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石窟文化是丝绸之路的产物，是佛教东传后生成的宗教文化繁荣的形象化载体。须弥山石窟开凿于北魏至唐代，地当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处，是全国十大石窟之一，其佛教艺术对我国石窟佛教造像有过直接影响，也影响到日本佛教的传人。石空寺石窟同样缘起于丝绸之路，是唐代以前开凿的石窟，道教、佛教、藏传佛教造像皆备，西域、中亚、非洲人物造像栩栩如生，是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在宁夏的独特体现。
【关键词】丝绸之路；须弥山石窟；石空寺石窟；佛教；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6 -0121-05
石窟文化是佛教东传后生成的宗教文化繁荣的形象化载体。石窟开凿，佛教造像的兴盛，主要沿古丝绸之路星罗棋布般分布。宁夏境内的石窟较多，这里主要论述须弥山石窟、石空大佛寺石窟，并以唐代开窟造像为主。它们是丝绸之路东段的著名石窟，也是丝绸之路文化繁荣的见证。
一、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坐落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西北55公里处的须弥山东麓，属六盘山山系，是独具特色的黄土高原上的丹霞地貌，古丝绸之路就从它身边的石门关经过。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固原80余年，致使汉唐以来穿越须弥山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中断。因此，历史文献和佛教典籍记载甚少，目前一些涉及石窟艺术的书籍里也很少涉及，或一带而过。其实，这里保存和珍藏着唐代和唐代以前的不少石窟造像。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丝绸之路上长期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
须弥山窟初创于后秦、北魏时期，兴盛于北周和唐代，其艺术成就可与山西云冈、河南龙门大型造像石窟相媲美。须弥山石窟已延续了1500余年，岁月的风雨剥蚀了石窟的外面，却增加了其文化年轮。就是这样一处著名的石窟文化遗存，因明代以来丝绸之路衰落和中断而藏之深闺，直到20世纪后期才再次掀起了它的盖头，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
丝绸之路是文化之路，更是承载着中西文化往来的融汇之路。西北地区的石窟开凿，都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须弥山石窟同样与丝绸之路有缘，盛衰皆因此而来。依照现在基本定型的说法，丝绸之路被分为三大段：东段、中段和西段。宁夏所处的区位正当东段北道。其走向是：从长安临皋驿出发西行，经醴泉到邠州治所新平县（今彬县），沿泾水河谷北上，过长武、泾川、平凉，西人宁夏固原境弹筝峡（俗称三关口），过瓦亭关，北上原州（固原）；再沿清水河谷，向北经石门关（须弥山），折向西北经海原抵黄河西岸的靖远，过黄河后由景泰直抵河西武威。由固原北上，沿清水河谷地在中卫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同样是汉唐以来穿越宁夏的古丝绸之路的走向。就是这条丝绸之路，孕育了著名的须弥山石窟、大佛寺石窟。
须弥是佛教典籍中的专用名词，通常认为是“宝山”的意思。佛经中说它高大无比，为神仙聚居，被日月所环绕。佛学典籍里还有好几种称谓，如修迷楼、苏弥楼、须弥楼等，意译为“妙高”、“妙光”、“善高”等，原本指古印度传说中佛教的名山。相传山峦高耸，山顶为释帝天居处；四面山腰为四大天王居处，四周亦有著名山峰相伴。许多佛教造像和绘画都以此山为题材，用来表示天上仙界的景观。从早期石窟壁画和佛教典籍看，须弥山的称谓由来已久，基本是伴随着佛教东传，即佛经的翻译、石窟的开凿、佛本生故事及石窟壁画的出现而产生的。须弥山如同传教胜山，宗教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将“须弥山”的名字冠在宁夏固原境内的石窟山上，同样显示着一种神秘的宗教文化现象。它是佛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汇的产物。须弥山是双重身份的体现者，称须弥山相者为佛，称须弥山者为佛教圣山。中国的石窟文化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非常悠久，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人，在西北地区如明珠般星罗棋布。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须弥山的名字才打上了地域的烙印。
“须弥”作为佛教的称谓或专门术语，已源远流长，但作为石窟的名字，有一个生成过程。宋代名须弥寨，唐代为“须弥山”，已约定俗成，相对确切年代应在须弥山大佛开凿之后。唐代以开凿在须弥山的大佛为中心，建成有规模很大的景云寺，这是须弥山石窟的历史性转折，须弥山也由此命名。
须弥山石窟是我国的十大石窟之一，其代表性的佛造像就是须弥山石窟造像，传承的大佛楼在某种程度上与大佛造像是一体的。须弥山石窟大佛造像，是一尊高达20.6米的露天释迦牟尼大坐佛，仪态端庄而安祥，应该是唐代武则天时期开凿。大佛占整座山头的上半部，光一只耳朵就有两人高，一只眼窝也有一人长。巨大的佛造像虽是由丹霞地貌砂岩雕刻，但雕凿的刀法给人以泥塑般的温柔；造型比山西云冈19窟的大坐佛还高7米多，也比河南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高，是全国大型石窟造像之一。须弥山大佛石窟造像特征与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极为相似，都有着女性温柔的特点，追溯唐代的审美时尚，自然与武则天有关，体现的是唐代审美观、美学思想和中西文化相融汇的艺术风格。大佛造像窟前原有木构楼阁，用以保护石窟。后世又重修过三重楼阁，故有大佛楼之称。遗憾的是，大佛楼毁于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
须弥山石窟造像，随着文化的变迁与审美时尚的差异，其开凿的形制及艺术特征也在变化。北魏时期的石窟开凿，主要分布在“子孙宫”。石窟形制，都是平面方形的中心柱塔，且塔柱直接窟顶，塔柱四面分层开龛造像，少的3层，多的7层。窟室四壁，有的也开龛造像。这种窟形，是从印度“支提”式石窟演变来的。造像中有交脚弥勒菩萨，为早期造像；有单独坐佛或立佛，但大多数是一佛二菩萨。佛身高大，盘腿中坐；菩萨矮小，侍立两旁。造像面目清瘦，身材修长，佛像服饰仍沿袭双领下垂的通肩大衣；菩萨则为汉式对襟大袖襦。这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在服饰文化方面的影响。须弥山北魏石窟佛造像的造型和衣着穿戴，是孝文帝政治改制的折射，也是南朝汉式“秀骨清相”艺术风格流传到北朝后，其审美时尚在须弥山石窟的反映。
北周时期，是须弥山石窟造像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石窟开凿数量多，规模大，造像艺术精，在须弥山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北周历史虽仅存25年( 557-581)，但许多重要石窟都是北周时期开凿的，而且保存下来的佛像最多。其中第51窟规模最大，虽因地震受到破坏，但整个窟形由前室、主室和左右耳室构成的格局清晰完整。如主窒宽26米，进深约18米，高12米多，主要造像高达7米，是须弥山造规模最大的石窟。主室高大的方形塔柱直通窟顶，塔柱的左、右、后三面各开一龛，每龛中雕凿一佛二菩萨。窟室后壁长方形的宝坛上，并列着3尊身高6米的盘腿大坐佛，造型气势宏伟，栩栩如生。在文物考古界看来，这是须弥山石窟造像中的精品，也是我国石窟艺术的杰作。
北周的石窟形制，仍为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窟，但先前的那种多层中心柱小龛已没有了，每面由一个大龛或与人等高的大型造像来完成。造像仍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主尊佛除结跏跌坐佛外，还有善跏跌坐的弥勒。第45、46两窟，是须弥山石窟造像最多，装饰雕造最丰富、最华丽的石窟，存有比真人还大的造像40余尊，龛内有的是立佛，但大多为一佛二菩萨。装饰性的浮雕有幔帐式的佛龛，龛边龙嘴口衔流苏等装饰物。壁画多为伎乐飞天、伎乐人等，有的吹横笛，有的弹琵琶，有的击羯鼓，有的奏箜篌，窟顶围绕塔柱又是翱翔的飞天。这些装饰性的图案和各种造型样式的壁画，琳琅满目，融纳古今，再现了当时须弥山佛教与佛教文化的兴盛，展示的是一种多角度的艺术审美。
唐代，是须弥山石窟开凿最为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凿窟数量多，雕凿艺术精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唐代石窟形制，又发生了变化。除个别石窟仍保留方形塔柱外，大多已由方形的佛殿式窟形取代了北周的塔柱式；佛坛沿凿壁设置，窟室中空间亦随之增大。造像题材较先前更为丰富，除一佛二菩萨外，天王、力士、魔鬼等造型也出现在石窟中。属于唐代造像的第62窟，也是须弥山造像中最为完整的一窟。窟室方形，穹窿顶，三壁开龛，中龛为一佛三菩萨，主尊为弥勒佛，旁边两龛各一菩萨。南北两壁对称，南龛主尊为地藏菩萨，北龛主尊为弥勒菩萨。两壁外侧，是手执长矛、身着铠甲、脚踏魔鬼的天王。整个造像，极为精彩。
明代，是须弥山石窟在经历了宋、元以后的又一个回光返照的时期。明英宗赐名“圆光寺”，并对须弥山大兴土木，整饬修缮，这与明朝政府在固原设置的政治军事机构和控制西北的军事政权有直接关系。当年陕西三边总督驻节固原，成为西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枢。明代须弥山的再度兴盛，已不是前朝大规模地开凿石窟，雕造佛像，而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开发，寺院文化得到了空前开发。翻开明、清《固原州志》，即可看到须弥山石窟寺院文化的兴盛，游人在登临须弥山之后留下的诗作。
从地域上看，须弥山石窟所在的固原是西北重镇，也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地理意义上的文化积淀十分深厚。汉唐以来，中西文化曾在这里不断交融渗透。大量西域文化流人和注经这里，在向中原传人的过程中，有积极吸纳融合的一面，须弥山石窟艺术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载体。同时，它也曾对外产生过影响。
影响之一，表现在雕造手法上。中国的石窟造像，有雕塑和开凿两种形式。从最初的泥塑彩绘过渡到石雕开凿，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换言之，由塑像到彩塑、雕凿共存，再到纯石刻雕凿，是一个渐趋变化的过程。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为泥塑，敦煌莫高窟为泥塑彩绘，炳灵寺大多为彩塑，或者石胎泥塑，麦积山仍是以石胎彩塑为主。这些石窟群都分布在西北地区。山西云冈、河南龙门石窟佛造像均为石雕，而须弥山石窟造像却是石刻雕凿的。须弥山石窟正处在东、西石窟造像的过渡带上，这种石窟造像艺术手法的交替与定型，从地域上表现出它的特殊性来，为云冈、龙门石窟造像奠定了基础。石窟雕凿艺术手法可能是在须弥山完成并定型，而且由须弥山东传的。
影响之二，是佛教文化东传日本。胡振华先生曾撰文说：日本人认为日本的佛教最早是由须弥山东传，经过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岛根县的（《宁夏日报》1991年11月21日）。传说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日本信仰佛教者很愿意到须弥山来寻根却是事实。须弥山佛教东传日本，是通过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来完成的。草原丝路，是一条从蒙古高原延伸到欧亚高原的草原路，在我国境内的走向：新疆喀什、巴里坤、内蒙古西林、辽宁朝阳，再到朝鲜半岛。这是一条大体上与洛阳、西安、兰州古丝绸之路平行的线路。近年，沿着这条中西文化传播的商道，陆续发现了不少西方文化艺术的输入品。
二、石空寺石窟
石空寺，座落在宁夏中宁县余丁乡境内的石空寺山上，又名双龙山。石空寺山，或许是因石空寺而得名。石空寺有东西两院，石窟造像在东院，西院礼佛。考察中国的石窟寺，大都有一段与石窟造像诞生相伴随的神话传说。石空寺也未能例外。清代中卫县令黄恩锡将神话传说与石窟开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突出了“石空”的空间特征和佛造像的高大。同时，他还记载和提供了当时石窟的保护措施：“重楼倚山……楼下启洞门而入。”石窟的前面建有楼阁，以示对石窟佛造像的保护。这种佛造像的保护形式，与须弥山石窟大佛前的楼阁都是接近的。
石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它是山与窟的结合体。山是自然状态，窟是人工开凿的。明代前期就藩宁夏的朱元璋第十六子庆靖王，其《宁夏志·寺观》已有“石空寺”的记载；清代道光续修《中卫县志》亦载石空寺山“山石横亘，嵯峨中空若陶穴，因石凿削镂成佛像，旧建梵宇，皆倚山构”，石空寺石窟及佛像雕造记载详尽。
石空寺的孕育和形成，同样是丝绸之路的产物。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在宁夏境内自南向北，好几条通道，穿越中卫进入河西走廊也是其中的一条。汉代中卫名眴卷县，隶属于安定郡（固原），贯通宁夏南北的清水河，就是丝绸之路凭借和依托的空间，黄河的重要支流——清水河将南部安定郡（固原）与北部眴卷县（中卫）连在一起。因此，石空寺石窟也是丝绸之路东段星罗棋布的丝路明珠之一，只是随着中原与边地关系的变化不断衰落而已。作为宗教意义上的石窟，它的生命意义还是极强的。从石窟的兴衰看，除了政治、军事、经济意义上的原因外，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明代石空寺所处的地理位置，仍是畅通的要道。明代西安（今宁夏海原县）左卫千户杨郁写过一首过石空寺的诗，可见此时穿越石空寺西行的道路畅通，石空寺洞窟尚未被黄沙所掩埋：
劳生不了漫匆匆，匹马冲塞过石空。
古洞仰观山拥北，洪涛俯瞰水流东。
一方有赖藩篱固，千里无虞道路通。
倚遍危栏情未已，淡烟衰草夕阳中。
丝绸之路沿泾水、清水河与黄河相连并畅通，直抵河西走廊的通道。早期的行政隶属关系将宁夏南部固原与北部中卫连成一个板块，丝绸之路起了直接作用。石空寺石窟所在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再现的仍是丝路文化的遗存。石空寺坐北向南，面对滔滔黄河仅数里之遥，古人在这里选址开窟造像，充分体现了丝绸之路与黄河的关系。登上石空寺楼阁高处，但见黄河如带穿银川平原而过，山水与田畴阡陌相连，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都有利于在这里开窟造像。石空寺山的北面，是浩瀚的腾格里大沙漠，却成了石空寺的隐患。与宁夏南部须弥山石窟造像相比，这里的地质属砂砾状沙崖，洞窟的前半部用砖砌，以固其根基。造像只能是石胎泥塑，或浮雕粘贴，洞窟由于沙漠掩埋反而保存完好。
现在人们能看到的中宁石窟大佛寺，是宁夏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借助石空寺山，依山而建，其石窟开凿形式与甘肃敦煌莫高窟相类似。石窟开凿时间应该说已经很早了，如果我们把它的开凿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看，自然是唐代以前开凿的。最晚，也是在唐代中期以前。因为安史之乱后，吐蕃民族进入并占据宁夏大部分地区，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被阻塞而停滞。现在我们看到的原遗址的地砖，是重新清理后的石空寺原大殿地砖，仍完整无损，35厘米见方的清砖，文物专家认定是唐代的建筑遗物，说明石空寺最晚开凿于唐代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石空寺损坏严重。石空大佛开凿以后，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带来的佛事活动越来越兴盛，石窟寺的称谓也形成了。但北魏、唐代等早期佛造像已残缺，后来的宗教活动将民间的宗教信仰融注在一起，宗教的情结形成，以石空寺为依托便有了很长的历史延续，后代也进行过新的开凿和维修。保存较多的大致是元代、明代的遗物，主要是佛造像和彩塑（绘）。明代的中卫虽然是防御蒙元南下的主要通道之一，但明代外来文化较丰富，极大地带动和丰富着地域文化。作为宗教文化相对兴盛的石空寺，再度得到地方各界的重视，或者开凿，或者维修，或者保护。据《重修大佛寺碑》看，明代万历二年(1574)石空大佛寺重修过，只是碑文严重剥蚀，字迹难辨（叶光彩：《中宁县石碑录》，《宁夏文史》第21期）。乾隆年间中卫知县黄恩锡游石空寺时所看到的寺外建筑景观，可能就是明代或清代前期人修建的用以保护洞窟的建筑物。
20世纪80年代初清理石窟洞窟时，出土了近百尊或泥塑或刻凿的造像，保存完好，大小不一，高低不等；高者1米余，低者一般都在70-80公分之间。从造像内容看，各宗教人物佛造像相对齐全，有道教造像，有佛教造像，有藏传佛教造像（红教、黄教），有各种造型的世俗弟子造像。当年出土时，这数十尊造像相对集中保存在真武洞、万佛洞、眼光洞等洞窟中。从保存的经历看，可能由于战争和其他特殊情况，石空寺的僧人在很仓促的时间里采取这种办法保护，由此，便沉睡了许多年。或许，这也是石空寺一度消失的另一种原因。
从这数十尊佛造像的人物造型和服饰看，不仅有中国的佛教、道教僧徒造像，也有藏传佛教的造像，有中亚人造像，更有非洲人造像。从人物的颜色的深浅程度看，同为非洲人，还可看出有东非人和西非人之分。中亚阿拉伯人造像也很特殊，长长的盖头与浓浓的胡须反映了他们的重要特点。
从佛造像的神态看，无论是中国佛、道僧人，还是中亚、非洲人，其神态都活灵活现，十分传神，小沙弥的造像更是十分亲近。世俗人的神情面貌暗合于造像，唐代的审美时尚和世俗化在佛造像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这数十尊佛造像，各有各的相貌和神情，造像神态毕真，服饰色泽艳丽，他们的服饰除了体现本宗教的穿着外，非洲和中亚人的造像大多也穿中国的服饰，与中国佛造像的穿着大致相同：非常质感的长袍，红颜色，蓝边。仙鹤，原本是道教的象征，但出土的造像中有一尊佛却骑着仙鹤，这在传统宗教造像中是十分希见的现象。
从造像年代看，元代的较多，藏传传教的造像就说明这一点。《嘉靖宁夏新志·中卫寺观》记载：“石空寺，元古寺。在石空山。”明代人把石空寺看作是元代开凿的，看出元代石空寺的宗教活动兴盛。洞窟顶部的千佛雕塑造像，大多是明代的。由于佛像雕造载体——石质的原因，石空寺洞窟基本是雕塑。现存的顶部雕塑，都是先把佛像雕塑在约一公分厚的底板上，佛像为浮雕式，然后再贴上去。这种做法从目前正在修复的洞窟中看得十分清晰。这类佛像一般都高约5寸左右，为多臂坐佛，色彩仍非常鲜艳，造像手法独特。有的残件上，还能看到涂在上面的鎏金。在清理过程中发现有明代景泰、嘉靖年间的铭文砖，可见明代可能是修复石空寺佛像的最后时期。出土的一些相关经卷文字，需要进一步研究。
石空寺石窟由于多年被黄沙所掩埋，与须弥山石窟一样被人们遗忘了。清代地方志说石窟前有建筑物，但没有细说其样式和规模。根据出土的木构件看，明代或清代早期这里的建筑规模不小。一块宽约7寸、长约5米的殿阁木构件，让我们解开了这个谜。这块为透雕镂空类似于檐板的木构件，雕刻着非常精细的龙凤图案。有趣的是，从不同的方向看过去，呈现的是不同的图案造型：如果从构件的顶部看过去，图案就是二龙戏凤造型；如果从构件的下部看过去，图案就是双凤朝阳造型。构思非常奇妙，雕刻工艺精湛。由此构件，可看出石空寺建筑的规模和格局。
道路的兴废，对于一处文化景观的繁荣与衰落至关重要。元代以后尤其是明代丝绸之路逐渐淡出之后，再加上腾格里沙漠的长时期吞噬，石空寺石窟逐渐被漫漫黄沙所覆盖。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最后遮盖了它的容颜。如同宁夏须弥山石窟、重庆大足石窟的发现过程一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被黄沙掩埋的中卫石空寺经过长达3年的清理，才终于使洞窟和洞窟内的彩绘、造像雕塑重见天日。
据当地文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清理后的石空寺，在洞窟内没有发现任何晚于明代的遗物，说明被风沙掩埋的时间可能已经很长了（庄电一：《宁夏中卫县石空大佛寺损毁严重》，《光明日报》2004年1月3日）。据乾隆年间中卫知县黄恩锡所记“……楼下启洞门而入，中空若邃屋”看，似乎当时还没有被黄沙所封。清代人罗元琦的《石空灯火》诗——“洞壑嵌空最上乘，翠微台殿控金绳。半空错落悬星斗，知是花龛礼佛灯”，似乎也看不出洞窟被封的迹象。道光《续修中卫县志》还收有清代佚名诗《石空灯火》——“迭嶂玲珑竦石空，谁开兰若碧云中。僧闲夜静烯灯坐，遥见青山一滴红”，已看不出与洞窟相关的内容，主要是从中卫十二景的角度写石空灯火，说明石空寺的景致还在。
石空寺石窟出土的各种宗教人物的造像，从历史与宗教文化的视角看，唐代以后的石空寺，在反映丝绸之路畅通的同时，同样反映了文化意义上的多元融汇。这种非常直观的、已经世俗化的各类宗教人物造像，在全国应该说是少见的。在这种现象的历史折射中说明：第一，唐代及其元明时期，包括清代早期，中卫一带宗教文化非常兴盛，而且是多种宗教文化并存。在洞窟里清理出来的各类造像中，道教、佛教、藏传佛教（当地人称为黄教）的代表都有：戴着道冠站立的道人，披着袈裟盘腿而坐的佛祖，头戴松赞干布式尖顶帽子的藏传佛教人物，世俗化的各类人物造型，神态百出、栩栩如生的小沙弥等，通过人物面相和服饰再现了不同宗教文化在这里融汇的历史经历。第二，汉唐以来丝绸之路文化繁荣的历史，在这里同样得到了印证。在众多的佛造像里，有棕色或黑色的非洲人，有头披沙巾的典型中亚阿拉伯人。这些各类宗教人物造像在中卫石空寺的出土，是古代丝绸之路文化在宁夏的折射。
（责任编辑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