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插曲是阿提卡旧喜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喜剧诗人借歌队之口直抒胸臆的地方，也是观众和读者理解诗人政见和意图的场所。本文试图疏解《阿卡奈人》的插曲正文，以此探寻插曲对喜剧诗人的意义。
【关键词】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插曲正文
中图分类号：B5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5 -0069 -06
Parabasis，即偏离正常渠道，在旧喜剧中，指的是歌队“滑出”自己的角色，以喜剧诗人的名义直接向观众讲话的那部分穿插，称为“插曲”。可是，好端端地为何需要插曲？即便诗人需要发表意见，为何要插在剧本中央，而不插在剧本开头或结尾？显然，插曲的存在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几乎认定：插曲与剧情无关（或关系不大）；插曲可以随意挪动。这样的看法逐渐引出两种研究取向：(1)插曲在剧情发展中的作用；(2)插曲在喜剧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剧本其它部分的关系。诺伍德（Gilbert Norwood）就认为，“插曲出现在剧本中央确实不伦不类，按照喜剧的起源，这部分内容应该放在开场之前，最好是放在行动结束之后”。如果插曲真的这么无足轻重，那它有何存在价值？默雷( GilbertMurray)说，插曲是“体现在剧本结构中尚未同化的宗教仪式”；康福德(F.M．Comford)却认为插曲对戏剧行动有害无益。虽然这些回答并不否认插曲的存在，却都没对插曲的价值做出合理的解释。直到哈什（Philip Whaley Harsh）在长文《插曲在阿里斯托芬剧中的位置》详尽地证明：插曲并非完全代表诗人的观点，且与剧本其它部分紧密相关，插曲“正名”的问题才得到初步回应。多年之后，鲍威（A．M. Bowie）推进了这个问题，指出插曲对剧本主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没有打破剧情，还暗示出剧本的含义和阿里斯托芬喜剧的整体性质。在鲍威的启发下，哈伯德( Thomas K．Hubbard)进一步深化了插曲的功能，认为插曲并非无关紧要，也不是宗教仪式的残留物，而是剧本不可分割的部分，且在两个意义上产生了“互文效果”：一是把当前的剧本与作者之前的作品联系起来，二是使剧中的主人公与共同体中的作者形成对照，即主人公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诗人的面具。看来，插曲并不是诗人随意安插的牢骚之语，而是精心构建的一个部分，是理解诗人意图的所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阿卡奈人》的插曲呢？
一、插曲的位置
《阿卡奈人》的插曲出现在主人公狄开俄波利斯与歌队和解之后。插曲之前，歌队与狄开俄波利斯针锋相对，因为狄开俄波利斯在战争期间私自与斯巴达议下和约，犯了“叛国罪”，歌队声称要对狄开俄波利斯处以极刑。狄开俄波利斯无奈之下挟持歌队的命根子（“一筐木炭”）争取到申辩的机会，然后说服歌队接受他议和的理由。歌队最终承认了狄开俄波利斯的辩辞，甚至以“人民”的身份对狄开俄波利斯表示接纳（“这个人凭他的辩论获得了胜利，在议和这个问题上说服了人民”，行626 - 627）。插曲之后，狄开俄波利斯开辟私人市场，与敌人做买卖，买到不少战争中无法买到的食物，独自享受私人和约的胜利果实。
插曲前后两个部分比较明显，即插曲出现的时候，剧本的主要行动已经结束，插曲之后的场景是对前面行动的补充。如此一来， 《阿卡奈人》的插曲似乎成为一个分水岭，既区分着前后两个部分，又连接着这两个部分。作为插曲的执行者，歌队的任务责无旁贷。
在接受狄开俄波利斯的辩辞之后，歌队立即开始唱插曲，但唱歌之前，却做了个特殊的举动——“脱去衣服”（行627）。学者们对此有两种解释：(1)从字面上说，脱去衣服，歌队可以灵活地跳舞；(2)从隐喻上说，脱去衣服，歌队的身份从阿卡奈老人变成了雅典人民，既可以代表诗人，又可以代表雅典老人。
插曲正文第一句话说，“自从我们的诗人演出他的喜剧以来，他从没有在观众面前说过他自己多么高明”。“我们的诗人”，虽然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来评价诗人，却暗示歌队支持诗人，与诗人同盟，但在此之前，狄开俄波利斯早就与诗人建立了类似的关系。当时，歌队催促狄开俄波利斯快快发言，狄开俄波利斯却首先提及克勒翁去年指控的事，“我也没有忘记去年我那出喜剧叫我本人在克勒翁手里吃过什么苦头” (行377 - 378)。狄开俄波利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直接对观众发言，表明他不仅为诗人代言，还把自己的身份与诗人等同起来。歌队若想唱插曲，替诗人发言，就不得不放弃之前与狄开俄波利斯的对立关系，转而与之结盟，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诗人的第二个代言人。
因此，插曲出现的位置恰到好处。狄开俄波利斯说服了歌队，歌队改变原来的敌对态度，与狄开俄波利斯达成和解，携手为诗人代言。歌队“脱去衣服”，不仅是脱去外衣，可以轻松跳舞、灵活发言，还脱去了立场，更换了身份；歌队通过这个特殊的举动，成功地开启了插曲的任务，使插曲自然而然地出现。
一、插曲的内容
从插曲正文来看，诗人主要在为自己的两条罪名辩护：一是讽刺城邦；二是侮辱人民(行631)。这是当时的民主领袖克勒翁对他的指控，理由是诗人在城市酒神节上演的喜剧《巴比伦人》中当着外邦人的面对城邦和人民做了不义之举，使城邦蒙羞。无论诗人最后受到怎样的处罚，这场官司不仅影响到他下一次参赛，也影响到喜剧乃至喜剧诗人的存在价值，因此，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中旧事重提，就是想借此洗清自己的罪名，为喜剧和喜剧诗人申辩。那么，让诗人卷入这场纠纷的克勒翁究竟是何方神圣？《巴比伦人》又是怎么回事？
1．惹祸上身
克勒翁，克里埃涅图斯之子，伯里克勒斯死后当选为雅典的首席将军（约于公元前427或426年），是当时最活跃的政治煽动家，阿里斯托芬在后来的《骑士》、《云》和《马蜂》中都尖锐地讽刺过他。公元前422年，克勒翁统率雅典军队与斯巴达及其同盟军展开激战，死于安菲波利。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克勒翁性格激烈，极力主战，对人民的影响很大；但普鲁塔克却说他是靠花言巧语来讨好人民，为人狂妄而讨厌，
最糟糕的是，他使演讲时的庄严气氛荡然无存，代之以他对人民讲演时的那种高声大叫，脱下长袍，拍着大腿，一面说一面来回乱跑的方式。他对礼仪的蔑视和轻浮的举止感染了那些制订国家政策的人，很快就把整个城邦搞得一片混乱。
作为伯里克勒斯的后继者，克勒翁似乎在个人、社会和政治方面都缺乏资质，而且毫无风度、败坏民风。狄开俄波利斯就在第378行指出，克勒翁因为“去年那出喜剧”，把诗人“拖进议会”，控告诗人当着外邦人的面毁谤城邦和人民，还“嘴里乱翻泡，滔滔不绝”地辱骂诗人，差点用脏话把诗人骂死，两人为此结下梁子。
至于“去年那出喜剧”，指的是上演于公元前426年的《巴比伦人》。这个剧本已经遗失，诺伍德根据残篇和古注，理出了《巴比伦人》的主要线索：酒神狄奥尼索斯带着他的追随者来到阿提卡，但他的同伴被送进了监狱，还在脸上被打上烙印。他把这些同伴救出来后让他们成为歌队。他认为自己是雅典的最佳代表，因为酒神是剧场的主持者，而前来观看戏剧的人则包括公民和外邦使节，尤其是到雅典来进献贡品的盟邦。接着，一批外邦使节用异常华丽的词语称赞了雅典，却遭到狄俄尼索斯的嘲讽，狄奥尼索斯对他们表示同情，还发表了一通演说毁谤城邦。为此，克勒翁等人把他投入监狱，他出狱之后讲述自己的经历，说这些政治煽动家如何要挟他，他又如何用雄辩的言辞糊弄法官，最终得救出狱。然后歌队对他表示祝贺并唱起了插曲，可能在插曲中讨论了盟邦以及雅典对待盟邦的态度。因此，古注解释说，诗人在《巴比伦人》中攻击了很多人。他不仅当着外邦人的面攻击了许多抽签或选举产生的官员，还攻击了执政领袖克勒翁。克勒翁一气之下便将阿里斯托芬送上法庭，指控他对公民不义、对人民和议院犯下了严重的侮辱罪。
根据古注对《阿卡奈人》第67行（即“欧堤墨涅斯执政之年”）的解释，雅典在公元前440年颁布了一条法令，不准在喜剧中攻击任何人，正式限制政治喜剧家的自由，这条法令就在欧堤墨涅斯执政之年（即公元前437/436年）被废除，其后也有类似的法令。而《雅典政制》中也记载了民主制对喜剧的审查，
他们不允许在喜剧中说人民的坏话，以免自己落个坏名声。可如果有人想攻击某个个人，他们则鼓励，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在喜剧中受到如此对待的人通常不会来自人民或大众，而会是一个富人、一个出身高贵者或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确实有些穷人和平民在喜剧中受到嘲笑，但除非他们是多管闲事，或者想鹤立鸡群，这些人若在喜剧中受到嘲笑，人民不会为之苦恼。
换句话说，攻击人民是无法忍受的，但攻击个别有权有势的人却可以接受，《巴比伦人》显然犯了人民的禁忌。因此，对于一心迎合和巴结人民的克勒翁来说，《巴比伦人》是指控阿里斯托芬的有力证据。
2．事出有因
面对克勒翁的指控，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的插曲中义正言辞地指出，他是受人“诬告”，他不仅没有讽刺城邦、没有侮辱人民，反而给城邦和人民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不仅不应该受到指控，反而应该得到酬谢。阿里斯托芬所说的好处，指的是他对人民和城邦的规劝：一是力劝观众不要听信外邦人的谎言，不要因为爱听奉承话而上当受骗；二是指出盟邦如何接受“民主统治”。这两个方面都涉及雅典与外邦的关系，阿里斯托芬之所以在《巴比伦人》中谈论这样的话题，是因为《巴比伦人》上演的前一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大事——高尔吉亚的来访和密提林的论辩。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公元前427年的雅典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此人率领一个使团来到雅典，根据昔日的同盟条约和同为爱奥尼亚人的理由，他们请求雅典派兵援助他们，因为他们在陆地上和海上都被叙拉古人封锁了。此人就是林地尼的高尔吉亚，一个著名的论辩家。他凭靠精湛的辨术向城邦展示了他的巧言妙语，让雅典为之动容，使雅典人对这种新的修辞方式和语言力量趋之若鹜，甚至晕头转向。高尔吉亚雄辩的逻辑、优美的韵律、精雕细琢的词汇和美轮美奂的句式让雅典人惊叹不已，他发表演说的艺术风格使整个城邦为之迷醉，以至于无力甚至无意拒绝他的请求。雅典立即就派了一个舰队尾随而去，要去解救林地尼。
同年，雅典也举行了密提林辩论。密提林原是雅典的盟邦，因为不满于雅典对待盟邦的态度而发生暴动，雅典粉碎了这次反叛。于是，雅典人开始讨论处理战俘的问题。第一次辩论，雅典人要处死所有的密提林人，甚至已经派船前去传达这一命令，但第二天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判决太过残忍，便在当天又举行了第二次辩论，结果决定只杀参与了反叛的人。第二只传达命令的船只立即派出，及时阻止了这场悲剧，使密提林人免遭灭顶。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述，克勒翁在这两次辩论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首先，处死密提林人的原有议案就是因为他的原故而通过的；其次，在第二次辩论中，克勒翁仍然坚持他的主张，甚至以“正义”为名，要求惩罚密提林，但他的反对者戴奥多都斯却以城邦利益的至上性赢得了雅典人的支持，从而挽救了密提林。
3．谨慎自辩
雅典人观看《阿卡奈人》时，已然对上述事件和诗人与克勒翁的纠纷略有所闻，阿里斯托芬要为上一个剧本鸣冤，为自己辩白，他的任务非常艰巨，尽管他是在喜剧中谈论这样严肃的话题，仍然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克勒翁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控告已经挑起了公众的愤怒，喜剧诗人不能跨人“攻击人民”的界限。然而，诗人还是有机会，因为雅典人的性格是“轻易做出决定”（行630），因而也会“善于改变主意”（行632），这一点也可以从密提林事件看出。因此，要推翻克勒翁的指控，取消观众的误解，就必须讲究策略。
阿里斯托芬首先提出，讽刺的动机不是为了羞辱，而是为了规劝，讽刺的结果不是损害了人民和城邦的利益，而是给了人民和城邦很多好处。人民之所以不能忍受在喜剧中受到攻击，是因为害怕“落个坏名声”（见如上《雅典政制》的引文），也就是不愿意自己的名誉受损，因此阿里斯托芬故意把个人名誉放在一边，转而把利益置于首位，换句话说，阿里斯托芬是以“利益”为饵，取消观众的敌意，拉拢他和观众的距离，使观众愿意继续听他解释。于是，阿里斯托芬接着说，他给人民的好处就是规劝他们不要听信外邦人的谎言，因而不至于上当受骗。这立即与高尔吉亚到访雅典的事联系起来。就连克勒翁本人在说服雅典人维持第一道密提林决议时，也抨击过雅典人朝令夕改的习惯，而且他把这种习惯归因为雅典人对语言的迷恋，认为雅典人是新奇言辞的猎物。因此，阿里斯托芬是在暗示，无论《巴比伦人》说了什么犀利的语言，其目的都是为了不让雅典人随性而为，不至于因为听信类似高尔吉亚等人的称赞之语而迷失方向，因为来者不善，称赞的目的是为了从雅典获取利益，得到雅典的帮助，以维护自己城邦的利益。阿里斯托芬暗地里把自己与高尔吉亚这样的外邦使节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是想告诉观众，忠言逆耳，真正为城邦做出贡献，对城邦有利的不是说着甜言蜜语的外邦人，外邦人不会也不可能会为雅典的利益考虑，因为自己城邦的利益永远高于其他城邦的利益。此时，阿里斯托芬把之前作为诱饵的“利益”转化成具体的“城邦利益”，提醒观众“城邦利益”高于“个人名誉”。当然，修昔底德也同样提醒我们，雅典人同意支援林地尼，并不完全是因为语言的力量，远征西西里一直是雅典人的梦想，此次出兵的真正目的是想初步试探他们是不是可以占领西西里。公元前427年，包括诗人在内的雅典人都无法预料远征西西里的最终结局，但是伯里克勒斯去世后的这两年，雅典的政治风格确实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追逐个人名誉和利益的野心逐渐显露，领导者的个人抱负与城邦的公共利益逐渐失去和谐。因此，阿里斯托芬暗示观众，他在《巴比伦人》中映射西西里事件并非反对雅典人长久以来的帝国梦想，而是提醒众人注意，要区分个别人物的野心和城邦的整体利益。
阿里斯托芬通过第一个论据向观众指出，面对外邦人，雅典人必须设防，而且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可因为贪慕虚荣而置城邦利益于不顾。向观众证明他给人民带来的好处之后，阿里斯托芬已经敲开了观众的心门，进而提出第二个论据，即他给城邦带来的好处是规劝城邦善待盟国，以维护雅典帝国的名誉。这又立即与密提林事件联系起来。阿里斯托芬说这句话的时候小心翼翼，不仅点到即止，还说得模棱两可，以至于让现代学者产生了各种争议：因为原文“民主统治”（行642）前并没有具体的代词或名词指明，盟邦人民接受的究竟是本国的民主统治，还是雅典的民主统治。然而，这正是阿里斯托芬的策略所在，既然《巴比伦人》因为影射密提林决议已经遭到指控，阿里斯托芬再堂而皇之地指出事件的实质会刺痛雅典人，引起他们的反感，使之前的辩护功亏一篑。更何况，阿里斯托芬此时还偷龙转凤地把原本高于一切的“城邦利益”转换成了“帝国名誉”，暗中戳穿观众只关心“个人名誉”的狭隘人性，如果再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不仅会让观众感到难堪，还会重新点燃他们逐渐平息的怒火。因此，阿里斯托芬说完这话便立即转向他给人民和城邦带来的实际利益——他说他大胆的规劝风格已经声名远播，以至于获得了盟邦和波斯的青睐，盟友们正是因为他的缘故才给雅典人带来了如此之多的贡品，雅典人沾了他的光；不仅如此，波斯大王也因为他的缘故拒绝与斯巴达结盟，甚至连斯巴达人也因为他的缘故提出议和的请求，城邦沾了他的光。如此夸张的说法自然是喜剧的惯用手法，但阿里斯托芬却借此完全驱散了观众的怒火，让观众在哄堂大笑中接受他的论点——喜剧和喜剧诗人的存在既有利于人民，又有利于城邦。但是，喜剧因为特殊的艺术手法，不得不冒犯大家，但这样的冒犯并非恶意的毁谤，而是善意的规劝，是为了让人民“变得更好”(650)，让城邦“在战争中大获全胜”( 651)；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和城邦要想获得实际的好处，就应该接受喜剧和喜剧诗人的毁谤（规劝），喜剧诗人不是人民和城邦的敌人，而是人民的教师，是城邦的谏士。末了，阿里斯托芬又抛出一段规劝之语：观众要珍惜敢于在喜剧中放胆直言的喜剧诗人，因为诗人说的那些讽刺和毁谤的话都是正义之言，目的是想教给观众好东西，让观众得到幸福（行655-656），绝不像克勒翁那样为了一己之私而奉承讨好观众。阿里斯托芬最后把自己与克勒翁并置，故意混淆被告与原告的身份，无非是想让观众自己判断，究竟谁在毁谤谁？
三、插曲的意义
事实上，只要我们足够留心就会发现，阿里斯托芬并没有在插曲中洗清自己的罪名。由始至终，他都在证明喜剧和喜剧诗人讽刺城邦和人民的动机和结果，并没有也不可能否认讽刺的事实，因为讽刺既是喜剧的特色，又是喜剧的特权，喜剧若是失去这样的风格，就会面临转向。但是，阿里斯托芬的申辩仍然获得了成功，因为《阿卡奈人》得了头奖，这就说明，观众不仅接受了插曲，也接受了剧情。然而，插曲和剧情恰好是由两场申辩组成，而申辩的主角（歌队和狄开俄波利斯）又都在为诗人代言，这是否意味着，《阿卡奈人》的成功是两场申辩相互配合的结果？
《巴比伦人》上演之后，阿里斯托芬立即遭到指控，虽然幸免于难，却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难免心有余悸。加之克勒翁已经在诗人与观众之间挑起了矛盾，阿里斯托芬要想再次参赛获奖，无疑难上加难。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写什么以及怎么写成了阿里斯托芬最大的难题，他不能再像上一出戏那样肆无忌惮，必须有所收敛，既要让观众接受他和新的剧本，又要想方设法证明喜剧和喜剧诗人存在的正当性。久经酝酿，狄开俄波利斯的故事应运而生。诗人将主人公的遭遇设计得与诗人的经历有几分相似——遭受指控、自我申辩，尤其是申辩的方式。
狄开俄波利斯和诗人都因为遭遇指控而受到怀疑和抵制，他们的罪名分别引起歌队和观众的愤怒。既然听他们辩论的人已经不再宽容，就必须换一种言说方式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但是在喜剧已经受到攻击的时候，喜剧无法再为喜剧辩护，只能借助一种更为安全和稳妥方式来发言，于是阿里斯托芬想到了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的《忒勒福斯》。阿里斯托芬之所以挑选这个人物，不仅是因为忒勒福斯的乞丐身份能够引起歌队和观众的同情，还因为这个人物能言善辩的本事以及自身的遭遇与狄开俄波利斯和诗人的相似性。忒勒福斯作为密西亚的国王，率领国民抵抗把密西亚当成特洛伊来攻打的希腊远征军。忒勒福斯在战争中被阿喀琉斯的矛所伤，后因伤口久治不愈只身前往希腊求救，并伪装成乞丐面对希腊众首领为自己当初抵抗希腊联军的行为辩护，声称自己是为了维护人民和城邦的利益。阿里斯托芬利用这个故事，为狄开俄波利斯设计了一场类似的申辩，让狄开俄波利斯在忒勒福斯的掩盖下说服了歌队（即代表观众的一小撮人），然后又在插曲中为自己设计了另一场申辩，让自己在歌队的掩盖下说服了所有的观众。因此，头一场申辩为后一场申辩做了铺垫，后一场申辩成了前一场申辩的延伸。
经过两场辩论，阿里斯托芬让自己重新登上喜剧之王的位置。但是，这两场申辩的过程却经不起推敲，因为无论是狄开俄波利斯还是诗人，都采用了欺骗（或说大话）的方式来获得成功。这便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阿里斯托芬在指责别人说谎的同时为何还要让自己的人物说谎，甚至也要自己说谎？原因在于，狄开俄波利斯和诗人面对的都是同样的听众。换言之，无论是台上的歌队还是台下的观众，其实都是雅典人。这些人生性妒忌而多疑，何况狄开俄波利斯和诗人还是戴罪之身，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会遭到拒绝，哪怕他们是想提出更好的建议，想把城邦朝有利的方向引导。因此，若想说服这些人，就必须首先克服这些人对他们的敌意，而这个任务单靠真诚的实话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人“就喜欢江湖骗子称赞他们和他们的城邦，不管对不对，全不知道自己上了当，叫人家出卖了”（行371 - 374），这些人根本就不听真话。正如修昔底德笔下的戴奥多都斯指出，一个发言者要是想提出更好的建议，他甚至必须依靠欺骗的手段来获取听众的信任，要想有利于城邦而不欺骗她是不可能的。其实，阿里斯托芬在狄开俄波利斯申辩之前，就坦率地告诉观众，他就是要欺骗他们，要用“一些巧言妙语捉弄他们” (行444)。因此，无论狄开俄波利斯还是诗人，说大话既是被迫，也是策略。
的确，狄开俄波利斯和诗人都没有洗脱自己的罪名，他们确实是在申辩中依靠伪装和诡辩获得了成功，但他们却让观众在捧腹中接受了他们的言辞，在笑声中理解了喜剧的处境和诗人的良苦用心，观众也会因为剧本和插曲中的申辩对诗人提出的论题进行反思，从而使喜剧和喜剧诗人的价值得以体现。
（责任编辑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