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处于一个充满各种冲突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反思的时代，但人们的反思往往基于现代或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传统，因此难以跳脱既有思维框架的限制。道家式的思考或可提供一个更新、更根本的视野和视角。老子之道反映了精英阶层及人类整体的认知的局限性，老子的正反相生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曲折性，这些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价值观的狭窄和盲目，以及管理制度的不足和困境。
【关键词】老子哲学；老子之道；正反观；文明反思；价值冲突；现代管理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5 -0098 -13
一、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
“道家视野看风云”这个题目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现代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个是道家思想。我一般都是先讲老子或庄子的思想，然后引出对现代社会的一些启示。今天的讲法倒过来，先讲径实世界上的问题，然后再讲道家、老子思想可能会有的某些启示或思想资源。这是由于现实问题所引起的刺激和思考。2008年秋金融海啸最严重的时候，我恰巧在美国作客座教授，金融海啸的氛围和后果对我冲击很大。我过去看报纸杂志什么都爱看，但不看体育，不看经济。自从金融海啸开始，经济也成了“看点”，我感到要设法理解一点，不然很难切入现代世界，很难就真实的世界讲哲学理论。看了觉得问题不简单，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行业的问题，而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先讲一些思考要点。第一，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和价值方向？人类社会往哪里走？是不是汽车越来越漂亮，房子越住越大，飞机越开越快，餐厅越来越讲究，豪华住宅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人类未来的方向？这就是值得我们终生奋斗的目标？第二，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这个过程和趋势是不是不断地加速，越快越好，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第三，我觉得还要重新思考人类的认识能力问题。认识能力背后是人类对世界、对自己、对社会、对地区和国家的管理能力。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否无限的？是否能够妥善解决人类自身、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这些问题？第四，我们要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治理和领导方式。是不是行政化、制度化、数字化、工具化就是最好的管理方式？现实的世界的主流趋势造成了一个价值冲突、风云变幻的世界，一个激化冲突、追求浮华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放纵、追逐这种潮流、趋势，还是应该进行反思，探索新的价值、新的方向？最后，我再与大家讨论从道家思想的角度所能提出的观察和思考。
首先要讲价值冲突与风云变幻的问题。它包括很多方面，如国际形势、金融危机、正义观念、道德理论、战争理论、社会生活等等。美国9. 11事件大家都记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这值得思考。美国人说，这是恐怖分子对我们的袭击，对我们的仇恨，仇恨我们处于民主的世界轴心。这是美国的部分领导人像小布什他们的解释。这个解释对不对？值得反思。美国军队现在驻守伊拉克、阿富汗，名义是反恐。国际政治中，经常是盟友变敌人，也有敌人变盟友。阿富汗塔利班本来是美国的朋友，因为苏联进攻阿富汗的时候，美国扶植塔利班对抗苏联。苏联失败后，塔利班理所当然应该是美国的朋友，但塔利班最后支持了奥萨马（本·拉登），盟友变成了敌人。美国现在又与伊朗发生了冲突，前些日子又加进了也门；同时还有伊朗和朝鲜的核武器问题．过去大家都要发展核武器，最先发展了核武器的国家现在又想限制核武器，是限制别人发展核武器。这似乎不公平，你有了，为什么不许别人有，但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考虑，大多数国家或任何国家都有了核武器，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更可怕？
另有一件事。美国人斯塔克是个业余歌手，也是个经商的，有自己的小飞机。他开着自己的小飞机撞进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税务局的办公大楼。这件事跟9. 11 -样是有意开着飞机撞大楼，所不同的是：那个是阿拉伯世界的圣战分子去撞美国的世贸大厦，这个是美国人撞自己的国税大楼。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有一点没想明白。因为美国政府马上出来说话，与恐怖袭击无关．这次也是有意地、有预谋地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泄愤行为或破坏行为，网上有他的留言。他是一个不小的商人，可在美国还是属于中小商人。美国的税务制度一改，给他们造成了很多损失，他反复跟税务局交涉，都得不到解决。最后他就出此下策，玉石俱焚。之前没有人发现他有什么反常的行为。同样飞机撞大楼发泄不满或仇恨，那个算恐怖袭击，这个不算。那么，恐怖袭击的定义是什么？难道以种族来区分？以宗教来区分？这类事情对人类社会提出了太多难题。
在国际关系上，本·拉登跟美国强权主义是一种冲突。本·拉登、塔利班、伊斯兰教国家或社会反对美国强权霸权政治，这对他们来说是正义。可从美国方面来说，反对恐怖主义分子，是正义。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正义，两种正义之间发生对抗。两种正义的代表者都用暴力的手段，一种是新式的现代武器，一种是血肉之躯，人肉炸弹，自杀式攻击。冲突双方都有自己的正义的立场。现在奥巴马又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可是他刚刚增兵阿富汗。这有点讽刺意味。他在获奖时讲要和平，但也讲战争是必要的，这个就值得思考了。用暴力来消灭或限制暴力，能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暴力的土壤么？我们担心的是，不管来自哪一个方面的暴力，都会成为对方的新的暴力行为的催化剂。新的暴力让人完全想不到，如校园枪击事件、军营枪击事件、对幼儿园儿童或中小学生的暴力袭击等等。企图以暴力消灭暴力，后果很可怕。
更明显的是中东问题，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双方也都有正义的理由。巴勒斯坦人在那里住了一千多年，以色列人要把耶路撒冷变成他们的首都，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或控制起来。巴勒斯坦人要返回家园，当然是正义的；但以色列入也有他们的“正义”理由：这里两千年前是我们的家园，我们要返回家园。一个要保卫自己已有的家园，一个要返回两千年前自己的家园，都有正义的理由。所以人类社会有很多看来都是正义的理由，会造成激烈的冲突。
有没有国际的正义呢？如果说有国际的正义，标准是什么？由什么人来决定？是不是由世界上的强国来决定？还是最后谁打胜了，谁就代表最后的正义？正义好像是一个政治学、伦理学的概念，但实际生活中往往变成了接受实际的结果。比如说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发生了冲突，开始似乎有一个是非问题，但最后有一方胜利了，国际社会说，它已经有效地控制了这个地区的局面。国际法就承认，谁有效地控制了这个地区，谁就是这个地区的合法政府。原来的是非就不必讲了。国际正义何在，也值得思考。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迪拜世界？在迪拜，人工建造棕榈群岛，三个棕榈岛上有两千多座豪华度假别墅？迪拜有全世界唯一的七星级酒店，在海上的，只有坐飞机或快艇才能过去，走路开汽车是过不去的。他们2010年新建成一个摩天大楼，本来叫迪拜塔，但政府欠债太多，没办法按时还钱，濒临破产，要靠总统那个州来救，所以改名哈里发塔，因为是人家来救他，才不至于破产。这个大楼有八百多米，有世界上最高的游泳池和伊斯兰教的礼拜堂。另一个还在建的是个更高的一千二百多米的摩天大楼。大楼越建越高，飞机越飞越快，导弹飞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准确，这是不是我们人类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或最高理想？人类是否应该有新的不同的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发达国家提倡的，他们要来领导减排、减碳，控制气候变暖。会上，他们又处于不利乃至罪魁祸首的地位，因为气候变暖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全球化政策带来的。里面还出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中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是个大国，经济正在起飞，尤其在金融海啸中，中国的经济受冲击没有那么大，手中掌握大量的美国国债，有很大的发言权。美国就想让中国多承担点责任。中国就讲，这是你们引起的，为什么要我们多承担责任？中国站到了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这一边，发达国家应该多出钱多出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应该让大家来均摊。中国代表举例来说，你们大餐吃了个够，我来喝一杯咖啡，让我跟你们一样摊钱，那不合理。其中还有很多具体问题，比如减排是以人均数量为标准，还是以总体排放量为标准？要是总体排放量的话，那中国就不少了，要是人均的话，中国就没有那么多。计算方法和结果很不一样。
当今世界，各种价值、原则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比如民族自决在国际社会是一个原则，维护国家主权也是一个原则。这两个原则经常有冲突。某个国家独立，大家都承认它独立，它就独立了。有的地区要独立，但不允许它独立，这就是民族分裂。什么时候应该是民族自决，什么时候应该强调国家主权？苏联解体，成立了俄罗斯独联体，独联体中一些国家已经独立了，有些地区也想独立，比如车臣，但俄罗斯政府不许，就要打击车臣的独立分子。
经济发达国家和环境保护、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个人自由和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也有冲突。比如美国的私人枪支问题。最早是美国人有权拥有私人枪支来保护自己的家园，大部分是私人农庄，两三百年以前是这样。现在私人枪支变成了误杀和谋杀的工具。小孩玩一下就打死人了，有些是因为精神失常就乱开枪。美国有个军医，也是心理医生，开枪打死了军营里的许多人。
还有个人隐私和公共知情权的问题。前些日子所谓陈冠希不雅照片在网上流传这件事，到底是老百姓有知情权，还是我们侵犯了他的隐私权？现在又讲性解放、性自由，可是同时我们又有肃娼、扫黄，还要抓嫖客。二者界限常有模糊或冲突之处。如果你往新加坡带黄色录像带或色情杂志，是可以抓你、可以判刑的，如果只是没收那是太轻了。可是新加坡有红灯区。如果没有红灯区，海员不在这停，外国游客就不来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理由。为什么要对老百姓管那么严呢？新加坡的赌场政策也是本地的老百姓不能随便进。克林顿跟性自由也有关系，他在办公室里有私情，但他继续当总统，而且当得很好，现在还是世界名人。纽约州的州长EliotSpitzer嫖妓，就被迫辞职了。我就不明白现代社会对两性关系到底有没有标准：同样是政客，总统那样做，还说谎，大家容忍了；州长花钱嫖妓，大家不能接受。
我们要思考如何面对各种各样的价值和利益的冲突，原则、法律和效果的矛盾，思考众多的国际、国内、地区、人群之间的冲突有没有一个润滑剂，或者有没有缓冲域、缓冲阀。现在美国政府制定新的法律监管金融机构，防止新的金融海啸发生，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单靠制定新的法律规则能不能解决问题？一切新的规定、新的法律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马后炮，都是事后诸葛亮。比如说有小孩从窗户上掉下去，那就提高法定的窗户高度，原来是90cm，现在提高到l米，还有小孩掉下去再提到l米1，将来还有小孩掉下去是不是就提到l米27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我们需要一定的规章制度，但如果没有每个人的自觉意识和变通的能力、权力和意愿，结果会很糟。比如，香港医院规定所有急诊都要经由急救车送来，医院不直接接受急诊病人，结果发生了病人进了医院还必须叫急救车，而急救车赶来时，病人已经不治而亡。芝加哥的医院规定病人到了150码以内医院要负责，150码以外，医院就不必负责。这样有章可循，似乎很好，有必要，但是，从治病救人的责任和义务来讲，150码和I51码有那么大差别吗？有必要那么准确量度吗？为了环保，香港的立法通过法律，规定所有汽车停车时都要熄火，免得排放废气。动机是好的，但是，出现了没有冷气、司机热死的情况。还有的汽车为了避免熄火，就开车转圈等人，结果加大了废气排放量。这种通过规章制度和立法解决一切问题的思路和做法往往是荒唐的，但各地政府或立法机构大多迷信法律制度，不仅达不到原来的目的，还给人民带来诸多不便，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情况，或者大家把遵守法律规定当作游戏，表面上大家都服从，实际上大家都不真的遵守，政府和执法部门也心知肚明，把遵守法律当作做戏给人看，堵人嘴而已。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迷信法律和规章能解决问题吗？
现在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相当混乱。这种情况下，是放纵、追逐潮流，还是要反思？显然，现在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时代，而且很多人在反思各种问题，比如全球暖化、气候反常、生态失衡、金融海啸、教育（各国教育都有问题）、医疗保障、恐怖活动等等。还有一种无目标的突发事件，香港好像比较少，大陆现在比较多，美国有些事件也都是无目的。并不是你害了我，我来报仇，而是用枪把从来不认识的小孩打死了，或者拿刀到学校门口捅死好几个孩子。他偷了你东西，你杀了他，这本身就不对，但还有因可循。无缘无故杀这么多人，普通人的人身安全有没有保障？我从来没有害过人，但有可能被别人当作泄愤的对象而杀害。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跟我们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有关系，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经济发展中把CDP又放在第一位。这是单一的目标和方向。单一的目标和方向往往不顾入的真实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大家都看GDP，看财政收入，看股票市场，这都是数字，都是金钱的符号，都不是真的财富，这样的财富说没有就没有，比如美国那些大银行多么富有，说垮就垮了，资不抵债。过去有个电影叫dancing with wolf，现在我们是dancing with money，根据钱的数字在上下起舞。是不是数字就等于财富？是不是财富就等于幸福？是不是股市就等于政绩？经济的无限增长是不是人类的目标与方向？这里涉及到人类的目标和方向、社会理想和原则、人生价值和道路方面的问题。二、一个需要反思的时代
前面讲我们面临很多问题，现在是应该反思的时代，很多人都已经在反思，已经在为改善这个世界而努力。社会的主流、精英决策层仍在推着这个社会向经济高速发展的方向奔跑，但在经济界、企业界、学术界、政治界、文化界，都有人对现代社会这种发展趋势做反思和批评。这是现代社会的两个层面：上层和主流是高歌猛进，沿着现有的体制方向继续冲；中下层则有很多批评和反思。这种反思批评不是今天才有，从资本主义一产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很多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宗教家都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有人会说，二三百年来这种批评、反思不断出现，可资本主义发展不是越来越快吗？资本主义不是已经全球化了吗？有什么办法呢？实际上，反思和批判是有效的，不然，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式的近代工业，无法发展到今天大家所向往的繁荣世界，不会有今天欧洲发达国家的选举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工会制度。不过，从眼下看，这种反思还起不到遏制当代经济高速发展的负面作用的效果。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反思，没有这种批评，会是什么样？情况应该更可怕，更没有希望。
这些反思为什么暂时不起作用？因为这些反思还是在民间或中下层进行的个别、分散的反思，没有形成群体的共识。群体的共识往往被主流媒体、政府、主流学者或者经济实体（大银行、大企业、大发展商）在控制、引导。所以我们要讲这个问题，要讨论这个问题。今天讲了，两百个人听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不讲就更没有希望。今天讲了，两百个听众当中，将来有人当了中学校长，当了大学校长，当了政府官员，或许就可以在他的部门，有限的条件下适当地做一些思考和改革，做一些局部的改变。有人或许会说，这样无效，要想彻底、全面的改变，只有革命、暴力斗争，武装革命多痛快。武装革命可以解决政权的更替问题，但不能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比如武装革命以后，可以在一段时间消灭娼妓、没有盗贼、没有乱杀幼童或警察的恶性事件。但这是短暂的，一引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各种机制，其他地区有的问题，革命后的地区也有了。所以一场革命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我们不能重复这种革命的手段，只能采用局部、渐进的手段，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逐步改善这个世界。事实上，各行各业，世界各地，这样思考、努力的人并不少，只是还不足以改变主流世界的大趋势。
关于金融海啸，已经有很多反思，反思的书少说有几十本。这本书（Pan,ic: The Story of Modern Fin,arzciaL）是我在美国看到顺便买下来的。书中提到，有些事情让我们无法理解，比如有些人每年挣几千万，是拿老百姓、拿别人的钱，下巨大的赌注为自己挣钱，而社会把他当做英雄。这个很难理解，不是应该自己靠勤劳智慧赚钱吗？拿别人的钱为自己赚钱，赚了钱拿走了，赔了钱不管了，这个制度是极不合理的。《时代周刊》指出，这是贪婪的代价。贪婪和欲望是什么关系？欲望过多就是贪婪，完全没有欲望就不是人了，人怎么能没有欲望呢？有欲望是正常的，欲望没有节制就是贪婪。贪婪是要承受代价的，不过在现有制度下，贪婪的人、造成金融海啸的人不承担什么责任。道德谴责基本没有，自我反省、道歉完全没有。还要国家、纳税人帮他过关，要世界各国的政府和百姓承担后果。所以，后果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而且是国际化的，要世界很多国家承担这种痛苦的后果，承担损失，这明显是极不合理的。
再看看教育，以哈佛商学院为例。哈佛商学院是全世界很好的商学院，每年报名的人很多，招的学生也很好，但报名人数有下降趋势，大公司不那么愿意让自己的经理人才读全时学位，而是让他们读业余上课的学位。为什么这样呢？哈佛商学院百年校庆的时候，有几个教授组织一场讨论( panel)，做了一些反思。商学院本来是职业学校。在美国，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医学院都是研究院。每个人先进文理学院学四年，才有机会进这些研究院或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培养的是职业人才，不是纯学术的学校。现在，教育制度发展追求academic excellence，学术的优秀，商学院的教授要跟物理系的教授一起拼纯学术水准，把商学院的管理理论包装成科学理论。包装了，就有资格评教授，就有学术水准了，可对学生没用了，跟这个社会不相干了。所以现在有些大的企业不愿意再把他们最好的经理送到商学院去念书，因为商学院的很多课程是纯学术的，跟真正的职业训练关系不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制度化的不相干”( in-stitutionalized irrelevance)，是制度化的，而不是个别教授的。商学院如果要追求纯学术的话，就忽视了知识传授的内容和将来职业需要的密切联系。其实很多人上商学院的主要收获不是跟教授们学到的东西，而是建立了一种网络关系。
讨论中，有个哈佛商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发表文章，批评商学院的学生出奇地好竞争，明明不会失败的事情他们也要竞争，而竞争追求的结果是让自己过一种mis-erable（可怕）的生活。明明知道将来的生活是misera-ble，但还是要不断地竞争。他的文章中有个小标题说商学院是a factory of unhappy people，专门制造不愉快的人的工厂。一入学就跟同学竞争，因为哈佛商学院不是分别给大家一个分数或等级，而是淘汰制，最后的百分之几一定会淘汰，不管你总体如何，只要分数落在后面就会被淘汰，竞争非常激烈。上学时候跟同学竞争，毕了业跟同事、同行竞争，一辈子在这种紧张的竞争中生活，这样的人生值得追求吗？会是一种美好的人生吗？是一种健康的人生吗？这个学生提出的问题很有普遍性，很值得我们思考。
再介绍一本书，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一个当了八年院长的人写的，是他不当院长以后写的。Excellerzce WithoutSoul，没有灵魂的卓越，就是说很卓越，很优秀，但没有灵魂。现在大学教育已经技术化、产业化、工业化，有人讽刺为养鸡场。更糟的是政府不断通过新项目、新计划要大家竞争资源，香港政府甚至将原有的拨款削掉一个百分比，再让大家报新的课程计划竞争这些拿走的经费。这样，大学不仅成了养鸡场，而且要变成斗鸡场。我们要思考教育的目的，是争所谓的以排名为标志的“成功”、“优秀”，还是真的要培养人？到底是要培养“人”，还是要培养工具？是不是要把活生生的人训练成某种工具：挣钱的工具、创造利润的工具、争名次的工具？
香港的教育资助局就有明文讲，香港的教育是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培养人才。为经济发展培养的人和为经济发展而生产的工具有多大区别？其实是把人培养成对香港经济发展有用的工具，会说话的工具，驯服于市场和长官的工具，为自己牟利的工具，而不是有抱负、有理想、有主动性、有创造性的人才。这当然不是说不应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是不能将此当作最高的甚至唯一的目标，更不应该以投入和产出的模式衡量一个大学的水平和贡献。大学大批量生产毕业生，计算投入多少资金，得到多少回报，教育就变成了一种产业。大陆加速实现了教育产业化。这样一来，原来的象牙塔或阶级斗争的训练场变成了职业培训班。社会需要会计，大学就要办会计系；社会需要推销员，大学就培养推销员；社会上有殡葬管理的需要，据说香港某个大学就要办殡葬管理系。社会需要的专业越来越多，能把各行各业都拿到大学里面来培养吗？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社会需要的就是这种专业化或工具化的人才吗？大学的课程设置有没有可能及时生产四年后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这种所谓的人才是不是真的能解决社会需要？
举个例子。五十年前没有电脑，三十年前电脑也不普及，第一部电脑不是在大学电脑系里出现的，第一部电脑出现的时候大学没有电脑系，电脑多了以后才有大学的电脑系。这一二十年有了网络商务，但电脑系的教授并没有人教网络商务，就招一个博士进来研究网络商务。研究完了之后留校、编教材，教网络商务，这就是所谓与时俱进：大学有了网络商务的课程。可是这个网络商务不是大学教授教出来的，是在商业工业活动中自然出现的。把网络商务的实践知识总结成一门课，这需要一个博士研究至少三四年，再发展成正式的课程，至少三四年，教出的学生从一年级开始最少又得三四年，快餐式生产也需要七八年，成熟起来至少要十几年，但那时又有了新的技术、新的需要。。比如，学生进入很热门的领域，毕业后，却发现盲日发展的泡沫破灭了，dot. com不再吃香了，白赶了热门。按这样的思路办大学，大学经常被动地跟在社会具体需要之后，怎能培养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优秀人才？
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目标是什么？社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大学可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大学怎样跟上社会的需要？香港教育界的领导人认为大学就应该培养为香港经济发展服务的人才。我们应该想想，经济发展需要什么具体知识或技能，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有没有可能就具有这些知识和技能？从原则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知道了社会的某种需要，设计课程，开本科的，或者硕士博士的，三五年过去，社会又发展了，大学所教的知识可能又过时了。如果社会上冒出了一个新的行业，需要人才，大学里没有，于是大学就办一个专业，甚至一个系，一个院。这样理解大学的功能，理解教育的功能，是本末倒置。第一批计算机专家不是计算机系培养的，第一批企业家不是管理学院培养的，第一批军事家不是军事学院培养的。如果社会需要什么技术，大学就培养什么技术，为什么不办职业培训班呢？职业培训班半年一年就够了，学习目的明确，过时的可能性小。有了新的需要再去短期进修，不用学三四年。
如果把获得马上能用的知识和技能作为教育目标的话，大、中、小学的教育永远不可能真正成功。这样的教育系统培养的人的知识面会越来越窄，好像越来越专，其实知识越来越窄，综合能力、实际能力、适应能力越来越差。我说的能力是指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能力，不是说某一个具体技能。具体技能其实要不断地学，要在毕业后随着发展不断学习，所以自己学习的意愿、兴趣、能力比具体知识和技能更重要，上百倍地重要。如果有基本的能力，比如思考的能力、阅读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说话表达的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自己钻研的能力、主动应变的能力，这些能力有了，学新的东西不是太难的。大学要普及，名牌大学需要培养精英，但精英的基本素质是会做人，会做事，爱思考，能与人沟通，关心社会，关心百姓，愿意为百姓服务。这是最需要的人才。这需要全校、全社会的理解和参与，决不是任课老师能完成的培养目标。至于具体的知识，比如需要房产的知识，需要管理知识、金融知识，学一两年就差不多了，重要的是根据新的工作岗位的需要继续学，不断学。最基本的能力要培养，更重要的还有兴趣，求知的兴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没有兴趣，就很难有能力。我们教学生就怕学生没兴趣，没兴趣怎么教都没有用。
据香港报纸报道，有个年轻的实习老师在学校教书，有个孩子平常一直不好好学习，但这个老师一教，学生来劲了，这个学期很愿意学习。家长觉得很好，就问老师将来愿不愿意到这个学校教书。这个人说毕业之后不会再教书了，要去找更能挣钱的专业。原因是政府把公务员、中学教师的起薪降低了。社会最需要有爱心、有责任心，愿意帮助孩子成长的人，可社会把资源放在能够为自己挣钱、能够为公司挣钱的人身上。那社会的未来在哪里？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培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家长和社会对幼儿园老师、中小学老师不尊重，不给他们最好的工作条件，他们怎么能够培养出我们所喜欢的人才？大陆的师范学校免学费，我觉得是好事，因为贫穷家庭的优秀孩子可能投入教育岗位，但一位民营教育家告诉我，糟了，师范生被贴上了贫穷的标签，不受尊重。这个世界就很荒谬了，我们要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自己所不尊重的人去教育培养，这会有什么结果？我们有什么理由指望我们所看不起的人把我们的子女培养成优秀的人才？
刚才提到的那位哈佛学院院长说，他在哈佛大学三十年，几乎没有听到过教授们讨论怎么把年青人培养好。大学变成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储藏知识的地方，而不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教授没有义务、没有资格、没有权力来关心年青人的思想、感情、生活、人生。发现哪个学生情感有问题，马上向学校报告，学校马上送他去找心理辅导，心理辅导说不行，马上送精神病院，这样教授和学校就不必负任何责任。这是在逃避责任，逃避责任变成了学校第一位的原则。美国如此，香港也差不多是这样。我在北大毕业，在北大教书，之后又在美国、新加坡教书。我越来越感到大学教授实际上也成了一种流水线的工人。学生是一个空罐头进来，上流水线到我这，装两块梨，下面一个教授装一块苹果，另一位教授装两块菠萝，最后一个教授加两块冰糖，然后加色素，加水，贴标签，顺利毕业了，但没有保修期。如果我觉得这个学生有问题，问他为什么不好好念书，我要找他谈，他一定觉得多余，你管得着吗，我不想念。我爸爸给我交学费，你管我念不念呢？现在很多大学校长公然把学生当顾客，把教授当个销售员，教书就行了，别的不要管。所以大学教授现在就是没有权力、没有资格、没有机会、没有义务来关心学生的成长。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提出的问题是，学校是以学生为本，还是以学校的名次为本，以校长的政绩为本？一个校长上台，说要带领学校在十年之内名次提高多少。我到台湾一个名牌大学去，一开会院长非常高兴，宣布我们进入前一百名了。前一百名算什么啊？值得那么高兴吗？名次落后十个又怎么样？前进十个又怎么样？对学生有多大的影响？对教授有多大影响？学校应该是让学生高高兴兴念书的地方，教授认真负责地教，学生愉快主动地学，这就是理想的状态。现在的学校全校追求研究经费、论文数量、国际排名、地方排名，全是量化的数字。净争这些东西，校长、校领导的注意力都在那个方面。怎样培养学生，反而没有人注意了。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我刚才讲的是经济、教育，现在讲企业管理。有人为企业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提出三个底线或标准，书名就是The Triple Bottom Lin,e。这种反思和主张是很好的。他讲的三个bottom line，重视的是各种关系的互相依存，比如生物之间或者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各种社会因素之间以及社会机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还有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比如经济成长、财政成功、家庭生活、智力发展、艺术表达、道德和经济发展等，这些方面是相互依存的。这是企业界人士提出的观念，企业界也开始进行反思了。金融界、教育界、企业界都有人在反思，更有很多人在默默无闻地、心甘情愿地做好事，改善世界。香港义工黄福荣在青海地震救人捐躯就是一例，我们的学生、朋友很多都在追求个人财富的大潮下默默地为不幸的人群奉献。世界各地都有这种健康向上的精神，有一种反思的趋向，有一种抵制商业化、庸俗化的力量。但是主流媒体、政府和各地管理层还是一味推行所谓有经济效益的目标以及为这种目标服务的现代管理方法，而不能把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际关系放在适当的地位。
不丹的最后一个国王提出全国幸福总值要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 c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s more importantthan cross national product)。人的生存高于国民生产总值，不丹的尝试是很好的，对我们有启示。我完全赞赏，百分之一百支持。但是我有一点疑问，为什么要把人民的幸福设计成一种指数？人民的幸福指数怎么衡量？他们设计一种问卷调查，跟你谈，问你几十上百个问题，谈三四个小时，听你的想法，然后算出来你的幸福指数。这极为费时。准确不准确不知道，幸福不幸福是他的感受，为什么要变成统计数字？我觉得很难理解。后来有个台湾的作家告诉我，她在不丹生活了十几年，这种量化统计是西方国家让他们搞的，西方国家就要量化，就要可以比较。我们生活好不好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去比较，而且是变成数字去比较。不丹追求国民幸福总值是很好的，但为什么要量化，有没有必要量化，值得思考。
三、关于认知的有限性
以上所讲是现代社会的问题和已有的反思，现在转到道家式的观察与思考。道家的内容很丰富很复杂，老子、庄子、淮南子、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都不一样。这里说的道家其实就是老子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老子的“道”的思想，作为中心价值的人文自然，无为的原则性方法，正反相生的理论，以及道家式责任感等。为什么要讲道家的眼光？因为道家的眼光有整体性的观点，从人到地、到天、到道总体地思考；讲万物归根，讲根本性的思考；还有就是独特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道家式的科学、道家式的客观性、道家式的接受性、道家式的教授、道家式的父母、道家式的情人。后来别人问他为什么要用Taoistic这个字，他说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字来表达更加人本主义的心理学。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已经有了，他要更加人本主义的心理学。找不到更好的字，就用道家式的。他看到了道家，其实是老子思想的独特性。他当然不是道家学者，他有基督教的背景，对佛教也很熟悉。但是他只找到了道家式的这个字，因为道家的思想有独特性，是基督教、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没有的思想。道家思想还有一种理想性。人与自然的秩序，讲天之道，讲玄德，都表达了一种理想。当然，理想不是空想。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虽非必然实现，但“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实现。
我们的根据就是《老子》，读《老子》或任何经典都至少会有两种不同的取向，或者两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忠于文本的解读，就是力图客观地理解原文，忠实地理解历史上《老子》“可能的”思想；另一种是立足于当下的诠释，从我们21世纪华人社会或香港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的诠释。我强调这两种读法要分清，不能混淆。分清了以后才有可能衔接，原来是客观地读文本、读《老子》，深入理解之后来慢慢转到对现代社会的思考。这是一个转折，要意识到这个转折，而不是两者混而不分。哲学的诠释学会给人一种印象：一百个人读《论语》就有一百个《论语》，一百个人看莎士比亚就有一百个莎士比亚，一百个人看《红楼梦》就有一百个《红楼梦》。这个说法不是毫无道理，但有点简单化、绝对化。如果因此放弃对文本严格、客观的探索和理解，那就没有学术研究而言，甚至没有严肃认真的阅读了。
作为学术研究，首先还是要客观准确地理解两千年前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如果理解透了两千年前的经典，中国古代的经典、欧洲的经典、伊斯兰的经典关心的问题跟今天两千年后还是有相通的：生死问题、幸福问题、感情问题、爱欲问题、道德问题。还是这些问题，所以还是有相通的可能。可是如果不认真去读原典，看了两眼，然后说明白了这个意思，其实是把自己现在的感受当成了古代两千年前的意思，就没有办法从两千年前的经典中得到新的启示，没有办法接受两千年前的智慧。
我现在讲道家式的眼光，但我不想提供灵丹妙药。我们不能期待任何人、任何理论一次性地全面解决问题。谁宣布自己能把世界的问题全部解决，那他要不就是幼稚，要不就是疯子。我期待有更多的人关心探索这些问题，尝试提出方案。你们两百人有十个人、二十个人、五十个人来思考这些问题，我就觉得很成功了。不是要你们接受我的结论，不是要你们说我讲的全对，而是希望大家思考，思考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多数人的思考比十种相互竞争的方案可能更好。如果马上拿出方案来，十个人可能拿出五个具体方案，或者十个人拿出十五个方案都有可能。问题复杂，不是几个高明的方案所能解决的，更需要的是多数人的思考，持续地观察思考，从身边的环境到世界趋势联系起来思考，并逐步从身边开始改变自己的心态、生活和小环境，有可能的话再来考虑如何改善大环境。
首先看老子的自然，它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和价值方向。关于老子讲的“自然”，各种解说五花八门，如自然界、自然现象、自然本性、自然规律、原始状态、个人本能、生存竞争、反文化等等。今天讲“自然”二字，意思太复杂了。比如我们会场的气氛是不是自然，刘笑敢讲话是否自然，刘笑敢讲两句广东话讲得自然不自然，都用自然。但是老子的“自然”是什么，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因为解说老子的学者和文章、专书多得不得了。笼统地说，“自然”可能有的意思大概十几种、二十几种。但那些解说都不是古代老子的自然，不是老子的思想。什么是老子的“自然”？很难用一个字或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到的一个说法就是“人文自然”，或Civilized Naturalness，指人类文明社会中自然的和谐、自然的状态。从现有文献看，老子是第一个用“自然”一词的，共五次，都不是指自然界、自然本性、个体本能、野蛮状态这些后来的概念，而是指人类社会、群体以及人与宇宙万物的理想状态，不是指个体本性。将自然二字与个人的本性联系起来是逐渐演变的结果，《老子》中没有“性”字，《庄子》中有“自然”二字，也有“性”字，但《庄子》书中没有将自然二字与性字联系或等同起来。汉代开始形成自然与性的联系，六七百年以后，到王弼注《老子》，才明确将这两个概念联系和等同起来。很多人把王弼的注释当成老子自己的思想，把自然当成个体本性，这是不对的。老子的人文自然涉及了个体、群体和总体三个方面，从来没有明确从个体本性的角度讲自然。按照老子的思想，自然而然的和谐与秩序才是人类社会以及宇宙的理想状态和最高价值，这对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价值和理想有启示意义。
再看无为，它涉及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对无为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老子讲无为，意思也不是十分清楚，很难准确地把它的意思表达出来。我至今没有想好用什么样的词或什么样的句子把无为的精神实质清楚地表达出来。我研究老子一二十年了，还没找到最好的方案。我想到的一个似乎尚可的说法就是“实有似无”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原则，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做很多事，即“似无”，但实际发挥了影响，实际有功用，有更好的效果，即“实有”。这才是老子讲的无为的实际意思，或最接近老子所要表达的思想。
正反观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或规律。老子讲正言若反，强调一切事物之正反相依、正反互转、正反相彰、以反求正。简言之，老子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尽情直遂，而是会走向反面，以正求正，往往适得其反，以反求正，往往代价最小，效果最好。关于这种思想，近代章太炎讲的“俱分进化论”有较好的发挥。
当然更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的是道的概念。道的概念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认知能力。老子讲的“道”是一个假设性、符号性和模糊性的概念，老子承认自己不知道道究竟是什么，这是很高的智慧，很理性的思考。
很多人借老子讲管理。我发现老子思想中隐含着一个观念，可以称之为“道家式责任感”，讲道家式圣人的价值、原则和方法。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治理和领导方式。关于人文自然和道家式责任感，我已经讲过几次，而且有文章，所以今天不多讲。今天重点讲另外两点：一点是以老子关于道的理论为基础，思考人类社会的认识能力问题；另一点是以老子的正反观为基础，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
关于老子之道对我们的启示，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说法。我想强调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关于认知的有限性的问题。老子有一段话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是通俗本的说法，竹简本是“有状混成”）。有一个东西，或者有一个状态，在天地还没有产生之前就有了，它是很安静的，模模糊糊的，但不会随意改变，可以作为天下的母。天下母是比喻的说法，就是天下的开始。在天地产生之前有这么一个状态，天地万物、宇宙一切都从天地还没有产生之前的状态中出来。那个东西叫什么？老子说“未知其名”，不知道叫什么，连名字都不知道，“字之日道”，给它起个表字，叫做道。“字”跟“名”不一样。有些人误会字就是名字，其实不是。我们现在说名字是说一个人有姓有名，这个姓名是生下来父母给的。长到十八岁，进入社会，朋友之间要用互相尊重的称呼，那个叫“字”。比如胡适的真名叫胡洪驿( xing)，骅是红色的马，长大了就要有个字，他说“哥哥，你给我想个‘字’吧”。当时天演论、进化论盛行，进化论讲“适者生存”，他哥哥说那你就叫适之吧，他就变成胡适了。我们叫胡适表示对他尊重，但字不是真的名字。老子说不知道在天地没有产生之前的那个状态叫什么，给它起个表字，叫做道。如果非让我起个名字，就把它叫做“大”。大不是真的名字，只是一种形容。好比这个女孩子叫什么，我不知道，就叫她美吧，这个美不是她的名字，只是形容她的一个特点而已。
为什么我对这段特别感兴趣？研究老子的人喜欢争论道到底是什么，其实老子并没有那么清楚地说道是什么。现代人喜欢说道是量子力学的什么，是物理学的什么，或者是哲学的什么，是西方哲学的什么。这些讲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但那些都不是老子本来可能有的思考。老子本来的思考是在天地产生之前更早的阶段应该有那么一个东西或状态，那个是什么？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他智力不够呢？是不是他理论思考不深人呢？完全不是。谁知道天地万物之前那个状态叫什么？叫上帝？叫元气？叫黑洞？都很难证明。天体物理学家说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也是一个假设。怎么证明？靠数学公式推演，但真实的宇宙起源就一定是那样吗？数学推演足以证明万物之初的状态吗？大概也很难说。当然如果信仰基督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说是上帝创造的，或安拉创造的，这问题就简单了。但这也是没有办法证明的。老子的这种态度是理性的，是实实在在、老老实实的，不知道那是什么，就说不知道。叫它“道”只是一个表字。非要起名字，就叫做大。我们怎么样认识宇宙的起源或者万物的根据？有没有可能认识？其实要说宇宙万物最后的状态、最初的起源，我们等于是在“坐井观天”说话。每个人的眼界都很小。要说宇宙万物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那个能力。那五六十亿地球上的人一起来看，是不是就看得全了呢？五六十亿人在地球上看宇宙也仍然很小，还是可以用坐井观天来比喻。所以老子说不知道，我觉得相当深刻。人类到今天也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宇宙最早是什么样子，更没有办法知道宇宙、世界、社会有没有一个棂本的决定性的东西。如果说没有，当然也很难讲。我们知道天体运行有天体运行的规律，物理世界有物理世界的规律，化学世界有化学定律，数学有数学的公式，生物有生物的规则，人类社会也有某种道德、政治制度。但是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致的、可以预测的、可以相信的规律？如果说有，那是什么？如果说没有，那世界怎么好像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还可以有规律，好像还可以预测？这个问题其实人类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办法真正、彻底地解决。那么老子说有那么一个起始的东西或状态，但不知它到底是什么，就相当深刻了。
不少人相信某些科学家的还原法，比如这个男孩喜欢上一个女孩，文学家们说这叫爱情，动物学家说这是生物繁衍的本能结果，生理学家说这是到了青春期荷尔蒙的作用。荷尔蒙是一种化学激素，化学激素是什么分子、什么原子、什么成分，可是把这些分子、原子、成分拿出来放在一起，就能产生爱情吗？自然科学那种还原的解释只能看到哪种东西在起作用，可是整体上怎么样起作用就不是还原为分子、原子、细胞、激素所能解决的了。尤其涉及人类的社会生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这些不同兴趣爱好的人凑到一起，这个社会是什么样？不是简单的。比如说八个人，三个爱吃酸的，两个爱吃辣的，三个爱吃甜的，最后他们吃的饭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很难决定。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所以老子讲道就是世界的起源和万有的根据，这个根据是什么，老子承认他不知道。我觉得他承认不知道，这是很伟大的。当然基督教宣布是上帝创造的，那也是一种伟大的思想。但老子说他不知道，我觉得也同样伟大，或者更伟大。因为基督教的这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两千多年间还是有不同的解释。没有办法说阿奎那的上帝解释能让整个基督教都相信，奥古斯丁对上帝的解释也不是现代人接受的。基督教关于上帝的解释，最早是相信上帝有人的意志、感情，现在很多基督教、天主教的人，根本不说上帝有人的形体。基督教对上帝的认识也在改变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没有办法知道世界运行的总规律和根源的确切样子。而道作为世界起源和根据的一个符号，并没有很确切的内容，但可以和宗教以及现代科学兼容，不同，但是兼容，除非你断言世界没有起源，没有根本性的决定性作用，否则就很难否定道的符号性假说的合理性( reasonableness)。
老子讲“有状”，讲相似的“似”，或者的“或”，都是这样不很确定的说法。这样的说法都是表现人的认识能力之有限性。他还讲：“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是最高的境界；不知道以为自己知道，这是一种病。“是以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圣人没有病，是因为知道自己有病， “以其病病也”，以病为病，把病当做病，所以就不生病。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就没有以不知为知这种病。这也是讲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人类中没有上帝。我不说根本没有上帝，要说没有上帝，基督教不能接受，我也没有办法证明上帝一定不存在，所以我不挑战基督教，即使有上帝，我还是要说人类中没有上帝。如洪秀全，他自认为是天帝的儿子，有些政治领袖、宗教领袖自认为代表了上帝，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应该确切地知道人类中没有上帝，是上帝就不是人了，没有人可以像上帝那样永远正确。这一点，老子、道家跟儒家、基督教、佛教都有些不同。佛教、基督教、儒家的代表人物常常认为自己讲的就是绝对真理或真相，但老子没有这样绝对的自信，他承认自己不知道。
人类认识有局限性，那么人类的出路何在？我想就是要不断地探索、思考，不断地调整我们的认识和方向。老子追问、思考万物是哪里来的，世界的根据是什么样的，但不断言自己的认识或推理是确切的或绝对的。于是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态度，就是要不断地探求真理或者真相，但是永远不能自认为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或真相。这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应该有追求绝对真理、追求真相的勇气、热情和决心，另一方面不要假定某一天能掌握全部真理或绝对真理。没有追求真理、真相的勇气，那永远不可能得到真理、真相。一旦得到了某种真理、真相，也要知道这种真理、真相是有局限的。我们只能认识局部的真理和真相，没有办法认识全部的真理和真相。现在反映这种复杂可能性的电影越来越多了，这种小孩看的书也越来越多。比如小女孩要不要去参加远游，书里说，你如果选第一种可能就翻到第几页开始看，选第二种可能就看第几页，选第三种可能就看第几页。一件事的发展有无限多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真相和真理，其实是有局限的。所以不要自以为看到的那个就是绝对正确的。这个就是老子之道的模糊性、符号性对我们的启示，它是一个符号，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道，它是在万物产生之前那个状态和决定万物和谐、有规律运行的原因的符号而已。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好像最科学，这个科学其实是数学化，就是大量地运用数学公式。经济学界在美困也不简单，有咸水派和淡水派。咸水派就是东西海岸靠着海水的，淡水派就是芝加哥大学，靠着五大湖区。淡水派主张自由经济，咸水派强调政府要适当干预，还有人说自己是不成不淡派。这说明经济学也没有统一的意见或绝对的定理。这次金融海啸发生，有人说是市场失败，市场失败说明要加强政府监管。有人说是政府监管失败，只要政府加强监管就能解决问题。另外，美国的经验能否帮助中国进行决策？中国也面临这些问题：政府要不要管，管多少，管哪些，要不要有市场经济，要不要让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现在没有入主张“市场决定一切”和“政府决定一切”这两个极端，但有人更偏向于市场决定，有人更偏向于政府决定。哪一个地方是最合理的地方？如果找到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惜这个点是找不到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影响变化的因素太多，很难预见。我认为找到了，大家也不接受。他认为找到了，在实践中也不见得就对，今年对，明年可能就不对了。在这种情况下，精英分子也不是万能的。
对金融海啸发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也有各种解说二比如说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或房屋次贷，或过度流动性，或房地产泡沫，或金融衍生工具泛滥，或金融监管不足，或评级机构的虚假，或人性的贪婪，或全球经济失衡，或产能过剩、资源不足，或精英人物傲慢自信，或制度化导向，还有发达地区资金过剩等等j这些分析听起来都有一些道理，可哪个是根本的原因，经济学家也找不到共识。香港有个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他说金融危机的解决办法有三派：宏观派、货币派、微观派。他最后的结论是：宏观派效能短暂，货币派运作维艰，微观派政治不容。这三派都有困难，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的认识能力、自我协调能力有限。这是人类能力局限的一个证据。张五常最喜欢强调劳动力的自由，绝对反对为最低工资立法，认为工资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认为定下最低工资，就有很多麻烦。现在香港大势所趋就是要定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是对公民的一种保护，但也可能造成有些人失业。有没有一个绝对合理的数字定下来，工人既不会失业，又能保护他们有一定的资金收入？我看很难。人类社会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一个简单的、清晰的、绝对的办法能够最好地解决所有问题的阶段，我们要接受这种现实。
道家式观察的一个特点，就是承认人类，包括普通人、精英的认知的有限性，放弃人类万能、科学万能、精英万能的观点。是精英，我们不能自认为万能；不是精英，我们也不要认为精英能把我们的问题全部解决好。个人、个别领袖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很多精英加在一起还是不能彻底解决．，世界上聪明人很多，社会问题照样还是很多。而且，很多问题就是这些人制造的，不是普通老百姓制造的，指望他们能解决问题，不容易。要让他们想明白他们所做的事到底有多少好处，有多少副作用。我不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来批判，他们有责任，有道德责任也有技术责任，但同时也要看到有些问题是社会整体的发展趋势，不是他们可以主宰的。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就要承认和遵循这种发展的制度或规矩。打麻将就要按照麻将的规矩走，不按麻将的规矩走就别玩了。现在社会已经给我们定下了很多规矩，没有办法推翻，推翻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玩了。可是这些规矩带来的后果有些是不好的。我们就要思考这些规矩要不要变，怎么变。特别是精英人物、领导人物要看到自身的局限性，避免过度自信，自信往往是酿成大祸的直接原因。金融海啸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华尔街投资精英们相信自己万无一失的计算。
四、关于文明的曲线式发展
下面讲事物的曲线式发展。我们都知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故事，常识或俗语也会讲物极必反、乐极生悲，都是讲事情会走向反面。这种观点主要来自于道家思想，和《周易》以及《孙子兵法》的观点也有相通之处，但是，从文明反思的角度来看，老子的理论更直接、更深刻。
《老子》大量讲到正反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我们把这种关系概括为正反相依、正反相生、正反相彰、以反求正的观念，这都是强调要看到事物的反面，看到物极必反的必然性。老子讲：“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过去马拉的车、人拉的车，那个轱辘很简单，轱辘当中有空的地方穿车轴，有穿车轴的那个空的地方才有车的功能。当中有木条，那叫辐，大概有三十根车条撑起轱辘。所以“无”的部分很重要，没有这个“无”的部分，就没有车轮的功能。老子又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房子有墙，有门窗，当中有空的地方才有房间的功能。没有空的地方，全是砖全是水泥那不叫房间，所以有空的地方才有房间的功能。所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具体讲，有“有”的部分，有“无”的部分，一个碗当中有空的部分才能盛东西，如果当中不是空的就没有用。再放大一步，“无”和“有”代表任何事情都有正反或者阴阳，这两个方面不是绝对对立、绝对排斥的，而是相互为用。认识到这一点，看到正反相依、正反互利的事实或可能性，就可以避免绝对化、单方面、单方向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看到各种指标，GDP、CNP、升学率、大学排名、股价升落等等，如果这是事物的“有”的方面，我们不要忘了那些“无”的方面可能更重要，如人民的感受、学生作为人的成熟和成长、实体经济是否健康等等，这些虽然不能量化，难以比较，但更重要，更根本。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这里用的是帛书本）如果天下的人都以某一种美作为美的标准，这就变成丑了。这里的“恶”是丑的意思。天下皆以某一种善作为善的标准，这就出了不善。这里的关键是“皆”字，“全都”一样，就会走向反面。老子当时为什么这么讲？他当时怎么会想到这种观念？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今天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单一的绝对的善恶标准或美丑标准就会走向反面，带来荒谬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我知道应该如何做。天下都将一种美作为美的标准，只有这一样，那就不美了。美是多样的，善也是多样的，比如孝顺父母，如果规定孝顺父母就是早晨问安，中午陪着吃饭，晚上要问安，那很多人可能就做不到。很多人心里是真的孝，可表现的行动不一定一样。很多人表面上做到了，心里未必孝顺。不能把孝的标准固定化，如全世界、全香港都采取一个标准来决定孝不孝，不行。我给父母多少钱算孝？百万富翁一天给他父母一万块钱，那不算什么，算孝吗？我很穷没有钱给父母，就跟父母住在一起，天天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一分钱不给，也不能说不孝吧。所以善、美都没有唯一的、绝对的标准。如果把某个唯一、绝对的标准当作大家都要遵守的标准，这就带来很大的伤害，而且带来很多虚伪的东西。下面讲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都是讲正反相生、正反互转，都是反对价值的一元化、简单化、绝对化，避免走向事物的反面。
《老子》说：“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为而弗恃也，功成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圣人在《老子》书中就是体现了道的原则、代表了最高智慧的人，相当于社会的领袖，但这个领袖“居无为之事”，采取无为的原则，好像表面上不做事，表面上不发号施令，他教导老百姓的方法是不说话，少说话。“万物作而弗始”，就是万物都产生了，他不认为是自己让万物产生的；做了很多事情，但不自认为有功劳，因为不自认为有功劳，所以功劳永远不会失去。就算你今天第一，很可能明天就不是了。不宣称自己最伟大，就不会有失落。自认为最伟大，总会担心最伟大的地位会丢掉。最高的政治领袖包括皇帝最害怕丢掉自己的位置，因为他最高，别人都可能抢他，包括自己的儿子，因为儿子可以取他而代之，所以希望皇帝死的人往往是太子。按照老子的思想，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功成而弗居”，功劳再大，也不争功。作为最高领导人，如果要老百姓感谢你，就很麻烦。如果老百姓真的要感谢你，不一定说出来。如果都说出来，不一定是真的。人类社会的很多冲突、麻烦和矛盾都是在争功劳中出来的。夫妻两个人，丈夫说他在外面挣钱很辛苦，功劳大；太太说她在家里做家务，没有她，丈夫不能在外面挣钱。那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怎么争？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例子，外人无从判断置评，但很清楚这是从争功劳、争第一引起的。世界上有些事是基本事实，没有很多争论的余地。比如，一百米短跑多少秒完成，谁快谁慢，争论余地很小，比较客观。但很多事没有这么简单清楚。功劳大小，影响大小，就不容易有绝对标准。没有绝对标准，还要争，那就无穷无尽，永不太平，永无结论。一争功劳，争地位，就会造成人类社会的冲突，最少是不愉快。不争就没有这个不愉快。不争，自己心里少了一分负担，别人心里也轻松了。自己不争，别人就无可争。“反而自正”，“居反求正”，这是老子处世的一个原则和方法。
我们借用老子正反相生、以反求正的观点来看现代世界。正面的目的、动机、效果、状态都会走向反面。比如工业发达产生了温室效应，造成了生态危机，先进国家变成了碳排放的祸首。我们都觉得美国生活好，可是美国一个国家消耗了世界70%的能源。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要过美国那样的生活，需要七个地球，这是不可能的。另外，美国政府一开始说发行所谓次级房贷，是给那些比较穷困、信用不够好的人的一种贷款，让他们可以买房。民主党、共和党都支持这个方案，开始的用意是好的，但结果却变成了金融海啸的导火线。好事引出了很坏的结果。这是世界的复杂性，多少精英都没有遇见到这种复杂带来的灾难，更不要说去预防。当然，有些精英人物本来就不关心社会后果，只注意自己的收入、功绩或形象。又比如发现原子能，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但变成了原子弹、核武器，这就不是造福人类了。据说爱因斯坦早说过，要知道原子能是这个结果，就不会去发明原子能的使用了。最早发明核武器，似乎是天大的好事。谁拥有了核武器，就高兴的不得了。但是现在又要面临如何限制和销毁核武器的问题。自己销毁、限制，还要限制别人，自己有了害怕别人有。你有，别人也可以有，但大家都有，那就更可怕。怎么限制别人？用什么办法限制别人？有没有权力限制？有没有实际能力限制？要消灭战争和恐怖，要和平，但为了限制核武器又会引发战争。美国要用战争来消灭恐怖主义，结果造成了更多的阿拉伯人自愿参加“圣战”，自愿以“人肉炸弹”来报复美国等西方国家。
计算机、计算器普及了，可是我们的心算能力普遍退化了，五十岁以上的人大概小学的时候还有心算训练，现在二十几岁的人没有几个会心算的。二十多年前刚到美国和日本的时候，我们感觉美国和日本售货员真是笨，这么简单的数目还要用计算器算半天，我们的脑子里早就算出来了。现在我们都用计算机了，我们的心算能力没有了、退化了。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但生活更紧张还是更轻松了？显然，对多数人来说，工业化、科技发展带来的优越性，没有让他们更自在，更惬意，更舒畅，反而更忙，更紧张了，更多了忧虑和不安。我们有电脑，打字快了，办公室的文员是不是更轻松了呢？学生有电脑，用网络，打paper快了，学习是不是比过去轻松了呢？飞机越来越快了，生活是不是更舒适了呢？恐怕不是，比原来更忙、更累了。现在可以说“天涯若比邻”：通过计算机打电话，甚至通过计算机看着对方讲话，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几乎不花钱；要见面，飞机十几个小时就到了。但同时又是“比邻若天涯”：我住大学的一个宿舍楼里，那个楼才二十几家，有天碰到一对外国老两口，头发都白了，我跟他们打招呼，说你们是不是新来的？他们说都来三年了，第一次听到有人主动对他们说hello。一个楼才二十几家，结果三年才碰上一次，还说三年第一次有人跟他们打招呼。这就变成比邻若天涯了。这种事各国都有，人死在家里，几个月、一两年没人知道，有的尸体都臭了才引起邻居注意。所以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为现代化、电子化、全球化就一切都好，义无反顾地追随下去，要有独立的思考，想一想人类文明究竟应该如何发展。
这里还涉及人类文明能否直线地无限进化。人类文明发展具有两重性，幸福与快乐有相对性，科技和物质文明无限发展，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新的困扰。20世纪初的重要思想家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论”：进化不是一个方面的单独进化，而是善也进化，恶也进化，苦也进化，乐也进化。创造幸福的手段增加了，但制造痛苦的能力也提高了，为善的能力提高了，但为恶的能力也提高了。比如四川发生地震，全世界都可以支持，都可以捐款，这是为善的能力提高了；但为恶的能力也提高了，一个原子弹造成多少人的死亡。过去开锁撬门去偷东西，现在不需要了，在电脑上敲几下，几万块钱转到自己账户上了。英国霸菱银行一个年青人偷偷挪用银行的钱炒股票，想赚了钱再把银行的钱还回去，但不料股市一跌，还不回去，事情暴露，弄得整个银行破产。所以章太炎说，在为善的能力提高的同时，为恶的能力也在提高；在享受快乐的机会增加的同时，遇到痛苦的机会也在增加。道家思想强调人类总是面临二律背反或者两难的局面。如果认识到这种两难的局面，我们就不会毫无顾虑、一味地追求某个目标，或者CDP，或者经济高速增长，或者很高的外汇存款，或者很高的排名，或者很高的升学率，就不会一味地把这些当作最高、最好或最重要的目标。
此外，人类社会现象不等于自然现象，科学的方法是否适用于社会生活，这一点是要反思的。金融监管是否可以防止金融海啸复发？有的人相信，发生一次金融海啸，我们就有经验了，制定规章制度监管以后，金融海啸就不会发生了。金融海啸不发生，银行海啸还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还是可能发生，因为任何监管都是马后炮。我小时候听人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对啊，应该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好人总是能打败坏人。现在我明白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什么呢？好人就做正常的事情，想不到坏人会怎么做，坏人暗中天天盯着你，看你哪一脚没踩实，就借机害你，我们不可能一年360天时时刻刻在小心别人怎么样，不可能这样防备，可坏人天天盯着你，要钻你的空子，防不胜防，这样他就比你厉害。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然，从整体来说，从长远来说，好人多，坏人少。但少数坏人造成的损失会伤害很多好人。好人、坏人，这是非常简单化的说法。很多引起坏事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引起金融海啸的华尔街精英人物不一定是坏人，他们的行为有问题，不一定就可以算作坏人。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国会、政府认真制定一个法律，就能杜绝以后没有其他坏现象发生。认识到这种不可能，就不要对那些议员、官员抱太大希望。官员、议员也不要自以为天天在做好事，其实他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我在大学教书，有一天我跟图书馆说要印两篇文章放图书馆里，请学生来看。图书馆说不可以，一本杂志只能提供一篇文章让学生来看。我说为什么啊？这是版权法，是香港议会制定的版权法，不能将一本杂志的两篇文章同时复印让学生参考。这个很荒唐，杂志就想让读者参考它的文章，作者也希望大家参考，但香港的议会就莫名其妙，他们以为在做好事，其实给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他们不是故意制造麻烦，他们想不到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所以我认为这是人类认识上的根本性困境。没有什么法律制度没有副作用或漏洞。认为制定了法律，就解决了问题，实在是天真的，不负责任的。
再如父母爱孩子，有的方法不对，觉得社会竞争太激烈了，要女儿不仅长得漂亮，还要能干，还要学钢琴、芭蕾，都把女儿累死了，什么兴趣都没有了。香港考钢琴八级的人非常多，但是不是真的喜欢音乐呢？如何令孩子喜欢？让她少学一点，压力小一点，她还保持兴趣；压力太大，把兴趣破坏了，以后反而没有办法了。喜欢什么专业，学什么专业容易找工作，什么专业以后容易幸福，这些其实都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存在主义说，没有上帝了，人就变得孤独了，就荒谬了，就恶心了，就绝望了。因为没有一个像神一样的人给你指引，告诉你怎么样。现在流行的口号是“做自己的主人”，“做生命的主人”，“提高自信心”，我觉得这些话不是不对，但是单讲这一方面就会产生盲目性，或者理性的傲慢，或者过分的自信，让自己以为在提高自信心，其实在提高盲目性。这是很糟的。应该对人生、历史和社会有比较全面的思考。当然并不是说要放弃争取，还是应该努力，还是要思考，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当成必然正确的，或必定要达到某种结果。每个人都有某种局限性，无论权利多大、无论地位多高，无论才智多强，都无法摆脱局限性。认识到人类的局限性，自己的局限性，就会变得聪明一些，成熟一些。
大家都知道高锟的贡献，他是光纤之父，刚刚得到诺贝尔奖。高锟在给香港中大师生的一封感谢信中说，正是光纤使那些“真伪莫辨、良莠不齐的资讯得以充斥于互联网上，不分畛域，无远弗届”。这是一种幽默，是一种谦虚，但也是一个事实。光纤的使用促成了互联网的诞生，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的网络怎么监管？舆论监管我们都不喜欢，色情的内容要不要让小孩看？怎么防止小孩看？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高锟的说法和老子的正反观给我们的启示是一致的。
五、结
语
第一，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和价值方向？人类社会往哪里走？显然，按照道家思想，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不应该或者不仅仅是越来越多漂亮的汽车，越来越大的房子，越来越快的飞机。人类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应该有精神文明的提升，否则，人类就将自己降低为普通的动物，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更美好。这方面，老子的圣人和道家的玄德的概念都有启示意义，特别是老子的人文自然的理想强调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万物的自然的和谐，可以作为现代人的一种新的价值资源①。
第二，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这个过程和趋势是不是不断地加速，越快越好，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根据道家正反相生的智慧，我们应该放弃单向、直线式的发展观，思考全人类社会是否必须走同样的道路：自由主义者相信全世界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学者相信资本主义就是人类文明的最后阶段，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说没有共产主义了，资本主义就是人类最好的结果、现在看来，美国社会也有很多问题，美国所代表、所主导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不能盲目追随效法的。当然，美国社会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允许自己的公民做反思、做批判，比较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许多对美国的批评首先是从美国内部产生的二
第三，我们还要重新思考人类的认识能力问题。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否无限的？个人、天才、群体是否能够妥善解决人类自身、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这些问题？这是需要思考的，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聪明、努力，就无所不能：老子承认自己不知道道究竟是什么，这是高度的理性和睿智。人类的盲目自信，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迷信天才，是造成人类灾难的主要原因。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如战争、冲突、歧视、压迫、虐待，对人类自身的伤害远远大于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一时一地的，而且自然灾害对人的心灵伤害较小，但人类自身的相互残害却可能是终身的，涉及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甚至波及很多国家和民族。
第四，我们要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治理和领导方式。是不是制度化、数字化就是最好的管理方式？是否应该无限追求数字的增长？是否每一级领导都要将自己的表现（performance）当作关切的中心？将民调支持率、选举得票率、业绩增长百分比当作自己的目标和资本？这种领导方式往往给下级很多新设计的项目和战略计划，每来一个新领导，也要表现自己的才能，也要证明自己“有做工”，又要给下面新的计划，强令下级执行，下级被动应付上级的新设计、新战略、新计划，难以发挥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方面，老子所讲的“辅万物之自然”就很有参照价值。道家的圣人以万物的自然而然的发展成长为关切，不求表现自己的才干，不求百姓的歌颂，这就是我所说的道家式责任感①。如果各级领导，包括老板、主管、父母都理解了道家式责任感，整个社会会少很多不必要的计划、文件、指令，少很多折腾。
以上都是从宏观角度考虑的，具体到个人，也要调节自己的行为方式。我们要不断追求，也要适时满足；要不断追求现实中更理想的状态，但要避免乌托邦式的幻想或一厢情愿的目标：台湾有首歌说“爱拼才会赢”，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要打拼，但如果一生都要打拼，人生就有点miserable了。社会精英分子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他们很辛苦，有20%这样的人也可以接受，但如果所有的老百姓每天都在打拼，终身要打拼，那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喜欢一个人人都要长期打拼的社会吗？我们不希望安居乐业吗？可是现在流行的口号就是“拼搏”、“奋斗”，“竞争”，流行文化也在讲这些。这与理想社会、和谐社会、美好人生的目标来说是南辕北辙的。
总之，现实世界的主流趋势造成了一个价值冲突、风云变幻的世界，一个激化冲突、追求浮华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放纵、追逐这种潮流、趋势，还是应该进行反思，探索新的价值、新的方向？
这里强调的是根本性的思考、整体性的思考、理想性的思考，希望纠正现代社会、现代管理局部化、碎片化的思考方式。放弃单一目标的追求，比如数字目标、金钱目标，要考虑整体性，就是人生、群体生活的健康、丰富、圆融和满足。这并不是说不应该分工，不应该从细节人手，而是说在专业分工之后不能忘掉根本的、整体性的目标。现代管理似乎很了不起，但现代管理有一个最荒谬的结果：越重要、越根本的问题越无从下手，越无人能管、无人该管、无人可管。刚才讲了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比如大学要培养学生，中小学要关心学生的成长，现在年青人、儿童、青少年的成长是最大的问题。学校老师现在也越来越专业化，不是替你带孩子的。而且想替你管，你还不愿意，凭什么教训我的孩子？这种家长与老师的关系跟过去也不一样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未来，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但是没有办法管。老师教书，有没有满足感？有没有收获？学生学的愉快不愉快？是不是学了之后对自己更有自信心？将来面对社会不同发展的需要有没有应对能力？这是很根本的问题，但这个校长管不了、不想管、不能管。校长管的是每年发表多少论文，得到多少研究资助，各种排名的名次。这个可以管，一算就算出来了。只管这些可以数量化的东西，而不管那些根本的东西，这是现代社会的大问题，这是现代社会、现代管理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不能自外于现代化、全球化、专业化的大潮，但我们也不能随波起伏而不能自主浮沉。明天要更好，就要坚持独立思考，善于对现实进行反思，保持对人、对社会、对人类、对未来应有的一分情怀和向往。
（本文由张清江、陈孝龙据作者2010年3月香港城中读书会的演讲整理，后经作者润色修改。）
（责任编辑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