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日本著名宗教活动家池田大作先生对孙中山生前阐发的思想十分敬仰，这既缘于他们二人对于人类文明的现状与未来存在一定共识，又缘于池田大作对于孙中山所处时情国势的深刻理解与同情。他们都对发端于西欧的“现代文明”自身的弊端及其对东方文明的侵略与歧视姿态予以批判，但基于各自所处时代的不同主题，孙中山的批判侧重于政治层面，池田大作的批判侧重于精神层面；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池田大作提倡世界主义。两人对东方文明具有高度一致的信心，都认为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当中蕴含的超越利己主义的普遍关爱精神，就是消除“现代文明”弊端的良方，因此以大同思想为主要精神资源的东方文明必将焕发新的光彩。
【关键词】孙中山；池田大作；文明观；大同思想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3 -0073 -08
当代日本著名的宗教活动家池田大作(1928-)对于中国海峡两岸共同尊崇的孙中山先生( 1866-1925)深怀敬意，称他是“中国民主革命之父”。2005年，他在与美籍华裔哲学家杜维明教授(1940-)的对谈中，肯定了杜氏关于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争取实现大同理想，并为培育‘和平文化’而献身的革命家”的评价。池田大作与孙中山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却对孙中山生前阐发的思想表现出如此敬仰之情，既缘于他们二人对于人类文明的现状与未来存在一定共识，又缘于池田大作对于孙中山所处时情国势的深刻理解与同情。本文将结合二人所处的不同社会历史环境，阐述他们对于人类文明的现代弊病与未来走向的认识，并作一比较。
一、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与反思
正如池田大作所说，孙中山生存的时代是“列强疯狂侵略中国、帝国主义的狂风暴雨极其肆虐的时代”，而他自己生存的时代则是“社会人们心冷的时代”，这两种时代病症均属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弊端，激发孙中山与池田大作分别对席卷全球的现代文明大潮做出批判与反思。这个“现代文明”，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是发源于西欧、向全世界扩散的“现代”文明，它包括经济上由资本主义扩展所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以西欧“民族国家”为模板的组织形式、价值观上最早出现在西欧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乃至同性恋权利、性解放等思想观念。
孙中山对于现代文明的批判，主要是从现实政治生活的层面，揭露资本主义平等、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局限性和虚伪性。孙中山早年随长兄在美国檀香山求学，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欧美，对资本主义社会有过长期实地观察和切身体会。当时正值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他亲眼看到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由于帝国主义矛盾不可调和而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怀疑。到1924年，他在著名的《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专门阐述了自己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学说的批判与反思。
资本主义平等学说是孙中山基于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见所闻最早作出批判的对象，他认为资本主义所谓的平等其实并不存在。早在20世纪初年，他就发现“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具体而言，这种所谓“平等”掩盖下的不平等就是经济上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家给人足，乐享幸福”，而是少数资本家垄断着大量财富，乃至于“一人之富可以敌国”；与此相反，一般平民百姓却难糊口，乃至于贫得“无立足之地”，“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是何等的不平等的景象”，“贫富不均，竞到这地步，平等一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在孙中山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真平等、只有假平等的原因是“他们把平等两个字认得太呆了”，他们“把平等地位不放在立足点，要放在平头点，那就是假平等”。
孙中山进一步指出，经济上的假平等就造成了政治、法律和其他社会事务上的假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权“都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资本家“总是用资本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来压穷人”，而他们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权，又决定了他们“遇事都是居于优胜地位”，即使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也是“为资本家而设的”。当时被称为最完善的美国民主制度，就是佐证：“美国官吏……无论是选举，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就委任上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统领进退。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向来迭相兴废，遇着换了大总统，由内阁至邮政局长不下六七万人，同时俱换，所以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在社会事务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资本家根本“无良心”，“以压抑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
同样，孙中山也不同意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自由观是绝对适用于任何社会、任何历史发展阶段的。他认为欧洲启蒙思想之所以将争取自由放在首要地位，是欧洲先前君主专制发达到了极点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由于他们“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奋斗去争自由”．“欧美两三百年来人民所奋斗的所竞争的，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为自由”。但是，在自由太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就会成为国家与民族发展的祸害，比如当时的中国就是因为一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都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便没有团体，便没有抵抗力，便遭受着外来的压迫。所以，资本主义的“自由”并不是越多越好。
基于上述批判，孙中山感到资本主义文明自身已经岌岌可危，不值得正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中国人去照抄照搬。1905年，《（民报）发刊词》写道：“近时志士，舌敞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1906年，进而指出：“凡有见识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1924年，又讲道：“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
但是，孙中山也看到资本主义价值观对物质文明突飞猛进的强大促进作用，而后者正是当时积贫积弱、倍受外侮的中国所亟需的，所以他并不否定资本主义文明亦有帮助中国人实现求存、求富、求强愿望的要素。他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真正态度是“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也就是要扬长避短，既要效法欧美达成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要设法避免贫富悬殊、冷漠散漫的社会恶果。不过，对于20世纪前30年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所有中国人来说，前者才是烈火燃眉之急，后者只是未雨绸缪之思。因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选择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体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提出通过保护、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来增强国力：“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其根本意旨就是要采用竞争机制，调动个人积极性，从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可见，孙中山当时想取的“善果”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高速发展之果，要发展就要有效率，这决定了他在批判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侧重于接受其中的竞争机制与竞争意识。
与孙中山相比，池田大作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更多地是从精神层面，揭露西方启蒙价值导致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因为池田大作生活在物质文明发达的当代日本，物质生产的进步不再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而物质充裕之后的精神危机笼罩着整个社会，解决精神危机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紧扣这一时代主题，池田大作引用佛典上的话来强调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库财不如身财，身财不如心财”，认为“家庭、学校和地区社会，都应当是把丰富的‘心财’赠给孩子们、进行人本教育的场所”。然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却使人们丧失了“心财”，整个社会恰如罗马尼亚诗人伊翁·亚历山大教授所说“是社会人们心冷的时代”。池田大作认为，正是这种“心冷”产生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随着感情、欲望的漂流，像浮萍似的生活态度，是不能治愈心灵的冷却和干渴的，生存的活力也会削弱的”。
池田大作把现代社会的“心冷”症状归因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带来的世俗主义。当池田大作与杜维明谈到资本主义启蒙思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杜维明阐述了启蒙主义思想带来的新问题：“我们都是启蒙主义思想派生的产物，从启蒙主义运动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中获得了莫大的恩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对其未曾意料到的负面影响予以细心的注意。如果认为这个‘理性时代’的遗产，在产生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万能主义这些推动现代社会最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方面，是物理的、心理的乃至精神的要素，那么为了打开现代的闭塞状况，怎样才能集结世界宗教的精神资源，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意识。”池田大作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世俗主义导致了精神世界的荒芜：“脱离宗教的世俗化的思想，也许确实在科学等各个方面给人类带来了恩惠。但另一方面，否定宗教也有使人最重要的‘生存意义’、‘生存价值’等内在精神空洞化的一面。”基于这种认识，杜维明和池田大作都把宗教精神当作解决“心冷”的途径。
池田大作也同孙中山一样高度关注现代社会各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但他是从人类精神世界的角度挖掘其缘由的。从这个角度，他看到竞争意识对人类整体的危害性，还征引汤因比的话来证明自己这一见解：“只要没有抑制的竞争心继续是人间事象的支配原理，人类中富裕的少数人和贫困的多数人之间的物质富裕的差距、文化福祉的差距，都将继续扩大。”他呼吁人类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要像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所说的那样，摆脱“弱肉强食的对立的竞争”，争取“人道的竞争”，“关键就在于不要将其目的仅放在利己主义上，而要保护和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反过来说，是在于选择为他人、既有益于他人也有益于自己的方法，在于有意识地进行共同生活”，呼吁制止竞争意识的过分膨胀是池田大作文明观的重要起点，他的世界和平理念显然是以此为基础演绎起来的。
由上可见，孙中山与池田大作均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孙中山生活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旧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团结是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主要任务，因而孙中山对于现代文明的体察也是从物质增长和民族团结的层面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不民主世界，批判资本主义自由学说不利于中华民族力量的凝聚，同时较为认可能够有效促进生产效率的竞争意识。池田大作则是生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日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的精神需求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主要任务，故而池田大作对于现代文明的体察从精神需求的层面出发，侧重于批判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带来的精神荒芜、好斗心理正在侵蚀所有人类的幸福。
二、对文明冲突的立场与见解
发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在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中，与古老的东方文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交融，并且以侵略者和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东方人面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个包含了军事侵略、经济控制、文化渗透三个不同阶段的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西式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逐渐以“世界上唯一的或支配性的现代模式”自居，以自己为尺度衡量其他民族是落后还是先进、传统还是现代、愚昧还是开化、野蛮还是文明。对这种迫使东方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的姿态，孙中山和池田大作都极为反感，而他们表达自己反对意见的切入点，都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而发端于西欧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
孙中山开始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年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亚洲实施武力侵略、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勃兴的时期。当时中国人刚刚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惨败于从前心目中的“小国”日本，签订了苛刻的《马关条约》，“西方列强把它看作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船，争先恐后地扑上前来，想尽快从这里多捞取一把，掀起了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国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过去所说的强或弱，而是更加冷酷的存或亡了。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如何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凝聚成中华民族，再以民族合力实现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就是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强烈主张中国人要实行民族主义，他阐发的三民主义当中就有一个是民族主义。他强调中国人必须提倡民族主义的原因在于中国积弱，处于受尽欺侮的境地：“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打着“世界主义”旗号奴役中国的企图，孙中山坚持要以民族主义进行抵抗。1924年孙中山系统阐述自己的民族主义主张时指出，当时英俄两国“生出了一个新思想”， “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 “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受这种观点、这种道理所诱惑”。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世界主义”的实质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强权的世界主义：“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至于“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英国话所说的能力就是公理，就是以打得的为有道理”。对于中国这个“受屈的民族”而言，是万万不该讲世界主义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
就长远来看，孙中山并不反对各民族、各文化和平共处的世界主义，但这必须以本民族受到尊重为前提。他认为中国人才具有真正符合世界主义的心理，那就是崇尚和平的心理：“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得为然，以讲打的就是野蛮。这种不讲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但是，“我们要保守这种精神，扩充这种精神”，就要“用民族主义做基础”，“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
孙中山是从受压迫民族的角度看待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池田大作则是从强势好战民族的角度看待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池田大作曾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带给其他民族的痛苦表示深切同情，更对日本军国主义“自以为了不起，虚荣傲慢”，最终“被反击炸弹和利剑彻底击溃”的自食其果进行深刻反思。此后，他又看到西方现代文明“不只造成了军事、政治上的侵略，还由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产生的弊端”。展望21世纪，他发现那个“本来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超越国界和民族，地球朝着一体化发展”的“全球一化”趋势里面，“包藏着南北问题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很多问题”，“‘地球村’已逐渐变成了‘差异’、‘区别’、‘歧视’的象征，‘实力’、‘财富’、‘信息’的差距，已经扩大到世界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方现代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歧视和由此带来的冲突，正继续严重威胁21世界人类的共同福祉。
有鉴于此，池田大作大力推介立足全球共赢的世界主义，呼吁人们不要过分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而应有意识地做“世界民”。他继承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的话说：“所有的人应当同时具有三种自觉——一是扎根于地区的‘乡土民’，同时是属于国家的‘国民’，并且是与世界广泛联系的‘世界民’。也就是说，不是从‘民族’、‘人种’等特定的观点来限定人的同一性，而是以多元的视点来扩大同一性的根基。然后站在同样是‘人’这一共同的基础上，促进大家作为‘好邻居’、‘好公民’、‘好地球人’共同生活下去。”
但是，池田大作倡导的世界主义，在理论上并不是孙中山高度反感的“有强权无公理主义”，而是以尊重各民族、各文化之间差异为前提的世界主义。他说：“任何民族和人种都必须同等地受到尊重，其文化的多样性也必须得到尊重。”对于处在弱势地位的民族，他同意印度“独立之父”圣雄甘地要求在文化交汇的世界大潮中获得尊重的正当愿望：“我不想在自己家的四周圈上围墙，把家里的窗户都堵上。我希望各个国家的文化都能化为风，尽可能自由地吹进我的家。但不愿被哪一股风刮得我站不住脚跟。”对于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他一再呼吁他们要和全世界各民族一起， “相互尊重多样性”，同时又找出“共同的同一性”，因为“对与自己不同的他人、不同的文化，聪明地敞开胸怀，会成为使自己更加丰富、更加提高的食粮。陷入度量狭小的排他主义，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可见，池田大作主张的世界主义，不是以西式现代文明为标准要求其他文明成果附从的世界主义，而是要求西式现代文明尊重其他文明、吸纳其他文明成果的世界主义。
综上可见，孙中山与池田大作围绕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对西式现代文明试图征服东方文明引发的剧烈冲突，构想出完全不同的对策：孙中山从弱势民族的角度出发，主张先以民族主义精神反对侵略、谋求尊重，再来谈世界主义；池田大作则是从强势民族的角度出发，呼吁以世界主义精神来反对侵略、尊重其他民族。乍看之下，二人所见截然相反，实际上却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要争取得到尊重，西方现代文明则应当尊重异质文化，“尊重”就是孙中山与池田大作针对近现代民族与文明冲突提出的共同诉求。
三、对东方文明的信心与期待
在批判西式现代文明、要求互相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孙中山与池田大作都思考过人类文明的未来应当走向何处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两人都从自己熟悉的东方文明当中探求、挖掘可以弥补与矫正西式现代文明缺陷的精神要素。其中，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为两人探寻人类文明的未来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孙中山和池田大作都受大同思想影响至深，池田大作对孙中山思想最为推崇的部分，也就是孙中山对大同世界的不懈追求。池田大作认为，从康有为、谭嗣同到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支柱”，孙中山则是以“呼吁‘世界大同’，并以争取实现救弱扶危的‘大同之治’而闻名的”。
中国古代大同思想有一个很长的形成过程，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人们终于“发现”和勾画出远古最美妙的理想世界。《礼记·礼运》记载孔子系统描绘这种“天下为公”的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个信义和睦、财富共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世界。这个美妙理想经后世人们不断发挥，传到孙中山与池田大作的思想当中，又增添了不少颇具时代特色的新内容。
孙中山生前题词多次写下“天下为公”，始终以实现人类大同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就说过：“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时，又认为中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已经初步实现，中华民国将“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这一年，他又多次表达了自己关于世界正在趋向大同的看法，如：“交通既便，世界大同，已有中外一家之势”，“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二十世纪”，“现今世界日趋于大同，断非闭关自守所能自立，但开放门户，仍须保持主权”。孙中山所说的“大同”，其实是指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他希望中国汇入这个世界潮流，通向大同世界。
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人注重和平的传统蕴含在大同理想当中，可以用来消除资本主义文明模式下的战争流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批评帝国主义之间战争不断的事实：“欧洲各民族都染了这种主义（帝国主义），所以常常发生战争，几乎每十年中必有一小战，每百年中必有一大战。其中最大的战争，就是前几年的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种大小战争不断、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情况下，“我五大种族皆爱和平，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他希望中国传统的和平精神与西方现代精神接轨，共同作用，促使人类早日跨进大同盛世。如前所述，孙中山虽然认为贫弱的中国必须提倡民族主义，但他一再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不讲打的好道德”，才是未来世界主义的“真精神”，一旦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愿望成真，就要把这种和平精神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为了避免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弊病，让所有人共享文明成果，孙中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大同理想糅合在一起。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演说称：“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是欧美所不能及的。”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之国家”，是“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他把社会主义视为避免资本主义贫富悬殊、战争连绵之恶果，最终使社会走向大同理想的路径，在《实业计划》中提出“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又说“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这里包括三层含义：其一，以资本主义发展物质文明；其二，以社会主义避免资本主义无法让平民分享文明成果的弊端；其三，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这种糅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思想于一体的思想，孙中山自己给它命名为民生主义，有时他干脆把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虽然说孙中山所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到他从传统大同思想当中继承和发扬的一心想让全体人民共享文明成果的目标。
亲身体会过现代战争对全人类巨大破坏力的池田大作，也和孙中山一样重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当中爱好和平的要素。2001年他创立的创价大学和孙中山创立的中山大学在广州共同举办研究孙中山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就把孙中山提倡的大同思想作为重要议题，讨论大同思想在世界和平中的意义。在池田大作看来，大同思想之所以具有倡导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蕴含着超越利己主义的面向全人类的普遍关怀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所缺失的。他特别引用孙中山的话来证明大同思想具有这种特质：“人类要以相互扶助为原则。”“人类遵从这一原则则繁荣，不遵从这一原则则灭亡。”这些话跟池田大作自己所讲“社会应当争取自己和他人共同的幸福”是相通的。池田大作认为，这种构成“中国历史底流”的大同精神以及共生的生活态度，将会给21世纪的人类和平带来很大的启示。
由于现代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类幸福之上，这种超越利己主义的普遍关怀精神在21世纪显得尤其宝贵，因此池田大作赋予这笔精神财富的拥有者——中国引领21世纪世界文明走向的热切期待。他讲到，中国学的世界权威约瑟夫·李达姆博士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话——“中国文化中有世界通用的非常贵重的礼物”，而李达姆博士特别关注“伦理的思考方式”、“伦理的模式”，其代表就是“大同思想”。池田大作预言，由于大同精神存在着如杜维明所说的“不是拘泥于先例，而是综合有关联的事态，同时掺和进最适当的因素，这样来积极地创造新的现实”的灵活性，“中国这个国家确实蕴藏着领导21世纪的伟大的可能性”。他还说“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不过这个新主轴的意义并不应该是指世界的“中心”，而是指“先锋模范作用”。
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池田大作，都不怀疑以中国大同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终将为西式现代文明烂熟之后的“新文明”贡献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新文明”，就是要矫正“现代文明”尚武好斗的竞争法则，改以扶弱救危的和平原则为主要价值；就是要矫正“现代社会”的“心冷”，转而使社会的人们“心暖”。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大同思想，有着超越利己主义的着眼于全人类的普遍关怀精神，符合未来世界对和平与和谐的渴求，所以拥有引领“现代”以后的新文明之路的可能性。这是他们共同的信心和期待。当然，孙中山代表着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倍受外侮的中国人，他的当务之急是本民族如何汲取大同理想中的普遍关怀精神，在谋求物质进步、国力强盛的同时避免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严重不均的弊端；池田大作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活跃在资本主义强国的外国人，他考虑的重点是如何汲取大同理想中的共生态度，在全球一体化潮流中尊重差异、消除歧视，共同构建和平、和睦、和谐的21世纪新文明。不同时代的思想者有着不同的具体关怀，然而他们对于东方文明终将焕发新光彩的信心是一致的。
结 语
孙中山与池田大作是两位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重要人物。他们均以饱满的热情，怀着对人间大众的深切关怀，努力探究人类文明的现实利弊和未来之路。由于两人的思考均是出于高度的时代关怀，他们在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如何解决西方现代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如何运用以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方面，都选取了不同的角度，持有不同的观点。孙中山主要从政治层面揭露资本主义文明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池田大作则从精神层面揭露现代文明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孙中山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题出发主张中国以民族主义抵抗侵略，赢得尊重后再讲世界主义，池田大作则从现代世界上分化加剧、优势社群歧视弱势社群、矛盾纷争不断的现实出发，主张实行以尊重差异为内涵的世界主义来反对侵略；孙中山以民族自救为出发点，强调大同思想对于本民族避免现代文明弊端的的重要性，池田大作则是以人类福祉为出发点，强调大同思想对于构建21世纪新文明的重要性。这些具体问题上的相异之处，说明两人文明观是应时而生、具有各自时代意义的。
但是两人关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整体看法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们都看到西式现代文明在带给人类前所未有恩惠的同时，也带来了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政治、精神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在于消除歧视与压迫以及由此引发的好斗精神，转向互相尊重、互相关怀的和平精神。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由于蕴含着超越利己主义的普遍关爱精神，堪为此“新文明”构建提供丰富精神资源。孙中山与池田大作现实生存的时代相接，跨越整个20世纪。他们两人分别结合自身时代特点得出的这个一致观点，是人类跨入20世纪以来对世界文明之路反复探究的代表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