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走向中国特色的自反性现代化不仅具有多重自反特征，而且呈现波次效应，差异性社会应运而生。在差异性社会中，阶级流变的特点是阶层不断分层化与阶层逐渐阶级化这两种状态同时发生、动态演化。这种动态的阶级流变不但保持了原有差异社会的特点，甚至使差异社会有进一步差异化的风险为了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应该进一步以良序引导差异性社会，推进社会公平，限制特权，关注中产阶级，改良工人阶级。
【关键词】自反性现代化；中国社会；阶级流变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0) 05 - 0008 - 07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更是“自反性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危机。所谓“自反性现代化”，按照提出者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解释，就是指现代性或现代化过程的“自我变革”和“流变”。①从工业资本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转入新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进入了以知识资本、金融资本为全球统治轴心、以“知识资本一工业资本”为两极模式的新全球化时代。然而，全球资本主义在享用“自反性现代化”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资本金融系统被瞬间炸毁的噩梦。危机也必然催生西方各国重新审视和反思各自的资本现代化模式，促使其资本形态的再创新、发展模式的重新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效应不仅使处在全球轴心的西方、更使处在边缘和半边缘的东方受到极大影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不仅是经济的，而且也是整个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正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②因此，我们需要基于中国立场、中国视域，深度研判新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影响，深度研究“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自反性现代化”的独特性，以及对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的“自反性现代化”所具有的超强的回波效应，深度反思中国社会结构的流变，深刻认识当前的差异性社会，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一、自反性现代化的中国特征
研判中国现代化状况需要一个世界标准。如何划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和阶段，我们面对着“理论丛林”：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可谓“仁智互见”。例如，贝尔( Bell)提出的“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殷格哈特( Inglehart)的“传统社会、现代化、后现代化”、贝克( Beck)、吉登斯(Giddens)、拉什( Lash)的“传统社会、现代化、反思现代化”等标准的三段模式、何传启的“原始社会、农业社会、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四阶段模式等等。③但是，上述划分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线性思维方式，因而难以说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复杂状况。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主要之点在于，她并不是按照直线发展的，前现代、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自反性现代化”共时多元并存，或呈现“多元状态”。正如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所言：“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挑战美国的世界大国，那么现代化很可能成为一条双车道、甚至多车道高速公路，不同的现代化版本将各行其道。”①因此，不能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来简单套用分析当下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历史上的每一种现代化都仿佛是一条彩带，织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彩球。在新全球化语境中，中国虽然也步人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但是中国这个“彩球状”的现代化在自反的过程中却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点：
1．中国现代化的自反不是单一自反，而是双重自反，甚至是多重自反。
西方自反性现代化的对象是现代化指数很高的工业社会，因此，西方的自反性现代化是单一的针对工业社会的自反，即“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②中国的自反性现代化则不然。因为中国自反性现代化的对象并非是单一的工业社会，而是多元社会杂糅在一起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形态中，既有前工业社会，也有工业社会，还有后工业社会。与这种社会形态相对应的现代化是多元共存的“彩球”现代化。这种“彩球”现代化在自反的过程中不是单一自反，而是双重自反甚至是多重自反。它既要对西方经典现代性和苏联模式进行自反，同时又要对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进行自反，使其工业化带来的许多进步成果逐渐转化为对立面，重新形成一种新的混合动力型现代化。
2．中国的现代化在自反过程中，社会的差异性更加明显。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要实行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又必然会导致人们的物质利益发生分化，使得分配和收入出现差别，进而导致社会分层，出现差异性社会。中国目前这种差异性社会是一个具有“一度两点”特征的社会。“一度”是指差异性社会不同于同质性社会，也不同于阶级对抗和冲突性社会，它是指人民内部根本利益一致或趋向一致、局部的和当下的利益有各种差异、人民仍然分成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社会。“两点”是指同质性社会、阶级对抗和冲突性社会构成了差异性社会的左右两个边界，而差异性社会存在向同质性社会、阶级对抗和冲突性社会转化的可能性。③随着中国现代化多重自反的深度展开，中国社会的这种差异性特征会越发明显。原有的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差异尚未消失，新的差异又会随着现代化的多重自反而不断涌现，新旧差异之间的差距也将不断拉大。差异社会将进一步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义性、合理性，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刺激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但是，如果缺乏正确的政策引导和调整，中国的差异性社会将会有向阶级对抗和阶级冲突性社会转化的风险。
3．中国的自反性现代化将按照波次效应进行。
辐射效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特征。北京、上海经济龙头的发展，直接辐射到周边区域，使其周边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在中国特色的自反性现代化中，辐射效应将被波次效应所取代，波次自反或梯级自反将逐步展开。在中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不同。以各地第一、第二次现代化指数来衡量，中国可以分为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初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④这三类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呈现出三个不同的层次，自反的时间和波次也有所不同：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工业社会或基本进入工业社会，这类地区将第一波进入到自反性现代化过程中，其自反对象主要是工业社会成果，自反症候会日趋明显，自反结果也将与西方国家类似；初等发达地区是传统社会尚未完全转化成工业化社会的地区，这类地区将第二波进入到自反性现代化过程中，对第一、第二次现代化的双重自反将同时进行，但占据人们主要关注力的将是第一次现代化自反的结果；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很低，这类地区将第三波进入到自反性现代化过程中，并且发达地区和初等发达地区的自反可以为其提供经验和警示，使该类地区可能越过对工业社会的自反而直接进入到下一现代化过程中。在每一波的自反中，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断被抽离，然后再重新嵌入，这个过程导致分裂与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将成为自反中永恒的主题。人们在每一波的自反中都将充分体验“想得到的+熟悉的=新的现代性”。
二、中国特色自反性现代化过程中的
阶级流变
“现代化把人变成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②在独具特色的中国自反性现代化过程中，其阶级流变也独具特色。要想看清这种变化特点，首先要对阶级、阶层这两个概念有清楚认识。简单来说，阶级是政治学概念，由马克思提出，着重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这三个因素，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具有决定意义，往往成为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阶层是个社会学概念，由韦伯提出，其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由于人们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理解不同，因此，阶层的划分标准是多角度的，具有多样性，没有单一标准。在西语中，阶级和阶层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很多理论家都用“class”这个词来指代阶级、阶层。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阶级”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激烈的社会冲突，而阶层的概念相对中性，容易被人们接受。但无论是对社会进行阶级分析还是阶层分析，都是为了解决如何避免利益分化过大、如何增强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
中国在多元现代化同时并行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阶级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公有结构和集体结构被不断消解，个体的能动性被不断激发出来，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配置方式出现差异，单纯的两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被纷繁复杂的阶层所取代。随着多元现代化的纵深发展以及多重自反的进行，一个新的结构——信息与交流结构——被逐渐嵌入。这样，中国的阶级流变就在两个相互重合、相互交叉的社会结构中进行：一个是与多元现代化相对应的生产结构；一个是与多重自反性现代化相对应的信息与交流结构。
在生产结构中，受多元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影响，阶级阶层化的特点非但没有消失，而且阶层再次分层化，种类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阶级、阶层划分标准都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人们不仅要用“社会成员各自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以及对生产方式的掌握程度”的标准将社会群体进行阶级划分，甚至更要用“社会资源”、“社会机会”对社会群体进行二次或多次阶层划分。阶级被阶层化、阶层再次被多层化在多元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不断演绎。
与此同时，在新嵌入的信息和交流结构中，传统的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标准来划分阶级受到挑战，“社会成员能否掌握新的信息和交流结构并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成为新的阶级划分标准。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社会成员都力图第一时间进入到新的结构中从而避免被时代淘汰的命运，但由于社会各成员在信息和交流结构中占据的位置不同，导致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从而使原来不断多样化的阶层进入到新结构中后逐渐开始分类聚集，进而形成了利益一致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流变在原来阶级阶层化的基础上逐渐向阶层阶级化转变。如原来具有特权的那些阶层很容易凭靠其政治权力进入到新结构中并处于核心受益的位置，特权阶层“千人一面”的特点逐渐使其利益变得一致，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经历也大体相似。相似的经历、相同的利益最终使他们形成一个特权阶级。原来在生产结构中出现的新阶层逐渐进入到信息和交流结构中，并处于这个网状结构的不同结点处，他们是信息积累和信息处理的核心，新阶层变成了新的中产阶级。原来的产业工人逐渐演化为三部分：受到技术改良的产业工人、简单的体力劳动者、体力服务者。其中受到改良的产业工人能够进入到信息和交流结构中，为这些结构工作或使用这些结构工作，成为新的工人阶级；其他的两部分将逐渐被排除在新的结构之外，沦落为底层阶级。原来的农民也将逐渐演化为三部分：传统的种植农、农民工、高科技农民。前者逐渐沦为底层阶级，后者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农民工将按照产业工人再次分为：受改良的工人、简单体力劳动者。前者上升为工人阶级，后者沦为底层阶级。因此，在新的信息和交流结构中，阶层阶级化的结果是逐渐演变为四个阶级：特权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底层阶级，如下表所示：
可见，在上述两个社会结构——生产结构、信息和交流结构——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的状况下，阶级流变是阶层不断分层化与阶层逐渐阶级化这两种状态同时发生、动态演化。社会群体一方面在不断分化、分层，一方面又在不断聚合，形成新的阶级。这种动态的阶级流变不但保持了原有差异社会的特点，甚至使差异社会有进一步差异化的风险。阶级差异的不断加剧直接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其最终结果是差异社会演变成阶级对抗性的社会。因此，在中国特色的自反性现代化中，如何避免阶级差异过大、如何持续增强社会发展动力是我们现今的差异社会在未来治理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差异性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
治理差异社会要本着一个原则：既要保持一定的差异以保证社会发展的活力，同时又要控制好差异的程度，避免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两极分化。在中国特色的自反性现代化中，根据其上述阶级流变的特点，缩小阶级差异、增强社会发展动力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保证各阶级获取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二是各阶级在数量上如何增减才能缩小阶级之间的贫富差别？三是如何防止阶级利益固化？针对这三个问题，要从以下三个方向人手进行治理。
1．限制特权阶层的特权，保证各阶级获取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以往，中国有无特权阶层是个忌讳的话题。学术界常常三缄其口，避而不谈。随着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深入探索，人们开始直面权贵、特权这个问题。在中国，“权贵阶层”这个词以文章标题的方式首先出现在国内学术刊物上是在2001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刊载了季正矩的文章《权贵阶层与苏共的腐败及其垮台》。该文的核心思想是阐述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文中指出，苏联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权贵阶层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 5%。①此后人们开始反思中国国内是否也存在一个类似苏联权贵阶层的特殊群体，由此拉开了人们对国内特权现象的揭露，特权车、特权房、特权医疗被公诸于媒体，人们不但直言中国存在特权阶层，而且指出850万以上的政府公务员构成了特权阶层的主体。②一个基本事实是：30年来，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的设计者和操控主体始终是政府。根据“分粥理论”，政府公务员、特别是掌控政策变化的管理者阶层在掌控利益调整政策过程中总是首先获得“分粥”的利益，既首先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甚至扩大化，因而使自己免于成为改革的对象。在自反的现代化进程中，某些政府部门不断利用手中的权力介入市场，实现部门垄断甚至小集团的权钱交易，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新的社会结构中来，占有全社会的劳动成果。久而久之，这一利益分配格局不断被固化为一种利益模式，使之上升为特权阶层。这一利益格局的形成是改革和中国特色自反性现代化的产物，甚至已经成为进一步自反或深化改革的严重障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权钱交易、特权优先等已经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实施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应该客观现实地对待特权阶层。改革不完善的产物只能用深化改革来解决，初期现代化自反性弊端只能用持续的自反性来克服。虽然在政府主导的初期渐进的改革中特权阶层的合法性不断被广大群众质疑，然而久而久之人们已经习惯地并接受了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的这一事实。但是，广大民众不能接受的是特权阶层特权持久固化和继续放大，更不能容忍特权阶层最后上升为特权阶级。对这一现象视而不见或试图采用简单的手段加以消灭都是不切实际的。当前所要做的是在制度上合理地、逐步地限制他们的特权利益，使之逐渐缩小以至于消灭。所以，限制他们的特权直至最小化，防止最终形成特权阶级是治理差异性社会的未来方向之一。
2．中产阶级将成为平衡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个关键的阶级力量。
正如社会学家所言：“‘中产阶级’始终是一个具有持久魅力但又存在诸多争议的概念。”③特别是在中国，人们对中产阶级的态度20年来有了很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是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角度开始谈起中产阶级。④进入到90年代之后，人们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讨论中产阶级⑤，甚至在当时的形势下，将中国存在中产阶级的观点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⑥，由是有了“防止在我国产生中产阶级的思路”①。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化的进行、社会的不断转型，人们开始“呼唤中产阶级”②。人们逐渐关注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精神需求，特别是商业界以及IT界的人士直言不悔地指出“要赚中产阶级的钱”③、要“为中产阶级服务”④。如今，中产阶级不再是个敏感的字眼，尽管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和划分标准不同，但是大部分的民众已经认同中国已经存在中产阶级而且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有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的中产阶级在全国占12. 1%，在城市社会中占25. 4%。”⑤尽管这个群体目前还不具有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但是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功能有了新认识，那就是认为中产阶级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⑥，所以才会有人提出要“培育”中产阶级的想法⑦。可见20多年来，人们对中产阶级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防止产生一呼唤一中坚一培育”的过程。这个过程除了间接地说明现代化过程中阶级流变的状况，同时也表明中产阶级将成为衡量社会转型程度的一个尺度。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中产阶级的关注度也越来越大，这一点从学术期刊上相关文献数量的持续上升中可窥一斑，如下图：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21世纪之前中产阶级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三年，人们对中产阶级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其中研究中产阶级的文献连续三年超过40篇。从研究文献这种明显上升的趋势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产阶级将成为观察社会转型程度的一个变量。中产阶级数量越多，发挥的功能越大，社会的转型就越快，就越接近完全的自反性现代化，即中产阶级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产阶级是平衡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个关键的阶级力量。正如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载文所指出：“如今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最严重的威胁是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它也许会随着中产阶级的成形而消失。”⑧所以，在差异社会的未来治理中，鉴于中产阶级的重要性，国家不但要培育中产阶级，而且还将在培育的过程中使其功能良性化。
3．改善阶级底层人群状况，避免阶级利益固化。
在中国特色的自反性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各阶级有不同程度的升降，阶级之间的差异日趋明显，这虽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经的阶段，但问题在于阶级之间贫富差距过大、阶级利益一旦固化，就容易导致差异性社会中的差异冲破临界点，跨人冲突性社会。因此，提升底层阶级的生活，防止更多的人沦为底层阶级是治理差异性社会的一个未来方向。
从上述阶级流变的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的自反性现代化中的底层阶级主要由工人和农民中的一部分人转化而来。要想避免底层阶级数量的增加，就必须从源头上改善对阶级底层人群状况。途径是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路径是提前进行技术改良，特别是在那些自反性现代化症候还不明显的地区。只有成功地改善这一部分人群的劳动能力和素质，才有可能避免代际之间阶级利益固化，这样才能增强社会活力，使底层人群的人数最小化，最终达到社会平稳向前发展的目的。
那么，如何改善呢？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在中国特色自反性现代化中，改善底层人群状况既需要我们从本国国情出发，又需要我们充分借鉴西方社会的经验。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改良蓝领工人状况的做法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日本和德国的模式。日本是通过关系性的用工合约培养对企业忠诚的工人，使得工人能够被包容在公司的信息结构中而不被时代所淘汰。德国则是通过技术学院、集体谈判、学徒制来改善底层阶级状况，通过这种对生产系统的法团主义控制使得包容性的信息结构和高度自反性的生产成为可能，同时也培养了对职业忠诚的劳动者。两国的经验在中国都被不同程度的吸收，如中国的职业技术学院、工人和大学生的实习制、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培训，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采取这些改良劳动者素质的措施后，只是取得了短视的提升就业率的效果，并没有形成一个既对企业忠诚又对职业忠诚的工人群体。那些在国有企业的工人凭靠关系性合约似乎保住了一生的饭碗，但是他们很少接受再培训，也很少同企业一同承担风险；那些非国有企业的工人由于工作流动的频率较大，很少对职业抱有忠诚感。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是多种现代化融合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而每一种现代化目前都处在“半吊子”阶段，故而对工人阶级的改良也都处于“半吊子”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充分吸收西方改善劳动者素质经验的基础上，还要结合本国国情加以创新，这样才会适应中国自反性现代化的要求。在改良工人阶级的途径上，我们既应该学习日本的关系性用工合约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培养对企业忠诚的劳动者。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习德国的技术学院模式，使得工人阶级可以在高等学校一工厂之间循环动态地接受培训和改良，如今的中国在职业技术学院一工厂之间只是单向度地流动。此外，在培训方式上，中国政府承担的下岗再就业培训的确是具有中国特色，但如果中国政府能和企业合作，共同承担企业员工的培训，不仅可以解决很多企业无员工培训的历史，而且也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素质，使得劳动力的价格相对下降，从而使欲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的那些外资企业留在中国。总之，在自反性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改善劳动者素质状况的任务非常繁重。只有多维的、成功的、大规模的改良，中国的社会才会更加稳定，向前发展的速度也会大大加快。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正确地处理各阶级存在的差别和问题。只有客观认识中国的阶级流变和阶级差别才会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也才能真正做到发展成果由人们共享的目标。
（责任编辑林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