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现代性的矛盾，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把其根源归结为理性的自我分裂。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把握现代性的理性分裂，重要的一点，是透过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逻辑来审视理性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成与蜕变一启蒙理性从自我解放、自我实现走向自我逆转、自我毁灭的辩证法根植于资本的矛盾逻辑。资本逻辑在推动理性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理性自我分裂的种子，诱发了理性化进程的全面逆转：在资本逻辑的要求下，理性发生自我分裂，片面发展为“工具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并进一步逆转为“反理性”，最终蜕变为对人类自身进行支配的“权力”。由此，理性的自我分裂便构成了现代性矛盾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逻辑；理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Bll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 (2010)06-0017-06
对于现代性的矛盾，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把其根源归结为理性的自我分裂。无论是理性主义的思想家黑格尔、韦伯，还是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家尼采、海德格尔，都将现代性的矛盾困境追溯到了现代理性的内在悖论。那么，应该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这种理性的困局，进而理解现代性矛盾的本质呢？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把握现代性的理性分裂，重要的一点，是透过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逻辑”来审视理性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的生成与蜕变。
所谓资本逻辑，就是指，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成为了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其活动历程具有必然如此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这便是资本的逻辑。资本逻辑衍生出“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动态结构，表现为“总体化”的多重存在形态，蕴含着全面发展生产力的积极趋势与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局限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孕育着从“无限扩张”到“自我克服”的演化趋势。
在资本逻辑的强力推动下，启蒙理性从传统的社会束缚中挣脱出来，却又日益堕入残缺和异化，由启蒙所规划的辉煌的现代性图景也必然走向分裂。启蒙从自我解放、自我实现走向自我逆转、自我毁灭的辩证法深深地根植于资本的矛盾逻辑。
一、资本逻辑引发现代理性的起源与勃兴
作为现代社会所崇尚的精神和制度原则，理性正是资本逻辑在精神和制度层面的具体表现和实现手段。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启蒙运动所开启的以理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力量和愿景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由资本所推动的现代社会进程将一切事物都置于理性的法庭之前予以裁决和估价，同时又以理性为最高原则组织和结构整个社会生活体系。
资本构成了社会生活理性化进程的原动力，资本逻辑规定着社会生活理性化进程的内在理路。理性作为现代生活的制度和精神原则，首先表现为生活和制度领域的理性化进程，而这一进程并非某种自然发生的神秘过程，它恰恰根植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导源于资本的合理化的增殖欲望：资本作为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其自我增殖的本性不断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表现为“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资本的这种增殖欲望并非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而是展现为“合理化了的欲望”：“资本的自行增殖——剩余价值的创造——是资本家的决定性的、占统治地位的和包罗一切的目的；资本家活动的绝对欲望和内容，实际上只是货币贮藏者的合理化了的欲望和目的”。在这里，资本增殖所要求的“合理性”，主要是指一种“经济的合理性”：通过精确严格的计算和规划（成本核算、时间规划等），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成本的大量节省，从而以一定的资本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资本逻辑所推动的这种合理的计算原则，即计算理性，贯穿在现代社会之中，成为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轴。按照韦伯的分析，资本主义主要是对非理性的财富欲、奢侈欲的抑制或缓解，“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资本的自我增殖正是以理性化的“成本效益核算”作为手段，才得以持续、高效进行。而正是以经济领域的合理的计算、规划为中心，理性化进程才逐步在社会、文化、个性等各个生活领域不断扩展。
首先，在社会现代化领域，理性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与政治的分化，表现为以资本核算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企业活动和以官僚制为核心的国家机关，二者之间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制衡，保证了资本增殖逻辑的顺利运行？
其次，在文化现代性领域，理性化进程表现为现代科学技术、自律性的艺术，以及宗教、道德和法律。现代科技提供了一整套的科学主义的祛魅化的世界观；而获得自律性的艺术则对科学技术以及整个社会现代化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批判性张力；道德和法律也日益脱离宗教信仰的内核，通过独立化而获得其世俗性的社会内涵。科技、艺术和道德从不同方面相互牵缠，为资本增殖活动提供了各个层面的条件和保障。
最后，在个性合理化层面，理性化进程从社会和文化层面伞面塑造人类个体的生活方式，内在地规定着日常的行为结构、感知方式和价值趋向。无论是勤勉禁欲的苦行一生产主义，还是纵欲狂欢的享乐一消费主义，现代人格的这两种经典类型都服从于“追求成功” “个人成就”“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利益原则，这恰恰足经济活动方式在个性领域的衍生产物；这就内在地构成了资本增殖逻辑的人身条件。
简而言之，以合理化的增殖冲动为原动力，资本逻辑在社会、文化和个性等各个层面上，都引发和推动了全面理性化进程；而整个社会牛活的理性化，又从各个层面为资本逻辑的持续运行提供了有效的结构性条件和制度性保障。
在现代学科知识领域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理性化进程获得了观念形态的集中表达，进一步构成了资本逻辑的观念手段和意识形态辩护。学科知识领域中的理性化集中体现在理性主义思潮在哲学及社会科学中的勃兴。以理性主义哲学为例，自笛卡儿以降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们都把“理性”奉为自己理论体系的最高原则，及至黑格尔便达到了顶峰。对黑格尔来说，理性所具有的意涵已经不止于人类个体所具有的认知和道德能力，而是包括着某种超越了个人肉身局限性、对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大一统”原则：“‘理性’是世界的主宰”，“‘理性’是宇宙的实体”，“‘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理性概念的首要意义是“普遍理性”，是一种独立的、自本自根的主体性原则，具有不同程度上的普遍性形式和统一性意涵。然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现代理性并非像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本自根的普遍原则，而是特定社会关系即资本的产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欧陆理性主义的“普遍理性”概念明确地当作“意识形态”的幻想性产物来加以剖解。普遍理性的本质不仅仅是特定利益在理论上的消极表达，而且是其积极的实现机制与维护手段。马克思试图以统治阶级的支配方式的分析为基础，形成对意识形态生产过程的深刻洞见。在考察意识形态的“历史”时所遇到的一种显著的现象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概念成为统治思想的核心要素。这一现象的本质就在于，“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在这里，“普遍理性”的幻想性质和虚伪本质集中表现在：被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所推崇的“普遍理性”，不过是在表象上代表着社会全体成员利益，而事实上不过是资产阶级这一特定阶级之特殊利益的表达，不过是资产阶级赢得革命群众和统治基础、夺取和巩固统治权力、维护和扩展自身利益的工具。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观念领域的理性主义恰恰构成是资产阶级为自己构造出来的合法性辩护。
理性主义哲学精心构筑的理性概念，恰恰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的理论基石。“经济人”、“理性人”假设一方面是“个性理性化”这一实际进程的理论表达，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引导、推动着个性理性化甚至整个社会生活理性化的实际进程。“经济一理性人”假设认为，个人按照理性计算的原则行动，必然追求极大化的个人利益，同时，个人的行动保持偏好上的连续一致，不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选择。经济人假设如果被推广到经济以外其他生活领域的解释，就形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思想倾向：在思想观念中，用这种抽象的个人经济理性取代现实社会生活的多元理性，将生动、复杂、具体的社会生活简化为虚构的“经济人”及其活动和关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一方面，“理性人”假设恰恰是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变迁的产物：个人脱离了传统共同体的人身依附和自然血缘关系，越来越深地镶嵌到资本操纵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体系之中，越来越按照极端自利、利益计算的原子主义方式生活和交往：另一方面，“理性人”假设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关系的实际变迁的，它还恰恰通过知识生产和教育体系塑造着现代个人的行为结构、感知方式和价值趋向，从而再生产出了资本逻辑持续运转所要求的那种遵循个人主义、利己原则和经济理性而行动的“现代个人”一总之，“理性人”假设既是资本逻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表达，又构成了现代知识权力对人性的规制和建构机制：知识系统不断按照“理性人”的概念生产出“理性人”的现实。因而，主流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假设，从其社会本质上说，正是资本逻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表达和实现，其主要任务正是“证实资本的合理性”，并不断再生产出这种合理性。
二、资本逻辑催生现代理性的矛盾裂变
推动社会的全面理性化，促使历史从自然统治和宗教狂信的深渊中挣脱出来，迎来整个社会生活的祛魅化、世俗化和科学化，并创造了稳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推动人类自身在生活和精神领域的极大发展，这可谓是资本逻辑的伟大历史功绩。然而，理性化的进程本身并非是一派光明前景的康庄大道，而是充满了复杂的含混性和不确定性的迷宫。
资本逻辑在推动理性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理性自我分裂的种子，诱发了理性化进程的全面逆转。理性在其社会化进程中逐渐丧失其原初统一性，日益分裂开来，理性化发展为极端片面的工具理性化，从而形成了对价值理性的压抑与排斥，使得理性最终走向压抑人类发展的“反理性”。恩格斯曾非常敏锐地指出了启蒙主义的理想图景的幻灭和幸福允诺的破产：“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性自我分裂的趋势，并不是外部强加的偶然事件，而是在理性逻辑的根源处就孕育着、潜藏着的：“合理性不仅包含着观念中的自我毁火趋势，也包含着实际上．的自我毁灭趋势，而且从一开始就这样，而不足在自我毁火趋势出现之后才是如此。”理性自我分裂，蜕化为“工具理性”，最终逆转为“反理性”的病根就扎在资本逻辑的矛盾本性之中。
在资本逻辑的要求下，理性发生自我分裂，片面发展为“工具理性”，这集中体现为，“经济理性”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和价值核心．资本的增殖逻辑要求理性片面化、狭隘化为一种以追求“有用性”为核心的“目的一工具理性”：“对资本来说，任何一个对象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增大。”进一步地，扎根于资本增殖逻辑的工具理性，必然表现为一种以利润、效率计算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形式——经济理性。在韦伯之前，马克思就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传统信仰关系、伦理关系的瓦解，整个社会生活的祛魅与世俗化，以及工具理性化的滥觞：“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资本冲破了传统的政治、道德和宗教力量对于经济冲动的强力束缚，使得宗教本身被世俗化，同时使得经济活动本身变成世俗生活的宗教。有关经济冲动的体验取代了传统的宗教体验。只要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在道德上就是可践行的。经济合理性取代了宗教、道德的价值合理性，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核心原则，成为评价社会行为的基本标准。资产阶级“扭转了人们对军事或宗教的关切，把经济活动变成了社会的中心任务”。这样，各式各样的经济主义、生产主义和物质主义便成为了现代生活的主轴，而唯经济增长唯生产力、唯GDP的片面发展模式也主宰着现代化的大部分历史。在这种形势下，“经济理性”便代替“上帝”成为现代生活的“新神”，具有不容逾越的神圣地位和绝对价值。
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并进一步逆转为“反理性”。资本主导的经济合理性的计算与节约，恰恰包含着反理性的混乱与浪费；在人类生存的全面工具理性化中，隐藏着极大的异化。为了压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促进社会劳动牛产力的提高同时，还推动活劳动和不变资本（即变为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使用上的节约：“资本有一种趋势，要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对活劳动的这种节约，正是对工人的生命力的控制与耗费，而对不变资本的这种计算与节约，恰恰是对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的缩减与降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因而， “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无限制的成本节约，恰恰是以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的恶化和工人的身心健康的损害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从资本增殖角度来看，无限制的成本节约，是真正的合理性；而从工人的工作、生活状况来看，无限制的成本节约，恰恰是一种反理性的异化：“在工人即活劳动的承担者这一方和他的劳动条件的经济的，即合理的节约的使用这另一方之间，存在着异化和毫不相干的现象。”
具体来说，“理性”向“反理性”的这一逆转，鲜明地表现为，“理性”蜕化为对人类自身进行支配的“权力”——而这正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在现代性条件下，对外部自然的支配力量即社会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被资本用来作为支配人的内部自然（即人的肉体、生命力和需要）的手段。
首先，资本逻辑在科学、技术和生产领域推动了各种工具理性形式，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控制能力。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表现为一种典范的工具理性形式。科学技术集中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能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表现为人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和系统利用。对自然的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自然进行征服、占有甚至宰割的“理性狡计”。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通过对自然界的系统征服和全面开发，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的生产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社会体系。在这一征服开发自然的过程中，科学正是人类最为强大的工具和武器。利用科学，人类可以对原本被神化的自然进行“祛魅”，并使之服从于人的需要：“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科学技术是人类把自然界当作“资源”来加以控制和耗费的最得力手段。
其次，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理性的支配功能由“外部自然”扩展到“内部自然”即人的感性生命，“理性”蜕化为对人自身进行统治的“权力”。资本的合理化增殖，不仅需要对人的体力智力和脑筋肢体的极大浪费，而且尤其需要人的五官感觉、生理需要的禁欲或放纵。出于其自我增殖的最高目的，资本逻辑需要将人类个体都当作材料、工具来加以消耗和利用，因而，资本在发展人对外部自然的计算、支配能力的同时，也发展出了人对其内部自然的计算、支配能力。在劳动过程中支配、加工自然力、自然物的生产技术手段，都被资本转化为统治工人的技术手段：“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这样，资本就成为了现代社会同时控制外部和内部自然的“客体的权力”。在资本权力所宰制的现代世界中，人不再——像康德等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所期待的那样——是“目的本身”，而是沦为异己力量的奴隶和工具：“随着人类俞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俞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径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一”由于资本权力机制的主宰，启蒙理性不断地对神话进行祛魅，而自己最终也蜕变为一种神话：“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在启蒙与神话的这种暖昧不明的纠缠中，始终贯穿的足主体性的历史生成过程，即工具理性对外部自然（自然界）和内部自然（人身）的权力支配机制：“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启蒙理性必然发生残缺和异化，由启蒙所开创的现代性也必然走向瓦解和分裂——这便足启蒙自我逆转、自我毁灭的辩证法。启蒙理性在瓦解了传统宗教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同时，并没有能力来形成新的社会整合，反倒在其演化巾日益片面化、狭隘化为工具理性及其宰制性权力；工具理性膨胀为总体性，支配了整个社会生活。
在现代性条件下，理性与资本联姻，理性便蜕化为工具理性和权力支配，逆转为反理性。由此，理性的自我分裂便构成了现代性矛盾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理性的分裂和异化并不根植于理性本身，并不是理性本身逻辑的必然结果，而是根源于对理性的特定运用方式，根植于理性化所赖以发生的特定社会条件。正是由于理性化是在资本关系主宰一切的社会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所以必然被资本利用和歪曲，从而蒙上了异化的阴影。资本生成过程引发了启蒙理性的社会化。在与资本的联姻关系中，启蒙理性的根就扎在对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支配权力之中，因而，也必然异化为工具理性。资本的经济权力正是支配权力的现代形式，无论在社会生活领域还足礼会意识领域，资本逻辑所推动的理性化进程都日益表现出压抑人的生命、切割人的自然需要、排斥人的非理性因素的片面化发展趋向。理性形而上学在人类思想领域的主宰地位，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表现：随着理性在哲学思想、科学知识和道德价值领域成为核心原则，人的情感、需要等非理性因素便受到日益严重的宰制和摧残。只有理解了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之间的这种本质性关联，我们才能够理解从费尔巴哈、叔本华开始及至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潮流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激进反叛，对人类的生命冲动、身体需要和意志欲望的高扬？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