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还是304万？经研究，减少304万人较接近实际。不能撇开国家基本统计数据，用自己主观设定的方法推算出极度夸大的死亡人数。
【关键词】1960年；人口；质疑
三年严重困难时期（1959-1961年），我国相当多地方曾发生人的非正常死亡，有的地方甚至发生饿死人情形，切肤之痛，永志不忘。
严重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国内外众说纷纭，争论激烈。据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由国家统计局编，以下简称《年鉴》）和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由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以下简称《汇编》）的“全国历年户数、人口数表”：1960年全国人口为6. 6207亿，比1959年的6.7207亿减少整整1000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人。”①
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等人依据1953年、1964年、1982年全国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和1981年死亡普查数据，经反复研究，建立了我国人口变化的数学模型。蒋正华从人口变化数学模型，估算出1958-1963年我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700万。这个数字得到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国家计生委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审定、认可。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认为，蒋正华的研究和计算方法科学性更高些。他充分肯定蒋正华的计算方法和研究结果。按蒋正华人口变化数学模型推算，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只减少237万人②，而不是1000万。
美国人口学家科尔推算我国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700万。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书中也认为是2700万人。
国内研究者有死亡3250万、3500万、4000万、4400万等不同估算。金小丁在《“饿死三千万”质疑》一文中说，“经西方和海外中文媒体的广泛宣传，三年大饥荒‘至少饿死三千万人’似乎己成为主流共识，甚至得到一些中国官方媒体和机构的非正式的认可。”金小丁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流行甚广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和逻辑合理性。”③杨继绳在《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文中对国内研究者提出的不同推算法和人数进行介绍和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估算结果：“在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中国人数大约为3600万，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有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④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2008年香港天地出版社发行）一书的前言中又说，我国大饥荒人口损失，超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也超过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任何饥荒，其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也有人对杨继绳等人的数字提出异议，认为推算方法不科学，甚至提出这是昧着良心说瞎话。 现在，有些人一开口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柏康说：四川省1960年至少饿死1000万人⑤。四川省是重灾区，饿死人较多，这是事实，为此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在“文革”中受冲击也严重。倘若7300多万人的四川省一年减少1000万，那意味着除去正常死亡的以外，每7.3人中就有1人被饿死。这是真的吗？《汇编》“人口自然变动表”数据是：四川省1960年出生109.3万人，出率为15. 37%；死亡339.8万人，死亡率为47. 78‰；人口减少230.5万，自然增长率为- 32. 41%。1961年全国人口锐减已被遏制，但由于四川省领导贯彻中央的政策措施不力，四川省人口仍比上年减108.6万人，自然增长率为- 16. 36‰。《汇编》“户口、人口数表”的数据则不同：四川全省1960年为6854.0万人，比上一年的7372.3万人减少518.3万；1961年又比1960年减少386.7万人。当然统计会存在严重的瞒报和误差，但无论如何不可能一年减少1000万人，不可能一年里每7.3个四川人中就有1人被饿死。
我认为，国内外有关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种种数字的推算都与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万有关。我在《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93年）一书中对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IOOO万表示怀疑。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多不少、正好减少一千万整，是否为某领导人所说；二是《年鉴》减1000万与当年自然增长率严重不符。 《年鉴》公布的1960年自然增长率为一4. 57%0，按此推算只减少304万，而不是1000万；1961年自然增长率为3. 78%，应增加250万人，而不是减少348万人。
金小丁在《“饿死三千万”质疑》一文中说，他在2006年初曾拜访李成瑞。他向李提出了两个怀疑（也是笔者上面所说）的问题。对整数1000万人，李成瑞说，那是个巧合，在万位数下是有零头的，被舍掉了，绝对没有任何政治干预。对总人数与自然增长率的矛盾，李解释说，这是当时按照两种不同渠道得到的实际结果，确实表明数据不准确，但又无法确定哪个数字更准确，所以决定如实发表，同样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干预。
我相信李成瑞和金小丁讲的都是真话。但我对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的疑虑并未完全消除。
对两个明显不一致的数字，在公布前“无法确定哪个数字更准确”时，只能“如实发表”，这种态度当然是可取的。在那时“无法确定哪个数字更准确”，可以理解，但在今天则要尽量弄清，看哪一个数字更接近实际些。
据《年鉴》和《汇编》的“全国历年户数、人口数表”：我国1959年的人口为6. 7207亿，比1960年的6. 6207亿减少1000万人；1961年为6.5859亿，比1960年减少348万人。
《汇编》的“全国历年人口自然变动表”则不同：1960年出生人数为1389.2万人，出生率为20. 86%，死亡人数为1693.4万人，死亡率为25. 43%，自然增长数为- 304.1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 57%；1961年出生人数为1188.6万人，出生率为18. 13‰，死亡人数为939.2万人，死亡率为14. 33%，自然增长数为249.4万人，自然增长率为3. 80%0；1962年出生人数为2460.0万人，出生率为37. 22%，死亡人数为666.0万人，死亡率为10. 08%，自然增长数为1793.9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7. 14%v。这数据是从公安部来的，是公安部三局户政处统计的结果。
是减少1000万人接近1960年实际，还是减少304万人接近实际？有的人认为，减少1000万人，是少了，实际不止。我倾向于减少304万人，而不是1000万人。理由如下：
第一，减少304万人是依据登记的自然出生人数与自然死亡人数之差得出的，为此算出1960年自然增长率为-4. 57%。我国户籍、人口历来由公安部统计、管理。公安系统的具体工作部门在人口的统计上自然也会有漏登、瞒报的，但比其它部门统计的误差要小些，更可靠些。若以10%的误差算，1960年自然增长率为-5. 027%，减少人口只有335万人。若以50%的误差算，减少人口也只有456万人。从《汇编》的附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年人口自然变动调整补充数字》看，公安系统对人口的统计工作是严肃的、认真的，对他们统计数字不能轻易否定。减少1000万人依据什么，值得怀疑。
第二，从依据蒋正华人口数学模型推算的1953—1980年人口数与《年鉴》总人口数比较看①，蒋的人口数学模型比较科学，与《年鉴》总人数的相对误差相差不大，其误差除1957-1961年在1.19%至2.64%之外，其余均在0.8%之内。依据蒋正华人口数学模型推算，1960年减少的人口为237万人，这与《年鉴》和《汇编》的304万人较相近，而与1000万人较甚远。数学模型的推算不会估计到严重经济困难对人口的重大影响，因而理论的推算减少人数会比实际的少些。1960年河南信阳地区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严重事件，震惊了中央和全国。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政策和措施，解决吃饭问题，渡过饥荒，故到1961年，人口急速下降的趋势基本被遏制住。河南省1961的人口死亡率由上一年的39. 56‰下降到10. 20%。全国的人口自然死亡率也由上一年的25. 43%下降为14. 33‰，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由上一年的-4. 57%上升为3.80%（《汇编》）。蒋正华的数学模型不会把政策因素计算在内，因而他推算的1961年人口继续出现-3. 80%增长，而不是正增长。
第三，依据1964年的人口普查，当年4岁（亦即1960年出生）的人为1430.5万人，3岁（亦即1961年出生）的人为1153.5万人。而《汇编》“全国历年人口自然变动表”显示，1960年出生人数为1389.2万，1961年为1188.6万。本人不知这几年婴幼儿死亡率，故不作1960年和1961年出生人数的回推。但可以肯定，在困难时期，婴幼儿死亡率相对较高（据《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显示，1959年的婴儿死亡率为82. 29%，1963年为83. 6%)，《汇编》显然少算（或漏报）了这两年的出生人数，否则怎么可能1964年活着的人数（4岁）比1960年出生的人数还多出31.3万人。
第四，1962年自然出生率达37. 22%，很可能是把1960年、1961年少算（或漏报）出生的计算在内。据《汇编》，1962年的人口自然出生率从上一年的18. 13‰，一下猛增至37. 22%，翻了一番多，仅次于1954年的37. 97‰，成为建国后第二高增长率。因国民经济好转，人口自然会发生恢复性的反弹。但国民经济好转是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的。好转也要一个过程，妇女生育须十月怀胎，因经济困难而发生自然增长率下降到因经济好转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不同于因生育政策改变的反弹。在经济困难依然严重时期，一年内人口自然出生率翻一番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从《汇编》看，除1962年外，再也没有出现过自然出生率翻一番年份）。我怀疑1962年37. 22%的自然出生率不准确，很可能是把在此前出生的婴幼儿算在1962年，因而算高了。
第五，从笔者亲身感受看，很难相信1960年饿死1000万人。笔者生在江苏无锡农村，1959年入北京大学，同级的60位同学多数来自农村（包括河南、山东、河北、湖南等省）。经济生活困难是强烈感受到的，河南信阳地区饿死百万人也听说过（本人那时不是党员，只是听说而已），得浮肿病的人甚多，但没有听说同学家中有饿死人，也没有听说普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倘若全国6.7亿人中真有1000万人饿死（亦即67人中就有1人饿死），那不可能不发生强烈的社会反映，不可能不会在社会上有饿死人的广泛传言。经济生活困难，吃不饱，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减少，发生非正常死亡，个别地方甚至发生难以想象的人相食的惨状，这是事实，不能隐讳。但也不能撇开国家基本统计数据，用自己主观设定的方法推算出极度夸大的死亡人数。
本人对人口理论没有研究，对人口统计理论更是无所了解。但凭我的生活经历和有限的知识，我相信，个别地区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瞒报饿死人的情况，但我更亲身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人民吃饭问题的关心。我认为1960年人口锐减1000万是夸大了的，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人也不一定准确。在三年困难时期，思想控制严，这是事实。但若亲人饿死了，死者家属能无怨无恨、不鸣不争吗？要是真的一年饿死1000万（更不用说1500万），那整个中国还不人心激愤，民怨沸腾，危机四伏。事实上，三年困难时期，党和政府的威望是高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好的，万众一心，奋发向上，努力克服困难，而决不是如有的人所描绘的饿殍载道、亲人相食、万户萧疏的景象。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第二封信中说：“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②他希望采取措施，避免大破坏的出现。十分遗憾的是，大破坏不仅出现了，而且比苏联更严重，教训惨痛。这需要从路线、政策、体制、干部素质、工作方法、天气变化、国际环境、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去总结，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二个方面。
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已成为国内外少数人“热炒”的问题，影响甚坏，蒙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包括外国学者和政界人士）。苏联解体前，有少数人极力夸大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饿死的人数和肃反扩大化时期被判刑、处死的人数，借以抹黑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蛊惑人心。近20多年来国际反社会主义势力大肆诬蔑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2006年，他们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立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企图从地球上消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绝口不提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贩卖大批的黑人奴隶（“根据不同的估计，从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下半叶，从非洲至大西洋输出的奴隶，包括猎捕奴隶时以及陆上和海上运输死亡的人数达2亿人之多。”③）、对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径，他们更不会建立“资本主义受难者碑”。我国某些学者写的所谓纪实著作，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其实不过是“共产主义受难者碑”的一个注释而已。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无法回避的问题。本人提出对19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的质疑，目的是希望由此人手，促成相关部门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弄清楚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相对准确数，分析其原因，总结其教训，以为来者之鉴。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