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与难点。近三十年来，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党史、文化学等不同研究路径。本文通过分析梳理这些具有鲜明学科特色的研究范式及其成果，展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推进研究的建议：一是明确界定和区分研究视角，二是进一步转换研究范式，拓展理论创新的资源，三是重视“政治与学术”问题，突破二元思维模式，四足重视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问题研究。
【关键词】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0) 04 - 0060 - 07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课题中，知识分子问题备受关注，又众说纷纭。近i十年来，伴随着学科建设的成熟和研究领域的扩大，知识分子问题吸引了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研究路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在史料的挖掘辨析、研究方法的选取和研究模式的创新等方面，不同程度地丰富了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解读，彰显了知识分子问题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以下从不同的研究路径人手，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现状作一简要述评。
一、知识分子问题的党史研究路径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中，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无疑是重点和热点。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②，却在革命时期与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经历了许多曲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更足一度与知识分子关系紧张，给历史留下了充满遗憾的一页。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抓住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历史特殊性，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路径。许多中国当代史的研究者，尤其是党史研究专家，正是从这一研究路径人手，深入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方方面面。
（一）知识分子何以是个问题
提及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首先触碰到的问题就足：知识分子何以是个问题？有些研究者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凶为如果把知识分子问题的“问题”理解为主题，如同说“现代性问题”、“三农问题”、“发展问题”，把有关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都归纳到“知识分子问题”这个主题之下，那么它就不是需要求解的问题。对研究者来说，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定义与解渎，但从党史研究路径来看，这样解读未免忽略了执政党视角的特殊性，尤其是知识分子作为政策对象的特殊性。
那么，对于自我定位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知识分子何以是个问题？党史研究专家杨凤城在《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一书中，专辟一章予以详细探讨，集中代表了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杨凤城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构成了中共认识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基础。”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知识分子还没有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到了列宁那里，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论述突然增加起来，并对日后无产阶级政党处理该问题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策略。”①可见，从理论渊源看，知识分子并不必然就是“问题”。学者朱文显分析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大概由于‘知识分子’这个词在西欧还未被广泛采用，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少使用。”据他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中，出现‘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地方不超过10处”，马克思、恩格斯“多是从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社会职业来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②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谱系中，知识分子是在列宁那里才成为一个“问题”的，其突出的表现是：“苏联在知识分子的培养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并不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下，仍“不断出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③，原因在于“知识分子的特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特点、追求目标之间，以及苏共执政后的统治模式、社会模式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的不和谐甚至冲突”④。因而真正从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列宁及苏共从无产阶级革命视角认识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方法。受此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也成了个“问题”。杨凤城认为：“这其中除了中共借鉴苏共的理论和经验外，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和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同苏联在某些实质性问题上取向一致，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在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并非某个人或某些人所能左右的问题。”⑤
（二）知识分子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学界对此基本形成共识，即知识分子问题的核心是阶级属性问题。从而无论评价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还是评判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实践，都以阶级分析为主，形成了学界长期以来主流的、成熟的研究范式。
在此认识框架中，研究的首要和核心问题是怎样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评判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依据，就是看这些政策是否“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对讨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者来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成了默认前提。正如杨凤城所说，这种研究范式“一提起知识分子，首先就是关于其阶级性的界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然后，再据此来分析其在历史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
运用这一研究范式，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发展与经验教训、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体系与利弊得失、与之相关的三代领导人的知识分子思想等重大问题深入探讨，达成诸多共识，成果不可谓不多，研究不可谓不深，框架内可以挖掘的资源几乎都被涉猎了。也正因此，沿用这一研究范式已很难为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提供更多新的资源和启发，存在的只是基于一系列共识对历史事件的清理和补充，难以在结论上取得突破。最近几年，不少学者都呼吁，党史领域要深化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转换视角，例如有学者认为，应当摆脱“阶级分析法”的理论羁绊，以社会生产力为逻辑起点来发展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不过，这种“转换”应当不仅是就“现在”和“未来”的知识分子研究而言，对重新认识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也很有必要。
应当说，将知识分子问题的核心归结为阶级属性问题，具有充分的历史和理论依据。因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即是运用阶级分析法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问题在于，“政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分析和观点不必然就是学术研究的范式”①。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问题虽然常被纳入阶级分析的框架，以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但它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建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实质上都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大视角下展开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将错误归结为理论上阶级属性判定失误、实践中阶级斗争扩大化，可能是将复杂的实践问题当作纯粹的理论问题处理，而所谓“解决”就只是“这个理论问题”的解决，忽略或者回避了那些从前用意识形态话语表述、至今仍然存在的现实问题。
二、知识分子问题的文化学②研究路径
如果说知识分子问题的党史研究路径是一条开辟较早、继者络绎不绝的学术大道，那么从文化学角度切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则更像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谈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语境与前者完全不同。学者们并非有意要在“大道”之外“另辟蹊径”，而是随着中国文化问题讨沦、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的影响及其研究的深入，必然触及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学者许纪霖曾这样概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 “它的主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所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屡受曲折？问题究竟在哪里？当时的知识分子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因此，‘文化热’的主题就是用西方文化来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传统文化，同时也反思文化的主体——知识分子本身。”③其实“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在这里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去”和“现在”的强烈对比和相互排斥了，正如学者甘阳在他著名的“说传统”一文中所说：“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④（也因此这派学者一时被封作“反传统”派）。这些学者对“传统”作了新的解读。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排斥或融合的问题，而在于前者是在后者的语境中被重新解读而被赋予意义的，因此，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这个人类共同面临的中心性大问题即所谓‘现代性’的问题”⑤，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是在这个大问题关照下才能予以讨论的。此即中国文化讨论那一场文化热中看似不同立场、讨论不同话题的学者们所共同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状况处于”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还远远没有真正落实，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负面价值却已日益强烈地被人感受到了”的两难困境中，试图从现代化的角度把握和反思中国文化走向的学者们，落入了甘阳所说的“两面作战”的境地，因此不能不追问：“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和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承担者，其自身的终极价值依托究竟应置于何处？换言之，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认同究竟应该是什么？”
不难看出，这里面充满了一种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的困惑和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他们以激烈的态度提出：“这个使命（作者注：即指文中所说的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肩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今日已经真正迈开了它的步伐，有幸生活于这样一个能够亲手参与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历史年代，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回去乞灵于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吗？”⑦看似拒绝传统儒家文化，实际上却包含着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类似“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的呐喊，隐含其中的启蒙意识和担当意识，又与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何其相似。“传统”和“现代”就在这里，在这样的知识分子问题上接轨了。
沿着“现代化——文化——知识分子”这样一个脉络，对现代化的反思，经由文化这一反思的主要对象，学者们又返回到对自身的省思。在这个视角下，研究者也必须面对与前一路径一样的历史事实和文献材料，但解读的切入点和所呈现的问题则大相径庭。他们常常追问：“什么是知识分子？他们有什么特点？他们在社会的发展过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他们究竟应该怎样给自己定位，怎样发挥作用？”①并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提出：知识分子是如何产生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如何？未来应如何发展？一句话，“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性问题”②。面对这些问题，为第一条路径的研究者所忽略了的西方知识分子理论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无论是与列宁同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的葛兰西的两种知识分子论，还是告别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塞的“理念人”；无论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建构下的“自由漂游”说，还是观点与之相对的古德纳提出的“新阶级”说；还有毫不妥协的苛求于知识分子的班达的“哲学王”理念、宣告“知识分子死亡了”的福柯的“特殊的知识分子”说、萨义德的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论——这份长长的名单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总之，许许多多的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和观点被引介进来，从不同的理论预设出发，对上述“知识分子问题”给出了各种回答，这个过程迄今未为完结。
“文化热”作为一时兴起的思潮，或许已在经济大发展的冲击下淡化了影响，但不少学者仍在其基础上继续前进，并由对宏观问题的讨论转入具体对象的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尤其获得亲睐。他们更为注重揭示问题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面，开拓出诸如思想史、社会史、知识社会学等学科角度，更加细致考察知识分子的发展变化，不仅研究对象得以细化、具体化，而且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了，例如郑也夫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分析，谢泳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孙津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类别划分，陶东风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结构性分析，许纪霖提出的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研究等等。其中许纪霖的学术发展历程，更为这一变化过程提供了范例③。
无论如何，“文化热”以及由“文化热”引起的“知识分子热”，还有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为“知识分子问题”注入了多样化的解读，并贡献了“现代化问题”和知识分子的自我追问这两大问题向度。学者们或许所持观点不同，但基本都在这样的问题向度下拓深了研究。然而，当“知识分子问题”成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反思时，在党史研究路径下所遮蔽的问题，并未在这一迥然相异的研究路径下得以彰显，相反，诸如“执政党如何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在建国后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涉及到的知识分子问题，或者被简单处理为“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或者干脆就从学者们的视野里隐匿了。
三、其他研究路径及其成果评介
以上两种研究路径是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最主要也是最突出、最典型的研究思路，形成了各自明确的问题域和研究范式。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发展，涌现了许多从其他学科视角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在此二者之外另开出一片天地。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文化热”中研究的延续及深化，只是主题更为鲜明具体，研究方法更具学科特色。以下就选取其中影响较大的两个主题，予以简单评介。
（一）从“士”文化看知识分子问题
就在“文化热”兴起的同时，带有与“反传统”（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一提法其实并不准确）观点相抗衡意味的另一派学者，以李泽厚等为代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价值。于是自然而然的，传统文化中与知识分子问题关系最密切相关的“土”文化，纳入学者们的视野。其实，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例如费孝通的文章《论“知识阶级”》（收入1948年底出版的《皇权与绅权》），其中不乏今天学界依然关注的议题。不过，从这个角度出发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首推余英时先生的著述。
余英时先生对“士”文化的研究，可以《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的论述为代表，余英时文集中也有一卷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即余英时文集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余英时先生在详细考察西方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说时，敏锐抓住这一讨论对历史渊源方面越来越重视的趋势，提出与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相对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有其特色，“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①。当然，“士”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但是作为存续两千多年的独特文化现象，一个承担着文化传承、思想革新任务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②，对中国知识分子更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正是“士”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与特性。与西方对比，“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真可算是源远流长的了”，“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中断过。”③在这一传统中，知识分子依靠“道”来批判现实世界：“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④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在”。⑤在这种情况下，余英时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知识分子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按西方的标准划分为传统与近代（或者现代）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自始即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他们要管凯撒的事这一点来说，他们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就他们代表‘道’而言，则他们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侣和神学家。由此可见以西方的标准来分别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与近代性格，施之于中国的情况终不免进退失据。”⑥
此外，钱穆、徐复观、杜维明、李泽厚、金耀基等一大批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对这一问题有所论述，如钱穆的《中国知识分子》 （见《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徐复观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陈克艰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学者们对“士”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看法不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各有精彩概括，但都认为，尽管“士”阶层已不复存在，其代表和体现的文化传统与精神特质并未消失，依然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传统文化有深刻体认和研究的学者们，并非一味强调传统的优越性。他们同样重视这一传统带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沉重的精神负担与消极影响。总之，同样是思想、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传播者，“士”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仍需要予以新的检视。
（二）市场经济与知识分子问题
与史学家们更多的把眼光投向历史、探索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同，有些学者则将眼光投向现实，敏锐地观察到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知识分子群体带来的冲击。伴随着改革开放，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群体刚刚迎来了政策落实，就又被抛入快速发展的经济市场中，一度出现了“脑体倒挂”的现象。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各界曾经掀起了“市场经济与知识分子”为主题的大讨论。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概念更引发了人们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普遍关注。围绕这个主题的讨论明确地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前提，提出在这一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哪些冲击，知识分子应如何应对这些冲击等等问题，一句话：面对市场经济，知识分子怎么办？
这些讨论可以区分为两类，其一是探讨知识分子经济政策的，即以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从社会治理及政策制定角度提出问题。这类讨论集中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来年，特别是有关落实以改善待遇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场合。周方良主编的《知识分子经济政策研究：困境与出路》一书，收入了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此间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当时的议题和主要观点。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已不再是突出问题，更现实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各个领域如教育、文化领域带来的冲击。“新经济”或者“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使得知识分子问题又被高度重视。钟兴明在专著《知识经济时代与中国知识分子》前言中，明确指出：“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书中“围绕知识经济的特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阐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应有的精神状态、应得到的价值承认、应发挥的重要作用等现实问题”①。该书提出和阐述这些问题，仍是以知识分子为政策对象来谈论的，作者要回答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如何做好我国知识分子的培养、吸引和使用工作”②。这类讨论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基本不超出同时期党和国家知识分子政策的范畴。
第二类讨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探讨其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自处、如何变化以及如何发挥作用。20世纪90年代文坛讨论的热点“市场经济了，文学怎么办”③．1993-1995年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这类讨论的代表： “说到底，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安身立命的问题，也是一次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立场的集中表白。”④当知识产品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被挑明以后，知识劳动也要跟其他劳动一样进入市场，也要接受市场法则的支配。市场经济中的知识分子，自然跟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跟未被纳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有学者尖锐地指出： “当知识分子终于摆脱了‘附皮之毛’的从属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独立后（且不论这种独立达到多大程度），却发现自己的行为与观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完全失范了。他们既不再有现成的一整套行为或道德规范可遵守，因为旧有的规范本身问题重重，在新形势下已支离破碎，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商品交易的法则办事，因为即使是知识产业，也仍然有不同于其他商品生产的特点。剩下的只有听从原始的欲望冲动。所谓的学术失范乃至学术腐败，都仅是这一行为与观念失范的副产品。知识分子问题就这样在新的背景中突现出来了。”⑤可见，市场经济的冲击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和定位。从更高的层面来看，此处所谓知识分子问题，与“文化热”中关注的知识分子问题一样，其实质都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尤其是面临经济快速发展的冲击时，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反思和追问。
上述两个主题的研究都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即特定学科领域提出问题，最终形成多学科参与讨论的热烈场面。这充分说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决不可局限于某一学科。有些学科的研究课题，如重大的思想史事件、文化论战和学术人物等，虽不直接论述知识分子问题，因其研究对象的相关性，对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也有所关注，此不赘述。
四、问题与展望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精彩纷呈，并越来越体现出四个鲜明特点，即研究领域的多样化、研究对象的具体化、研究方法的专业化和研究观点的多元化。但同时也存在某些不足与盲点，仍有进一步思考和扩展的空间，下面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第一，讨论时应注意区分不同研究视角。综观上述几种主要研究路径，学者们对什么是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看法不同。他们可能使用相同的概念，却指称不尽相同的对象。当相互之间进行交流时，尤其是从各自视角出发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作评判时，就可能因概念和指称错位引起混乱。因此，在何谓知识分子、何谓知识分子问题上建立共识并不容易。如果不把“知识分子是什么”看作纯粹的词源学问题，而是包含着现实旨趣的活生生的历史，就不必过多在下定义上做文章。问题的明晰实际上首先在于区分不同的研究视角。在此前提下，不同研究路径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考察，才能有效地进行交流。
第二，研究成果丰富的同时，力求理论创新。如何突破日臻成熟同时也限制了思路的固有研究范式的束缚，越来越引起学界共鸣。文化学为导向的研究路径正是对传统党史研究路径的一种突破，然而不能把突破的方向仅仅指向西方，更不能将理论创新等同于西方理论的引介，“想要在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上真正迈出步子，需要面向我们自己的现实与历史，而不是现成地躺在别人的话语体系、理念或概念上。然而，后者正是当下的普遍倾向，因此问题非但解决不了，而且越讨论越让人糊涂。”①显而易见，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值得引介参考，但代替不了也回答不了源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何况当下的知识分子问题，决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发现和提出的，它承载着一段沉重而无法被切割的过去：改革开放前30年（或日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实践。忽略或者简单地用对错来评判这一段历史，显然不利于研究的客观深入。认真面对和吸取其中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反而可能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找到理论创新的灵感源泉。
第三，如何解读与处理“政治与学术”问题。“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历来是谈及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问题。“政治上有办法，文化上才会有办法”的特殊历史境遇，决定了“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具有无可否认的主导作用。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其负面的影响就是，在学术及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泛政治化的倾向。”②但是，克服这种负面影响，是否一定要走到所谓“纯学术”的地步？存在可以与政治截然分开的学术吗？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不能从政治、学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出发。直面问题，总结历史，首先应该避免的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政治与学术”应该在何种意义上重新界定和解读，执政党和知识分子两方面又应当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一关系？二者之间如何实现良性互动？这不仅是解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之谜的钥匙，而且是时至今日仍然值得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四，尽管学界高度重视从现代化向度探讨知识分子问题，但是知识分子本身的现代化却似乎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研究者更多的是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来讨沦现代化问题，以启蒙者的姿态超脱于讨论之外，却忽略了以下三个问题：其一，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并不等于文化现代化，所以承担起文化重建使命不等于就是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成功；其二，科举制度的终结宣告了“士”阶层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同时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其三，正如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正在创造中一样，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不应看作完成了的结果，而是过程。有学者指出：“知识分子本身也应该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力图实现自身的现代化。”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这样的自省和探讨理应更多。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