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提出一条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路径。我将重点描述，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范畴是如何具体化的。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被一般化、普遍化，各种各样的人群被纳入这一范畴，并在此范畴内确立了多元主体的立场( 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s)。这一具体化过程持续到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对中央政策、地方组织和个体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的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国家一知识分子”关系以及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
【关键词】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具体化
中图分类号：D6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4 -0051 -09
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时，学界典型的做法是先人为主地把研究对象界定为批判思想家、文化生产者、专家，或者更为广义地界定为脑力劳动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也是如此。①这些定义持一种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但又用不同的技术性和规范性标准来定义什么是知识分子。此类研究取向在学界的主导地位掩盖了其自身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无法说明，作为一个社会范畴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出现以及如何被理解的。在为数不多的、试图摆脱功能主义的著作中，“中国知识分子”被赋予了社会和政治意义，被理论化为一种有目的的代表。但这些著作只着眼于精英学者或持不同政见者，并按他们理解自身的方式来理解知识分子。②它们也模糊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是怎样形成和变迁的。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强调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由此可看出，这些研究敏锐地关注到了：文人人仕以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反叛传统以及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控制了社会生活这一事实。功能主义定义和倾向于精英的分析结合起来，使得对传统和控制的关注过多地聚焦于著名学者和作家的生活与工作。③我们缺乏一种概念架构，以研究那些被看作“知识分子”的普通中国人。
本文主要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主要社会范畴的形成过程，并揭示这一过程的社会影响。思想改造运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使得“知识分子”作为对人群进行分类的范畴进入了大众意识。通过这场运动，在这个新的社会范畴内所作的政治细分( political subdivisions)被制度化了，个体化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强加于其对象之上。当然，在思想改造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根据它自己的理解，来界定和分析什么是知识分子，并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解放前，中共对所谓的知识分子采用了政治学习、坦白检讨和其他策略，而这些策略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常态化。总之，思想改造将中共的“知识分子”概念转变成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社会类型。它把原本不受影响的人变成了知识分子，并对社会行为产生了新的激励因素。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没有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作家或其他被优先当作知识分子的人身上，而是考察中共想象、描述和划分“知识分子”的独特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是如何取得唯一的合法地位的。因此它可以被归入这样一个新兴的研究体，这个研究体强调社会再分类是一个重要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中共巩固了它在地方层面的权力④。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围范围内扩展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分类，如同土地改革和其他运动改变了中国人对他们社会的理解以及应有的行动方式。它把中国知识分子提升到一个包含了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存在的水平。
借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术语，我把思想改造运动描述为“制度的仪式”：它确立了与“知识分子”范畴相关的新的社会界限和差别。这些区分基于劳动分T．但是，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思想改造运动重塑与夸大了这些差别。⑤官方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具体化持续到思想改造之后。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重要特色，对中央政策、地方组织和个体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在下一部分中，我将通过语言学证据阐明，只是在思想改造运动巾，“知识分子”才成为社会分类的优势术语。接下来，我将归纳思想改造运动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语，并展现：在知识分子范畴内，运动如何对社会认同开启多元主体的立场( 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s)。第三和第四部分将以上海为例，讨论思想改造如何对“知识分子”进行细分，以及如何把个人政治身份烙刻到那些人身上。结论部分建议，以后的研究应当关注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具体化及其社会影响。
分类的兴起
1949年以前，“矢¨以分子”不是社会分类的常用术语。它在共产党内部和学者、作家以及大学生之间以多种含义被使用。思想改造把中国共产党刈一‘知识分子”的解释推向大众意识。这一社会分类足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兴起而兴起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说法。最早出现这个词的出版物是《共产党》杂志，它于1920年由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创办。⑥这一术语出现在一篇讲述革命后苏联的文章中，被用来指称受过教育的人，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⑦20世纪20年代初，其他用来描述受过教育的人的短语，特别是“知识阶级”，在左翼刊物中比“知识分子”更流行⑧1925年12月，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第一次出版，他写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属于“中间资产阶级”，但他同时还使用其他两个短语——“小知识阶层”和“反动知识界”——来概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倾向。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用传统的阶级语言对受过教育的人进行分类。他把官僚、政客和议员当作无可救药的、旧知识阶级的一部分，而把受尊敬的教师、学生和其他现代组织中的人当作是新兴的、有前途的“新”知识分子阶级。⑩
到3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中共对受过教育的人的主要称谓。毛泽东在1939年的评沦《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不是使用其他短语，而是用“知识分子”来指称受过教育的人。⑩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哪些人是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清楚。他有时把中学生也当作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是把大学生和中学生称作，“青年学生”。他有时把“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后者包括了大夫和外科医生，从而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是领取工资的雇员。
同样，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党内受过教育的人的身份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是不是知识分子呢？毛泽东有时认为，有学问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他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他把党内受过教育的人描述为“革命知识分子”，抱怨他们对资产阶级和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因此，这些人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至少比其他知识分子好。“知识分子”定义的这种含糊性持续到1949年以后，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加强。
1949年以前，和“知识阶级”这一术语一样，“知识分子”以不同的含义出现在共产党外。在描述受过教育的人时，它可以与更早的术语替换使用，如“士”、“文人”和“读书人”。一个作家声称，“士就是知识分子的缩写”；另有人则认为“知识分子”是“文人”的现代说法。与更早的措辞相应，沉重的道德话语伴随着新兴阶层。⑩例如，著名作家朱自清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在“帮闲帮凶”或帮助公众之间作出选择。⑩他和其他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著述，反映了当时世界范围内最广为人知的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朱利安·班达的看法——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独立于主要社会阶级。⑩
尽管在政治和文学领域内，关于“知识分子”存在着这样的争论，但在1949年以前的其他领域中，这个术语并没有被广泛运用。表l统计了从30年代到90年代，《文汇报》中出现过指称受过教育的人的各种术语的文章的数量。作为大都市上海的一份报纸，《文汇报》创刊于1938年1月，并成为最畅销的报纸，它提供了一个了解政治论争及知识分子论争的渠道。15个月后，《文汇报》被汪精卫傀儡政权查封，1945年8月复刊，却又在1947年5月被国民党官员查禁。共产党革命胜利后，这份报纸复办，并从此由官方主办。⑩它对于考察中国城市的语言变迁很有价值。
这些数据显示，在1949年以前的《文汇报》上，“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流行的短语。在解放前的辞典里，这个短语条目的阙如表明，它并不是社会分类的一个主要概念。解放后，这个短语频繁出现在报纸上，取代了其他术语；它被收入辞典，特别是那些旨在推广中共关于政治、社会和历史观点的辞典。⑩中共把那些它界定为“知识分子”的人纳入政治学习、学校接管、干部培训课程、大规模群众运动以及其他重构国家和社会的活动中。所有这些行动都推进了中共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
然而，在将“知识分子”提升为社会分类的优势概念方面，没有比思想改造运动更重要的事件了。这个运动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51年9月，当时，北京大学组织教职员进行政治学习。不久之后，毛泽东表示赞许并指示：“一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是“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所需要的。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中国“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1：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⑩。
在上海，思想改造使得“知识分子”一词在《文汇报》上的使用频率骤增，因为报纸刊登了大量的官万通告、接受思想改造的教授及其他人的范文、老师和学生的反驳文章等等。失业知识分子的重复登记还产生了其他的新闻术语，当然也包括“失业知识分子”⑩。当运动在1952年达到高潮时，将近800篇文章昆用这个短语，并且是反复多次使用。与早些年相比，增长了70%，而与40年代相比则增长了2000%。鉴于这个时期，报纸每天才刊登40 - 80篇文章，因此，这个短语出现的频率极高。此外，广播节目、杂志期刊和邻里公告也促进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地方政府举办了会议和学习班，让作家、老师和其他人作为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判。这些国家主导的活动使得“知识分子”这个短语在公众场合被频繁使用。
几年后，在“百花运动”中，当教授、工程师和其他人大胆直言时，许多人称自己为“知识分子”；有些人重新使用这个概念在解放前的涵义，来反对中共的政治控制。由于中共在工作场所的干涉，这些专业群体的构成自1949年以来已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当上述人群称自己或互称为“知识分子”时，他们的背景、生活方式或者信仰的差异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对自己的归类与中共对他们所作的归类一致。当中共通过反右派运动进行反击时，它抨击那些革命后被保留下来的受过教育的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共指出，他们当中有人认同资产阶级思想更甚于工人阶级立场时，这一标签也影响到了中共统治下培养的大中学生。⑤随着攻击和反击文章的公开发表，1957年《文汇报》上“知识分子”的使用次数达到了最高峰。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话语
在思想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语充斥了媒体和劳动组织。它把不同种类的人纳入到这一范畴中，公开宣称他们具有所谓的阶级局限性，以及他们接受政治改造的可能性。这种话语传播了官方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并在这一范畴内为社会认同开启_r -种多元主体的立场( 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s)。
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广泛宣传其“知识分子”概念。它借用列宁主义的思想，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由脑力劳动者所组成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之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艺术家、官员和其他从业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不同的关系。这一定义被收入辞典。但是，由于解放后的资本外逃和党对私营企业的干预，这一定义对于广大农村意义甚微，对于城镇地区更是毫无意义。一个同样正式的定义出现在1951年末，当时，中共试图登记失业知识分子，并使他们回到生产劳动中去。知识分子实际上被界定力所有完成了初中学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人。大量的商店经理、办公室职员、学校教师和技术人员在学理上成为知识分子。倘若符合条件，先前从事宗教活动的人、算命者、舞女、被没收了财产的地主子女、家庭主妇和从中学辍学的学生，都可以登记为失业知识分子。④通过这种国家行为，这些人和教授、作家以及工程师一起被划入同一个社会范畴——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如果说对失业知汉分子的登记使得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制度化，那么思想改造则使得党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广为人知。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中共严厉批评知识分子，指责他们政治意识薄弱并且脱离劳动阶级。而如今的指责变得更为严厉，因为现在中共面刘‘的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那样，仅仅面对一群经过挑选的、对整风表示同情的作家和艺术家。虽然陈赐恩( Theodore Chen)所关注的仅仅是受过高度教育的那部分人，但是，他对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对知识分子看法的研究仍然是最为缜密细致的。概言之，根据陈赐恩的观点，中共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亲美恐苏的。他们支持资产阶级的理想和实践，看不起工人和农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在秘密地支持国民党或其他政党，而另外一些则对政治漠不关心。此外，知识分子是追求享乐的，他们缺乏职业纪律和献身精神。教授、科学家和工程师依赖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方法和设备，仍然把知识看作是超越阶级和政治的。⑤
通过媒体和地方会议，知识分子的这种“阶级属性”被四处宣扬。党员干部在劳动场所重申这些属性。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被迫详述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导致政治和思想上的错误——这种生活方式与工人农民所忍受的明显不同。此外，出版社印发了作家、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检讨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话语通过这种个人“确认书”得到增强，并必然与中共同时期对劳动阶级的描绘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通过少量的事实、资料和分析，工人则被展现为爱国的、无私的和忠于社会主义的。
然而，中共坚持认为，无论野心家和反革命知识分子有着怎样的过去，他们都可以通过勤奋的学习和反思而改过自新。这一假定充分例示了中共20世纪50年代初的“统一战线”方针，并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正当性作出了辩护。据称，知识分子会增进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从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甚至那些党内知识分子也不能远离这场运动。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提到的，他们应当继续“摸索、学习、锻炼”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思想”。⑤
官方将不同类型的人纳入知识分子范畴，并预设他们在政治上需要接受改造，这种做法使得对知识分子的区分成为必要。实际上，早在思想改造运动以前，中共的地方政权就对所谓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区分。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干部培训班对新成员的招纳，这一事件有利于年轻人，同时反映出中共的“青年崇拜”，这种崇拜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动员。③此外，甚至在解放前，中共地下党就已渗透到大中小学，调查研究教员和学生，以协助政治动员。思想改造运动推进了党对知识分子的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同20世纪50年代初期渗透到农村、政府和工业中去的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一样，思想改造运动把中共对社会的划分强加于国家和社会。
必须注意的是，中共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持有官方的知识分子分类的统治政权。正如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在这些国家中，官方对于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话语、分类和分层，很可能反映了它们自身的历史和政治。但是，对这些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化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正如功能主义的定义还仍然习惯性地被应用到官方决定的范畴中。接下来的部分将进一步指出，思想改造运动如何使中国知识分子具体化，以及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存在着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路经，而不需要屈从于先人为主的功能主义定义。
运动动员与群体和知识分子范畴的关系
思想改造的动员模式把不同的社会群体放到与“知识分子”范畴的不同关系中去。教授、科学家、作家和中学教师被置于这一范畴的中心位置，他们与国家所声称的阶级局限性关联最为密切。受过很好教育的干部、工业部门经理和其他人则与这一范畴的关系不那么紧密。这一运动提高了那些被包含在这一范畴中的党员和青年人的地位，大学生和高中生也得到了这样的权益。这并不是说这些关系会固定下来，但是，和之后由国家所发动的事件一样，思想改造塑造了群体和“知识分子”范畴的关系。
尽管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从事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人进行思想改造，但是，当他在1951年后期提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时，他的意思是，政府部门、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中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参与进来，即使其中有些人没有完成初中学业。两个星期后， “中国民主建国会”——一个受中共领导、主要由工商业者组成的政治团体——决定在工商部门发起思想改造。④这一团体的行动表明，它的代表们认为，在这些部门中存在着许多知识分子。上海的工商业代表确实相信，在他们的部门中有许多知识分子，并在1951年12月开始组织思想改造。
然而，上海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集中在教育和文化部门。工商界人士、党和国家干部以及医生和护士虽然也被划定为“知识分子”，但他们不是主要的对象。运动开始于大学，蔓延到中学和研究机构，并且包含了作家和报社职员。在这一动员模式的背后，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它反映了中共的这一信念，即迫切需要一支文化军队以重整对政权的支持。加快对教师和作家的再教育，并将他们吸纳到党的文化战线中来，这在政治上非常重要。第二，中共已经整肃了政府和其他机构，排除了不良分子，尤其是那些曾经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人。但是，很多被遣散的人在得到扩张的教育文化部门找到了工作。思想改造在这些部门中最为必要。
第三，然而，上海的运动之所以只以所谓知识分子中的某些部分作为对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始。在毛泽东宣布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个月后，他发动了“三反”运动以解决政府内部问题。两个月后，经济部门中发动了打击违法乱纪行为的“五反”运动。这些运动针对那些部门的职员，是政府官员或经济界人士，而不是“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符合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因此，上海的干部、工程师和其他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政治学习，以及其他形式的思想改造，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外。在实践中，思想改造运动是针对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的。这首先反映了同时进行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影响，其次反映了中共对于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高度重视。思想改造运动把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拉到了社会分类的中心。相反，工业部门经理、政府官员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被烙刻上同样强烈的——也是可疑的——“知识分子”身份，虽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发现在其他方面存在不足。
思想改造运动加强了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党员的较高地位。在上海，政府依靠这些人来领导思想改造运动。如在中学，一群担任教育部门官员、学校校长和老师的党员为思想改造运动首先接受培训。他们经历了政治学习、检讨、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被教会如何组织这样的活动。在运动席卷全体教职员之前，另有额外的120名党员接受了培训。在大学，党员被直接从党政机关派遣到校园去。这些党员的学历资料不详，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可能被界定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涉及很多书面活动，比如政治学习和对书面检讨的审查。在指派党员到学校去时，上海政府很可能会强调他们的学历。
在运动中，党员负责安排活动和解释政策及程序。他们审查个人表现，调查那些涉嫌蓄意破坏的人，配合公安的工作，并且起草给上级的报告。他们从范围更广的积极分子群体中获得帮助，这些积极分子中的部分人也接受过运动培训。他们大多只有二十多岁，被调离自己原先的工作岗位。他们帮助树立榜样，领导政治学习，记录小组活动，鼓励和帮助同龄人关注国家的需要。借助在运动中的领导角色，这些党员和积极分子提高了自己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中的地位。
思想改造同样给了大学生和高中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优先地位。尽管中共很推崇青年，但是，相对于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经历而言，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1951年9月，当首批6000名大学职员在北京和天津接受思想改造的时候，他们的学生协助了对运动的宣传，并要求全体教职员作出努力。⑧当运动发展到上海时，大学生和高中生（不包括初中生）也成了运动的对象。这反映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再定义，这一再定义将所有完成了初中学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划为知识分子，暗示着这样的学生也应当接受思想改造。上海的决策者特别声明：“（对大学生的）培训的内容和要求应当与教师的相当。”⑩
实际上，与其说上海的学生是运动的对象，不如说他们是运动的上具，尤其1952年3月后，在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时，中共允许当地政府调动学生。⑧华东师范大学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学生代表每天参加教员的政治学习，并和官方一起探讨如何对全体学牛“详细传达……教师的检讨”。全体学生将审查这些检讨，考量教师的背景和工作表现，然后对他们如何“落实（对自己的）分析和批评”提出“诚恳的建议”。学生们会使用“宣传的武器”，包括使用黑板报和传单来敦促教师进行政治学习、检讨和自我批评。⑧
在大学，学生们在官方的支持下组成了小型“调查组”。这些小组的成员到工作场所去联系教师们在检讨中提及的同学、同事、朋友和亲属。他们检查教师的出版物和著作、教学大纲和课程材料。这些访问和调查的目的在于确认教师检讨的真实性，以及弄清教师的背景和政治觉悟；更进一步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些“调查组”也组织对助教的夜间家访，以进行思想改造。
在中学，学生也同样成为了运动的工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上海政府称之为“师生座谈会”的活动中，教师被迫向学生代表揭发“政治和思想错误”。随后，学生向教师提出建议，以帮助他们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国家及其职业。据报道，1952年8月的一个晚上，300多个学生聚精会神地听一些教师“勇敢地揭发”自身缺点。此外，当教师们完成了思想改造，学生们会在校园中举行庆祝活动。在某个学校，他们挂起横幅和告示牌，组织舞台表演，写文章，打扫教师办公室．甚至用鲜花装饰校园，来欢迎这些据说已经转变了的人们。⑥
思想改造运动中，师生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提高了学生的地位，使得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知识分子范畴内可被利用的亚群体（sub - group），而这是以他们的老师为代价的。他们增强了党的“青年崇拜”，或者说加深了教育机构中的所谓代沟，这也是“五四”运动的遗产。也就是说，思想改造运动向学生传达这样一种信念：年轻的知识分子比年长的知识分子更进步。
调查、规训和政治分类
至此，我已指出，思想改造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分类的规范化，并且把不同的群体置于与知识分子范畴的不同关系中。而本部分所关注的是发生在上海的中学教育系统中的运动，同时阐明调查、规训和政治分类的官方进程如何把所谓的知识分子划分到不同等级的政治主体中，并给他们烙刻上个人的政治身份。
对中共而言，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同时意在确定当地的社会构成，这也是革命后政权为加强共产党的政治控制所作的努力之一。通过这一运动，当地政府汇编了关于这些人生活的大量材料，米歇尔·福柯会将此称为“按人头、按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党员干部对阶级背景、工作经历和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以确定在大学、出版社和其他工作场所内潜在的支持力量和反动力量。
中共最感兴趣的是，查明所谓的知识分子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因为这有助于判断个人的政治觉悟。表2反映的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中学全体教职员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这些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检讨书所提供的关于政府机构、运动和活动的细节。至少有20%的人曾活跃于国民党政权中，其中一小部分曾身居高位，或在学校中进行秘密工作。其他地方也搜集了类似的资料。据称，在356个报纸编辑当中，几乎40%的人有“历史政治问题”，也即曾经在某些方面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当中，有28人曾为国民党或其情报机构工作，15人是前军官。
政府还宣称，在教职员中，发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曾经是当地的恶霸、地主、邪教领袖、土匪和恋童癖，而且在教师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玩弄女性、赌博及其他形式的“享乐主义”和“道德败坏”的行为。政府公布腐败、盗窃和其他不法活动。它还指出，有私立大学背景的学生“极其复杂”，他们当中有流氓、赌徒、前特务，甚至妓女。
当然，以上提及的资料对于政治机构、活动及违法行为的描述既有夸大也有不及。中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将在运动后继续调查这些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尽管如此，地方当局仍然认为这些资料是不可或缺的。在讨论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资料把改造对象划分到不同政治范畴之前，我们需要探讨当局对那些被确定为不法之徒的人所作的惩罚，因为这些惩罚对于所谓知识分子的群体及个人认同都造成了严重冲击。
尽管中学里发现了大量的前国民党人员和违法分子，但是，上海政府只开除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下面的处罚指令概括了官方“杀一儆百”的策略：
如可捕可不捕者，坚持不捕。凡逮捕者，必须是罪该判处五年以上徒刑。凡须判徒刑五年以下者，亦可判处缓刑，留后管制考察。采取小捕多训、小判多管的办法。
政府还补充道：“恶劣分子（如那些强奸女学生或毒贩等）不在现在处理，必要时可作法律问题处理。凡可以从宽的，应从宽。”
为什么中共要鼓励宽大处理呢？相对此前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采取的“严厉而有准备”的恐怖手段，这相当于180度的大转变。⑦首先，党的领导层不希望因思想改造而导致的人员遣散加剧“五反”运动引发的严重失业问题。⑦其次，它担心，严厉的惩罚会阻碍思想改造的对象揭露自己的背景、思想和行为。最后，从当时党的领导层一致认同的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与其监禁或遣散受过教育的人，不如利用他们的劳动力来发展经济。也就是说，保持思想改造势头的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以及追求现代化的需要，抑制了对严厉惩罚的使用。实际上，对那些前国民党人员，尤其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假如他们愿意合作并且没有触犯“众怒”的话，上海政府会要求他们留在校园中。⑦
容纳以上所提及的犯错误人员，使得这些人成为国家监控的首要对象，而随着政治形势的紧张，他们变成了蓄意破坏的嫌疑人。如果中共没有以思想改造来肃清学校、学院和其他藏有可疑知识分子的机构，人们就不能想像，中国在1949年后的历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由国家发动的、针对所谓知识分子的斗争，是否会在毛泽东时代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正如后来所看到的，这一运动通过三种途径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非学生的知识分子——具体化为一种不受欢迎的社会类型，这三种途径是：公开的谴责；对个人反动思想和异常行为的记录；在工作场所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容纳。这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信念：知识分子是不值得信赖的。
在思想改造中，当地政府使用他们所搜集的资料，把改造对象划入不同的政治范畴，以便进行政治控制，正如在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中，对地主和工商业者进行阶级成分划分一样。上海的中学教职员中，出现了五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⑤这样的分类立刻给每个人烙上了一个政治身份。为这种分类提供依据的，很可能是运动中搜集起来的记录。
“进步分子”有三个主要特征：他们自愿揭露自己的背景，过一种符合道德原则的生活，并且工作表现积极。前国民党人员并没有被排除在这一类别之外。“中间分子”同样具有以上特征，但曾经有过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或者有其他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态度。“落后分子”则被认为对共产党的统治心怀不满，或隐藏了他们生活的重要方面。某些人犯下了性骚扰、贪污或其他犯罪行为，或曾经在国民党政权中表现积极。“反动分子”通常是前国民党特务，他们曾组织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击，甚至杀害过中共党员，或犯下了其他严重罪行。“反革命分子”的背景通常和“反动分子”的差别不大，区别只在于他们在运动中的不合作态度，或由于他们解放前的罪行招致“众怒”。
思想改造运动还在进行时，上海政府就已开始把“进步分子”吸收为积极分子。中等教育系统的教职员中，产生了总共1800名积极分子。这些人被要求维持学校管理和后来的政治学习班。政府为700名“历史清白和政治立场坚定”的教师举办了特殊的周日培训班，并有意吸收其中200名入党，以协助管理学校。著名的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有45人被吸收入党。对个人而言，成为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证明他们比其同事更优秀。对当局而言，这些新党员和积极分子显然是最好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被用来控制教师队伍，甚至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
结论：中国知识分子具体化的研究
即使对工作责任或社会功能作再多分析，也无法证明：教授、工程技术人员、校对员和其他完成了初中学业的人，属于完全相同的知识分子范畴。因为，此类分析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一种理论上的跨越；这种分析用西方学术上的功能主义，替换了中共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主义，或者用部分（著名学者）替换整体（全体“知识分子”），因而，它无法考量1949年后中共将其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施加于国家和社会的多层次进程，在思想改造中，对当地群众的官方动员和话语宣传，检讨坦白和其他控制实践的活动，将曾经模糊和充满争议的“知识分子”概念，转换为一种极为突出的社会类型。
但是，思想改造并没有使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划分变成定义精确的社会范畴。它重复并扩大了这个范畴在解放前的模糊之处，尤其在涉及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和学生的地方。如果说，这场运动后，教授、作家和教师成为知识分子中的典型，那么，那些受过教育的政府人员和工业部门人员，以及党员、高校学生和其他人，与这一范畴的关系就没有那么直接了。而且，关于知识分子的官方话语并没有说明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正在接受成人教育的从业者（包括工人），会在达到初中教育水平后成为知识分子吗？
思想改造也没有使那些被划定为知识分子的人形成单一的社会认同。动员模式、调查、惩处和阶级分类，给所谓的知识分子赋予了不同的政治特性，以至于地方政府对他们区别对待。同样重要的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具体化持续到思想改造之后。它在分类中采用新的政治含义、内部分化甚至技术性的定义，且不说那些带有侮辱性的新用语，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臭老九”，这些用语意味着官方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外，对官方分类的反抗显然也一直持续着。表1的数据（部分在图1中重现）表明，在政治氛围宽松的60年代初期、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用于指称受过教育者的旧术语增多；而在政治氛围紧张时，则是“知识分子”的使用增多。90年代末，在指称受过教育者时，“知识分子”这一用语明显失去了优势。这个概念从此被重新解释，正如1949年之前一样，现在它包含了各种含义。
“知识分子”的具体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主要特色。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区分，深刻影响了中央政策、地方组织和个体行为，这一点只有通过以后的研究才能阐明。我对思想改造的分析包含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有助于推进对中共的统治、“国家一知识分子”关系和所谓知识分子的经历的研究。首先，为了阐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具体化，以及这一具体化对中央政策的影响，我们需要考察中共在不同时期的话语，看它如何定义、区分和表述知识分子，以及如何建构社会控制的规范。一方面，这包括研究广为流传的文本（如演讲、新条款和电影），来说明中共借以刻画知识分子的理论思维和富有代表性的策略。另一方面，也要求分析这些声明与中共所执行的政治和社会方案（如百花运动、工作场所政策和改变薪酬计划）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共使用电影来广泛传播它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但是，目前的研究甚至仅仅停留在描述电影内容的层面，几乎没有分析它们是如何与中共的政策结合起来的。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共的话语是如何影响地方组织，从而影响所谓知识分子的地方认同的。思想改造不仅把知识分子问题纳入地方政府的议程，而且还作为政治控制问题，纳入大学、工厂、贸易公司和其他许多工作场所的议程。此后，无数干部和管理者遭遇到“知识分子”问题——他们在进行经营管理、获得补偿和入党申请等时候，扮演了“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些干部和管理者在工作和社会关系的地方背景下行动。他们的行为只能对地方的组织和所谓知识分子的生活产生不同影响。在批评地方政权对“知识分子”处置失当时，中共的常用语，如“忽左忽右”、“宁左勿右”等，还有整风运动，都说明关于组织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还有许多有趣的地方史有待挖掘。
最后，我们需要探求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具体化如何塑造了个体行为。通过对知识分子的界定、调查和分类，思想改造运动将新的不同层面的刺激因素嵌入工作场所，如地方当局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和他们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去引导合作、实行监督和分派职权。受这些变化影响的人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据说，上海一些学校的老师立刻理平头，穿上帆布鞋，换上了“老工人的外貌”。换句话说，一旦地方政府把这些人划为知识分子，他们就会重新界定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有些人会在知识分子范畴内寻找其他不同的位置，有些人则会实际上脱离知识分子范畴：或者成为工人，或者在党内得到提升。以个人的其他社会认同（如年龄、性别、技术水平、阶级背景和工作经历）和官方话语的变化为基础，来分析个人如何确定其知识分子身份，必将有助于增进对“国家一知识分子”关系及所谓知识分子生活经历的了解。
总之，本文不把中国知识分子看作任何一种特殊类型的个体，而是描述了把中国知识分子具体化为一种主要社会范畴的政治运动。我已进一步指出：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具体化，详细描述党用于再造这个范畴的理论思维和代表性的策略，是一个极好的起点。梳理官方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语如何影响了中央政策、地方组织，以及个体的地位、利益和行为，对推进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也很重要。
（责任编辑欣彦）
参见最近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本书，许纪霖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和祝勇编《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
《我们访问了参加思想改造的老师们》，《文汇报》1952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