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阶级构成”是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于马克思的“资本构成”概念所构设的重要范畴。马克思的“资本构成”反映的是资本逻辑的扩张，揭示的是资本通过机器、技术的应用统治活劳动力量增强的过程；“阶级构成”学说强调的则是工人阶级斗争引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反映的是劳动、工人力量的本体地位。这一学说是对传统阶级分析方法的重新审视，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批判，对索雷尔工团主义的再发挥，有一定的理论独到之处，值得批判借鉴。
【关键词】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阶级构成；资本构成；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D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3 -0001-06
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研究热潮不相协调的是，起源于战后意大利工人主义( operaismo/workerism)、自治主义(autonomia/autonomism)、在当今欧美学界一般被统称为“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的学派一直被忽略与遮蔽，没能占据一席之地。直到2000年《帝国》一书在全球学术界掀起学术风暴，这一流派才重新走进欧美学界的中心舞台。该书的作者之一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ToniNegri)正是工人主义、自治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领军人物”，他与莱尼奥洛·潘兹尔瑞( Ranie-ro Panzieri)、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罗马诺·阿尔科蒂( Romano Alquati)、色格奥·博罗格纳（Sergio Bologna）等一批理论家有着共同的学术旨趣，那就是恪守“自治”或“自主”( autonomy)逻辑，强调劳动（活劳动）相对于资本的辩证法的独立，工人阶级相对于国家、政党、工会的自主地位，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最能反映这一流派的核心概念是“阶级构成”( ClassComposition)学说，这一学说被几乎所有的意大利工人主义、自治主义者所自觉认同，也支撑着奈格里当代政治哲学体系的建构，并构成《帝国》一书的隐性逻辑。它是对马克思的资本构成理论的反向应用，是对传统阶级分析方法的重新审视，也是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批判、对索雷尔（George Sorel）工团主义理论的再发挥。把握阶级构成学说，不仅对于批判分析当代西方激进左派的理论建构，而且对于审视全球化时代的西方社会运动现实，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批判借鉴。
一、马克思“资本构成”的理论原貌
阶级构成是与马克思的资本构成理论相对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部分，马克思力图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揭示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产生的影响，他将这种研究的最重要因素归结为“资本的构成以及其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在马克思这里，资本的构成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为资本的技术构成( technical compo-sition)，即在生产过程中特殊的物质结构，如工厂、机器、原材料与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的所占比，因此也可以称为资本的物质构成( ma-terial composition)，实际上就是资本与活劳动数量的比率。其二是资本的价值构成( value com-positon)，它是技术构成要素的价值表现，是由表现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的不变资本和表现为劳动力的价值的可变资本的比率。两种构成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马克思为表达这种密切的相互关系，又引入了资本的有机构成（orgamc composition）概念，将其称之为“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也就是说，当不强调技术构成与价值构成的联系时，就不再有有机构成的概念，只有强调两者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时，才会有有机构成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资本积累仅表现为资本的量的增长，即是说在资本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均处于数量的增长之中，资本（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的增长总是伴随着作为资本组成部分的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的构成因此是不变的，为了实现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的运转，需要同等量的劳动力，就此而言，“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简单再生产一方面不断再生产出资本家，一方面不断再生产出雇佣工人，规模过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同样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一方面则生产出更多的雇佣工人。但随着机器体系的应用、有组织的劳动分工、大规模的协作的实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并逐渐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特别是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两种高级积累形式的出现，资本积累发生质的变化，表现为资本技术构成与价值构成的质的变化，因为一定量的工人劳动能够利用更多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这就使进入劳动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增大，而所需要劳动的量则相对减少，也就是生产资料的量相对于使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资本的物质构成上的变化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中，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就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变化，也就是生产资料价值或者说资本不变部分的价格要素的相对量随资本的积累的增进成正比增长，而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则随资本的积累的增进成反比增长。尽管资本的可变部分与不变部分的绝对量都处于增加，但就相对量而言，资本价值的可变组成部分则会减少，而不变组成部分则增加。
简而言之，资本积累开始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来实现，就是通过用较少量的劳动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较少量的劳动者从事更多量的劳动来实现。马克思因此认为资本积累必然引起的是对劳动需求的减少，是资本生产过程会越来越多地排斥以前雇佣的工人，其结果只能是在工人阶级中“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马克思据此指出，创造出过剩人口或后备军“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它保证了资本支出较少的可变资本就可以使用同样多的劳动，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必须从事过度劳动才能推动原来同样多的生产资料。而部分工人阶级的过度劳动就必然使一部分工人成为后备军，而后备军的存在使就业的工人阶级面对更大压力，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任资本的摆布，这就是资本剥削、奴役工人的方式。马克思实际上借助于资本构成的变化，反应了资本如何增加固定资本以减少可变资本、创造出工业后备军实现对工人控制的方式，揭示了机器、技术这些固定资本的应用对活劳动力量的削弱。资本构成的变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作为死的资本统治活劳动力量的增强的过程，是资本进一步剥削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进一步受资本奴役的过程。
马克思资本构成学说确实是客观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其所得到的结论恰恰是意大利工人主义、自治主义者不能满意的。因为马克思在此仅看到资本的强大的扩张力量，关注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形式，看到资本如何克服界限、如何吸纳更多资源。而工人阶级总是被看作被动的、无力的，总是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受害者的角色，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以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被忽视了。这一基本结论也被之后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限放大，他们过度重申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产生、发展、灭亡的客观规律，似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机器自然就会成为发展的阻碍而崩溃，从而声称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的关头，工人阶级才能形成统一的革命意识，统一行动起来一举夺得革命胜利。工人阶级在这个过程中所能做的就是在资本的组织下，通过应用新技术发展生产力，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从事“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展自己的批判理论时，实际上也不自觉地强调了资本的积累扩张不断深入，并作为一种不可抵挡的强大力量塑造当代世界，而工人阶级则在资本中沉沦了，成为“单向度的人”，逐渐退出历史的中心舞台。工人主义、自治主义者显然不能接受，因为这对于激发劳动主体、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大有损害，因此有必要重新构想一种理论，以突出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强大，恢复劳动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本体地位，阶级构成学说就是符合他们要求的理论。从劳动主体政治斗争实践的角度来看，这明显具有积极的价值，关键是在建构新理论的过程中是否真实遵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阶级构成”学说的反向逻辑
马克思的资本构成书写的是“资本论”，是资本的逻辑运行规则，现在需要做的是致力于书写“劳动论”、“工人论”，坚持工人阶级的本体地位，主张从工人阶级斗争的视角解读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构成是资本的力量和组织的展示，阶级构成则界定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展示。如果说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依靠削弱劳动在资本构成中的比例来支配工人阶级的话，工人主义、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看到的是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断摆脱资本主义结构的力量。阶级构成的分析旨在强调活劳动摆脱资本控制的能力，是对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强调。
阶级构成在工人主义者那里，包括技术构成( technical composition)或物质构成(material composition)，以及政治构成(political composi-tion)两个方面：技术构成／物质构成是对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劳动过程的分析，关注于劳动的社会合作与分工的程度。分析劳动过程及其变化是为了分析阶级斗争，这种分析因此不是社会学上的分析，而是关注阶级力量关系的政治分析，也就是围绕劳动过程分析资本结构如何统治与工人阶级如何反抗的关系。因此技术构成与政治构成密不可分，政治构成关注工人阶级集体的需要、欲望的主体性，关注工人阶级政治、文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形成。当时的奈格里对阶级构成的两种形式有着明确的界定：“通过阶级构成，我意指政治的和物质的——两者都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两种规定的结合，它包括：(a)一方面，劳动力在历史上的特定结构，它完全由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表现出来；(b)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作为由需要和欲望确定的凝结体，作为能动的主体、对抗的力量，通往它自己在历史一政治上的独立身份。”
由此可见，阶级构成与马克思的资本构成是有交叉之处的，阶级构成就是从工人阶级来定位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强调工人阶级斗争优先于资本主义结构的重组。在奈格里看来，阶级构成的源泉就在于工人阶级的需要、欲望以及其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对抗的能力。阶级构成分析的起点就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宣称工人阶级力量所起的根本作用，关注工人阶级不断变化的现实，关注工人阶级如何被纳入到资本之中又独立于资本，关注工人阶级的斗争与官方工人组织的联系与区别，关注一定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如何被工人阶级斗争所颠覆等等。
阶级构成不是固定不变的静止的概念，它是动态的，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随着历史实践中工人阶级的抵抗而总是补入新的内涵。因为，工人阶级不断改变自己的组织结构不断地斗争、反抗，表征自己的独立主体地位以及它不可压制的根本力量。面对工人阶级把自己塑造成集体性，塑造成集体的反叛力量，资本就会通过“解构”( decompose)来打破这种威胁，资本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实施技术更新，改变原有的劳动组织形式，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摧毁工人阶级业已形成的集体力量，不断拓宽资本结构覆盖的范围，重新稳固对生产和社会领域的控制，这个过程就是资本主义“重建” ( reconstruction)的过程。资本因此借助于解构与重建阻碍工人阶级的构成，将工人阶级重新打造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劳动力。但资本不能永远限制工人阶级，将其化约为劳动力，这种限制只能是暂时地，因为阶级构成处在永恒的建构中，工人阶级总能根据资本主义的解构成功进行政治上的“重构”( re-composition)，纳入更多的工人阶层、吸纳更多新的抵抗资本的要素以及有机整合各种力量。自治主义者给重构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借助于‘政治重构’，我们是指工人阶级在从一个构成到另一个构成的斗争过程中达到的联合和同质性。就本质而言，它包含对资本主义分工的颠覆，阶级不同部门之间的新的联合，以及‘工人阶级’包含的界限的扩张。”阶级重构就是面对资本的解构而实现的工人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工人阶级不满资本的统治，不断地进行政治再构成。资本则被迫反应，持续进行劳动过程的重构。 “构成一解构一重构”，被称之为一个“斗争周期”( cycle of struggle)，这是工人主义、自治主义者在工人阶级斗争领域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应用。斗争周期也不是一次结束，而是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它绝不是封闭的、循环往复的，而是螺旋上升的，它反映工人阶级斗争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工人阶级将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一步步逼到绝境的过程。就是在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帝国与大众( multitude)正是随着工人阶级“构成一资本解构一政治重构”的斗争周期而发展形成的一个新的斗争周期。
阶级构成概念因此是对阶级分析的重新审视，是对传统的社会阶级概念的否定。博罗格纳的核心观点是，传统的阶级分析范畴是基于社会学的，已经不再适用，“资本与阶级构成的概念能够更恰当地界定体现为力量关系的阶级关系的动力。”相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看作为一个统一的、固定的、静止的客体或某一类人群，阶级构成所分析的工人阶级总是处于形成和存在之中，不断持续地变换面貌、不断地重塑自身，阶级构成看到的是工人阶级的动态化、动态的结合体形象以及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特隆蒂、潘兹尔瑞等人为此多次指出要看到马克思之后工人阶级的历史变化，这恰恰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做到的。在奈格里看来，所有界定工人阶级的概念必须从阶级构成的历史变化性来制定，从工人阶级更为广泛、更为精炼的生产能力，从其本质更为社会化来，从其显示出地对资本的政治挑战地更为深入、更有分量来看待。阶级构成学说因此揭示的是工人阶级本身的历史变化引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描述工人阶级斗争不同阶段的现实以及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影响，阶级构成本身不断突破传统的工人阶级运动形式，在实践中不断找到新的组织形式，不断冲破资本主义的原有结构，引领资本主义不断走向新的阶段。
阶级构成的分析能够更好地追踪工人阶级的现实变化，能够更好地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对工人阶级进行理论分析，“比起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使用的‘资本构成’概念，向‘阶级构成’的转向因此开启了更为复杂地分析阶级力量的大门。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理论上的又是政治上的丰富。”这里强调的是丰富，而不是断裂。因为阶级构成概念坚持地是对马克思革命主体力量的强调，它致力于避免使工人阶级成为某一政党意识形态话语中的虚构概念，避免工人阶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里逐渐成为抽象的符号而不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整体，打破将工人阶级固定化、学术化而不关注其现实利益的僵局。这是根据形势变化保持对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强调的表现，而不是像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封闭在学术圈里对工人阶级的离去表示哀叹，面对这种局面，阶级构成可以说给他们提供了回答：工人阶级是变化的，历史上有特定的形式，现实和未来又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只要资本存在，它就不会消失，只不过它不断改造自身，不断突破资本结构的束缚，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在今天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中，不要哀叹工人阶级、革命阶级的离去，因为它只不过改变了装束，成为大众，它推动帝国出现，也必将颠覆帝国，这是阶级构成学说留下的遗产。
三、领导权理论的“神话”式改造
阶级构成的提出，是与在当时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流行的葛兰西的“领导权”( hegemony)理论相对的，与正统的欧洲左派政党的工人阶级运动是相悖的。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从根源上来源于列宁，列宁提出领导权，意在强调利用政治意识实现政党对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以及以无产阶级为中心实现无产阶级在阶级联盟中的革命领导权。之所以强调这种领导权，是因为列宁认为工人的政治意识欠缺，仅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完成革命，因此要通过作为先锋队的政党灌输阶级政治意识给工人，使工人阶级的斗争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革命，“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这种以政党为中心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权理论，显然不被强调工人阶级自主力量的阶级构成学说所认可。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在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概念上加以扩张，把其理解为一个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体性概念，不仅关注政治领导权，而且强调经济生活领导权的政治意义，并特别推崇文化领导权。当然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核心关注点是无产阶级如何获取领导权，而强有力的组织即政党则能承担这个任务。以政党为中心领导工人阶级运动成为葛兰西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政党组织的工人运动才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运动。阶级构成学说不能容忍的是，这种领导权概念中所蕴含的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消极性的理解，和一旦政党获得领导权革命就获得成功的观念。
工人主义者的阶级构成学说反对只有政党才能够动员工人团结起来，利用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举推翻资本秩序，建立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社会。对他们而言，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权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实现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工人阶级斗争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其斗争不会凝固，而会不断持续，并且会根据经验和斗争的历史的和变动的现实，选择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而不是固守在依靠政党身上。这无疑是对以意大利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挑战，是其对苏联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产生失望情绪的表现，也是寻求新的工人阶级斗争方案的表现。
但不容否认的是，列宁和葛兰西之所以提出领导权，将领导权归之为政党，正是看到工联主义( trade unionism)、工团主义(syndicalism)这些在工人阶级中出现的盲目的斗争形式所提出的。领导权本来是批判否定这种盲目崇拜工人阶级革命热情的自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列宁认为工联主义与恐怖主义相似，葛兰西则指出意大利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从民族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如果把列宁对自发主义斗争的批判应用到对工人主义、自治主义的批判上，这倒是个绝妙的倒批过程。时过境迁，意大利工人主义再一次用阶级构成这样的具有工人阶级自发性、无政府性斗争的概念来重新否定了领导权。对他们来说，领导权式的革命组织形式曾经有效，但随着阶级构成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有效了，而不断有新的组织形式出现：“在阶级构成的每一阶段，适当的组织的形式随之变化。这些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式地理解工人阶级自治和组织的新的基础。通过展示工人根据阶级关系的具体特征如何发展和放弃各种组织形式，工会、社会民主、工人委员会和列宁主义政党被揭示出都已经变成特殊的历史的产物。”
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式已经变换，恰恰以自发性的形式出现，奈格里为这种革命自发性进行了合法性论证，他指出，“阶级构成概念允许对我们的自发性理论的界定引入具体的、确定的特质，换句话说，它阻止我们陷入到意识形态概念的圈套中（或是政治的，在这里自发性被理解为无关紧要的概念；或是经济主义的，在这里自发性沦落为纯粹的、简单的劳动力概念的语义的空洞）。”在他看来，自发性不能被看作为一种低级的工人阶级意识，看作是工人阶级向简单的劳动力的蜕化，自发性在工人阶级中已经作为积极的力量，“自发性反映了阶级成熟的更高层次，它是对工人阶级的本质作为劳动力的自发的否定”。对这种自发性的提倡显然是对工人阶级利益至上、工人阶级力量为本体力量的强调，是对工人阶级能够自主管理与自我革命的强调。
就此而言，工人主义反对领导权的阶级构成式的革命，倒正像葛兰西提到的索雷尔(GeorgeSorel)的“神话”似的革命。索雷尔说，“参加伟大社会运动的人通常会以一系列的意象来描绘自己未来的行动，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我把这些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无比重要的知识建构称为‘神话’：工团主义者举行的总罢工和马克思的末世论就属于这类神话之列。”③工人主义的阶级构成似的革命也属于这类神话之列，他们也以一系列意象来描述未来，相信自己一定会胜利。只不过，作为法国工团主义的代表人物，索雷尔走到了工会运动的层次，而工人主义者则直接走向了自主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层次。这正是工团主义与工人主义的区别，这是更大的激进化，更大的神话。神话总是很难成为现实，不断强调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强大，实际上会忽视其被剥削、奴役的现实，不断高呼工人阶级自治、自主的神圣地位，实际上不能开展强有力的革命运动。
可以用葛兰西对索雷尔的思考来反思工人主义、自治主义。在葛兰西看来，索雷尔没有发展到政党，是因为他只强调未预先设定的非计划性，强调运动的自发性、自由发挥，放弃了对集体意志的把握。事实是，“离开固有的建设性和肯定性，破坏性和否定性就无法存在——作为党的纲领，这不是‘形而上学’的意义，而是实践的意义，即政治意义。”要想实现总罢工或革命，并不能乞求于自发的破坏性和否定性，而要仰赖具有建设性和肯定性的集体意志的形成，这一诊断恰恰是工人主义、自治主义者所没有看到的，也不想看到的。工人主义要想成功地攻破领导权理论，就要找到没有政党领导的、无须夺取政权的、真正的建设性的方案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自主斗争，使神话成为现实。这恰恰是工人主义、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做到的，它注定给我们留下的只是无政府主义的自发革命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今天，奈格里以大众来颠覆帝国也注定是一个神话，一个全球化时代的革命神话。
（责任编辑 林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