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与波兰曾有共同的制度。波兰作为上世纪末东欧社会主义剧变最先的发生地，对该地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中国作为目前原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受关注的国家，走向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分析和比较中国和波兰两国的社会转型及其过程中的政治认同，研究中国与以波兰为代表的“新欧洲”的不同发展模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世界意义。有鉴于此，2011年9月24日到26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与波兰波兹南市的密茨凯维奇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了以“社会转型与政治认同”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及波兰的共12名专家学者提交了论文并参与研讨。与会者就“社会转型中的政治认同——中国与东欧的经验”、“‘建构’与‘被建构’：‘中国’与‘东欧’的形象认同”、“经济发展与政治认同的矛盾张力”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本刊发表其中的几篇会议论文，以及会议期间与会者赵司空博士对布克辛斯基教授的专访，以飨读者。
[波兰]布克辛斯基／著，宋扬、田明／译
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2) 01 -0001-08
一、认同的概念
本文旨在分析过去十几年里中东欧所发生的政治认同的概念和现象的变化。个体认同与社会团体认同都是我将要讨论的，因为个体认同并非随意塑造，而是在群体或团体之中的。
我所理解的“认同”是一系列重要的属性（特征、人际关系、感官结构、真理、观点、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这些属性保证了社会实体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维持不变。对人类及其团体认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一种维持不变的感觉或意识，以及人们对于构成这种认同或者确保这种认同所持的观点。个体和团体的意识指明了这一系列属性，允许同一个体和团体维持自我，并产生了本质性和独特性。
辨别某一能动行动者和其他人即是认同。它既可以从内部界定（“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并知道它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可以从外部界定（了解我精神情绪和外在属性的其他人能界定“我”的独特性）。出于对自我安全感的保护，所有能动行动者都本能地追求稳定性以保证“自我”的连续性，希望维持自我（尽管并非必然是同一的）。认同是能动行动者最内层的，也是最有意义的方面。
在阐释最近中东欧认同现象的转变时，我要讨论的并非是全部类型的集体认同，而只是其中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形成是以共同语言、交流沟通、经验、问题和成就为基础的，它包括了政治范畴内的某些特征，基本特点是：
1)主要涉及到能动行动者（个体与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政治原则，例如：正义、自由、平等、安全、宽容、繁荣、独立。政治认同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对这些观念、价值和政治原则的具体理解以及它们实施的范围和领域。
2)对政治机构，尤其是对国家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所持的态度。有些团体准备为国家奉献，他们通常与政府和国家机构合作，而其他团体则对政府和国家机构进行批判或者漠不关心。
3)本质上是关于政治体制的问题：什么样的政权是可取的、可接受的、可容忍的，什么样的政权是敌对的、陌生的、要冷漠对待的。
4)政治认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政治态度、观点和活动的理由是属于何种类型的。理由作为政治与非政治认同的连接链起作用，因为其涉及的是对整个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基本的前政治价值观和原则，提及的是最显而易见的、真实的和重要的观念、价值、规范和信仰。
如果我们这样定义认同，就必须牢记，上述特点是有选择性的和一般的。事实上，个体和集体的政治认同或多或少是包容的——取决于文化，传统以及国家政党间的政治局势。中东欧国家的认同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即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广泛分类的属性、真理、模式化思想、价值、规范和原则，拥有了这些，能动行动者就可以永久的识别自己。认同的强度、信念范围（认为某些属性和原则是“我们的”或者是外来的）和程度（即属性、价值和原则的数量和范围，能动行动者认为这些属性、价值和原则既不是“自己的”，也不是中立的或者敌对的）都是非常宽泛的。在包容的认同中，能动行动者通过诸多的属性、条件和价值能够明确地识别自己，并与强大的能动行动者有所联系。当陷入危险的时候，他们假定以激进的态度面对危险因素。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认同的关系扩大到了此种条件、属性和价值，否则将被视为中性的。
二、传统的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
这种考虑的出发点是对中东欧（尤其是这一地区的最大国家波兰）居民的传统认同。传统认同在现代时期形成，现在仍然具有生命力并发挥作用。它有许多特点，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1)首要特征是政治和公民自由。对自由的狂热崇拜在现代化时期的上流社会和封建（势力）中非常普遍，19世纪扩大到中产阶级和农民中，20世纪扩大到工人中。这些社会阶层所理解的政治和公民自由是传统的，与当今自由主义中的“自由”相类似，最基本的是政治权力中的民主选举权。很显然，包括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在这些地区，宗教宽容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在现代化初期并不存在宗教战争，而在西欧却存在着宗教战争的事实。平等只是形式上的，是低级的平等——并不是真正的权力、财产或者收入的平等。从来没有提及财产权。民族国家从来没有侵略性，但在现代时期却多次被迫捍卫自己的主权。
2)国家从来没有被本地区的民族高度认可。他们关心和关注的对象不是国家，而是政治和公民自由以及物质繁荣。政治权力受到蔑视，公民也不合作：不交税、痛恨官僚主义、不想服兵役。因此，本地区的民族国家很弱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附属于更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德国和奥地利。
3)中东欧民族对不民主、极权主义政权持敌对态度。与此同时，他们往往削弱行政部门、增强议会。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喜欢薄弱的法律体系。法律总是自由的、宽容的、没有执行力的（不好操作）。因此，所谓的社会行为准则不断下降。
4)传统观念和政治活动的理由是双重的：一方面扎根于人民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扎根于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信仰。宗教道德在公民的私人和公共生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以神、人、救赎、宗教自由、教会权威、宗教仪式的价值观为基础。
传统的政治认同是并入传统的前政治（社会）认同中的，它高度评价了社区生活：与朋友、邻居、种族和民族团体一起在家中、在教堂中。个体在社群生活中而不是商业或政治活动中发展自己。政党没有令人满意的主张。事实上，各政党不能在议会中有效地合作。
苏联战胜德国后，把自己划归到中东欧国家中。1945年，在苏联的压力之下，制度上的马克思主义被引入到波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官方哲学、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政治权力要求社会从传统的认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马克思主义被推介到学校、大众传媒和公共生活中。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基本特征是不同于传统认同的。
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认同来说，重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真正的平等。这意味着财产、收入和可能性（机会）的平等。私有财产权被终结或限制；大庄园收归国有。为了实现真正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打破；富人受到歧视。阶级斗争的原则取代了合作的原则。正义被用来安抚人民，为人民提供工作和受教育的机会。政治和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对政治权力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被禁止。
其次，国家和国家权力的地位与传统认同中完全不同。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是实现保卫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内部敌人的目标的主要机构。公民有责任认同国家，并为保持国家强大而努力。政治领域对于所有公民来说都是广泛的、意义重大的。国家控制了公民的所有社会活动。官僚主义被扩大。
其三，制度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属于中央集权制。它被称为民主集中制，但事实上，它已与民主无关。所有对人民和国家的重要决定都是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权力做出的。区域和地方自治政府被解散。法律是严苛的、谨小慎微的，执行起来非常精确。因此，警察、法官和检察官具有非常宽泛的权限，公民的权利减少了。
其四，观点、态度和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理由是唯物主义的，使用了阶级利益、社会正义、真正平等、辩证法、进程、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与外来意识和伪意识作斗争等。物质繁荣是基本的。宗教的理由被抛弃，教会受到迫害。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和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这两种观念都把宗教和教会视为敌人和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这些在中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实际存在的年代里似乎已是实情。社区成员的认同是包容的。能动行动者在公共生活之外所做的或者所说的几乎每件事都是重要的，因为它表达了他们认为对于团体来说重要的和与众不同的观点和信仰。对民族历史真实或虚构的解释、反叛当局的标志性手势、宗教节日的庆典等等，都被认为是神圣的、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些，能动行动者将成为其他人。这种包容的认同取决于形而上学的因素，它不仅仅是许多属性和行动的简单叠加，更为能动行动者提供了一种精神深度，这种精神只能在他们的物质属性和行为模式中粗略的了解到。
官方的社会主义认同具有类似的包容性。它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但是试图包括一切社会生活。即使是公务员的决定也被解释为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认同的表达。而且，对他们的所有批判都视为对进步的敌视和阶级敌人观点的表述。
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评论：在传统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认同之间出现了本质矛盾。每个公民有两种身份（认同）——公开的（指在公共生活中的身份——译者）与作为社区成员的身份。大多数人的传统身份（认同）是非公开和非官方的。它在社区里发展，以对传统、习俗、宗教和民族价值、文化真理、规范的尊敬为基础，也深植在个体的思想、信念和信仰以及社区的精神组织中。这种认同产生了社区内的自由氛围，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和独一无二的。这些构成了个体和团体的道德框架，标明了制度本身或者制度适应性的界线，并指明了公开身份的虚假性。消极特点是在这种认同之外的：传统认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国家和政治机构的有效性，认为它们都是压迫，损害了真正认同。当个体与家人、会众或者朋友（在那里塑造了他们的个性和思想）在一起时，他们感到“自由自在”。
马克思主义认同内容的特点与此相反。它忽视民族传统、宗教、道德、习俗、价值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所有社会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现代化意味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包括了在巨大社会变革影响下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维度。
社会主义实际存在的那段时期，以传统认同者和新型认同者的冲突为特点。传统主义者抵制新型认同所带来的冲击，用传统方式教导孩子。传统认同者被排除在公职务之外，或者自己决定转移到私人或社群生活中去。尽管如此，许多青年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使社会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拥有官职和公职的公民声称认同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些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他人则不太坚定。马克思主义认同在媒体、公共生活和政治中起主导作用。因此，一些传统认同者在拥有公职时，假装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机关工作履行社会职责时，公民对当局和国家或多或少都是忠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欧的公民生活在由两种不同的政治认同主导的两个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者与传统主义者斗争，但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认同．，
三、冲突认同和解的哲学概念
一些两边认同者试图把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认同结合在一起或者使其相互协调，寻找共同的内容为合作提供机会。在波兰，一部分传统主义者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主要是聚集在《债券》（“Wiez”）和《性格》(“Znak”)期刊的左倾天主教徒。他们的活动和观点并没有对共产主义领导人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却影响了（代表了不同政治观点的）知识分子和知识界。
1955年斯大林逝世，1956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期间披露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后，波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开始批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强调哲学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党的领导作用；他们还针对青年马克思，尤其是他的“经济哲学手稿”。我们把这种趋势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化。他们希望这种方式能够使马克思主义接近中东欧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趋势可见之于两位著名的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亚当·沙夫（Adam Schaff）和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的观点中。
亚当·沙夫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委员，1956年之前一直是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斯大林去世后，他的观点从正统的、制度上的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图在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改革制度上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的人性新概念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人类学。根据他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的人类个体是所有社会科学的主要关注对象的观点，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前辈们的真正背离。他强调，人类终归要结束的；从来没有一种手段也没有一个个体本身能够承载所有的人性；人类的进步要依靠自由。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个体作为物种存在，首先是某种类型的人，然后才与社会相关：在这期间吸收了生物物种的特点、把社会的特征明确地加诸于纯粹的生物个体之上，从而允许对所谓的人类进行更全面的了解。人类的社会发展是通过在社会中进行的各种活动；是自我创造的产物。生产模式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成为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形式，但是社会的人类是这样一种生物：不仅是为了物质利益，像宗教、情感、自由、承认等所有的其他因素也很重要。人类个体是复杂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实际的并真实的存在着。但是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中不存在精神现实，不能同真实存在的个体区分开来。沙夫提出，党的政策要向确保为人类个性发展提供更多自由和更好条件的方向上转型。
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是一名哲学家，他想要给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表象。作为波兰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柯拉柯夫斯基在1956年之前一直是一名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在发现了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残酷之后，他的观点从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转变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开始重新审视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柯拉柯夫斯基来说，背叛斯大林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把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补充后的马克思主义从制度上的教条中拯救出来。他批评斯大林主义是派别、政治现象，产生了教条主义的政党机构作为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驱动力。对于斯大林和俄罗斯理论家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受到曲解的学说，充满了制度上而不是智力上的内容。它全都是适应于俄罗斯情势的特定内容，但却不适合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国家。按照他的观点，知识分子应该怀疑一切不开放的学说和体系，为思想开放而奋斗，修正并重新审视已被认可的观点、理论和方法，以及容忍不同的哲学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意图是为社会的历史发展找到合理的、有人性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不是决定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由人类创造的。因此，为了恢复在历史和认知过程中主体的作用以及为当代世界带来人道主义价值观和理由，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改革共产主义制度，消除其压迫性和官僚性。
与其他的修正主义者一起，柯拉柯夫斯基提倡各加盟国（在苏联的统治下）全面的民主化、主权和平等，以及经济改革和私有化。他以反列宁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他建议为人类建立一种独立于政治学说的、以道德为基础的制度，取代对阶级斗争的永久讨论。
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开放，更能适应或接近传统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试图通过使马克思主义和政治体系更加友善地对待人民及其政治和文化欲求以及更加友善地对待传统来改变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自由、民主、人类尊严、个人主义和宽容的思想对于本地区的民族来说总是非常重要的。
波兰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也试图做出一些努力来改革其政治和经济政策。共产党和民族之间的差距是广泛而深刻的。政治不安和经济政策失调导致的经济危机在这些国家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这迫使共产党领导人寻找应对的办法，并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中均引入一些改革。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Wieslaw Gomulka)在1956年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他被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为民族主义者。在那段时期，受到指责的是鼓励开放的私营政策和手工业的发展、提倡党内民主化和更多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但是不久，所有这些改革都被废除。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军队入侵后，改革被迫停止。在波兰，柯拉柯夫斯基被开除党籍，沙夫从党中央被开除，他们均被政治家谴责和指责为借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点建立社会民主思想而取代了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的领袖们没有准备好，并且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建议和主张，是因为来自苏联的压力和（忌惮）丧失权力的风险。波兰和本地区其他国家局势的典型特征，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政治决策领域和思想创造领域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四、正统社会主义的沦陷
在充满敌意的、丧失认同的环境中，任何一种社会政治体制都没有生存的可能。若政治体制只为某个阶级服务，自身往往暗藏着与传统、伦理、风俗、价值的矛盾。其命运只能是被社会所抛弃。例如，盛极一时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在人们心中被当成是怀有敌意的、陌生的、外来的东西。社会不满情绪日渐滋生，导致国家精神与经济环境恶性发展。
社会的不良反映与反抗行为结伴同行，传统认同方式在反抗过程中渐人人心。20世纪90年代，团结工会的胜利就是社会共同体战胜政治体制的典型。团结工会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共同体运动，它以传统价值、情感、标准与原则作为指导思想。起初，运动的目标只是改革，并非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工会以“建立一个民主、法制、自由、富强的国家”作为口号与政治纲领，渴望在自由贸易与议会民主制的带动下，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显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出于主观上的刻意，而是保护传统认同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小规模的社会冲突，如反对某些法案，改善生活环境、为自由贸易立法等，逐渐暴露出官方认同的局限性，同时也展示了传统认同的强大力量。这些冲突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潜移默化地触及到社会主义体制与认同本质。
团结工会革命是广泛的、传统认同的体现，同时也是对之前二元认同的否定。无论站在何者的立场上，国家与个体均确保了认同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为了更好的阐释这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世纪80年代，那个反抗力量逐渐成熟的时期。观察家们惊讶地发现，历史再诠释的重要性超过了经济体制改革。例如，二战前的国徽被复辟的匈牙利议会再次采用。波兰议会也有类似行为，恢复了战前的军服制式、国家行政部门与管理机构的设置、以及传统的民族节日等。出于同样目的，捷克斯洛伐克早在马萨里( TomasG．Masaryk)执政时期就复原了之前的国徽。而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人民的强烈谴责下，1939年8月26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废除。
无论对民族还是个人，为传统观念与价值而斗争具有重大意义。革命使个体与群体的传统认同方式在政治领域、甚至在国家层面上的获得了认可。故而，对传统认同的干预正在渐渐被抛弃，一个全新的自由环境——充满着政治与经济活力的共和国逐渐构建出来。
五、传统认同的新弊端
当社会共同体成员获得认同的同时，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界限也在逐渐淡化。中欧与东欧的一些国家自认为与西欧国家保持着某种血缘联系，因此希望将一切崇尚自由和民主的人民团结在一起。不过，东西欧之间的碰撞虽然被期盼已久，但结果却让人失望。西欧国家延续已久的自由观破坏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基于家庭伦理、种族传统、民族遗产、风俗民情、道德准则、团结、公正、宗教信仰及社会价值意义上的认同均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
历史发展表明，西方社会的认同仅仅表现在法律与形式上，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不愿意接受任何社会价值、行为与观念，但是这些恰恰被中、东欧国家看作是社会认同的灵魂。西欧国家崇尚言行自由与选举权，但形式自由早就不是道德准则，而是成为了现实的物质利益。
故而，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模式被局限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自由观中。政治自由呈现为一种没有内涵的东西。日益膨胀的自由贸易运用精神生活臣服于物质生活的方式操控社会。这进一步使得家庭与传统遭到破坏、道德准则遇到挑战，人们生活在病态之中，不再具有社会行为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它们的力量逐渐增强，使我们不得不去接受自身的创造物反过来支配我们的现实。同时，政治体制对市场反复包容、甚至变相助长那些无道德、自私的品行，任其肆意腐蚀家庭伦理、社会价值、民族凝聚力，以及对他人与公共财产的责任感。
自由政治制度强加了一个新的认同方式，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其中．包含了对人的个性与本质的新规定，它要求人们追求成功、勤劳、与残忍的价值理念。人只为利益而活，道德感和宗教情怀彻底沦丧。只有在眼前利益的驱动下，传统道德与宗教情感才会发挥暂时性效应，但只限于私人领域，并不具有公共意义。同时，政治认同日益变得排外、狭隘与合法化。
因此，新生的社会政治环境重新造就了社会共同体与政治经济体制需求之间的矛盾。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下，我们要求重新划定个体与群体认同中的积极成分，并力求有所改变。六、假想认同( hypothetical identity)的发展
截至到目前，中东欧国家在认同理念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事件。
最有意义的、且引入注目的事件当属一种新型认同的产生与推广，我们一般称其为“假想认同”，从而与之前的广泛认同相区别。下面，我们需要对当下个体与群体认同的总体趋势做出分析。
(a)政治作用范围与政治认同范围相继萎缩所带来的改变。
当下，政治的内涵被限制在理念、政府与国家行为、政党纲领中，经济、社会、宗教、个体行为统统被移出政治领域。政治认同逐渐变得狭隘，与社会共同体认同割裂开来。也就是说，一个人既可以是社会共同体意义上的传统主义者（个体生存），同时也可以是自由主义者与民主人士，抑或作为保守主义者、共产党人（公共领域）行走于社会之中。政治认同的标准被降低。对于人们而言，政治思想、价值与认同不再象之前那样重要，它们不会同步规定社会行为。也就是说，你可以自称是民主人士、自由主义者，但不同的社群对此会有不同的理解。
(b)假想认同的另一特征：现实的、普泛利益高于政治信念。
对物质利益的盲目追求使得财产占有量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与之相伴随的，是在物质利益追求过程中对手段与目的地忽视。这种认同方式主要在后共产主义社会得到迅猛发展。它以利益作为根基，权利与自由强化了追逐利益的历史进程。问题在于，当形式上的权利在法律上完全获得认可之后，全然不顾权利的实现方式与作用范围。社会成员只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去解读权利，同一权利产生了多样性的内涵，但却没有基于内涵的种类将权利主体划分成不同的群体。道德准则、宗教信念、文化习俗通通被化约为法律规定性下的私人问题或个性选择。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价值观面前，权利必须是中性的。
假想认同是由个体与群体共同发展起来的。
当前，个体不再通过接受某一群体的价值观来界定自身。而是将自身看作社会中独立的实存，并将所获得的权利与自由应用到社会发展层面。因此，公共机构与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共同体及其价值，均被当成是满足个体物质需求的工具，而不再是一种客观的价值。
(c)假想认同具有暂时性与易变性，对行为主体的规定较为武断。在共产主义的大环境下，个体将财产、价值与生命目标看作是长期有效的，甚至是神圣的东西。而现代个体在选择价值观、生活态度与信念的时候则显得优柔寡断，并时常质疑自身承担义务的合理性。
(d)虽然是非评判不再像社会主义时期那样重要，所参考的范围正在逐渐缩小，但是假想认同依然保持着这样一种是非评判思维。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对道德、宗教、信念、传统与习俗感到陌生。曾几何时，人们甘愿为这些价值献身，视其为生命的一部分。当下的情况是，不是价值观抛弃了个体，就是个体抛弃了价值观。许多社会部门十分冷漠地对待服务对象，人们对贫穷与不公麻木不仁。邻里、好友、亲朋、家庭、宗教等关系变得疏远，对亲人和社会的责任心荡然无存。公共自由似乎豁免了个体对公共财产的责任。“我”认为“我们拥有了政府”，因此政府应该照顾他人与社会。与其说人们植根于社会，不如说他们更加放眼未来。
上述的分析说明，假想认同方式造成精神上的极度空虚。只有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实现权利与自由，行为主体才可能持续、稳定地存在。没有一种属性或特性能够永远维持行为主体与他人的关系。故而，具有代表性的、普遍认同的行为造就了一群个体，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身利益的增长。他们漠视善良，把基于普泛认同基础上的社会体制看作是狂热的典型。
在群体认同之中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倾向。一是传统认同的倾向，建立在社会共同体价值基础上的潮流体制。二是旨在调和社会公平、公正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兼容并包马克思主义与假想认同中的合理要素。尽管当下各种认同倾向都具有各自的政治意义，但是假想认同在其中最具有影响力。价值观、道德准则与社会原则被随意抛弃，甚至在个人利益层面被看作无用之物。“自我”不可能与这些价值、准则、信念相一致，至多在获得物质利益的时候占有它们一时。失去义务支撑的忠诚感稍纵即逝，这些早已不构成认同的要素。
七、对比
在结论部分，我将拿波兰的实际情况与当前中国做一番对比。作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政治认同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波兰失败了，但在中国却茁壮成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我认为其中有几个原因值得去分析，下面我简要论述。
(1)在波兰，马克思主义思想及政治体制几乎完全来自于苏联。二战结束之后，苏军一直驻扎在波兰境内，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完全撤离。而在中国，执政党更愿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传播给人民。
(2)在波兰，马克思主义与波兰民族传统相左。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人性化过程使其更为适应波兰独有传统的工作（努力）并没有做到位。人性化并不等于波兰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人性化的哲学家们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政治影响力。而政客们既没有准备好也不愿意接受这一哲学理想。在中国，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紧密结合，这远胜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理解并以官方意识形态或政策的形式加以推广与应用。解读马克思的人同时也是政客，故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与实践三者之间没有明显冲突。中国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化进程中十分具有创造力，他们发展出一套论证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并在思想的指导下去实践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和中国自身的传统相互呼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成功的秘诀在于，毛泽东与邓小平一直遵循实事求是的传统，也就是说，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3)天主教在波兰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波兰民族传统的形成过程中，特别是19世纪处于分裂状态下的波兰，天主教会在保持民族凝聚力层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截止到目前，教会依然是一种独立的组织，帮助人们构建民族性格与社会大众意识。它们将自身定位为人权、团结、高尚、德性、怜悯的代言人。这也与阶级斗争思想、唯物主义哲学产生了极大冲突。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的鸦片。在中国，没有一种组织性很强的宗教或教会参与到社会政治事物之中且产生近2000年的影响。更没有一种宗教与皇权结合在一起。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接受任何宗教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实际上也不允许宗教的存在。中国领导人批判地、有选择性地发展中国文化，并且不约而同的涉及到儒家思想。尤其是邓小平，利用儒家的和谐、统一、发展思想去发展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上述几点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与应用，阐释其在中国繁荣、在波兰失败的原因。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