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对话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在欧洲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了共产党与天主教会的官方对话，两方派谴他们自己的最高知识分子来进行对话。通过伽罗蒂《从诅咒到对话：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向大公会议说话》（1965年），本文介绍这种对话的历史思想背景，并分析这个对话在理论上所面对的困难。虽然对话在时间上比较短，不过，它有了长远的影响，在理论上有很高的价值。
【关键词】伽罗蒂；法国马克思主义；天主教；对话
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都是宗教的最大批判者，它彻底地否定宗教的有神论，主张无神论。如此，在20世纪中叶的法国，政治社会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工人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主要拥护马克思主义，反对天主教；而农民和传统知识分子则主要拥护天主教，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来理解60年代发生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的对话？这种对话具有何种意义和深度？其对后来的影响又如何？
本文第一部分将首先对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理论诉求作一简单回顾，解释和分析为什么在30年代，法国共产党的“和解政策”没有得到天主教的支持，然而到了60年代，天主教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转而要跟共产党进行积极对话，由此使得两者官方意义上的对话才真正地开始（第一章）。接下来，本文要分析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伽罗蒂(Roger Garaudy)的《从诅咒到对话：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向大公会议说话》一书。按照该书本身的论述顺序，我们将先讨论当时的神学家对宗教有什么新的反思，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进行的反思所具有的新形态（第二章），然后，再进一步考察马克思主义怎么反省自己，其在天主教那里学到了什么（第三章）。最后，我们将简略地说明这种对话的重要性。
一、6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对话的环境
总体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法国天主教一直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其他概念。在这一百年内，天主教所作的努力就是试图去抵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在法国的影响。从这种抵抗的立场，天主教无法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工人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拥护马克思主义。1936年，法国共产党向天主教提出了“和解政策”（politique de la main ten-due；字面意思是：伸出手的政策）。在巴黎广播电台，法国共产党主席多列士( Maurice Thorez，1900-1964)说了让很多人吃惊的话：“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而你自己是天主教徒——工人、手工业者或者农民，但我们向你伸出手：因为你是我们的兄弟，你跟我们一样也被相同的困难所逼迫”。①不过在那时，大多天主教的知识分子，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对话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在欧洲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了共产党与天主教会的官方对话，两方派谴他们自己的最高知识分子来进行对话。通过伽罗蒂《从诅咒到对话：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向大公会议说话》（1965年），本文介绍这种对话的历史思想背景，并分析这个对话在理论上所面对的困难。虽然对话在时间上比较短，不过，它有了长远的影响，在理论上有很高的价值。
【关键词】伽罗蒂；法国马克思主义；天主教；对话
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都是宗教的最大批判者，它彻底地否定宗教的有神论，主张无神论。如此，在20世纪中叶的法国，政治社会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工人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主要拥护马克思主义，反对天主教；而农民和传统知识分子则主要拥护天主教，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来理解60年代发生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的对话？这种对话具有何种意义和深度？其对后来的影响又如何？
本文第一部分将首先对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理论诉求作一简单回顾，解释和分析为什么在30年代，法国共产党的“和解政策”没有得到天主教的支持，然而到了60年代，天主教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转而要跟共产党进行积极对话，由此使得两者官方意义上的对话才真正地开始（第一章）。接下来，本文要分析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伽罗蒂(Roger Garaudy)的《从诅咒到对话：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向大公会议说话》一书。按照该书本身的论述顺序，我们将先讨论当时的神学家对宗教有什么新的反思，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进行的反思所具有的新形态（第二章），然后，再进一步考察马克思主义怎么反省自己，其在天主教那里学到了什么（第三章）。最后，我们将简略地说明这种对话的重要性。
一、6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对话的环境
总体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法国天主教一直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其他概念。在这一百年内，天主教所作的努力就是试图去抵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在法国的影响。从这种抵抗的立场，天主教无法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工人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拥护马克思主义。1936年，法国共产党向天主教提出了“和解政策”（politique de la main ten-due；字面意思是：伸出手的政策）。在巴黎广播电台，法国共产党主席多列士( Maurice Thorez，1900-1964)说了让很多人吃惊的话：“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而你自己是天主教徒——工人、手工业者或者农民，但我们向你伸出手：因为你是我们的兄弟，你跟我们一样也被相同的困难所逼迫”。①不过在那时，大多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如神哲学家耶稣会士费萨尔(Gaston Fessard，1897-1978)和文学家莫里亚克(FranPois Mau-nac，1885-1970)等都保持冷淡态度，要求共产党只有先放弃无神论，才能握手。①同样，法国教会的领导也拒绝参与对话，更不用说是在一起合作了。主教们禁止神父们跟共产党来往。②1937年，教宗庇护十一世( Pius XI)宣布了《赎世主》（Divini Redemptoris）通谕，在该通谕里面，他拒绝了共产党的“和解政策”，提醒天主教徒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危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使天主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有了更深的接触。参加抗德运动的许多天主教徒（主要在戴高乐的组织里面）跟法国共产党有了密切合作，这为双方的互相认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一大批天主教徒（包括很多神父们在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德国参加了“强制工作服务” ( Service duTravail Obligatoire或STO)，他们在“战俘营”或者在“集中营”中有机会互相认识，互相帮忙。对那些天主教徒而言，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某种可怕的意识形态，相反，他们发现这些人有更高的理想，而且为这个理想也愿意牺牲一切。如此一来，二战结束的时候，很多天主教徒愿意跟马克思主义者保持联系，而且认为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教益。从1945年开始，许多神父们决定要去工厂里面工作。这些“劳工神父们”( pretres ouvners)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直接传福音，让工人马上变成基督徒，而是要去体验工人的生活，学习他们的价值观，甚至于跟他们在一起参加工会活动。1963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颁布了《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通谕，表示天主教要多了解世俗上最近发生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事业”，说明这些事业也许包含“良好和值得赞美的因素”。③更进一步，通谕鼓励教会要跟推动这些事业的世俗组织进行对话，在一起开会，甚至于可以跟它们合作。④不过，通谕还提醒对于这些“假的哲学”要有所保留地进行合作对话。换言之，虽然在理论上教会还继续否定马克思主义，不过，它还是愿意在具体问题上有一些对话与合作。
在我看来，这个通谕表明天主教作出了很大的转变，随着宗教之外的许多政治社会力量的兴起，教会承认有必要去跟它们学习和合作。虽然天主教没有放弃它自己的立场，可是，它摆出了比较谦虚的态度，暗示了它自己不能处理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需要更多了解经济、社会、政治的新趋势。虽然通谕没有直接提及马克思主义，不过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是很重要的合作者。从更大的框架来看，天主教发现，一百年来欧洲和许多国家面临一个非基督化的过程，使得很多人不再相信基督，不再相信他们能在宗教方面找到他们自己的希望。相反，在这个时期内，有部分人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那里找到了他们自己的认同。如此可以说，当天主教要跟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甚至于合作——的时候，他们的状态还是比较被动，他们面临一种不曾预料到的新历史趋势，而且，最初他们试图完全抵抗，后来，到了五六十年代，他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所获得的历史优势。苏联、东欧、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西欧，马克思主义有了很深的影响。由此天主教会才被现实逼迫作出回应，去适应新的历史环境。
跟天主教相比，马克思在法国有了历史优势。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覆盖了世界的三分之一。很多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工人阶级的主体也倾向于共产党。在法国，1945年至70年代末，法国共产党平均获得20~ 30%的人民选票。不管它参与政府或者作为在野党，它对法国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站在这样的优势地位上，当共产党看到许多天主教徒愿意跟他们发生关系，愿意去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时，他们对天主教的改变表示欢迎。不过，共产党接受天主教的对话邀请也有本身的动机。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当时面临着斯大林主义在苏联遭到否定，同时他们也遭遇到一些极端左派的挑战（无政府主义、毛泽东主义等）。①60年代初，已经有许多知识分子决定也保持斯大林主义是否正确。也许，接受与天主教对话正表现出共产党领导愿意自我反省，愿意听别的声音。下面，我们会从更具体的方面来分析共产党参加到与基督宗教对话的理由。
无论如何，法国共产党选择了他们的最高领导之一，即伽罗蒂（Roger Garaudy，1913-），来代表法国共产党参加对话。伽罗蒂在法国马赛出生。虽然家庭有无神论背景，但是他在14岁时决定加入新教。他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哲学。1933年，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变成无神论者。从1937年起，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跟法国共产党主席多列士保持友谊关系。从1939至1945年，他参加了二战。二战之后，他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1953年，他获得了巴黎索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学说》。1954年，他也获得了莫斯科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哲学博士学位，题目为：《从马克思主义讨论自由和必然性》。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也包括《科学式社会主义的法国来源》，还有《卡尔·马克思》。他也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研究黑格尔，写了《上帝死了：黑格尔研究》，还有《黑格尔思想》。②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大学教书。五六十年代，他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官方思想家。他也投入了地方和国家的政治活动当中，好几次都参加选举。从1945至1951年，然后从1956至1958年，他作为国民议会议员。从1959至1962年，他作为参议院议员。1956年，他作为国民议会的副主席，同年，他进入了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③
法国共产党选择了伽罗蒂跟天主教对话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
第一，当时的伽罗蒂是很有权威的马克思专家，严格地拥护斯大林主义。
第二，他在少年时代是一个基督徒，对基督宗教有相当深的理解。而且，在1949年和1959年，伽罗蒂写过两个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基督宗教之间关系的著作，分别为：《教会、共产主义、基督徒》， 《人的透视：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④虽然他当时是无神论者，不过，他对宗教问题有很明显的兴趣。如此，伽罗蒂作为理想的选择来代表法国共产党参加跟天主教会的对话。1965年，在一年时间内，伽罗蒂三次被派前来参加官方对话。⑤年底，他写了《从诅咒到对话：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向大公会议说话》。⑥书的标题很恰当地描述两方之间的新气氛。⑦这本书比较简略，只有90页左右。在前言里，伽罗蒂说明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回应教宗邀请。
对他来说，对话一方面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选择。对话是必然的，因为人类面对的严重危机（冷战、殖民主义、虐待）。因此，人类的两个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和宗教）必须联合起来回应这种严峻的危险。如此，伽罗蒂承认，宗教作为庞大的力量将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且肯定宗教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后者认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宗教会逐渐从世界舞台上退出。对话不仅是必然的，也是一个选择：对伽罗蒂来说，策略性的合作还不够，还需要更深层的对话。因此，两方都需要回归到自己的根基上进行对话，使双方能够共同设定一些“有意识的目标”。
按照伽罗蒂的看法，对话是没有前提条件的：既不要求天主教徒放弃他们信仰的任何部分，也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观念。对话本身应该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双方要尽量——每一方按照自己的方式——明显地表达出提供给自己的生活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在第二阶段，“把偶然性废除掉”，要把握对话的重点。第三阶段，观察有没有足够的共同基础，使两方能在一起构建“公共城邦”、建设“人的整体性”。在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话具有以上三个阶段，不过主要成果还是反映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为了尊重对话的形式，或者根据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全书分成两个部分。伽罗蒂先介绍和评论神学家所提出的宗教观（第二章），并由此来反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第三章）。这种写作方法证明了伽罗蒂自己愿意聆听天主教的观念，然后再据此作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
二、天主教的宗教观
伽罗蒂提及了当代神学家——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的新观念，因为他认为这些观念摆脱了传统神学的某些困境。在他来看，传统神学还停留在神话层面，使信徒们不合理地依靠某些超自然、非理性的力量，以致没能发挥出他们对自己的责任。与此相反，布特曼则试图废除信仰上的神话，要信徒们面对他们当下的情况，作出一种个人决定来回应天主今天对他们的召唤。在我看来，伽罗蒂发现布特曼神学跟马克思主义同样强调每个人要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做自己的主人，要对自己的将来负责。
在德日进思想那里，伽罗蒂注意到，神与世界不应该构成两个对立面，相反，真正的信仰告诉信徒们，在这个世界中有神。如此，信徒们将通过这个世界得到救恩。伽罗蒂提到了德日进1933年所写的关于“原罪”的文章。在该文当中，德日进提出了“原罪”观念使信徒们往往持有命定论，而这种对世界的态度太过被动。如此，德日进不仅强调人们需要相信神，因为光凭人的力量完全不够，而且人们还要相信世界，要相信自己。伽罗蒂引用德日进的话：“要综合基督宗教的上面的天主和马克思主义的前面的天主”。毫无疑问，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伽罗蒂很容易欣赏德日进的历史进化论。
接下来，伽罗蒂描述了在教会历史上所存在的辩证法，即保守主义的“君士坦丁教会的传统”和具有革命精神的“原初基督宗教的末世传统”之间的矛盾。看起来，这种观念不是为某一派神学家所提出的，而应该要将其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很明显，伽罗蒂倾向于这种富于革命精神的教会传统，因为它试图解放弱者团体。也许在这里，伽罗蒂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当代神学的贡献，使神学放弃永远不变的价值观，而接纳历史性的观念。
伽罗蒂也提及拉内( Karl Rahner)的观念，即“一个全面的人文主义需要包括对天主的经验”。按照拉内的看法，虽然天主触动我们人的每一个计划，不过，每一个计划的实现是具体的，而非绝对的。如此，伽罗蒂写到；“基督宗教表现每个历史存在的瞬间特点，来刺激历史的创意，完全参与人的发展，因为通过这种发展过程人能跟天主遇见”。伽罗蒂也提出，拉内把“人的计划”和“绝对将来”严格地区分开来：只能保持这种“绝对将来”的观念，才能避免“要为了下一代牺牲这一代的这种诱惑”。也就是说，“绝对将来”永远无法完全地实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拉内没有想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不过伽罗蒂自己很可能想到斯大林主义也陷入了这样的诱惑。在伽罗蒂看来，因为这些神学家摆脱了传统神学，而把神学转向科学、世界、历史、社会，所以他们准备了良好的基础来跟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也就是说，他们完成了对话的第一步和第二步。
伽罗蒂也谈到了社会主义之下的宗教情况，因为他自己已经意识到，很多基督徒得到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宗教遭到破坏的报告，因而拒绝跟共产党进行对话。虽然伽罗蒂否认在这些国家信徒们遭到压迫，但他还是承认信徒们受到了一些官僚主义的骚扰。不过，他解释到：第一，这些骚扰来源于某些地方官吏，而并不是由中央发动的；第二，中央努力在理论方面解释正确的宗教观，要人们正确地把握“宗教行为这种事物”。伽罗蒂也以波兰为例证，说明波兰政府的宗教政策并没有镇压宗教，因为1937年波兰有一万一千名神父、一万五千名修士和修女，而196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万六千名神父、三万名修士和修女。如此，伽罗蒂很幽默地说，社会主义带来了天主教的发展！伽罗蒂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反而促进宗教的发展：在封建社会里面，国家与宗教分不开，使教会受到“有产阶级”的控制，导致老百姓对教会产生反感。相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宗教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使宗教能获得更多信徒们的支持。
伽罗蒂也谈到天主教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启发。他引用了西班牙神学家JoseMaria Gonzdlez Ruiz (1916-2005)的话：“跟国家捆绑的教会阻挡它的信仰自由和抗议权力”（68页），使教会无法发挥它宗教身份的核心，即“先知”作用。伽罗蒂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1965年，虽然解放神学还没有完全诞生，①不过，在五六十年代，许多神学家已经开始采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教会当中所存在的某些压迫，要求教会跟国家、跟资本家分离开来。其实，这样的教会更符合基督的精神。不过，伽罗蒂仅仅道出真理的一半而已。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帮助了教会脱离君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控制，不过伽罗蒂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信仰自由也很成问题。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都试图把东正教消解掉：一战之前，俄国有五万四千所教堂，到1975年则剩下七千五所。在波兰的天主教会，信仰自由相对宽松一些，不过，从1953至1956年，仍有几千名神父被逮捕，枢机主教维新斯基（Wyszyfiski）也坐了牢，并且在监狱遭到虐待。确实，1956年在维新斯基被释放之后，国家与天主教会有了新的约定，使教会得到了更广泛的自由，甚至于1966年，教会隆重地庆祝了波兰教会一千周年的庆典。②
作为政治局常委的伽罗蒂应该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教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控制，不过，由于他的身份原因，他也很难说真话。上面我们曾提问为什么共产党决定让他来参与对话。我想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为了表现出社会主义好的一面：既然党愿意跟天主教进行对话，当然暗示这些关于“宗教破坏”的谣言是无根据。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存在以下这种可能性：由于伽罗蒂对宗教的兴趣和好感，党选择了他，以表现出党对宗教的友好，而且伽罗蒂更能说服别人，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敌视宗教，不破坏宗教。对于这一点，很可能连伽罗蒂本人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自己的角色。
三、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我们已经看到，在上一章中，伽罗蒂吸收了天主教的进步神学家的观念。现在，通过神学家所提出的观念和问题，他试图反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修正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特别是关于宗教问题方面的误解。
伽罗蒂首先反思了唯物主义这个核心概念。他认为，唯物主义并不等于决定论、外在必然性、科学主义，相反，按照《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表述，唯物主义是一种感性活动、一种实践。如此，伽罗蒂抛弃了他原来支持的“机械化的唯物主义”，而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定义为“历史主动的方法论” (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initiative )催动人们的主动性。对他来说，这种思想转变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真实含义。如此，宗教只是人的计划，这就是说，当人们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们主动试图超越或改变这种局面。宗教的特殊方式就是通过神话，使得精神界独立于物质界，如此则无法对自己的计划进行批判。但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则促使宗教摆脱神话。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的主要贡献。从伽罗蒂运用“历史主动的方法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来看，在他的时代所形成的三个主要趋势，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同“控制论” ( cy-bernetics)使得知识不再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更是人们的主动建设。第二，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失败，表现出社会主义不能走同一条道路，而是根据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不同的路要走。这种转变不能依靠过去的教条主义，而更要依靠主体性、选择和精神上的担当。第三，非殖民运动要求马克思主义去反省它自己所基于的西方哲学背景，更要求它去承认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价值。
因为有这三个新的趋势（科学、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能够重新考虑和革新其宗教学说。伽罗蒂强调共产主义者和天主教徒有共同的目标，即要求人的生活充实，反对压迫人的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等。因此，马克思主义没有彻底地否定宗教。伽罗蒂认为，关于人的知识方面，马克思主义肯定信徒们的希望，因为它们回应了一些真正的需要，不过，宗教所提供的往往是虚幻的回答，因为这些精神上的回答已经脱离了现实。关于人的行动方面，马克思主义肯定宗教能够把握行动的必然性，不过，宗教把这种当下的必然转化为一个未来的许诺，特别是在基督宗教那里，基督所谓的天主的“临在” ( presence)使当下行动变成很虚、很单薄的东西。
在知识和行动这两方面，伽罗蒂都肯定了宗教所能带来的积极作用，不过同时在这两方面上，伽罗蒂所肯定的宗教其实扮演的是“异化”的作用。在我看来，伽罗蒂固然成功避免了对宗教的彻底否定，不过他的框架方式还是说，宗教不是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把握真正的知识与有效的行动。虽然马克思主义要在历史上完全实现人们的渴望，不过伽罗蒂也说明了，这个历史过程不能完全体现于任何一特定历史阶段当中，因为人的渴望是无限的，所以历史也是无限的。他站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说明：“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不代表历史的终点，而只是史前史的终点”。显然，在这一点上他回应了拉内的“绝对将来”的概念。如此，不仅马克思主义之下的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基督宗教之下的教会，它们都无法在具体的历史上得到了完全的、绝对的、终极的实现。在我看来，双方能承认这一点已经非常宝贵。
既然从天主教的角度来看，伽罗蒂似乎忽略了宗教希望的特殊性，因为这些希望无法在世界上实现，比如人的灵魂对天主的追求，奥古斯丁所说的“你创造了我们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直到它在你怀中安宁”。从天主教的角度来看，即使天下安宁，即使没有任何压迫，这样的宗教希望还继续存在，而对这种宗教希望本身，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可说的。既然伽罗蒂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肯定天主的存在，因为“我的渴不能证明水源的存在”，不过，与马克思不同，他没有直接否定天主的存在。也许，我们可以把伽罗蒂的“无神论”更恰当地理解为一种“不可知论”( agnosticism)。
而且，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或否定天主的存在，不过，伽罗蒂认为，马克思主义保持很特殊的超越性：“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超越就是天主接近和呼唤人的行为；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超越就是人的行动的一面”。伽罗蒂承认，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不同于基督宗教，不过，在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概念继承了基督宗教的超越概念。伽罗蒂进而说到，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改造不仅限于社会、组织和政治，还包括“对于人类很深的精神变化”( deep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of man)。伽罗蒂采用了德日进的一个术语——进化为人( hominiza-tion) -来指示人类要达到新的阶段，摆脱几千年来所积累的精神上的压迫。如他所说，“这样的无限将来是我们无神论者所承认的唯一超越”。在这里，伽罗蒂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精神领域。也许读者乐于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如此肯定人的精神，甚至于他的灵修生活。不过，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在这里伽罗蒂的思想指向了马克思主义潜在的极权性质，即不仅要改变社会、经济、政治，还要改变人本身。这样的思想试图彻底地改造人的各个方面，这才是最可怕的，也造成了历史上那么多的悲剧。
在文化思想方面，伽罗蒂肯定基督宗教的遗产，如同“主体”、“超越”、“绝对将来”等观念。不过，在机构方面，伽罗蒂看到的主要还是教会的负面影响（支持奴隶制度，支持统治者，支持这些压迫和剥削人们的力量。
不过，伽罗蒂认为宗教并不是永远这样。马克思本人也看到了宗教的两面性：宗教一方面表现痛苦，另一方面抗议痛苦。伽罗蒂则进一步追随恩格斯和列宁而认为，最初的基督宗教有了革命精神，不过后来教会就变成了保守的国教。同样，当时的官方教会拥护有产阶级，可是，许多基督徒对自己的官方教会不满，希望跟马克思主义者学习怎么把信仰落实到历史、社会中。换言之，伽罗蒂把官方教会的机构和信徒们的信仰对立起来：一方面是教会组织很保守，另一方面则是信徒们不时参加革命。这种对立也许太简单，而且对最初教会的分析不符合最近的学术界观念。对此可以参照美国社会学家Rodney Stark的《基督宗教的兴起》，解释第三四世纪的基督宗教不推动革命，而相反，通过他们自己的信仰，基督徒推动了新的社会模式——更公正的、更有人道的——获取了大众社会的认同，最终获取了国家的承认。①伽罗蒂在这里虽然猛烈攻击官方教会，不过可惜的是他对斯大林主义却一句话都没有说。虽然在教会的两千年历史中发生了很多不公正的事情，不过相比之下，斯大林主义在人类的破坏方面达到了高峰。
四、结 语
1965 -1968年间是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对话的高峰时期，随着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对话就几乎停止了。②虽然如此，这种对话帮助天主教会回到历史现实当中，变成更有效率的社会力量。这种对话对解放神学的塑造有了相当大的影响。1987年，若望保禄二世在《社会事务关怀》（Sollicitudo rei socialis）通谕里面，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同“压迫”、“解放”等。同时，这种对话也促使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它们的教条主义（斯大林主义），进而回到主体，更看重人本身。
除了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影响之外，在理论上这种对话逼迫了双方注意到他们自己话语的特殊范围，从对方学习它自己所处理的特殊问题，而不要随便逾越自己的界限。虽然天主教有必要学习、理解、甚至于参与世俗世界，不过，它的目的并不是拯救世俗世界，而是要人们转向天主。同时，虽然马克思主义要关心人们的精神变化，不过，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构筑人们的精神家园。如此，宗教与政治要互相尊重对方的范围，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必须合作，互相补充。60年代的马克思与天主教对话的主要教训我怕不是别的。
关于伽罗蒂本人，1968年，他批评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1970年，他被开除出政治局常委，接着又在1973年被开除出党。70年代，他加入了天主教，不过，他还陈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1982年，他皈依伊斯兰教，不过这时候他自己说，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使很多人很难理解他的身份。1987年，他在西班牙南部科尔多瓦( Cordoba)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推动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友谊交流。至今，他写了七十本书，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涉猎范围十分宽阔，包括在文学上面，他自己还写了几篇小说，而且把苏联的小说从俄文翻译成法文。③由于他的身份的复杂性（基督徒、伊斯兰教徒、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等），许多人怀疑了他的终极归属，不过，他自己声称他人生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