词中。哈姆雷特深切同情普里阿摩斯的命运，为我们进一步审视哈姆雷特对命运的理解提供了一条路径。
令人惊奇的是，命运一词在剧中出现13次，②超过半数皆通过演戏的方式，借伶人之口传达出来。哈姆雷特刚刚声称人类和女人不能令他发生兴趣，一听到“专演悲剧”的戏班子的到来，立马被吸引住。他对待伶人们的热情非同一般。哈姆雷特还特意要伶人朗诵他自称最喜爱的一节台词——普里阿摩斯被杀的那一节。这段台词不仅满足了哈姆雷特控诉命运的感情，还暗示着哈姆雷特与荷马（诗人）的深刻关联。普里阿摩斯的悲惨命运，无疑让哈姆雷特联想到父亲遭受的不公。伶人咒骂命运的台词，呼应了哈姆雷特先前对命运的咒骂：
去，去，命运女神你这娼妇！天上的所有诸神啊！一齐剥去她的权利，拆毁她的轮子的所有辐条和外轮，让那圆圆的轮心滚下神山，直落到地狱的深渊。(2.2. 431 - 35)
这段台词不仅是应哈姆雷特的要求朗诵，而且正是他首先提醒伶人记起那段台词。哈姆雷特对荷马可谓了然于心。仅从这段台词来看，荷马之所以如此吸引哈姆雷特，很大程度上在于，普里阿摩斯的悲惨命运引起他的怜悯，在他心目中，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普里阿摩斯肯定是好王。然而，命运女神非但不主持正义，反而任由好人遭凶残的皮洛斯砍杀，致使好人遭遇不幸，普里阿摩斯如此，哈姆雷特的父亲亦如此。由此可见，伶人呼吁诸神推翻命运女神的言辞，表现的恰恰是哈姆雷特本人的想法。随后那段表现赫卡柏嚎哭的言辞，呼应了哈姆雷特出场时的悲痛，赫卡柏对残酷命运的控诉，更激起他的悲愤之情。显然，哈姆雷特是在借荷马史诗，抒发自己的怨愤。哈姆雷特陷入了对命运和神的抱怨。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苏格拉底对诗歌的最大指控：腐蚀最优秀的人。荷马史诗中描写英雄遭遇不幸时，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诉诸的是人灵魂中卑下的情感，这无形中摧垮了灵魂中占支配地位的理性。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当自己遭遇不幸时，无法作出恰切的判断（《王制》605c-e）。
在剧中，哈姆雷特同时扮演着诸多角色，他显得同时是一名哲人、复仇者和戏剧家。然而，遭遇变故后的哈姆雷特先是没能节制自己的悲愤，接着一再抱怨命运不公。这对身为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而言，是个大问题。哈姆雷特对命运的看法暴露出他的缺陷，这兴许与他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系。
剧中一再暗示，哈姆雷特借以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是哲学。尽管哈姆雷特的大量哲学性独白表明，他具有浓厚的哲人气质，但哈姆雷特并非哲人，他甚至两次明确否定了哲学(1.5. 166、2.2. 304)。在哈姆雷特眼里，哲学本身意味着一种欠缺，不足以教给人整全的知识。“天地间有很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没有梦想到的呢”(1.5. 166)。显然，哈姆雷特理解的哲学，并非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哲学。在苏格拉底那里，学习哲学意味着用理智驾驭欲望和血气，是一个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但是，在那段关于人的一个瑕疵足以勾销人的全部美德的长篇论述中，哈姆雷特完全否定了这个过程。他认为，人的成长不是一个逐渐走向完善的过程，而是受制于各种外在的偶然性，人的不足无法得到改善，“美德不能熏陶我们罪恶的本性”。即便在哈姆雷特的哲学性沉思中，我们也几乎没能看到这种过程。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之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完全没有调和的余地，是一种极端的状态。这种观点使哈姆雷特认为，命运就是如此极端，如此“暴虐”，没有一个逐步改变和完善的可能。在一系列变故的打击下，哈姆雷特变得对命运失去耐心，并急于将命运当成敌人，他甚至要挺身反抗命运。哈姆雷特在这两个极端中采取的行动，也受制于这种理解。尽管他认为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但现实却似乎向他表明，人的天性有如野兽， “丹麦没有一个是好人”。哈姆雷特对人世的极端片面的理解，使他认为此世普遍存在恶，强烈的道德义愤更使他无限夸大恶行，由于没有恰当理解人性，哈姆雷特的行动显得急躁，缺乏耐心，这使得他似乎无法展开任何有准备的行动，而“只能在一时的冲动下走向极端”。①
从一定程度上讲，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就是反抗命运。倘若复仇行动仅仅针对僭主克劳狄斯，那么，反抗命运则使他直接将矛头指向给此世带来普遍恶行的命运女神。应该说，这种转换伴随着他对恶行和命运的理解。哲学沉思的方式，没有让哈姆雷特成功反抗命运。哈姆雷特便拒绝以哲学的理智和审慎来认识这个世界。他试图借“装疯”和演戏的方式，展开行动。
在否弃哲学后，哈姆雷特旋即表示，他要“装疯”。他的变化如此明显，丹麦朝廷上下都注意到，哈姆雷特王子发生了“变化”( transfor-mation)。用克劳狄斯的话来讲，“无论在外表上还是精神上，他已和从前大不相同” (2.2.5 -6)。的确，在经过家庭变故之后，哈姆雷特不仅开始抱怨命运，而且以“装疯”的形式标示自己的改变。当然，朝廷上下无法确知哈姆雷特内心起了何种变化，但他们的确看到，哈姆雷特变得“疯疯癫癫”。可以肯定的是，倘若运用得当，装疯确是一种绝好的伪装方式——运用审慎和智慧的布鲁图斯，便借装疯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就现实情景而言，身为丹麦的王子，哈姆雷特完全是个公众人物，他享有的是公众地位。相较之下，疯狂中的人退出了公共领域。应该说，倘若哈姆雷特能恰当地把握装疯，他可以借助这一介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又超越二者的有利身份，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通过暂时退出公共领域，“装疯”本可使哈姆雷特暂时从一个享有完全公众地位王子，下降为一个身份模糊的人物，由此打消敌人的戒备，实现自己的目的。然而，哈姆雷特的装疯濒于疯狂。他非但没有从中取得有利地位，反而引起敌人的警惕。这无疑暗示，哈姆雷特装疯的某种缺陷。疯狂与理智相对，缺乏理智的“装疯”，无异于疯狂。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哈姆雷特政治智慧的限度。哈姆雷特在剧中的行动，往往冲破理智的约束，的确可谓疯狂。这源于他没有节制自己的血气。
装疯并没有为哈姆雷特赢得益处，但作戏的方式的确让哈姆雷特了解了事情真相——他的“戏中戏”成功刺激僭主克劳狄斯，并使之暴露。在这点上，戏剧的确助了哈姆雷特一臂之力。然而，哈姆雷特接下来的行动似乎暗示，戏剧赋予他的力量毕竟有限。哈姆雷特本可以就地结果僭主的性命，但他对复仇的极端看法使之放弃了这次良机。相反，戏剧在哈姆雷特身上的潜在作用，对他错误理解命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荷马史诗刻画的普里阿摩斯的悲惨命运，加深了哈姆雷特认定命运无常。荷马史诗教给他的是善的脆弱性——人的幸福受制于各种外在偶然因素，个人的稳定性格无法对抗运气的变数，①即便普里阿摩斯这样的高贵君王也难逃命运的捉弄。由此让哈姆雷特觉得，天上的诸神没有看顾人间正义，人间的善在命运的肆虐下不堪一击。然而，诗人的笔触无法让他看清，这位特洛伊老王之所以遭遇不幸，根本原因在于他本人的不明智。特洛伊之战的起因是，帕里斯王子抢夺人妻。身为一邦之主，普里阿摩斯没能分清自己之物与他人之物，他惯于把所有东西都“纳入他的大家庭”。②诗歌往往只是极力向人们展示人遭受厄运后的惨状，却不能让人认清之所以遭受厄运的真正原因。相反，诗人在描写人遭遇不幸时，往往控诉和抱怨命运或诸神，而不怪罪自己。
苏格拉底在《王制》卷十中指出，荷马及悲剧诗人在诗歌中描写英雄捶胸顿足的情形，加强的是灵魂中的低贱部分，这与男子汉在现实中遇到不幸时的品行相悖(605c -d)。波洛涅斯注意到，在听这段台词时，哈姆雷特饱含泪水。哈姆雷特在遭遇不幸时，缺乏节制，任由自己沉浸在悲伤中不能自拔。在悲愤交加的促动下，他放任自己的感情，盲目地怨天尤人。他对命运的怨愤，不由得让我们想起苏格拉底在《斐多》中的提醒，不要陷入沦为“厌恶人类的人”的危险（《斐多》89d）。苏格拉底接着指出，这种人老是抱怨所有人，认为世上没有好人，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识人性”。哈姆雷特的确不谙人性，却试图借助戏剧、装疯来窥探罪恶的根源，而非借助哲学性的理智、审慎和明智判断来理解人世的恶。剧中人物对哈姆雷特的评价，让我们觉得，哈姆雷特王子曾是命运的宠儿——奥菲丽娅对哈姆雷特的美好回忆，提醒我们哈姆雷特王子本可以如何之好。然而，当命运转身时，哈姆雷特却变得无所适从。
在该剧最后一场，命运曾眷顾过哈姆雷特。经历那次海上之旅，先前咒骂命运为娼妓的哈姆雷特，对命运的看法发生了一场“突变”。哈姆雷特在捕鼠机之后犯下谋杀罪，克劳狄斯借此让他去英格兰暂避风头，意欲铲除哈姆雷特。但在前往英格兰的途中，哈姆雷特无意中发现了克劳狄斯写给英格兰王的信，由此得知了克劳狄斯谋害他的诡计。倘若在此之前，哈姆雷特对人世罪恶的认识还仅仅源自亲人的命运，那么，当他无意中发现克劳狄斯针对自己的阴谋时，他便切身体会到了现实的残酷和邪恶。因此，经历这次偶然事件后，直面生死的哈姆雷特猛然发现，命运其实并非总是怀有恶意。有时，命运会眷顾人类。我们期待，这起事件会让哈姆雷特获得“新生”，正确对待命运，因为他的个人“命运之轮”，还系着“国家之轮”。①
的确有评论家表示，经历这次事件后，一度“迷路”的哈姆雷特找回了自己。②从某种程度上讲，哈姆雷特的海上之行，确实纠正了他的愤世嫉俗。但不幸的是，哈姆雷特依然没能恰切理解命运，反而表示，自己之所以能脱离险境，完全是由于某种冥冥中的力量预先安排好一切。由于没能看清真正的原因，从这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偶然事件中，哈姆雷特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存在着某种能够预卜未来祸福的力量，并完全相信，这种力量就是人的祸福际遇的根源。我们看到，哈姆雷特接下来几次提到“天意”( providence)，并开始变得听天由命。哈姆雷特在表示“一只雀子的死，都由天意预先注定”之时，脑海中闪现的肯定是自己的海上脱险。这个说法来自《马太福音》，但在此，莎士比亚并不旨在让人完全听天由命。科利( JohnScott Colley)指出，莎士比亚笔下透露出的基督信仰并非“对人生之谜的超验解答”，毋宁说，他承认此世存在“邪恶与无序”，但他的关注点始终都是“善的光辉”。③海上的那次经历的确决定着哈姆雷特生死，从邪恶的阴谋中逃脱后，哈姆雷特觉得，一切人类事务皆由天定。人的最终结局皆源于天意的安排，一只麻雀之死也一样。他从海上意外脱险中得出的结论，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哈姆雷特最终听命于天意，这显然“违背了事物的秩序”（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099b20 - 24）。哈姆雷特没有从事物的必然因果关系中去寻找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哈姆雷特的这次新生之旅，反倒成了他的“葬礼”。哈姆雷特表示，“准备好就是了”。上下文清楚地表明，他所谓的准备好，并不是做好行动的准备，而是做好就死的准备，“既然无人能从他必须离开的人世看出何时离开最好。随它去吧” (5.2. 200 - 201)。④不过，哈姆雷特作出生死置之度外的决定，并非出于纯粹的理智，而是基于他天意的理解：人事皆靠天意。然而，临死前的苏格拉底，为我们解释了何谓“做好了最完好的准备”，那就是，撇开肉体，依靠理智（《斐多》66a）。哈姆雷特的准备好显然不是最好的准备。这种准备好其实是全然听天由命，对人世中的努力彻底绝望。
按照尼采的理解，哈姆雷特对行动的彻底绝望，源于他已“看透” （《悲剧的诞生》第七节）。对一名潜在统治者而言，这种看透无疑是致命的。哈姆雷特先前抱怨命运，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强烈的义愤感，这种义愤源于他匡扶正义的血气。但现在，哈姆雷特看透人世，完全失去了行动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哈姆雷特曾寄望于人力，现在的他则完全否弃了人力。在他看来，在天意面前，无论人如何审慎努力，都无济于事。哈姆雷特表示：
我就鲁莽行事。——结果倒鲁莽对了，我们应该承认，有时候一时孟浪，往往反而可以做出一些我们深思熟虑做不成功的事；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我们怎样辛苦图谋，我们的结果却早已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5.2.6 - 11）
先前的哈姆雷特认为，命运女神心怀恶意、变化无常，因此，他欣赏敢于反抗命运的福丁布拉斯和不为命运玩弄的霍拉旭。他并没有就此取消人的努力。在独白中，他甚至思索着挺身反抗命运。哈姆雷特展开的复仇行动也表明，他并不认为命运女神的力量，大到足以支配人类的一切事务。这就为人为努力留出了余地。此外，尽管他的复仇行动有失审慎，他也没有取消审慎的必要性。从海上回来的哈姆雷特，不仅取消了审慎在行动中的作用，而且全盘否定了人为努力。既然一个人的结局，都由万能的神力预先安排好，那么，汲汲于此世的功业岂不枉费心机，甚至愚蠢可笑？生前建立丰功伟绩的凯撒和亚历山大，最终也逃不过化作尘土的命运！现在的哈姆雷特，甚至能坦然面对死亡，不再惧怕那“从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的神秘国度”。哈姆雷特以另一种方式，学会了“践行死亡的技艺”（《斐多》64a，对比67e）。
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幸福时提出一个问题：幸福的获得，究竟是通过学习，还是神或运气的恩赐（《尼各马可伦理学》，1099b9 -10）。哈姆雷特起初认为，命运无常，暴虐肆意，人类幸福脆弱不堪，因此，他咒骂命运的不公，并一度试图与之对抗。历经一次偶然事件后的哈姆雷特，改变了怨天尤人的看法，但他依然没有将日光从上天转移到人身上。他的目光更笃定于天意；人的祸福生死皆由天注定。在此，我们不禁想起“必然女神”的女儿发出的警告：“不是神决定你们的命运，是你们自己选择命运” (《王制》，617e)。既然如此，人犯下过错，只能由人自己承担。由于哈姆雷特没能恰切理解命运和天意在人事中的位置，他最后的悲剧无从避免。随着命运之轮的逆转，哈姆雷特带着他的丹麦王国，一齐滚下无底的深渊。
哈姆雷特与马基雅维利的表面联系体现在，两人都咒骂命运为“娼妓”，而且都赞同反抗命运。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代表的是一名敢于征服命运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王子，他是赢得哈姆雷特赞赏的剧中人物之一。在那段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中，哈姆雷特曾暗示，他要挺身反抗命运。但随后的行动表明，他没能征服命运。结合这段独白，我们不难理解他何以如此赞赏挪威王子。在哈姆雷特看来，福丁布拉斯完全不畏命运，且敢于与之对抗，这种气概令他折服。
哈姆雷特对命运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与马基雅维利相近，又在何处产生分歧，这取决于他们各自命运观的发展路向。按照前面的分析，哈姆雷特的命运观大致经历了两次转变过程：首先，通过赋予命运以意志，哈姆雷特将命运( fate)转变为变化无常的命运女神( Fortune)，这个转变的推动力源于与鬼魂的相遇。鬼魂的叙述激起哈姆雷特的义愤，然而，在复仇过程中，由于他的不明智，致使他的道德义愤失去正当根据，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他由单纯的复仇行动，转向反抗似乎是恶的化身的命运女神。哈姆雷特命运观的第二次转变，源于海上的一次偶然事件，这起事件不仅让他觉得上天主宰人世，而且导致他全盘否定人为努力的作用。
从哈姆雷特命运观的发展路径来看，他走的恰好是一条与马基雅维利截然不同的道路。按照施特劳斯的分析，马基雅维利对命运看法的基本思路，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先从上帝过渡到命运女神，然后借助偶然事件，再由命运女神过渡到机运。①较之哈姆雷特最后的听天由命，马基雅维利千方百计要消除的，恰恰是命运对人事的主导。在《君主论》第二十五章（“命运在人世事务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样对抗”），马基雅维利一开始便摆出了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人事由命运和上帝支配。①但旋即，他便攻击了起初树立的这个靶子。他表示，鉴于我们有自由意志，命运至多只能支配我们的半个行动，剩下的一半归我们自己支配。就这样，马基雅维利将命运的概念，悄悄由完全主导人类事务的上帝，转化为力量有限的命运女神。与哈姆雷特最终对人力的绝望不同，马基雅维利要强调的恰好是人的能力( virtn)。马基雅维利反对听天由命，极力主张人的力量对命运的驾驭。②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命运不仅可以被征服，而且命运欣赏的正是那种能够征服她的人。在这点上，哈姆雷特咒骂命运为娼妓的语境，也显示了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分歧。哈姆雷特似乎是在友人吉尔登斯特恩的提醒下，才想起命运这一典型的马基雅维利式语词，“啊，对了，她本来就是娼妓”(2.2. 231)。
然而，哈姆雷特与马基雅维利命运观的内在差别在于，促使哈姆雷特行动的动机始终都是追求正义。尽管哈姆雷特一开始对正义的追求，没能克制血气而一步步失去正当根据，并最终对人力感到绝望，但他从未否定这个世界善对恶的绝对高贵性，也从未否定过这个世界的秩序。在哈姆雷特那里，此世的正当秩序应是正义，他之所以咒骂命运，恰恰因为在他看来，命运女神的无常打破了这个世界的正当秩序。哈姆雷特最终全然接受天意的安排，看重的正是包含在天意中的秩序。只不过他认为，对于天意安排的秩序，人力毫不起作用。也许，哈姆雷特之所以最终选择挪威王子为丹麦的首领（虽然有失审慎），正是出于恢复丹麦秩序的考虑。与哈姆雷特截然相反，马基雅维利为了给人力留出余地，不惜以否定自然目的为代价。他这样做，正是通过将机运等同于自然。尽管马基雅维利似乎同样重视正义，但与哈姆雷特相比，他强调正义的动机显得别有用心，仅仅是出于某种权宜的考虑，其中并不包含任何高贵的目的。马基雅维利最后将命运转化为机运：一种“非目的论的必然性”。③既然这个世界原本没有秩序，没有目的，那么，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达到想望的目的。
《哈姆雷特》向我们展示了两类王子：一类是怀抱理想，却绝望于自身缺陷的王子，一类是靠武力赢取荣耀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王子。这两类王子的刻画，是否暗示着一场古今之争？较之福丁布拉斯的行动，给我们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哈姆雷特的沉思。较之哈姆雷特在舞台上的直接呈现，福丁布拉斯显得是个背景人物，一直在剧中隐而未现，直到故事接近结尾，他才在剧中露面。我们耳闻的福丁布拉斯，俨然是马基雅维利推崇的那类“狮子一狐狸”型的王子，他无视其父与老丹麦王按“法律与骑士精神订立的约定”，凭借自己的武力和才能，准备举兵攻打丹麦。经挪威王“警告”后，又借口攻打波兰，打算取道丹麦。我们亲眼所见的福丁布拉斯，有如一名征服者和胜利者。第四幕第四场展现的挪威王子为开疆拓土，不惜以惨重代价，凭借武力远征他国。最后一场出现的挪威王子，在重兵簇拥下来到丹麦，却意外地不动一兵一卒取得丹麦。
马基雅维利雄心勃勃完成的，不过是将欲望提升为激情，他对灵魂的忽略，使他忘却了另外一个更本质的改造：由恶提升到善。④质而言之，由于马基雅维利排斥了灵魂，他的作品不包含任何严肃的东西。由于这种缺失，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悲剧。但是，透过《哈姆雷特》这部悲剧，我们看到，即便哈姆雷特王子犯下过错，莎士比亚却依然愿意透过霍拉旭，在剧末给哈姆雷特以灵魂的抚慰。
（责任编辑行之）
①参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17页。
②参马基雅维里：《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卷第29章，第295页。
③参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前揭，第351页。
④参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前揭，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