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以来，人们逐渐接受《韩非子·显学》所谓战国儒学为“世之显学”的说法。限于文献记载的阙如，此时儒学发展及“传布”的真实状况并不为后世所认知，甚至遭到疑古学者的质疑。汉墓文献、平山三器、郭店简以及上博简等新出土文献的大量面世，为重估战国儒学乃至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契机。此类新出土文献不仅反映了战国中晚期儒学的发展高度，而且展现了此时儒学传播的大致地域范围。
【关键词】战国儒学；出土文献；平山三器；郭店简；上博简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2011）05 - 0104 - 04
孔子在世之时，儒学就开始以鲁国为中心向四周传播。如果可以将孔子游说列国视为儒学的第一次“南传”，那么，战国时期儒家通过与诸子论辩、开坛授学、著书立说等形式，不仅融合了其他诸子的思想与智慧，为儒学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而且也促使儒学在当时更大的范围内传布开来。只是由于传世文献的缺失，给研究此时儒学是怎样的“显学”带来诸多困难。所幸的是，近年来新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则为研究战国时期儒学传播的状况以及儒学与社会的关系带来新的契机。从出土文献材料的分布地域来看，不仅涉及到北狄的中山国，而且还包括曾被视为“蛮夷”的南方楚地。其实，儒学在各地的传播与影响力的扩大，既使它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也逐渐成为支配人们思维方式的重要理念。同时，儒学影响力的提高，应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能顺利地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主干的社会基础。
一、从汉墓文献看儒学传播
秦代的“焚书坑儒”及《挟书律》的颁布，不仅使儒者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且使战国时期儒学所形成的“显学”地位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唐代学者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亦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尽管汉朝建立之后，汉高祖曾以“太牢”祭祀孔子、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但汉承秦制，儒学“既绌”的困境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如《史记·儒林列传》说：“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可见，尽管汉初也设立了儒学博士，但儒术并未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充分重视。
正因如此，汉初儒学的发展与传播都受到了极大的牵制。如汉代刘歆说：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汉书·楚元王列传》）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缺失，以往学术界很少探讨汉初儒学发展的面貌，所以此时儒学的面貌相当模糊。然而，近年来汉墓儒家文献的出土，正好弥补了学术史上的这一缺憾。如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的《论语》残本及《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湖南长沙马王堆墓中的帛书《周易》及《春秋事语》；安徽阜阳双古堆墓中出土的《诗经》《周易》等。诸如此类文献的出土，对重新认识汉初儒学发展及儒家文献的流传状况都至关重要。如朱渊清先生说：“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促使我们对文献的真伪、成书、传承、版本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也因此改变着我们对古代历史、思想、文化的看法。”
与传世文献相比，此时新出土的儒家文献，并未超出先秦儒家经典的范畴，本质上都应属于战国以平山铭文反映《诗经》在中山风行，并不是偶然的。”在传世文献中，李克应是一位地道的儒家，如《汉书·艺文志》将“《李克》七篇”列于儒家类，陆玑《毛诗草木虫鱼鸟兽疏》云：“卜商为之序，以授鲁人申公，申公授魏人李克。”又如陆德明《经典释文·诗序录》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其实，无论李克与子夏是否有师承关系，都不会影响到此时儒学的北传。
除反复征引《诗经》语句外，“平山三器”铭文还体现出中山王詈以“儒家正统自居”。他参与伐燕则是以“周室制度卫道士”面目出现的，进而达到“定君臣之位，上下之体”的目标。如《中山王方壶》铭文云：
适遭燕君子哙，不分大宜（义），不告诸侯，而臣宗（主）易立（位），以内绝邵（召）公之业，乏（废）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堂（上）勤（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堂（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旃，寡人非之。
可见，中山国君攻打燕国的借口与孔子儒家所提倡的“正名”学说基本一致。其实，自中山国复国以来就已形成重视儒学的传统，该铭文还说：“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束屯）（纯）德遗训，以施及子孙，用惟朕所放（仿）。慈考宣惠，举贤使能。”尤其铭文中的“举贤使能”、“进贤措能”、“务在得贤”等词语，应与早期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
此外，《中山王鼎》铭文还有“寡人闻之：‘与其宁溺于渊’”一语，因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的语句相同，引起了学者的热切关注。《武王践阼》说：“盥盘之铭日：‘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游也。”’杨朝明先生注解：“《中山王鼎》所出土的墓葬年代，据研究在西元前三O九年或者西元前三O八年之后不久，其中所引用的武王‘盥盘之铭’，应当来自那时已经广泛流行的《武王践阼》。”如果说《中山王鼎》还有可能是征引《武王践阼》的语句，那么，上博简《武王践阼》篇的问世，则意味着此类文献不仅受到北方儒家的重视，而且在战国时期的南方楚地也受到人们的青睐。平山三器与上博简相呼应，共同展现出战国中后期儒学“北进”与“南传”的大体概况。
平山三器铭文中所体现的儒学影响，应是中山国的执政理念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应。其实，从此时中山王墓发掘的器物来看，平山墓葬中“胡服骑射”已没什么反映，墓葬中发现的人像、服饰、车马坑等，都与华夏没有太大的差别。特别是在战争频仍、各国举行军事政治改革时，中山国在被赵国灭亡前仍遵循儒家的治国理念，甚至遭到时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评价。如《战国策·中山》记赵武灵王欲伐中山，使李疵探中山国的虚实。当其看到“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余家”时，他则主张立即攻中山，以“恐后天下”。在他看来，中山国“举士，则民务名不存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若此不亡，未之有也”。有学者评价说：“中山该时贵儒学而忽视了武备，恰与赵武灵王的政策相反。华夏的赵国学习胡服骑射而终于吞灭中山，白狄的中山则以举士朝贤而归于衰亡，不能不说是东周历史上饶有意味的事迹。”中山是否真的是因学习儒术而亡国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此时的中山国已深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应是没有问题的。
三、从战国楚简看儒学南传
孔子游说列国，已使儒学超越了齐鲁区域。“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说明他担当着儒学最初南传的形象使者。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散游诸侯”，尤其是澹台灭明“居楚”、“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推动了儒学在南方楚地的传播。但因传世文献的阙如，儒学南传的线索一直晦暗不明。所幸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郭店简、上博简以及清华简的陆续面世，为这一研究带来新的契机。郭店简公布后，因曾一度被视为“孔孟之间的驿站”，而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并掀起简帛研究的热潮。如有学者说：“郭店楚简解决了在中国儒家思想发展上遗留的重要问题，填补了孔子到孟子之间思想理论的空白。”其实，郭店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不仅“激活”了部分被判定为典型的“伪书”传世文献，而且透露出儒学在南方传播的概况。
经过学者的整理与释读，郭店楚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竹简726枚，全部为先秦时期儒家与道家的经典文献。根据墓葬、器物的特征，学术界认为它应属于战国中期偏晚的墓葬。但此类文献最终形成应在此之前，即应属于战国中期偏晚以前制作或者传抄而成的儒、道著作。学术界对墓主人的身份、职业与个性特征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因墓葬出土的漆耳环中有铭文“东宫之币”的字样，尽管由此推定墓主人为“东宫之师”还显得比较单薄，但墓主人是一位“兼习儒道”的“博通学者”的认识应是对的。有学者说：“根据墓葬竹书的性质与数量，却可以说墓主生前是一位儒道兼习的学者，且全部墓葬竹书很可能只是其生前藏书的一部分。”尽管郭店简的学派属性还存在不小争议，但除《老子》和《太一生水》之外，其他文献都与儒家有关，逐渐成为学者的共识。尤其是《老子》同一批儒家著作抄在一起，说明北方的儒学已传到南方，并进行相互间的交流与融合。
与郭店简自湖北荆门的实地发掘不同，上博简则是由香港文物市场购得的一批出土时间和地点均不明确的楚简。正因如此，学者对其真实性问题产生质疑，有学者称“重重迷雾上博简”。然而，经专家对竹简质地、墨迹进行测定，上博简是距今约2557±65年的战国中晚期竹简的判断，应没有问题。它共有1200多枚，字数在35000左右，共80多种文献，学派属性涉及到儒、道、兵、杂等先秦诸子。在儒家文献中，虽然《易经》《缁衣》《孔子闲居》《武王践阼》等有传世文献相对照，但其他文献如《诗论》《子羔》《乐记》《曾子》《颜回》《子路》《乐书》等均为先秦佚籍。至此，在曾被春秋时人视为“蛮夷”之地的南方楚国，战国时期就有数量如此众多的儒家典籍流传，这在过去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上博简、郭店简则以实物证实了战国楚地儒学传布的大体概况，促使学者对先秦学术史进行重新梳理。
儒学南传的过程非常复杂，既有孔门后学将儒学带到南方楚地，也有南方学者主动到齐鲁等地学习儒术。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因仰慕滕文公仁政，南方学者许行、陈良及陈良之徒陈相兄弟，都曾到过滕国。其中，陈良对儒学还应有着精道的研究。如孟子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见，此时儒学的影响已经波及到南方楚地。儒学之所以在南方能够迅速传播，也应与楚国欲改变其社会文化落后的现状，主动学习儒家思想文化有关。有学者说：“春秋时期，中原诸国把不尊礼仪、不从仁德的国家称为‘蛮夷’。楚人称霸中原后，为了与中原诸国融为一体，得到他们的承认，开始大规模地吸收华夏文化。儒学是当时列国教育、政治的核心内容，楚国也不例外。”上博简、郭店简中所发现的儒家文献，极有可能是当时流传典籍的很少一部分。因此，它既是儒学南传的“明证”，同时也是战国儒学传播的“缩影”。
总之，经过孔子及其后学的宣扬，至战国时期儒学已超越了齐鲁地域。北到深入戎狄的中山国，南到曾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的楚国，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平山三器”所透漏的儒家理念，郭店简、上博简中后世未曾见到的大量先秦佚籍，都表明儒学已成为战国时期各诸侯演习传统、教育子弟的共同资源。尤其是南方楚地儒家典籍的出土，不仅使人们看到先秦佚籍的原貌，而且打开了先秦中国思想史的宝库，成为孔、孟之间先秦儒学的重要链条。虽然自秦代“焚书坑儒”到汉惠帝四年《挟书律》的废除，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然而，儒学并未因此而消亡殆尽，河北定州八角廊、湖南长沙马王堆以及安徽阜阳等地汉简的发现，证明儒学在此时仍得到人们的重视，并为汉武帝时期儒学成为大一统社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社会基础。
（责任编辑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