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梅洛一庞蒂的现象学、怀特海的形而上学与科学论( science studies)似乎是三个孤立的哲学事件通过考察梅洛一庞蒂与科学论各自的历史嬗变，本文将论证晚期梅洛一庞蒂的存在论转向与当代科学论远离社会建构论属于同一种运动，即放弃康德式的主体主义。最终，它们不约而同地聚合于怀特海的形而上学。这并非巧合而具有思维的必然性。本文最后主张，我们应该放弃现代哲学的认识论偏见，恢复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地位。
【关键词】梅洛一庞蒂；肉身存在论；科学论：怀特海；形而上学中图分类号：B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4 -0072 -06
20世纪，梅洛一庞蒂的现象学、怀特海的形而上学与科学论( science studies)似乎是三个孤立的哲学事件。梅洛一庞蒂深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是波澜壮阔的“现象学运动”的健将。怀特海是世纪之交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曾经名噪一时，但由于与随后的哲学气质格格不入而长期被边缘化。科学论兴起于70年代，它凭借激进的社会建构论( social con-structivism)立场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发起强有力的冲击，细致入微的经验案例研究构成了它的独特风格。无论从思想渊源、研究方法，还是哲学野心、精神秉性上，这三者都显得风马牛不相及。果真如此吗？
50年代之后，梅洛一庞蒂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集中表现在他对《知觉现象学》进行了自我批判，并着力构想一种崭新的“肉身存在论”( ontology of the flesh)。我们发现，怀特海不仅构成了晚期梅洛一庞蒂的思想资源，而且肉身存在论与过程形而上学存在惊人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当代科学论逐渐远离了早期的社会建构论，并表现出强烈的存在论取向。拉图尔( Bruno Latour)、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哈拉维( Donna Haraway)和芭拉德(Karen Barad)等人明确主张，社会建构论作为激进的认识论进路不足以对纷繁复杂的科学实践提供合理的解释。科学隶属于存在，而非存在的表象( repre-sentation)。对于当代科学论而言，怀特海的形而上学亦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因此，看似孤立的三个哲学事件并不孤立：晚期梅洛一庞蒂与当代科学论不约而同地汇聚于怀特海的形而上学。对此，本文将尝试做一番考察。
一、《知觉现象学》及其不满
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一庞蒂直指最核心、最基础的哲学问题，即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事实与价值、心灵与世界等一系列二元论。二元论是近现代哲学的主导性范式，在此背景下衍生出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一是以科学为楷模的、外向的客观主义，二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内向的主观主义。显然，《知觉现象学》想在此之外寻找一条新的哲学路线。那么，这条路线是什么？如何通达？是否取得了成功？
毋庸置疑，梅洛一庞蒂的灵感来自胡塞尔。对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胡塞尔曾尝试用意向性( intentionality)加以弥合。在梅洛一庞蒂看来，胡塞尔并未获得预期效果。先验现象学回到了观念论传统：对象变成了先验意识的相关物，世界的存在被还原为世界的意义。但是，1939年的卢汶之旅让梅洛一庞蒂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熟知的胡塞尔，即强调“自然的世界概念”和“生活世界”的晚期胡塞尔，《知觉现象学》由此定调。概而言之，梅洛一庞蒂从晚期胡塞尔引出的哲学路线是有关前反思知觉的现象学。
一直以来，哲学力图获得彻底性和透明性，并期望在确定性的基础上构造整个世界，笛卡尔、康德、胡塞尔概莫能外。梅洛一庞蒂认为，这个追求彻底性的反思概念本身是不彻底的，因为它忽略了自身的可能性条件。“我们不仅必须采取反思的态度——在牢不可破的我思( cogito)中，而且也必须对这种反思进行反思，理解其自然处境”。什么是自然处境？梅洛一庞蒂的回答是：知觉场（或现象场）。知觉场先于一切理论、判断、反思和对象化。“知觉不是关于世界的科学，甚至不是一项活动以及有意采取某种立场，它是所有活动得以呈现的背景，这些活动均预设了知觉”。知觉场与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 In-der-Welt-Sein)颇为相似，都意指先于主客体二元性并使之成为可能的非二元结构。但与海德格尔不同，梅洛一庞蒂更强调身体的重要性。循着上述思路，《知觉现象学》重构了主体、世界、时空、我思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并为现象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尽管《知觉现象学》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依然想追问：《知觉现象学》是否真正完成了自己的理论使命即克服二元论？很遗憾，梅洛一庞蒂本人后来作了否定回答。1959年一则研究笔记这样写道：“《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因为我是从区别‘意识’和‘客体’开始进入这些问题的”。个中缘由不难理解，《知觉现象学》很大程度上只重新规定了主体的内涵，并未真正放弃主体主义。为了与意识哲学划清界限，梅洛一庞蒂用身体主体取代了意识主体。然而，身体主体依然是主体。在胡塞尔那里，现象是呈现在先验意识中的一切东西，世界是意识的相关物。在梅洛一庞蒂那里，现象则是通过身体的能动性参与呈现出来的一切东西，世界是身体的相关物。尽管主体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基本的哲学架构被全盘保留下来。因此，50年代以后，梅洛一庞蒂开始有意识地与现象学保持必要的距离，甚至主张“抗拒现象学的东西”也应占据一席之地。
二、肉身存在论
何谓“抗拒现象学的东西”？概而言之，它是以“肉身”( flesh)为终极范畴的存在论。如前所述，《知觉现象学》致力于意识哲学批判。后来，梅洛一庞蒂逐渐认识到，不进入到存在论或形而上学层面是不可能真正摆脱二元论的。《知觉现象学》之所以失败，正在于它没有展开存在论的反思和重构工作。所以，晚期梅洛一庞蒂转向了存在论。那么，什么是肉身存在论？它能否摆脱二元论形而上学？又何以是“抗拒现象学的”？
首先，《知觉现象学》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它对知觉和身体的研究毫无价值。相反，它们在肉身存在论中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知觉主体首先是身体性存在，身体既不是纯粹的意识，也不是纯粹的对象。它的重要特征是可逆性(reversibili-ty)：当我的左手触摸右手，它既是右手的触摸者，也能被右手触摸。可见，身体是非二元论范畴，它包含着主体与客体的某种统一性。然而，《知觉现象学》认为，可逆性首先是知觉主体的特性，被知觉的世界并非如此。1961年，梅洛一庞蒂在《眼与心》中表达了新存在论的精神。在论及绘画时他说，“在画家与可见者之间，角色不可避免地相互颠倒，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画家都说过万物在注视着他们”。现在，可逆性不再是身体主体的专利，被知觉的世界同样如此。不仅知觉主体是身体性存在，一切存在者都具有身体性。这样，身体性存在与非身体性存在的二元性便为可逆性的一元性所取代。这就是所谓的“世界的肉身”( flesh of the world)。“肉身”是晚期梅洛一庞蒂的核心概念，但它的意义却相当模糊。据考证，肉身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第一，肉身是万物的“始基”、世界的本质。第二，它意指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与世界关系的肉体性。第
三，它意味着可逆性。
肉身存在论实质性地修正了《知觉现象学》的方向。《知觉现象学》解构了笛卡尔式的古典二元论，却制造了新的二元论——身体性存在与非身体性存在。新存在论主张，肉身是存在的始基，主体与客体是由相同的材料构成的。这样，二元论形而上学便失去了根据，近代以来被撕裂的世界在肉身范畴的基础上重新实现统一。肉身存在论本质上是“抵抗现象学的”。晚期梅洛一庞蒂选择了一条与现象学相反的路线：只有基于世界的肉身性，知觉主体的身体性才能得到解释。世界不再是身体的相关物。反之，知觉主体的身体性只是世界肉身性的特例。对于现象学来说，肉身存在论的取向无疑是陌生的。尽管肉身存在论起源于现象学，但原则上是“抗拒现象学的东西”，甚至是一种“非现象学”。
三、“非现象学”与怀特海
很可惜，在肉身存在论尚处草创阶段，梅洛一庞蒂便不幸离世。许多核心议题没来得及展开，“肉身”、“可逆”、“交织”等新术语有待进一步澄清。然而，在肉身存在论的指向上，梅洛一庞蒂并不孤独。对二元论持批判立场的形而上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远至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谢林，近至柏格森、怀特海。然而，20世纪哲学带有鲜明的反形而上学色彩，这是人所共知的。在此背景下，上述传统被长期边缘化，甚至被遗忘。晚期梅洛一庞蒂的“肉身存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促使我们重新看待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价值。
毋庸置疑，谢林与柏格森是梅洛一庞蒂津津乐道的两位思想家。然而，关于怀特海与梅洛一庞蒂的关系，情况远不那么明朗。一般，人们很难将二者相提并论。他们一位是影响深远的现象学运动的健将，一位是曾经声名远播、现已被遗忘的形而上学体系构造者。但事实上，怀特海对于梅洛一庞蒂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怀特海是他的灵感之源，更因为未完成的肉身存在论“可以在怀特海的过程形而上学中得到充分的解释”。
关于梅洛一庞蒂与怀特海的关系，一直缺乏足够的文献支持。据考证，能够支持晚期梅洛一庞蒂与怀特海思想相似性的只有三条证据。第一，从《1952 - 1960年法兰西讲座主题》可知，1956 -57年梅洛一庞蒂的法兰西讲座的题目是“自然的概念”，该讲座提到怀特海的著名观点即自然是一个过程。第二，两位思想家均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对近代科学和哲学、伽利略一笛卡尔式的物理学以及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的反动。第三，他们都受到柏格森和实用主义的积极影响。1995年，随着法兰西讲座《自然》的出版，相关的证据得到了极大强化。在1956 - 57年讲座“自然的概念”的第二部分第三章“怀特海的自然观念”中，梅洛一庞蒂以赞赏的态度详细讨论了怀特海的自然哲学。这部分内容证明，梅洛一庞蒂仔细阅读过怀特海的《自然的概念》、《自然与生命》等著作，并参考了让·瓦尔( Jean Wahl)的相关研究。在“怀特海的自然观念”中，梅洛一庞蒂讨论了以下几个主题：第一，怀特海对以拉普拉斯为代表的经典时空观的批判；第二，自然是一个过程，并包含着内在能动性( internal activity)；第三，世界的终极实体是事件( event)；第四，必须拒绝“自然的分叉”( bifurcation of nature)即二元论的世界观；第五，自然既不是思维的相关物，也不是主体。
仅凭《自然》中短短十页的内容，显然尚不足以在晚期梅洛一庞蒂与怀特海之间建立起什么关系。尽管如此，两位思想家在取向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第一，梅洛一庞蒂和怀特海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处境，即克服“自然的分叉”：主体／客体、心灵／世界、事实／价值、第一性质／第二性质。第二，他们认为这是认识论哲学无法解决的。认识论本身是自然分叉的产物。倘若不设定认知主体与对象的二元性，认识论就不成其为认识论。第三，克服二元论应当采取存在论或形而上学的路线。“自然的分叉”本质上属于形而上学范畴。因此，当务之急是构造一种更加适当的形而上学。第四，这意味着他们自觉采取了“后康德式的”思维。哲学不应以主体为中心，必须重新赋予形而上学以合法性，将存在问题视为哲学的第一问题。第五，认识论问题应当回溯到存在论层面，“我能知道什么”最终归属于“存在是什么”。第六，肉身存在论与过程形而上学均主张，存在具有能动性。“能动的自然”( naturanaturans)与“被动的自然” (natura naturata)具有内在统一性。 四、当代科学论的后社会建构论嬗变
现在把目光转向科学论。提起科学论，人们立刻会联想到“科学的社会建构”、“技术的社会建构”等等。确实，社会建构论是这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最醒目的标签。多年来，社会建构论既是科学论研究者引以为傲的犀利武器，也是主流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的梦魇。但无论怎样，作为一种激进的认识论进路，社会建构论正在成为过去。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谈论存在论或形而上学。譬如，拉图尔说“我的真正兴趣是形而上学”，皮克林倡导一种不同于二元论存在论的“生成存在论”( on-tology of becoming)，哈拉维将“赛博格”(cy-borg)视为超越自然／文化二元性的存在论“元范畴”( meta-category)，芭拉德敦促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实践的存在论维度”。那么，当代科学论究竟发生了什么？社会建构论何以成了问题？存在论为何被不断提及？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场著名的论战。上世纪90年代末，布鲁尔( DavidBloor)与拉图尔之间展开了一场正面交锋。外人可能会迷惑，这两位均是科学论的领军人物，怎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原则性冲突呢？通常，人们将二人统一贴上“社会建构论”的标签，似乎他们在基本立场是一致的。然而，事实远非如此。1992年，拉图尔发表“社会转向之后的新转向”，对他与布鲁尔之间的哲学分歧进行了清算。布鲁尔也不甘示弱，1999年发表长文“反拉图尔”，发起全面反击。那么，二者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提出了著名的“对称性”原则。对称性的意思是，我们不能仅仅对错误的知识进行社会学解释，而把正确的知识留给逻辑推理。对于正确和错误的知识，要作对称性的理解，把知识社会学贯彻到底。强纲领之所以强，正在于它主张将科学知识也纳入到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从而宣告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和社会建构论的诞生。拉图尔认为，相比于主流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对称性原则确实是一大进步。然而，布鲁尔还不够彻底，因为他未能对“社会建构论”的“社会”概念进行反思，仅简单地将其设定为在先的解释要素。科学实在论主张客观实在决定知识的真假，而社会建构论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科学是社会建构的。这两种哲学表面上针锋相对，实际上都是二元论哲学的后裔，非对称性哲学的后裔。拉图尔说道，“在我们这块不大的研究领域，布鲁尔的著作标志着这种非对称性哲学达到了高潮。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忠实信徒，布鲁尔把杜尔凯姆式的社会结构指派过来，占据了‘日心说’中的‘心’那个位置。”为什么说布鲁尔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忠实信徒？出于对科学实在论这一前康德主义的不满，布鲁尔照搬康德的哲学架构，力主将哲学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上。布鲁尔与康德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用“社会”取代了后者的“我思”。
布鲁尔不同意拉图尔的分析，认为这是对强纲领的严重误解。强纲领并不主张科学纯粹是社会建构的，自然的经验输入对于科学举足轻重。“在强纲领之内，没有任何需要或倾向来否认科学家观察到的东西具有精确和详尽的特征”。所以，强纲领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表面看，布鲁尔的话很有道理，实则不然。在康德那里，现象固然是物自体与范畴的综合，但我们能够反思的只是范畴，物自体超越了认识的合法边界，它的作用仅仅是为了确保康德不跌入唯心主义。布鲁尔对感知经验的强调与康德设定物自体如出一辙，尽管他不否认自然的作用，但对于自然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布鲁尔原则上是无法解答的，正如康德不能告诉我们物自体是什么一样。
这场论战将社会建构论的康德主义基础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与康德一样，社会建构论主张客体应当围绕主体转，因而紧密追随“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康德不同，社会建构论认为哲学的终极基础不是“我思”而是“社会”，为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奠基的不是先天范畴之类的主体性根据，而是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学根据。社会建构论有激进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激进之处在于，知识的社会构造必然导致认识论的相对主义。保守之处在于，它毫无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哲学的精神，继承了“自然的分叉”这一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正是这一点成为行动者网络理论( ANT)、科学的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以及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的攻击目标，并为科学论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90年代以后，皮克林有意识地远离前期社会建构论立场，并倡导科学实践的“抵抗与适应的辩证法”；女性主义哲学家芭拉德力主超越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两难选择，发展出统合认识论和存在论的能动实在论( agential real-ism)；哈拉维提出了一个超越自然／文化二元对立的基础存在论范畴——“赛博格”；拉图尔以行动者网络为基础勾勒出一幅人与非人( nonhu-man)相对称的非现代性(nonmodernity)图景。这些工作与社会建构论渐行渐远，知识与存在、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等二元结构遭到拆解，并被科学论远远抛在身后。 五、“哥白尼式的反革命”与怀特海 那么，后社会建构论时代的科学论呈现出何种形态？它与怀特海又有怎样的关系？对此，拉图尔的回答最具代表性。这不仅因为他精准地揭示出社会建构论的康德主义本质，而且为当代科学论开辟了后康德主义空间。据此，当代科学论许多重要的工作均可得到合理的阐释。在拉图尔看来，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表面上势如水火，其实都是二元论传统的子嗣，自然与社会的二元性构成了它们的共同前提。通过“哥白尼式的反革命”(Copemican counter-revolution)，拉图尔成功寻找到“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条后康德式的形而上学路线，并直指怀特海。
什么是“哥白尼式的反革命”？众所周知，康德的哲学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本质是参照系的转换：主体取代客体成为哲学的中心。“哥白尼式的反革命”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是对“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反动，即放弃让客体围绕主体转的哲学路线；另一方面，既然它号称是“哥白尼式的”，便意味着哲学参照系将再次发生转移。转移到哪里？在拉图尔看来，哲学既不能围绕客体转，也不能围绕主体转，而应当专注于主体与客体的居间地带即经验杂多的现象世界，赋予现象世界以优先性，并从中间解释两端。请看下图：
什么是现象世界？在拉图尔看来，现象世界是一个包含所有存在者及其相互作用在内的宇宙(cosmos) -他称之为“集体” ( collective)“集体”的一切成员都是“行动者” ( actant)。在《行动中的科学》中，拉图尔有意生造了act-ant这个词，以区别于人本主义色彩浓厚的actor。后来，他又借用了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准主体和准客体概念。准主体和准客体是介于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之间的东西。相比于客体，它们更具建构性；相比于主体，它们更具实在性。现象世界即是由行动者或准主体、准客体构成的宇宙，是诸行动者在其中相互作用、相互构造的生成性世界。拉图尔提供的这条后康德主义的形而上学路线既可以解释当代科学论的许多重要工作，而且为科学论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皮克林的“实践的绞合” ( mangle ofpractice)、芭拉德的“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以及劳斯(Jo-seph Rouse)的科学实践哲学，很大程度上都采取了动态的、过程性的形而上学立场，尽管他们各自的表述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总之，当代科学论已经放弃了认识论范式，转向了形而上学。
这与怀特海有何关联？不难发现，“哥白尼式的反革命”所开辟的形而上学空间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第一，它们均试图弥合“自然的分叉”。第二，它们都是对康德主义的反动。当代科学论对社会建构论的背离，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对康德主义的反动。怀特海的形而上学也具有类似取向，“有机体哲学是康德哲学的颠倒”。第三，它们都认为，知识不是关于存在的表象，而是存在的一部分。因此，拉图尔提倡将知识“祛认识论化并重新存在论化”，怀特海则认为认识论上的困难只有诉诸存在论才是可解决的。第四，它们都同意生成决定存在。在当代科学论中，科学实践被认为是一个诸异质性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只有参照此类过程，实在、知识、真理、事实等等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怀特海更为明确地提倡“过程原理”：存在什么取决于如何生成。第五，它们都要求“用具体解释抽象”——通过描述生成的过程来解释存在。第六，这意味着实体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生成决定存在的路线原则上否定了一切实体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包括二元论形而上学。第七，世界具有能动性，natura naturata与natura naturans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原则上是对近代分裂的世界观的拒斥。出于上述思想亲和性，拉图尔对怀特海推崇备至，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六、结语：复兴形而上学
回到文章开头。梅洛一庞蒂的现象学、怀特海的形而上学与当代科学论表面上看风牛马不相及。本文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晚期梅洛一庞蒂的存在论转向与当代科学论对社会建构论的背离，很大程度上属于同一种运动，即放弃康德式的主体主义范式。与此同时，这两条路线最终汇聚于怀特海。这不是什么巧合，因为怀特海的思维本质上是后康德式的。在20世纪，怀特海是一位命运多舛的人物。凭借出色的数学、逻辑和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他曾经享有盛誉。不幸的是，在逝世之后，人们迅速将其遗忘。特别是，他的宏大形而上学体系长期遭到抵制。这与20世纪哲学强烈的反形而上学取向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晚期梅洛一庞蒂与后社会建构论时代的科学论告诉我们，怀特海并未过时。
近代科学革命以来，思想家们一直饱受“自然的分叉”的折磨。在此背景下，你可以选择冰冷无情的客观主义，但必须忍受“意义的失落”；你也可以选择含情脉脉的主观主义，但必须忍受“世界的失落”。现象学始于对科学客观主义的不满，科学论始于对朴素的科学实在论的厌恶，它们共同踏上了一条主观主义之路。梅洛一庞蒂的“非现象学”与拉图尔的“哥白尼式的反革命”证明，这条康德式的主观主义道路是一条死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重新投入客观主义的怀抱。反之，必须从根本上弥合“自然的分叉”，构想出一幅非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图景。尽管这幅图景并不必然是怀特海式的，但他确实为此作出了表率。认识论是二元论的产物，绝不是它的克服。无论怎样，近代以来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应当重新让位于形而上学。
（责任编辑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