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基雅维里的virtu概念隐含了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即古罗马意义上的德性和基督教德性的冲突、能力优异和道德完善的冲突。而viru本身的多义性容易掩盖这两种矛盾。通过剖析这一概念可以发现，马基雅维里要挑战的不仅仅是基督教道德，而且还有古罗马哲学中的某些道德主张。他的政治道德思想的新异之处，不仅表现在揭示因多元谱系而产生的道德内部的裂变和分歧，更重要的是，他要重新评价道德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关键词】马基雅维里；virtu；政治；道德
中图分类号：B822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0 - 7660（2011）03 - 0112 - 05
virtu是马基雅维里之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人们理解其政治道德观的重要切入点。诚如怀特菲尔德(J. Whitfield)所言，在马基雅维里的词汇中，没有哪一个词比virtu能使人更为之兴奋或为之愤慨了。但由于马基雅维里在行文中自始至终没有明确界定该词的内涵，且在多种场合或语境中通用该词来指称相互不同、甚或相互对立的品格或属性，因此造成一些研究者在诠释其政治道德思想时出现偏差，从而误解了他在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起承转合过程中的思想地位。本文试图复原马基雅维里话语中virtu一词的完整意义图像，揭示该词所隐含的双重矛盾，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其政治道德思想的新异性和颠覆性。
从词源学来看，virtu是一个拉丁词汇。它与形容男子气概的vir有着密切的原始关联，是一个阳性名词。它既可以用于形容事物的特性，也可以用于表征人的某种或某些值得称颂的特质，或者军队、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优异性，如，virtu出众的罗慕路，罗马人依靠virtu建立帝国、并治理扩张后的共和国，以及真正强大的共和国依赖的是virtu而非金钱，等等说法。在这些语脉的意义上，它与古希腊的arete一词颇有相似之处，但后者仍不足以解释virtu内涵的多义性。当一些研究者试图从该语词所植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梳厘马基雅维里的virtd概念时，他们发现，这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不管是他所推崇的罗马时期还是他所置身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个语词都具有极为丰富的含义，诸如能力、魄力、品质、勇敢、坚忍、才智、美德等都可用它来表示。
词义上的多样性造成了现代学界不同的研究者对马基雅维里这一概念的诸多歧义理解。比较而言，较为全面地把握此概念的丰富涵义的是斯金纳(Q. Skinner)和普莱斯(R. Price)，他们力图根据不同语境来恢复其多样性内涵。但这一做法被曼斯菲尔德(H. Mansfield)讥称为道德“洁癖”，他无视virtu的其它含义，而把它通译为德性( virtue)。但也有不少学者更关注virtu在非道德层面上的意蕴。除由波考克(J. Po-cock)和迈内克(F．Meinecke)等人强调的与命运相抗衡的力量之意味以外，virtu还被看作是用于表征军事强力、个人能力和民族特性等内涵的概念。如，普拉蒙纳兹(J. Plamenatz)和贝特菲尔德（H．Butterfield）等学者就侧重分析了这一概念的政治性意味，布克哈特(J. Burck-hardt)主要把它理解为对人的能力或力量( force)的表达。卡恩(R. Kahn)则把它视为一种根据实际情况来调节行为方式的审慎能力，这种看法同吉尔肯(J. Geerken)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在吉尔肯看来，virtu反映了三种不同的能力，即：克服外在环境之影响、做出明智决定和迅速行动的能力。与此不同，伍德(N. Wood)与汉纳福德(I. Hannaford)根据马基雅维里经常在军事战争语境中使用virtu 一词的事实，强调了该词的军事意涵。
实际上，在马基雅维里的文本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virtu -词有四种不同的使用含义：(1)事物的性质，如弓箭的自然属性(la virtu del lo-ro arco)；(2)身心方面的能力；(3)与强力、魄力或激情等相关联的美德，如勇敢、坚韧等；(4)基督教道德，如仁慈、慷慨等。第一种用意体现了古希腊意义上的自然德性的含义，而第二、三种则基本上属于古罗马传统的用法。因此，在阅读马基雅维里的著作时，应当像斯金纳等研究者那样仔细辨认和区分virtu的不同含义，而不应一概论之。
对virtu内涵的多义性，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分和说明。但对virtu含义的模糊处理并不能掩盖一些重要矛盾。正是在这些矛盾当中，我们可体会其隐秘的写作风格，同时窥探出他对道德、以及政治与道德关系的理解。
virtu概念所隐含的其中一种矛盾是，古罗马意义上的德性与基督教德性之间的冲突。前者强调的是诸如勇敢、刚毅等同强力相关的品格，这些品格是注重仁慈、友爱等品质的基督教所不推崇，有时甚至是完全否定的。对于古罗马意义上的德性与基督教意义上的德性之间的矛盾，马基雅维里作了这样的取舍：他选择了强化前者而弱化后者。在《论李维》的开篇，他已初步表露了这种价值倾向。在该书前言中，他谴责世人缺乏正确的历史观，认为他们抱着一种艺术欣赏的态度来仰慕古人的作品，却不懂得最值得褒扬和效仿的应当是“古代王国和共和国、君王和将帅、市民和立法者，以及为自己的祖国而殚精竭虑者所取得的丰功伟绩”。由于世人在阅读史书时没有真正领悟史实的真谛，且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不仅没有继承祖先的优秀品质，甚至“唯恐避之不及”；因此，他们缺乏古人所具备的能力和德行。然而，正是世人如今所缺乏的这些能力造就了古人的辉煌。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古人“世所罕见、登峰造极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崇尚“威猛的勇气、体魄以及能够使人强大的一切”，骁勇善战，热爱祖国、热爱自由、注重世俗的荣耀。显然，尚武的古罗马所称颂的勇敢、坚韧、审慎等体现力量和魄力的德性是他最为看重的品质。相比之下，他鄙视基督教所称颂的慈悲为怀与虔诚博爱等德性。在他看来，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观使得人们对政治生活具有迥然相异的看法。推崇勇猛德性的古罗马人对世俗政治生活持有积极的态度，公民主动融入政治生活，参与世俗政治事务，并为争取国家的自由和维护国家权益而“争相献力”，这使得平民生活和军人生活浑然一体、相濡以沫。与此不同，不事俗务的基督教以彼岸世界的终极荣耀取代世俗荣耀，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不仅养成了人们惰怠、软弱、无能、不思进取的性情，而且蒙蔽了人们的心智，使他们漠视政治生活中的险恶而天真地以仁慈来厚待政敌。正是两种相异的道德观和生活方式分别造就了勇敢的罗马人和软弱的意大利人，同时也使他们的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基于实效性的考虑，马基雅维里高度重视古罗马的道德观，认为它更有利于推进政治目的的实现，因此，更值得在政治领域中加以推崇。
但马基雅维里并不满足于呈现两种对立互竞的道德观，他还要重塑一种新型的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种野心可以通过virtu所掩盖的另一种矛盾来展现。如前所述，马基雅维里的virtu概念除了包含道德的意味以外，还可以用于形容能力上的优异。当virtu被用于指称能力时，它很少涉及道德价值判断；而当它被用于指称德行时，它带有更强烈的道德情感倾向。这导致了从能力上获得认可和推崇的virtu有可能是德性意义上的批判对象。比如说，汉尼拔运用残暴方式对待士兵，却能带领士兵赢取敌众我寡的战役；教皇利奥十世善于利用党派之争和捭阖之术来集拢权力，使政局相对稳定。他们都具有常人莫及的非凡能力，可是，他们残忍、背信弃义的恶行却难以堪称道德上的优秀。透过阿加托克雷一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矛盾。身为陶工的儿子，阿加托克雷出身卑贱，但由于他拥有过人的力量，因而，他不仅能够使自身从平民跃升为君主，而且能持久保有君权。在这过程中，他主要依靠的是自己在精神和身体上无人能及的超凡能力（tanta virtu di animo e di corpo），而非得益于运气或好意。鉴于他能勇敢地面对各种恶劣的政治环境，排除艰难险阻，不仅利用自己的军队一举夺取政权，而且善用残暴的方法来维护权力，故而，人们“没有理由认为他比其他最卓越的将领逊色。”但即便如此，马基雅维里认为，他并不是一位卓越者，这是因为他取得统治权的手段是邪恶的——为了满足其勃勃野心，他屠杀民众、出卖朋友、背信弃义，是一个毫无恻隐之心、毫无宗教信仰的人。可见，表征能力的virtu与表征道德的virtu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面对表征能力的virtu与表征道德的virtu之间的冲突，马基雅维里更看重前者，并倾向于以能力上的优异来为道德上的不完善辩护。即是说，他不仅要突破基督教道德体系，而且要挑战古罗马政治哲学中业已确立的道德信念。通过《君主论》第15章所列举的11对德行与恶行，人们会发现，在受到他赞扬的道德品质中，既包含了基督教的遗产，如仁慈、和蔼，也包含了古罗马的遗产，如勇猛、刚强。与此同时，这些品质还涵盖了慷慨、言而有信等两种传统都认可的德性。但诸如吝啬、失信等恶行却不能纳入古罗马德行的范畴，尽管它们在政治实践中有时也被视为是必要的。在同一张德目表中，马基雅维里保留了基督教道德与古罗马道德，淡化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可以说，他并没有把恶等同于善、或者把恶称作善，也不像理查三世所说的那样，认为“你的恶就是我的善”。他深知，即便有时采用残忍、失信、吝啬等行为是必要的，也可以用政治目的和国家理由来为其提供正当性辩护；但不论在基督教道德体系中还是在罗马道德体系中，它们都不能被称作是体现美德的( virtuosa-mente)行动，那些与慷慨、守信、虔诚相悖离的行为只能被看作是恶行。从对统治者“如何学会作恶”、以及对“伪善”的忠告中都可看出他对这些行径的道德评价。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虽然为政治中的某些恶行辩护，却并没有因此而以恶作善。他对统治者行恶的奉劝是明目张胆的，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关于“恶在政治中是必要的”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同那些借助公共道德的名义来掩饰恶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并不一样。那些试图以公共道德之名来解释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观的想法，超出了他及其同时代人的想象空间，是一种当代视角的思想过度诠释，它最多只能被视为马基雅维里理论的衍生物，但绝非其理论主张本身。
尽管能力优异与道德优秀有时存在矛盾，但是，在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理论体系中，国家的建立和维护、权力的获取和保有主要取决于能力及其运用，而非取决于真正的德行。对能力之重要性的凸显，同马基雅维里对基督教的政治功用及其世俗权力合法性的批判相吻合，也同他对政治行动的现实性和有效性的强调相一致。故而，我们不能贸然得出结论，认为马基雅维里完全推崇古罗马意义上的virtu。确切地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古罗马意义上的virtu中关于强力以及与强力相关的德行意义，却淡化了它所涵盖的其它德性。通过《君主论》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他要挑战的对象不仅包括基督教的道德，而且还包括西塞罗式的政治道德理想。这表明他对古罗马意义上的virtu涵义并非全然采纳。
通过对virtu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道德观建立在否证古典政治哲学的两个基本前提——道德内部的统一性和道德对政治的主导性——的基础上。前者关乎道德体系是否存在内在冲突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政治是否必然要接受道德正当性的检验。古典政治哲学家曾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并作为其政治体系赖以建立的重要前提。但马基雅维里拒斥前人的解答方式，推翻他们的结论，并在解构古典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政治体系。
道德的统一性反映出不同道德价值之间互相融贯的和谐关系。它不仅有利于维护道德本身的权威性，而且也能给人们提供较为明确的行为规导。然而，由于相异的道德体现不同的侧重点，它们所规导的对象有所不同，其代表和维护的利益也时常相互否证，因此，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不同的道德规范之间不时会发生矛盾。通过比较古罗马的道德观与基督教的道德观，马基雅维里揭示出两种源自不同谱系的道德观。这两种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道德观无法相互连贯。在选择行为方式时，它们的同时呈现导致了道德内部的冲突。不可公度的道德主张使选择者在政治生活中面临着两难或多难的抉择，陷入了道德困境。道德内部的冲突既显露了现实生活的道德混乱，也构成了对柏拉图等人确立起来的统一的道德体系的质疑。
诚然，在古希腊的社会生活当中，人们对道德的理解同样是零散混乱的。他们承认诸如勇敢、节制与正义等是人应当具备的美德，却对这些具体德目的内涵、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才可被称为勇敢等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解。例如，从苏格拉底与玻勒马霍斯等人的对话可以看出，对于“什么是正义”的问题，社会上至少有以下几种相异的看法：欠债还债、以善报友和以恶报敌、礼仪、强者的利益、智慧与善、心灵的德性等等。前后连贯、相互统一的道德语汇和道德观念似乎只存在于文学作品或哲学文本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要做的就是从哲学的角度重构评价性道德语言，使之成为一套内在统一的道德体系。他们所借助的正是马基雅维里所抛弃的传统目的论框架。自然目的论所投射出的等级秩序体现了自然万物既差异多样又相互和谐的道德秩序，合乎目的的道德体系也具有相应的融贯特征。借助理性的建构，实践中的道德分歧在理论上被道德思想家们所平息。这种自然目的论的框架被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所取代，统一的道德世界由上帝接管。一旦经由思辨而确立起来的古典目的论体系被消解，政治的形而上依据被抽离而简单地直面具体的政治实在，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道德冲突便会沉渣泛起，此起彼伏。
就此而言，伯林(I. Berlin)等思想家从多元论的角度来诠释马基雅维里的政治道德观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伯林和曼斯菲尔德在评析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理论时存在诸多分歧，但他们有一个共通之处，即认为，马基雅维里意识到有两种对立互竞的道德体系，并在政治领域用异教道德（古罗马道德）来反对基督教道德。在《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一文中，伯林反复重申，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并不在于区分了道德特有的价值与政治特有的价值，不在于把政治学从伦理学中解放出来，而在于打破了一元论的道德模式，从政治有效性的角度区分了异教徒世界的道德与基督教世界的道德，并确认两种价值体系之间互相极端排斥的终极性冲突。马基雅维里推崇的是异教道德，是伯里克利、西比阿、甚至是博几亚所遵从的道德标准。换而言之，基督教世界中视为邪恶的行为有利于实现政治目的，以实效性作为衡量标准的政治伦理能证明那些被基督教所摈弃的行径具有道德合理性。同伯林为马基雅维里的道德观另辟蹊径的解释相似，曼斯菲尔德也认为，马基雅维里同其它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更重视罗马德性而非希腊德性或基督教德性，而对前一种德性的推崇使他开启了一场与邪恶和解的道德革命。这种多元论的理解，反映了马基雅维里对分属不同谱系的道德观的认识，揭示了他在判别相异道德的优劣时的倾向。
然而，这种多元论的诠释方式并不能完全阐明马基雅维里的价值取向，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用两种不可公度的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来解释他的政治道德观。实际上，他的真正意图不局限于抬高古罗马道德而贬抑基督教道德，并以此来挑战古典道德体系的统一性。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马基雅维里有着更大的野心，这就是，他要瓦解绝对主义的道德传统，否定道德对政治的主导性。绝对主义道德的主要特征是承认道德的无条件性。苏格拉底提出并捍卫“正义比不正义更强有力”和“宁愿忍受不正义也不做不正义之事”的论断，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古典政治哲学家对道德主导性的坚定确信。他们相信，好人与好公民、好生活与好社会之间相互融贯、浑然一体。这种观念在古希腊社会获得了广泛认同。虽然古希腊人对具体的美德理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他们都认为，美德应当在城邦中占有一席之地，“做一个好人至少与做一个好的公民紧密相连”。然而，通过对恶的必然性与善的从属性的论述，马基雅维里却暗示了，道德的践行是有条件的。就主体因素而言，道德是真正且普遍可行的，当且仅当处于政治中的所有人都是善良的。就目的因素而言，道德是真正且普遍可行的，当且仅当它有利于维护国家目的。但人的自然倾向已表明，政治主体不可能完全是良善的，而政治目的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借助恶的手段来实现。事实表明，一个以道德为行动准则的好人不一定能够在政治中有所成就，未必能很好地维护共同福利；一个有志于维护公共善的好公民不得不在必要时采取邪恶的行动。也就是说，好人与好公民、好生活与好政治之间往往发生冲突，它们并非如传统社会所相信的那样相互一致。于是，结论只能是，政治并不必然受到道德的约束，政治行为亦不必然需要接受道德正当性的检验。因循这一思维理路，马基雅维里确立起别具一格的政治新秩序。
鉴于马基雅维里对两种不同道德观的取舍、对能力与道德的权衡，我们不能单单从一个层面来理解他的virtu概念，而应看到其中隐含的双重矛盾，更何况virtu本身所具有的多种含义很容易遮蔽人们对其真实价值取向的完整理解。事实上，他要挑战的不只是基督教道德，而且还有古罗马哲学中的某些道德主张。他的政治道德思想的新异之处，不仅表现在揭示因多元谱系而产生的道德内部的裂变和分歧，更重要的是，他要重新考量政治的道德合理性，重新思考道德的适用范围，比如，道德是否适用于政治领域，以及何时或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政治领域。显然，在论述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时，马基雅维里以国家目的的无条件性来设定了道德的条件性，并以此来限制道德的作用范围。不受自然目的束缚的政治以自身为终极目的，政治目的而非道德目的处于优先性和主导性的位置。由此，马基雅维里从根本上置换了政治与道德之间原有的关系，古典政治哲学中关于道德是政治之基础的观念最终被政治是道德之基础的观念所取代。
（责任编辑 林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