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以来，国内学术界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较为活跃，研究著述颇为丰富，研究范围有新的拓展，研究方法趋向多样。近几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于：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研究；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对“前30年”和“后30年”关系的研究；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研究等方面。
【关键词】2008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0) 06-0029-09
2008年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2009年则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纪念，随着建党90周年的临近，国内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更趋活跃。出现这一活跃研究态势的原因，除了毛泽东个人所特有的魅力外，也与全国初步形成了一批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业人员有关。除原有各高校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教学科研单位外，为了推动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的开展，一些全国性及地方性学术机构相继成立。
2009年2月，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成立，习近平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随后，文献研究会的四个研究分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先后成立，尤其是2009年9月，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为更好地凝聚、组织和指导有关研究力量，开展经常性、长期性的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和宣传阵地。新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组织与原有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等组织一起，开展了大量的、高水平的学术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一些地方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也开展了一系列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如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2008年9召开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2008年12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和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参加者有来自全国的40余位专家学者，不少中青年学者在会议中崭露头角，表现出较强的研究潜力。四川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2009年11月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60年”理论研讨会，有四川省内外31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100余位学者出席。除学术机构外，一些企业如晶牛微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也自发开展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下，毛泽东思想研究不断掀起热潮。
本文以2008年以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成果为基础，结合一些热点问题，力图对近期国内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的回顾。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香港和台湾两地也出版了一些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书籍，另外在网络上也有一些关于毛泽东的评论，本文对此不作述评。
一、研究成果概观
2008年以来，学术界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从中呈现出三个特点：
1．研究著述颇为丰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止2010年6月，国内发表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的论文12000余篇，正式出版的各类著作近200部。在已出版的著作中，侧重思想研究的专著在比例上有所增加。由龚育之、石仲泉任首席专家、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一书，是近期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深入解析，将“民族化和当代化”作为一个完整理念推出。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虽然采用党史分期，却以两次历史性飞跃进行了动态性表述。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叙述，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还凸显实践成果。四史论结合，突出探索特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领导理论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执政思想研究》、《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毛泽东与新中国研究文集》；中共巾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与理论的历史考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毛泽东学研究》（尚庆飞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美国观》（唐洲雁著）等，也都在各自领域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
近年来，在文献资料及口述史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中下）是全面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国防现代化思想和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文献。该书收入毛泽东有关军事理论、军事战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反侵略战争准备等方面的电报、批示、讲话、谈话、书信、题词等821篇，其中91篇为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分别收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科学发展的重要论述，反映了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口述史料近几年也有较快发展，毛泽东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同忆性义宁，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毛泽尔的不同侧而。如人民出版礼《在毛泽东身边—106位毛泽东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王震宁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我的警卫笔记》（阎长林著）；人民日报出版社《我所经历的中苏大论战》（崔奇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 （张民著）等。
另外，一些工具书的出版，如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央档案馆编辑的《毛泽东书法大字典》（全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自传珍稀书影图录》、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版本鉴赏》等，也为查阅与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2．研究范围有新的拓展。近几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范围在进一步拓宽，除有关毛泽东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外，不少研究者将门光转向了毛泽东与历史、宗教、文化的关系；毛泽东早年的生活经历与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关系；毛泽东与其他人物思想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如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四大名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习俗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读毛泽东札记》，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化思想探析》等，从毛泽东与历史传统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其中的联系。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少年毛泽东》、《家世家书家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列兵毛泽东》等，则以较为详实的资料，为我们展现了毛泽东早期的活动历程及其影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蒋介石一生的较量》，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蒋介石的人生道路》等书籍，则从人物比较的角度探讨了毛泽东异于他人的成长历程。
还有研究者将毛泽东思想研究与现代企业管理联系了起来，增强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现代感：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胜经——读毛选学管理》、《毛泽东领导理论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用人智慧和艺术》；当代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商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战略智慧与现代商战》等，探讨了毛泽东思想的现代价值，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与时俱进的品质。
3．研究方法趋向多样。方法的多样性是近几年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有的学者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如吴茜《试析晚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差异》，从概念的差异和比较引申到宏观问题的讨论；谢国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3年版探析》、周建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订及其理论意蕴——从文本修订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文章，则通过版本的比较展开研究。
有的学者在研究中注意视角的变换。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谈毛泽东》、孙泽学《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思想”》、李亮《毛泽东思想提出与宣传过程中的毛泽东认识因素》等文章，从毛泽东本人的视角，去探讨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还有学者以概念的流变作为对象展开研究。如周兵《毛泽东意识形态概念考辨——以汉语“意识形态”概念的早期传播史为背景》一文，以“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翻译、传播为线索，细致辨析其中的语意差别，详细梳理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常用的“观念形态”、“文化”等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的关系。李建勇《也谈毛泽东为什么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一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流变为切入点，探讨了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思考，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增添了一种视角。
也有学者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毛泽东思想研究。陈金龙《毛泽东思想社会化的路径选择——基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思考》一文，从《正处》发表后，中央对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怎样进行宣传贯彻的角度进行阐释。还有学者借用西方理论开展研究，如童小溪《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毛泽东的政治社会学》一文，引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盟主理论；苗东升《复杂性科学的认识论探索——毛泽东（实践论）与复杂性研究》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概念。这些研究角度颇为新颖，给人以启发。
二、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
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总体来说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既植根于历史，也切合现实。二是有意识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提高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理论含量，而且通过创新研究手段，引入交叉学科的知识，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三是努力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这种为时代服务的精神集中表现在研究越来越集中于建国后的重大问题。这三个特点，是学术界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从近几年的研究状况看，如下问题已成为研究中的热点：
1．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研究。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关系的科学界定。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这一科学判断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包含毛泽东思想问题。有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理论和观点，但是它们并不系统和完整。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中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相对薄弱，无论就理论还是实践看，均未能突破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指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那么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包括在内。有学者则从理论产生所依附的社会形态上找根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预示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置于现代社会基础上的，在我国实现现代化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推进的。
针对这些观点，有学者指出，建国以来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概括和总结的一系列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没的多方面的止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多方面的规律，足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沦体系的理论先导和直接的思想来源。要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指导意义，不能轻率地加以贬低。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点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央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所作的多次概括，都是以十一届二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足十一届三中全会，逻辑起点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能把“开端”与“历史起点”对立起来；不能把“开始探索”与“真正找到”混为一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既包括成功，也包括失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其理论的历史发展，必须把1956-1978年的探索作为一个重要的起始阶段加以考察。撇开这20多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就不完整，就没有说服力。更有学者鲜明指出，把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并列作为历史断限的标志，就会无形中得出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这种观点歪曲了改革开放的性质、引导改革开放脱离正确方向，是借历史分期的话题设置“理论陷阱”。
也有学者对于述争论论并不认同，指出，中同共产党人通过理论创新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同化的成果，实际上可以作出两种分类：一是按照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来划分，可以分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样四个大的理论成果；二是按照理论内窬及其主题来划分，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两个大的理论成果。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是混淆了上述两种分类。
鉴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有学者具体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先导作用，特别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蒋国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一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毛泽尔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两者的内在联系表现在：理论基础上的共同性；理论灵魂上的一致性；理论内容上的连贯性；理论风格上的继承性；方法论上的统一性。杨春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一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从理论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而就中国特色礼会丰义理论科学体系的科学内涵来说，它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李捷《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创新》一文认为，毛泽东思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毛泽东思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根基上由实事求是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悉心培育出来的智慧结晶，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与逻辑的密切联系。在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贯彻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两点论”，坚持全面辩证地看问题。
2．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伟大实践，是由毛泽东提出和开拓的，是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坚持和发展起来的。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毛泽东首先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作了理论概括，并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创立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方小年、曹根记《毛泽东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思考》一文则指出，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探讨了“大众化的概念、本质、范围、途径”等问题，从而具有了“内容通俗化、表述现象化、宣传普及化”等特点。这对我们现在及今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启示作用。陈锡喜、温美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转化》一文认为，毛泽东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元素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吸收融合，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的加工提炼，创立了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有学者认为，这些基本经验包括：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科学；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开放（即发展的理论）。要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现实有真正了解。这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而获得的基本经验。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条基本经验。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时代任务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加立足时代前沿，更加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有学者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我国改革开放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的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又要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
有学者将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两条，一是能否坚持用实践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能否用正确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前者是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后者是要搞清楚怎么样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两者合在一起，核心是要解决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
3．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逄先知《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一文，从探讨人们普遍关心的六个方面关系人手，对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思考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精炼的总结。一是关于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问题。文章认为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毛泽东都是重视生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不再重视发展生产。二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毛泽东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有其局限性，这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反映了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毛泽东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对于科技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从来都给予高度评价。三是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文章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毛泽东主张计划经济，但不赞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毛泽东在强调地方独立性时，又很注意全国的平衡，全国的统一性。四是关于自力更生和对外交流问题。毛泽东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他从来就反对关起门来搞建设。五是关于生产和生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生产和生活必须兼顾，重点放在生产上。应当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这样的考虑涉及积累和消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人民当前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等一系列问题。六是关于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问题。毛泽东为了在政治、文化领域实现生动活泼的局面，有过很好的构想，并为此作出了切实的努力。作者认为对毛泽东的错误，应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伟大事业、艰难任务，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都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正确没有错误。
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经验的文章较多。官力《毛泽东的国际战略视野与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一文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以及“中间地带”的战略观点，为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时局的变化及时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从而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陈杰《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贡献》一文认为，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诸多方面的开创性探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壮丽事业的理论前奏和历史序幕；毛泽东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有益经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仍然有着借鉴作用，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深远。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就我国农业及农村工作的相关问题作出决定，因而土地流转、集体经济等问题得到社会的热切关注。徐俊忠、苏晓云《“去工业化”与人民公社的困境》，通过考察人民公社“草根工业”的来因去果，深刻剖析了人民公社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为我们重新考察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罗平汉《1961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及唐正芒《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及基本核算单位的演变》探讨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演变及对于当今农村工作的启示。
4．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深入，社会问题的凸显，疏理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程轨迹，重新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资源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唐洲雁《新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及其发展演变》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不同表述，深入研究了这些战略目标形成的历史背景、实施的具体步骤和发展的曲折历程，为全面了解这一问题理清了脉络。徐俊忠《毛泽东的遗产：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沉重资源》探讨了毛泽东在体制选择、权力分配、经济运行模式、农村现代化的路径等方面的艰辛探索，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及其遗产提供了珍贵的思考；宋婕《现代性弊端及其超越：毛泽东的“革命”方案》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政治体制的对治、对发展主义经济模式的反拨以及对文化精英主义的冲击等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指出毛泽东在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更致力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弊端，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现代化方案。
有学者通过比较分析以及个案分析的方法研究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特质。陈仕平、龙心刚《建国后毛泽东现代化思想和实践的特性》将建国后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和其他国家以及近代中国其他重要历史人物现代化模式进行比较，认为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与实践具有目标的强烈超越性、内容的重点选择性、应用手段的单一性、所利用思想资源的纯粹性、发展历程的矛盾性和现代化结果的复杂性等历史特点。赵伟《新中国现代化：两个30年之比较》指出现代化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主线，其发展路径分为前后两个30年，并以经济、人文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视点，比较了两个30年间的变化与差异，指出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以及付出的代价。
此外，学者们现代化的不同领域来研究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与实践，如姬文波《毛泽东与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戚义明《略论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及实践》，韩柱、邵宪梅《略论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要贡献》，罗嗣亮、黄寿松《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奠基性意义》，等。
5．对“前30年”和“后30年”关系的研究。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2009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如何看待“前后30年”的关系也因此成为学术界关心的话题。
有学者指出，在评价这两个“30年”历史的时候，第一，要充分肯定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第二，要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第三，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第四，还要认识到，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有成就也有失误，但是这样的教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第五，同时要认识到，改革开放30多年与这以前近30年不是一般的承继关系，而是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一场新的革命。第六，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辉煌成就的30多年。
针对社会上存在贬低“前30年”的倾向，有学者认为，前30年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石；夯实了社会发展的其他制度根基；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提供了宝贵的干部资源。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与我们党在八大前后开始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着直接关系。《沦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的核心与实质，是要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等思想，实际上就是为适应当时情况而提出的关于改革和开放的思想。八大后的先行探索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还有学者指出，实事求是思想足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坚持正确方向的辩证唯物沦基础，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是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制定正确政策的唯物辩证法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思想是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明确根本任务的历史唯物论基础。
对于怎样看待这两个“30年”的差别，有学者认为，应当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将两个“30年”完全对立起来，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一是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错误的拨乱反正。前后两个“30年”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转折性发展。对新中国的两个“30年”作辩证的比较，总的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
6．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研究。正确地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研究，因切入角度的不同，概括与总结也有所区别。
有学者从毛泽东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去论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如荣开明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拓和奠基》一文中，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总结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教训，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第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根本前提；第三、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第四、对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作出总体安排，指明前进的方向；第五、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重点和理论的形成作了孕育和准备。
有学者从新中国的建设实践中，总结概括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熊华源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进行艰辛而又带开创性的探索中，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初步而坚实的基础。李捷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东方大国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些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筚路蓝缕、开基立业。
有学者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去概括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梁柱《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贡献》一文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的问题，并通过实际的步骤加以实现；就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领导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尔后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方向。
还有学者从国家面貌和人的变化中去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如石仲泉从中国由一个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完全独立、拥有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自主国家；由一个充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全国大陆（含港澳）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空前统一的国家等十二个变化中去体察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一些学者则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品评，而从精神层面人手，加以研究。如许全兴认为毛泽东精神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根本。毛泽东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20世纪的集中体现，是振兴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动力。李君如回避了可能引起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人们争论的话题，从民族英雄的角度去理解和肯定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是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走上革命道路并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是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让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是为了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毛泽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了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领袖，是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者，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
纵观近几年毛泽东思想研究，应该说成绩不菲。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同观点的存在甚至是相互激烈的碰撞，充分说明了这种研究所具有的生机与活力。但在肯定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目前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重复性的研究较多，创新性的研究较少；二是图解式的分析较多，有深度的分析较少；三是“即时性”的研究较多，真正有学术内涵的研究偏少；四是采用传统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文章较多，对新的研究方法重视与借鉴不够。
2011年，我们将迎来建党90周年纪念。以此为契机，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将迎来新的高潮，并产生一批扎实的学术成果。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