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国际研讨会”于2010年12月17-18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化研究所和比较宗教研究所联合举办，与会者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观和宗教批判、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的精神价值、当代西方左翼政治思潮的宗教转向、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共同面对资本主义挑战等论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发言人的研究来说，大致上可以归纳出两大进路、四种模式。一条进路是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宗教观，从价值层面肯定它对基督宗教的“超越”；从“实证”层面肯定它对宗教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贡献；另一条进路是把马克思主义重新放回基督宗教的文化土壤来加以考察，分析它与基督宗教之间可以互补的精神价值。四种模式：第一，文本梳理式；第二，思想诠释式；第三，哲学一神学研究式；第四，终极价值呈现式。我们将分两期发表选出的五篇会议论文，希望能为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哲学和基督宗教神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比较的新视角，从而深化学界的有关研究。
曾庆豹
【摘要】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显示，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形态越来越具有宗教性质，俨然成了当代人的宗教，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采取一种神学批判的进路变得极富挑战。在《资本论》，马克思把“市场体系”基本上看作是一个“宗教体系”，认为基督教是最适合作为一种商品生产体系的一种宗教形式，他深刻地理解到金钱与宗教、资本主义与末世论愿景之间的深刻关系，这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可以探取一种神学批判的。本文即是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置于与传统宗教社会学不同的进路，以神学批判的进路揭示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哲学的，更是神学的。
【关键词】马克思；基督教；世俗化理论；商品拜物；宗教
中图分类号：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1-0015 -09
宗教社会学最精彩之处，即在于它对各宗教在历史的和现代的环境下的发展提供了各种解释的类型。诚如卢克曼所言，“世俗化的概念植根于某一整段时期的共同经验，知识分子试图为他们那个时代的起源、本质和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赋予一个清楚的解释，而塑造了世俗化这个概念。……世俗化概念是社会学早期遗产的一部份，虽然带有意识形态化的毛病，但世俗化概念也代表着学者探讨有系统的历史和社会知识，以及了解现代世界命运的欲望”。
严格说来，世俗化理论是一种理论的建构，而不是做历史的溯源；世俗化理论不是假定过去存在着某种宗教的黄金时代，并以此黄金时代的衰微或改变而定义之为世俗化。世俗化理论反映出来的是社会变迁下的思想产物，而且也是理论建构者所建构的社会实体和知识体系，并由此建构之中展现出其意识形态的结果。换言之，宗教社会学对世俗化理论的分析是一项社会导进，最终将反映出理论建构的宗教和价值偏好，世俗化理论及其“后果”是我们在认真看待宗教社会学对现代社会的分析时不能不留意的。因此可以这么说，有怎样的世俗化理论，就会造就怎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后果。
宗教社会学的世俗化理论谱系，长久以来分属两条进路，一是韦伯式，一是涂尔干式，古典三大社会学家，独独遗忘了马克思式。韦伯只能悲叹理性化带来的不良后果，贝尔（Daniel Bell）跟上了这一条思想进路。涂尔干把宗教功能化，认为宗教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分化成某个系统，帕深斯和卢曼是这条进路的追随者。不管是韦伯或涂尔干，他们都太过于遵守社会学家的分际，缺少了对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成效进行批判，结果这两条进路对资本主义与世俗化的分析成为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绝大部份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学者在分析世俗化时，基本上都是遵行韦伯所采取的进路。他们哀叹世态炎凉，只是消极的对抗世俗化，无法对资本主义提出强烈的批判，结果恰好用这种方式满足于宗教本身的独善其身或择善固执，吊诡的落入涂尔干式的一方，使基督教变成了世俗化社会中一种具有社会整合的力量，结果，基督教越来越功能化，像是一个执业的心理辅导机构，为资本主义补破洞，变相的向资本主义妥协。由韦伯的论点开始，却结束在涂尔干的理论中。
学界为什么鲜少留意马克思思想与宗教社会学的关系，这种偏好值得深究。按我们的理解，可能要归咎于马克思在他的重要著作中很少对宗教进行分析，或者说，相较于韦伯和涂尔干，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宗教问题所占的篇幅极少，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篇幅少的缘故而忽略了他对宗教的洞见，有很多的证据显示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与他对宗教的批判一并进行的。因此有人认为，不同于前面两者的“宗教社会学”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神学诠释学”，把世俗化社会当作一种宗教状态去研究与批判，只是他不想再回到宗教去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所提出的异化论，以及对未来的乌托邦承诺，事实上都具有宗教般的作用在里头，．由此不难理解，布洛赫(Emst Bloch)满怀热情地从基督教末世观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神学从马克思吸收思想的养份扩大神学的分析能力，确实有其实质的理论关系。
事实上，马克思宗教社会学表达这样的一种看法，世俗化不应该只是一个描述的概念，它应该是一个批判的概念。不管是宗教衰微论或是宗教转型论，韦伯和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分析只能算是描述的而不是批判的。韦伯代表“宗教衰微论”，涂尔干代表“宗教转型论”，马克思代表“宗教批判论”。宗教衰微论是指宗教在现代以理性和世俗关怀为主的社会，因为无支持的对象而衰微，宗教即使存在，也越来越边缘化为无关紧要的处境；宗教转型论则指社会分化造成宗教转型，即从功能的角度分析社会变迁中发现宗教的私人化，虽然宗教不再具有像传统那般的地位，但不能说宗教消失或不重要。
不同于韦伯和涂尔干，马克思认为世俗化生活最致命的即是它对人性的根本否定，其根源就是工商经济结构所产生出的社会秩序，因此马克思表现出来的是对世俗化社会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所以他的思想充满着“反世俗化”的热情。又因为传统神学的承诺已变得不可能，马克思只好转求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判和阶级革命的实践手段。“不是宗教世俗化，而是社会世俗化”。这是马克思宗教社会学的起点，也是他批判的焦点。
所谓神学的批判，不是费尔巴哈式“神学的人类学批判”，而是转变成对“资本主义的神学批判”，一方面说明马克思如何受到这个分析模式的主导，另一方面则转化成具体的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这种“准宗教”（quasi-religion）的剖析，因此不是“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而是颠倒成“致力于把世俗世界归结于它的宗教基础”。这是扣紧着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欲望一交换—期望”的模式，分析出基督教是如何提供资本主义坚实的土壤，成功地将基督教过渡到一个世俗化的宗教，换言之，资本主义是一个“准基督教”，即是一个“世俗化了的基督教”，所以对它的批判，无疑的，必须是一种神学批判的进路。
在《资本论》，马克思把“市场体系”基本上看作是一个“宗教体系”。马克思只是在《资本论》的其中一部份，即题为“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提到了基督教，由于基督教是“抽象的人类崇拜”，所以马克思认为基督教是最适合作为一种商品生产体系的一种宗教形式。马克思说到：“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一般说来，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灭。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存在的事实，有趣的是，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有一种模拟的关系，宗教的异化形式，在资本主义里也以同样的面目出现，宗教所实现的作用被当作一种道德约束力、一种幻想、一种对不公正条件的安慰，和一种为不平等的辩护，总之，宗教使真实的现实笼罩在迷雾之中。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形式，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式是相同的，这意味着要解释资本主义，可以采取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相似的理论，马克思对宗教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与他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在分析的方法上是一致的，换言之，宗教与马克思所谓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存在的。
马克思视宗教为“幻想的处境”，宗教所实现的作用，基本上就是一般意识形态所实现的作用。如果从意识形态的分析概念出发，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所抱持的批判态度与分析逻辑，无论在论述架构上或是在推论的结果上，都与对宗教的分析在方法上具有强烈的相似性。换言之，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想象的模拟”。正因为马克思把宗教当作“真实”的分析对象，“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此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正如改造宗教一样，以实现人类的终极关怀，摆脱宰制，迈向自由。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的取径具备了神学的视角，可以这么说，他对社会的分析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从对宗教的分析中转嫁过来的，他对社会所做的批判事实上即是一项神学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强调两个特征，这对这里所提供的论证之发展是重要的。首先，生产商品的过程不只使世界去物质化——“并不是那物质原子进入商品的客体性中而成为价值”——而且也把社会秩序建立为一种寓言： “这里人们(per-sons)只作为商品的代表、因而是商品的拥有者而互相依存。当我们推展我们的探究，我们会发现，普遍而言，出现在经济舞台上的角色[经济的角色面具（die oekono- mischen, Charaktermasken）]只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personifications)；正是作为这些经济关系的载体（Traeger）他们才彼此连系。”如同德文清楚表明的，这里马克思所提到的是古典希腊剧场以及演员所戴的华丽面具或人格（prosopa）（拉丁文personae）。他提出，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是一种虚构的形式，但我们是如此执迷、以致于不悟。要被买卖的客体“被赋予了它们自己的意志与灵魂”。交换价值只是“表现模式”(mode[s] of expres-sion)与“呈现形式”（form [s] of appearance）。资本主义产生虚拟现实作为“价值……将每种劳动生产转变为一种社会象形符号”。金钱以及市场所能承受者对我们隐蔽了事物的真实及其价值，而在我们之中创造了一种虚假意识。再者，支配性的经济关系扭曲了所有社会关系——使社会关系也成为进行中的剧作之一部分。确实，为了毕竟要有个社会，则有必要去撕下经济的角色面具，因为资本主义下就其自身而言的社会，宛如“想象的共同体”（imaginary commuruty）——个与“市场”相应之必要虚构。马克思的计划是去拯救社会并建立起它的物质性，这物质性现在被隐藏在错觉及哑剧底下。这工作的工具是诠释，亦即，去评判“这些经济关系的载体”——去为那企图，去为那单只是以其赤裸裸的使用价值来重建客体之企图，提供规则。
问题在于，去生产这样的规则只是延伸了我们经济生活的虚构本性，因为马克恩的著作本身就被蕴涵在商品生产之中，因而也是经济之角色面具的延伸。这意思是说，社会的物质性——以及客体的使用价值，那被交换的、构成社会的使用价值一仍然是为我们而被生产出来。我们只不过是被提供了另一种虚假意识，以致于无法逃脱出资本主义虚拟现实所产生的母体。去建立社会关系的物质性，成了一种世俗化的末世论任务，可与建立上帝王国相比拟。这任务成了弥赛亚式的：并不亚于去推翻一切偶像。
马克思揭露的第二个、也是相关的资本主义特征是：所有商品以其拜物教(fetishism)为特征。偶像与物神(fetish)建立起一种宗教的世界观；它们必然对立于圣像与圣事(the icon and the sacrament)的世界观。那么，资本主义就在事物之间产生了马克思所谓“充满神秘的”（“mystical”，geheimvisvo如）、或“神秘的 (mysterious)、或“谜样的”（“erugrnatic”，raetselhcfte、或“奇妙的”（“fantas-tic”，phantasmagon:sche）关系形式，其唯一的模拟是“宗教[die religioese Welt]的迷雾领域[Nebelre-gion]”。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形上学的精细与神学的微妙”的世界，在其中一切事物都臣服于“普世商品”—金钱之权威。金钱是一个超验者。在商品价值的宗教世界里，金钱戴着敌基督(anti-christ) ——（马克思引用的）启示录里的兽——之面具。正是资本主义的恶，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absolute Geist)，在历史中运行，而禁锢了物质秩序的善；肉是灵在商品价值之生产（同时以经济程序及戏剧演出来理解）中的囚犯。而且就像黑格尔的精神（Geist），金钱物神的魔幻潜力（马克思用语）就在于它能消失不见的力量：“不留一点踪迹”。它以变成“可见的而且使人目眩”之方式抹去它自己的在场；作为一尊偶像，它只能反射欲望而抛回投射到它身上的价值。金钱不只像其它商品拥有“价值呈现”(appearance of value)；它还是“商品价值呈现之形式”。它分受了一种柏拉图式形上学，在这形上学中它的抽象性为其消失所完满。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于：在欲望中流通、透过欲望流通而且构成欲望的无所不在的不在场—一种马上被妖魔化、被崇拜的不在场。资本主义之力量所造成的是一种存心不良的交易，透过诱惑来赢得对于咒语式信用之信条(credo of credit)的支持。
马克思明白金钱与宗教、资本主义与末世论愿景之间的深刻关系，虽然他本人没有探究拜物教之欲望，但他却察觉到了资本主义的根基之一是欲望。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魅力、其诱惑性的国际主义之呼吁，描绘出了无限欲望，在马克思对黄金的描述中，这无限欲望以一种相反的方式而被表达：一种追求永远是暗示性的无限之欲望。资本主义的逻辑，如同基督教之逻辑，不只是扩张主义的，而且在本性上是形上学的：世界就是不够。可以想象有一些在某处岛屿上的鲁宾逊（Robinson Crusoes），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处于经济交换机制之外。但对资本主义者而言，这样子地活命下去根本就不能算是生活。它是一种需要改善的生活质量，而不想要这样的改善是不自然的。全球化不只是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所采取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之效应，或甚至是那为跨国企业、国际货币基金以及世界银行所驱动的国际操作意识形态；它是一种环境、一种氛围。它隐然地具有而且促进了一种宇宙论。像一种宗教一样，它产生了它自己的神话学，而且不论它与多少经验性货物、度量、实证性事实、以及完全聚焦于这世界的具体内在之过程打交道，它的精神特质与伦理仍是乌托邦式的、超验的，如同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
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神话学以令人陶醉狂喜的语言说到液态实境（liquid realities）、多变的自我(protean selves)、地理空间崩解为流动、在这些神话论述中，传统的上帝属性被变成物质性的——全在、全知、全能。全球化的巨大同质化、综合化及一体化动力完美实现了史宾诺沙（Spinoza）的一元论：上帝是唯一实体，而其它所有一切都是变型(modi-fications)。而宗教及形上学语言仍持续被同时用来去论证支持及反对对于商品市场撤销管制。通过了商品流动与想象，事实上我们进入了对柏拉图纯形式世界的谐拟中，在那儿居支配地位的善( Good)的理型，现在是依据“货物”(goods)而被计算及校准。商标模仿着道（逻各斯）(Logos mimic the Log-os)。被创造出来的模拟文化神化了唯名论(nomi-nalism)——-在唯名论中名字与被命名的东西之间没有内在关联。在企业商务的世界里，货物与服务远次于“集体幻觉”(“collective hallucinations”)之创造。
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曾表达反对“把世俗化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显然，我们在此所做的恰好与马克思相反。马克思的偏见基于将世俗化问题（资本主义）限于“政治经济学”之典范下，以价值、交换、剩余、资本、市场、利润、剥削、商品等为分析的工具，未必能够深入探索到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特殊思想环境下的表现。正如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生产的时代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的时代”，大众消费不再只是“劳动再生产”或“商品的交换”所能穷尽解释的。政治经济学典范的思考所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某个历史条件，所以对于当代的消费社会的解读肯定有所限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神学批判的方式来深化政治经济学的典范。
限于政治经济学的典范分析，马克思把宗教看为是“头脚倒立”颠倒了的世界，商品正是这样一种神秘的现象，这种颠倒的世界或神秘的现象都是在反映物质生活中的统治关系，社会关系的“异化”显示在此，即社会关系由其它的关系所取代，无法反映出真正的关系。这种虚幻的、颠倒的本质即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也说明了马克思的分析是以劳动为基础，目的是批判一种通过商品的关系所造成劳动的统治关系；我的分析则从宗教为起点，人作为人，其本质是宗教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堕入为“神秘的纱幕”，主要是关系到人的宗教本能、行动的崇拜关系。换言之，人的宗教本能更优先于物质劳动，对我而言，马克思所努力于摆脱的“物化”并不是在追求社会关系上的解放，而是在追求精神和心灵上的解放。
马克思把商品拜物教的“谜”解读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拜物教的基础即在此。可是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追问，从传统的宗教到商品拜物教，何以人仍堕入“谜”一般的关系中，是不是这正好反映出人在本质上即是宗教的存在，人只不过是从一个宗教进入另一个宗教而已，其形式改变了，实质的内容却是相同。因此我们可以从分析人的宗教本质中理解何以资本主义吸引人、何以资本主义可以取得像宗教般的被人信从和接受。人与商品的关系不能只理解为经济关系的反映，资本主义的宰制机制不在于阶级属性的统治性质，而在拜物性质。资本主义取得了宗教般的位置决定着人所有的生活意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劳动一资本）不过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式“之一”，“神学的批判”（商品一消费）是一种对异化和意识形态更为彻底的批判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机制无法开展的。‘
首先把资本主义精神与犹太一基督教精神关联起来的人是黑格尔，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与人类宗教经验中所具有的“不快乐意识”关系密切。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资本主义精神同样根源于人类的宗教心态，人的金钱崇拜和拜物教的行为，正像在宗教中人对神的膜拜一般，具有“谜”一般的神秘。受到费尔巴哈(Feuerbach)神学批判的影响，马克思也同样认为，神只不过是人将自己所可能拥有的完美性予以客观化，进而投射出成为膜拜的对象，宗教世界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反射。如果宗教是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异化又可以在神学的意涵中进行批判，说明了宗教的异化与资本主义的异化具有相对应的关系，资本主义事实上即是一个颠倒的宗教。
马克思的著作里经常使用神学的隐喻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论》中所建立的商品拜物教是《论犹太人问题》的宗教批判的延伸，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是与一种倒错的宗教膜拜心态纠结起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源于宗教批判的基础。因此，神学批判乃是任何批判的先决条件。
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犹太人的拜金主义时认为：金钱对人的统治关系，也和在宗教束缚下的人一般，而且又说：货币是一种外在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现实的、人和自然的本质力量变成纯粹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和充满痛苦的幻想。总之，金钱和货币都成了令人眩目的拜物教。这些原是人的劳动产品，却以商品形式出现，并因此具有宗教特点表现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的虚幻形式，故称为“拜物教”。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因而在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不仅发展出货币拜物教，而且还发展出资本拜物教的形式，“商品一货币一资本”成为“经济三一论”。
对马克思而言，商品拜物教在商品世界中对人所起的统治作用，就如同宗教作为观念地反映着人的物质生活过程的产物一样。由于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投射理论”，与在宗教中的情形一样，在宗教中人与上帝的关系，到了商品拜物教中则是人与物的关系，换言之，商品拜物教的投射与宗教的形式是相适应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对于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之物的分析是与宗教异化的分析是一样的，这表示商品拜物的情形与宗教的情形是一致的。当我们说明商品世界的物化意识相似于宗教意识时，表示商品的形式与宗教的形式是相近的，至少在“作用”方面是一致的，这就形成了发生商品拜物的宗教条件。虽然说“宗教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但是现在商品所取得的位置已不再是某种经济的作用而已，它事实上是与人的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取得了关联。
由于归结于真实本质和虚幻现象的对立，马克思“去神秘化”的工作假定了“真—假”对立的世界。如果要脱离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就得批判此颠倒的幻想世界，达到“去宗教化”的目的。由于对宗教的偏见，因此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发挥到对商品拜物教的神学批判，无法洞悉拜物教不仅是劳动的异化或社会关系的异化，根本上来说，拜物教就是一种宗教的异化，真正人本质的异化，人对意义的投射是经由商品消费，而不是根据宗教经典。
商品作为人类劳动产品，并不具有特殊的神秘性；商品之所以出现商品拜物教性质，是因为商品在交换过程中人对物所投射的意义。荏宗教的世界中，人意识中的产物被神化。在消费的世界中，人手中的商品也被神化。是人创造了商品，不是商品创造了人；但在消费的世界里，商品愈来愈表现出人对它的幻想、精神慰藉、鸦片，宛如过去在宗教中所表现的那样。在商品拜物教的形式下，商品本身即是社会的产物，商品的消费行为即是宗教的投射，而消费却使商品成为宗教般的产物，消费的世界必须归结为它的宗教基础，即是人的宗教本质。
事实上，只要剥掉掩盖在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下的物质外衣，掏出资本主义精神的超越、神圣、神秘、宗教的精神内核，就能够看清楚何以资本主义是一个“神学问题”。世俗化理论把资本主义仅仅解释为与基督教相对立的“非宗教”，神学诠释学则将资本主义界定为一个世俗化的宗教或“准基督教”，这才真正揭露或批判资本主义何以是与基督教对立的，真正的看清世俗性的基督教一资本主义一无／神论宗教。换言之，资本主义并不与宗教对立，它本身即是一个宗教，资本主义的优越不在于它的“非宗教”，而在于它将自己变成了宗教，比基督教更具有神学性的宗教。
“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最初看来，商品好象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马克思的宗教模拟显示了商品作为符号的神秘性和辩证性，可惜马克思并没有针对这个概念给予延伸，因为马克思将宗教与符号象征置于一个“不真实”(unreal)的领域，也就无法进入对消费商品符号化的神学诠释，然而从宗教到消费，符号与象征向来就是“超真实”(hyperreal)的，支配着人所有的激情，为之牺牲、为之奉献。
商品作为符号，它取得了知识和支配的工具，通过商品为媒介，消费成了对意义的投射和获取。掌握符号正像是拥有某种意义，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它通过言辞构造既定的世界，使人们理解并相信它，确定或改变某种世界观，因而也能确定或改变对世界所采取的行动，甚至世界本身；这几乎是一种魔力，它能使一个人获得通过物质或经济实力所得到的那种东西的等价物，通过某种特殊的动员效应获得好处”，因此商品符号化所具有的作用已不仅是“文化资本”，就它取代宗教的意义来说，已达到了“宗教资本”（religion capital）的交换作用。
在费尔巴哈，宗教是人本质的异化；在马克思，资本主义是人本质的异化。这都说明了宗教和资本主义都是人的产物，问题是：什么是人的本质？从现象来看，宗教和资本主义都是人感性的活动，我们同意马克思，无论是宗教或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它并不在“人的本质”之中，而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对我而言，所谓“本质”，即是指商品这个符号化的存在。
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宗教要在当代社会继续生存，就必须纳入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中，因此基督教不存在着要不要世俗化或抵抗世俗化；基督教之所以生存下来，在于如何在世俗化社会中取得宗教的合法性地位。或者，基督教只不过是藉世俗化理论在向资本主义妥协的批判同时，不断在教义理念上使其存在的适切性合法。同样的，在社会加速世俗化的进程中，新兴小教派宗教的兴起也仅仅是只是在理念上批判，却在行动中妥协以达到自我保存。
资本主义商品生活之所以超稳定的运作和达到全面性的发展，并获得认同，它与基督教神学的本质有着极相近的关联性。我认为，在德语世界的古典社会理论学家中，唯有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最具有神学性，而世俗化的理论不能与神学性诠释的脉络脱离。“世俗”的概念是预设了某种相反的“非世俗”或“神圣”的对立概念。马克思不只于在“非异化的人”和“乌托邦天国”的看法与基督教神学相近，更为根本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其实是根据神学进行的，这也就是马克思要比韦伯、西美尔更为神学界所认同和发挥的理由。
马克思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的意思很清楚，批判的对象不同了，但是，批判的方法却是相同的，这套原先针对宗教进行批判的方法，而今是转嫁到对社会的批判上去。很显然的，马克思仍是沿着费尔巴哈批判神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从中世纪到近代世界的转变，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取得了宗教的地位，传统的宗教不得不让步，其它的宗教即便存在也只能拥有边缘性的地位，资本主义保留了宗教独有的宗教性或宗教感，使其仍具吸引力，甚至比传统宗教更为有效，这也就是何以宗教会继续存在，但终究也只能算为是“小教派”，却根本无力于改变资本主义的机制。世俗化的概念说明了宗教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强大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宗教要继续存在，它就必须接受世俗化的事实。当宗教失去了其强大的作用，也就意味着是某一种足以取代宗教的力量业已成形，并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确实如此，近代的某种世界观已取代了传统的世界观，不管它被称作科学、理性化或是现代化，它都表示传统宗教的没落。按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理性化，理性化即是传统宗教或上帝的隐退，而且又叫着“解除魔咒”(disen-chantment)。理性化和世俗化是并进的，可是传统宗教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消失，换言之，宗教可以改变其面貌，但不因此就说宗教已经消失，没有了彼岸终极崇高的价值信仰，并不表示宗教可以从现代人的生活中除去，至少我们可以说，理性化不管是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其本身即是另一个替代性的信仰，它取代了传统宗教所扮演的角色，但其宗教的本质并不一定失去。在古代，人不能没有宗教的信仰生活；在现代，人不能没有经济的生存能力。这个理性化的信仰落实在经济行动，即落实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之中。
当神学作为一种深层的批判，其目的即是要洞悉到当代社会的本质，即资本主义是如何取代基督教而成为宗教。资本主义是世俗化了的宗教，当代的商品消费明显带有神学的性质，因此传统以唯物或唯心的框架予以分析或认识的方式已略显不足。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目光往往受限于只留意到宗教的世俗化和世俗化带来宗教本身的冲击，即马克思所说的，“宗教从各种世俗内容中摆脱出来就使宗教成了抽象、绝对的宗教一样”。因此它们仅仅就内部整顿来批判世俗化潮流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缺乏就资本主义这个“世俗化的宗教”本身做分析，无法真正洞悉资本主义宠大体系何以横行无阻，何以基督教穷极反击也仅仅只能返回内部做反省和调整，根本就无法动摇这个巨大的机制。基督教在当代资本主义底下，十足像是本雅明所形容的：“侏儒”。
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世俗化演化的根源和动力，我们因此不得不留意消费性格如何的渗透到宗教的生活领域中，这说明了基督教也越来越弱化为某一种市场需求，正如彼得博格在《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Fy)所描述的，世俗化社会的宗教现象是根据消费者的喜好来理解宗教的内容，是消费者决定了宗教的内容，这已不仅仅是涂尔干或帕深斯所说的功能，而是我们所熟悉的商品，即“供需”的消费行为成了宗教世俗化或世俗宗教化的逻辑。博格的说法也许过于极端，但不无道理，不过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世俗化社会的演化中不可能完全取消宗教的存在价值，甚至，资本主义制造的虚无感、孤独感、无力感、非人化、疏离化等等负面的结果，事实上是为宗教不断创造出它生存的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形成晚期资本主义形态，越发形成与宗教相似的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考验神学家如何用新的神学语义去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成了一种可能的进路。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社会控制要素与基督教宗教生活所采取的心灵控制是相同的，包括权威、交换和说服。交换是无处不在的，它是市场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权威关系是在正式的组织中标明其成员身份特征的基本关系，它是支撑市场的柱石；说服是所有社会制度的一个中心的和基本要素，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无所不在的形式。 市场越来越神秘化，取得上帝一般的地位和作用，它宰制着我们全部的生活。市场的生产观使我们误解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的，它只不过是再一次欺骗我们，为了赚钱消费，劳动生产是一件必须忍受的事。市场上，最受尊重的就是遵循理性计算的选择行为，不管是什么，只要它有价格，它就可买卖。所以，金钱成为人人追求的目标，它能够在市场上购买人的各种活动、各种产品，不仅可以买想要买的，而且享受金钱带来的权力、地位和安全。当生产规模服从市场、不受生产者约束时，金钱的力量随着异化关系的扩张而增长，继而它增强了掌握大部份金钱的社会阶级的政治权力。
权威的特征是强制和使人服从，它不仅是一种变换占有物的方法，而且也是控制行为方式和组织人们协作的一种方式，也就是通过提供某种有用的东西来引导他人按照自己的期望去做。在神学方面，上帝即是那一切权威的根源，上帝在此世间的代表一是圣经、一是教会，而教会即是那宣布上帝话语的组织，引导人按上帝的旨意去生活，换言之，教会即是那权威的体现者，人们服从上帝即是要服从教会。按资本主义，权威来自于一个隐形的机制，也就是市场，但是代表着它的权威的载体即是货币，但是市场和货币仍然是抽象而不具体，真正代表着它的权威性的却是消费的能力。“市场—货币一消费”形成有趣的“内在三一体”：市场是看不见的上帝，货币是道成肉身、可见的上帝，消费是行动、能力的上帝。
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资本累积，另一是扩大生产。由于源源不绝的物质生产提供产品，只有刺激消费才能使资本主义的市场运转顺畅，使供给与需求获得平衡。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投入消费的行动，资本主义一定要成为一个大型的宗教，它必须取得人们对它的信赖，一旦人投注于他毕生的行动去实现去推动资本主义的输送带，他本质上即是宗教的生活着，即信奉资本主义可以满足他的一切，前提是他必须付出代价的努力，资本的市场在此强大的支持力下不断的扩大它的阵营，不断的生产、强化它的真理。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可以完全的自主去运作，无论在精神和肉体上，商品的消费承诺永远对人的需求优先考虑，它具有指导的作用，人的行动可以在商品的社会里获得承认，“生产一消费”的逻辑关系成了历史神学的必然循环论。
资本主义“无所不在”的征服，从艺术的复制到教育的收编，消费活动渗透到生活的每个领域。藉由媒介的无远弗届，资本家使严密的思考系统更具宰制力，从婴孩出生到死亡，全面的纳入其支配的网络中。商品的诱惑从广告开始，为了达到集体的幻想，挑起短缺感的欲望（害怕落伍、别人有自已也想有），促发占有的激情。“生产一刺激一消费一累积资本一再生产一……”的无限循环形成“历史的终结”，消费已不能以“享乐”为形容，资本主义已将自己粉刷得光鲜亮丽，扮演着某种高尚的品味和鉴赏，不再停留在纯粹的物质性关系中，所以它更容易吸引各阶层人仕对它的信赖。
人在“我消费，故我存在”的纯粹消费行为，把所有“存在即合理，合理存在”（黑格尔）的事物都纳入消费体系之中，由理性的市场规定它的存有，商品获得它的自主性，人可以从各种不同的形式中获得满足。所有的事物必须可以纳入消费体系中，不然就失去它存在的理由，交换必须商品化，必须是获利的工具，资本家在乎的是赚钱与否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庞大机制形成“无所不能”的操纵，对自然的支配到对人的潜意识的决定；资本主义积极地介入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全面性的操控才能真正的保障市场的无限机制。大型购物中心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场所，咖啡馆、电影院、音乐厅、小饰物店、服装、餐厅，以及一切所需要和尚未需要的都可以在此中心找到，甚至它还告诉了人们四季的变化，玩弄着“气氛”，为人的一切做了周详的安排，人生在此不会错失任何的东西，可以得到最新奇的生活方式。
基于“好牧人知道他的羊群需要什么”，资本主义将购物的决定性所在从难以控制的消费者转移到控制的公司内部，形成生产部门的全面独裁。因此，市场上的流行，只不过是为了激发需求以利销售的神话，并非需要是生产的果实，而是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品。
“除资本主义以外，别无拯救”，全球的经济依赖体系将各国的命运连结起来。现代人的集体行动依附于资本主义的机制之中，它给我们一个大量生产一大量消费的全球性机制，它完全可以独立的运作，只要人们信仰它，生存的欲望获得满足，资本主义不再有其它的障碍，如果资本主义会瓦解，绝对不是其它的外力或因素，资本主义的维系与瓦解全赖其本身的内在机制。
这样的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托克维尔(Tocqueville)曾感叹的说：“从这条恶臭的阴沟涌出人类工业的伟大洪流，它滋润着’整个世界；在这条污浊的阴沟里流动着纯金。在这里，人性同时获得了最充份和最野蛮的发展；文明在此创造着奇迹，而文明人却几乎变成了野兽。”“上帝”掌管了美丽的快乐天堂，也掌管了可怕的阴间地府；“商品”是天地的主，“万膝都向它跪拜、万口都要传扬”。为生存的意义、来世的天堂，人们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资本宗教”，“有能力消费的人上天堂，没有能力消费的人下地狱”。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提到“耶稣受试探”，分别对经济、奇迹和权力作出了批判。恶魔做出了试探，以“面包”（把石头变成面包）代表着经济的需求、以“奇迹”（从圣殿顶上跳下，天使会来搭救）代表着科技的极限，以及以“权力”（向恶魔跪拜）代表着世俗理想政体。耶稣的回答是：解决温饱的背后很可能会牺牲价值，人的生存必须符合上帝的正义（人活着是靠上帝的话语）；信仰上帝与科技实现的神迹不同，信仰拒绝任何形式的贿赂（不可试探上帝）；世俗政体的民主和自由，永不是真理和公义的代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化”，信仰上帝无需与任何权力妥协（只可敬拜上帝）。从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原则看来，资本主义的“试探”即是它的宗教性，资本主义的面包（经济）、奇迹（科技）和权力（政体）已形构成上帝之外的“新上帝”、“新宗教”。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