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加剧了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分化，五四后期中国生发出不同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国民性改造范式。合理评估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厘清和前瞻转型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价值观重构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民性改造；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0) 06-0044-05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影响的深入，五四后期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思潮出现了分化。除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国民性改造思潮之外，还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民性改造思潮。马克思主义国民性改造思潮在理论基础、国民性改造目标和国民性改造方法等方面都不同于同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它开启了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新范式。
从与西方价值观的比照中笼统地谈论国民性转变为运用唯物史观剖析国民性现状及其形成根源，并把国民性改造思潮从上流社会和智识阶层拓展至普罗大众。
在国民性改造思潮中，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既有的国民性做出梳理和评估。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主要根据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笼统地分析作为民族整体的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劣根性。这就容易模糊不同阶级阶层在国民性上表现出来的差异，难以做到有的放矢地剖析国民性，一定程度夸大了对国民劣性程度的估计。如李大钊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把虚伪、阴狠、寡耻、卑弱、内残等劣根性，看成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笼统地指责中国人群德堕落、人心昏罔、国风不作、世道衰微。这一时期，他认为改造国民性“惟在上流阶级，以身作则，而急急以立宪国民之修养相劝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开始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剖析国民性，重点抨击赃官、污吏、恶绅等盘剥老百姓的现象，同时积极评价劳动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始把国民性改造的重点转向民众。他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针对一些劳工“游惰性成”的弱点，倡导建立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加强劳工补习教育；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号召广大青年离开都市，到农村里去，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把现代文明传播到农村。
毛泽东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也不再笼统地谈论国民性，着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和清理民族性内容。如他突出剥削阶级的恶劣品性，指出“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他把统治阶级劣性从民族性内容中清除出去，强调挖掘劳动群众的优秀品质。比如他在分析湖南自治运动的形势时，说：“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我觉得湖南人确有几种可爱的特性，坚苦，奋发，勇敢，团结心”。
受唯物史观影响，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者还结合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基础分析民族性格的形成机制，脱离过去主要从封建专制文化等领域探寻国民性形成根源的窠臼。如李大钊虽然在十月革命前已注意到中西民族性差异的“最要之点”乃在于“生活依据”，但那时他着重批判封建专制政治的束缚和封建礼教的驯化对国民心理的摧残。随着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形成，李大钊着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国民性。他在1919年底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风俗、习惯、民族性格，都与物质和经济有密切关系，由物质和经济决定。他认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他还指出，孔子的学说二千余年来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支配中国人的精神，就因为这种学说适应了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
同样，在1920年代初，毛泽东也分析了封建经济制度对农民、工人、女子、学生、教师、车夫等社会底层群体的不良影响，提出除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还要求“经济的解放”，并号召“民众的大联合”。
在国民性改造途径上，从主张优先实行文化变革转变到强调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同步进行；从强调个人改造的优先性转变为重视个人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双向互动。
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经历了从文化改良到社会革命再到文化改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曲折过程。五四运动以前，主张国民性改造的近代知识分子普遍重视通过教育、文学和报刊等文化改良方式来改造国民性。五四运动初期，即使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是排斥政治方式，主张专心一意地通过国民思想人格的教化实现优良政体的变革。胡适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一些知识分子又对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寄予厚望。但随着辛亥革命的挫败，他们又由关心政治革命转向了文化革新，由注目社会结构的变革转变到着眼于主观结构的改造。实际上，先改造人再改造社会，还是先改造社会再改造人，是近代中国参与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知识分子最为纠结的重要问题。
但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了优先进行社会改造与优先进行思想文化变革的争论，李大钊就指出“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提出“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的国民性改造主张，并指出在心物两面的改造中，物质的改造更为根本。当然，他同时强调，“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显然，李大钊提出了“革心”与“革命”、改造国民性与改造社会必须同步展开的新思路。
陈独秀此时也高度重视社会变革在国民性改造中的重要作用，他为革命的强权叫好，明确表示，“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德漠克拉西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制度不可。……可以说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问题”。在他看来，人民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国民性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底至1921年初，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毛泽东对于国民性改造路径的看法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质疑过去通过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的观点，他说，“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因此，“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尤为重要的足，他认为，“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它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它，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哪有回心向善之望？”毛泽东此时综合权衡各种因素，认为“用平和的方法，谋全体的幸福”是“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因此，“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主张通过革命去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思想开始萌芽。
三
基于阶级解放的需要，国民性改造目标从绝对的个人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价值观，从追求个人至上转变为强调人的社会性和民族责任感。
五四运动以前，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以资产阶级个人本位主义的价值观为取向。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在颠覆中国传统家族本位主义价值观、唤起人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个性解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难以逾越的必然环节。但近代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思潮是在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启动的，过于突出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民族的救亡与解放不合时宜。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五四后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日趋紧张的民族危机，意识到单纯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存在内在缺陷，认为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资本主义的国民性模式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作用有限，纯粹照搬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不切实际的，转而提倡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
与以前突出个人解放的观点不同，这时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更强调人的社会性和民族责任感，国家、集体与社会成为国民性关注的重心。如李大钊由之前强调竞争的观念，转到提倡“依互助而生存”，他说：“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他还试图打通个人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弥合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裂缝，他说：“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力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又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显然，李大钊期冀从人的个性解放达致“大同团结”的社会主义，试图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1920年前后，毛泽东也开始反省资本主义国民性改造模式是否适宜中国。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明确表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决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920年7月毛泽东“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有一枝正在盛开的既优于中国传统又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的小花”。到了1921年，他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中明确宣布：“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标志着毛泽东新的国民性改造目标正式浮出水面。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国民性改造目标的转换，实际是由“树资产阶级新民”向“立无产阶级新人”转变，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国民性改造的时代任务与民族革命之间内在张力的思考。此时，互助、团结、无产阶级意识的培养成为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主题。这一趋势在文学上也有所显示。鲁迅就曾指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家。”
四、余论
五四后期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转变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加剧了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分化和演变，而且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启者（或追随者），又是“第三文明”的首倡者；既经历了五四风云的激荡，又见证了十月革命的奇迹，这种多重身份和经历一定程度上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国民性改造思潮扮演着融惯中、西、马的重要角色。
当然，国民性改造实质上涉及的是价值观的转型和变迁，它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在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大潮中，马克思主义虽然发挥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时代局限。合理评估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厘清并前瞻当代中国转型期马克思主义与价值观重构的关系。
首先，国民性改造（或价值观变迁，下同）与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是双向驱动、相互型塑的关系，不宜过分渲染国民性改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虽然历经曲折与演变，但对于国民性改造的功能目标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这就是通过人的现代化（近代化）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近代化）。在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影响下，国民性改造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或“基础”的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不论是破坏旧世界还是建设新世界，都要靠觉醒中的一代新人，离开人自身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就没有坚实的基础。
上述“基础说”虽然有利于人们重视对国民劣性的改造，有利于推动近代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深入发展，但是，如果对“基础说”不作审慎的分析，也可能带来贻害。对于中国这样的肇始于民族救亡的建构型后发现代化国家，“基础说”的弊端在于，容易把国民性改造与现代化仅仅看成是独立的、一前一后的两个发展阶段，忽视国民性改造与现代化进程的相互激发与促进的关系，导致从思想领域单向度推进国民性改造工程，使得国民性改造陷入难以为继的艰难境地。“基础说”过分夸大国民性改造之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似乎只有国民“现代化”了，中国现代化才有指望。这就造成对现代化的系统性、艰巨性认识不充分，过分注重主观精神的因素，而忽视客观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以至贻误现代化的有利时机，反过来也不利于国民性的现代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表明，由经济领域的变革带动的价值观变迁远重于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这也说明，国民性改造或价值观转型的本质是对社会生活实践及人们在这种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生活关系结构转型的反映。一个社会只有确立起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物质生产方式，不断实现社会关系结构变革，并将这种变革凝聚为日益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才能为国民性的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要合理评估文化启蒙与社会革命在国民性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启蒙与救亡既是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拟担承的历史任务，又是困扰这一思潮的主要矛盾。虽然李大钊也曾提出“心物两面的改造”并强调“一致进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救亡终究还是压倒了启蒙，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希望的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的局面并没有出现。正如李泽厚所指出，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曾经并行不悖，但政治救亡的主题很快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
与这种转变相呼应，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在国民性改造中的效果抱有十分的信心，他们相信，经过革命的洗礼，人民大众的思想枷锁将烟消云散，最终达于理想国民性。他们强烈呼吁民众自觉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中去，如凤凰涅槃般在革命的烽火中实现国民性的升华。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还主张启蒙是最根本的救亡，“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但到了二十年代，他又认为，“你们要参加革命，你们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极力要求在身体在精神上解放你们自己，解放你们数千年来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毛泽东在二十年代后期也更强调革命对于国民性改造的作用，强调中国数万万贫苦农民将通过土地革命和农民政权的斗争洗礼而去掉奴性与旁观心理，“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虽然革命之于国民性改造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但如果过分推崇革命，就会失去对革命双重意向的适度警惕，犹如俄国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所说，革命既可能实现人们的解放，但稍有不慎，革命又可能创造出新的偶像和暴君来奴役人。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