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的三个道德的绝对命令，也是西方世界的三个公共信念。这三个绝对命令，以及康德主张的必须要有共同性作为正义的要件，都是西方文明中的核心思想。作为公共权利之一的公共信念要有公正性，就必须要以公权化的发展为前提。
【关键词】康德；绝对命令；公共信念；公权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B516. 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2) 02 - 0091 - 06
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美好的信念对人类社会的造福深入而久远，而邪恶的信念对人类社会的祸害则是悲惨而创痛。所以现代社会人们都非常慎重地对待文明中信念层面的问题，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取其福、最大程度地避其祸。
马克思·韦伯在描述人类历史的发展时，有一个关于几千年不断的“除魅”过程的著名说法。“除魅”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趋势，即尽管有各种个人、氏族、地区、团体、宗派、阶级、国家、国家集团等力量团体残酷无情的权力争夺，与此起彼伏的胜负变迁，但各种各样的权力争夺无法掩盖的一个共同趋势是：人类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权力从原先少数具有超凡脱俗魅力的“克里斯玛”式的人物的垄断，向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转移，即“除魅”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的民主化过程。它不仅表现为社会的物质权力从少数权贵向社会民众的转移的过程；同时社会的精神权力即信念特别是公共信念的决定权，也呈现由少数权贵或社会精英垄断与决定，向由社会大众决定的转化趋势。前者固然重要，后者更是我们应深切认识的现代社会公民化、民主化的最深层的含义。康德对此的认识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
一、私人信念与公共信念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
（一）私人信念
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基础上的个人选择的信念，它属于信仰自由所指的范围。在西方基督教主导的世界，你个人信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或某种宗教中的某个教派，是社会不加干涉的，属于你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部分。
（二）公共信念
不同于私人信念，公共信念的最大特点是可普遍要求的公共性，如民主的主张、信仰自由的主张、人权的主张，所有这些都是社会既要求于社会所有个体成员、也要求于社会团体的一些根本性主张，不论你有什么样的私人信念。这些信念包括男女平等的信念、种族平等的信念、同工同酬的信念、多劳多得的信念等。它们本质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权力性质及其结构、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
（三）私人信念与公共信念的相互转化
有些过去是属于私人信念的信念现在转化为公共信念，有些过去是属于公共信念的信念现在转化成私人信念，这种转化中起决定作用的转变因素是科学知识的增长与公共信念的决定权的日益公权化发展。比如过去公共信念中同性恋被当作是罪恶的，虽然在私人信念中一直不乏信奉者。现代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人们一方面认识到少数人的同性恋倾向大多数是由基因先天决定的，并非因为人的道德的邪恶；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人的意识中越来越肯定与包容少数人群的权利和利益，人们也越来越把同性恋当成了可以接受的现象，因而同性恋就从过去公共信念的罪恶现象转变为现在公共信念中的正常现象，而把同性恋当作罪恶的旧的公共信念就退到那些仍坚持旧的天主教信仰的私人信念中。
而过去传统社会中死刑所根据的“杀人偿命”的公共信念，在现代欧洲许多废除死刑的国家则变得不能接受，从公共信念地位上跌落下来。因为欧洲法制思想已经打破了传统公权力的“以暴易暴”的思想，已经从过去肉体的消灭转变为精神上的改造。这种转变得到民众主流意见的支持，即公共信念的决定权，最终由社会公众力量决定。这反映了西方现代社会民主化的深化，即：不仅社会的物质权力的来源、构成与结构，是由越来越普遍的民众意志所决定，而且构成社会核心的公共信念，也越来越朝着代表普遍民众的公共信念的方向演变。
二、康德论公共信念的公权化发展
（一）资本主义世界观的主流趋势
为什么康德的思想二百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这么持续热烈的关注和研究？
首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化以来，资本主义世界观的主流趋势——或按现代的说法——强势话语权是：目的理性的私人化，与工具理性的公共化。康德二百多年的长盛不衰，是因为他自觉地顺应了并同时用他的思想无可替代地代表了这种主流话语权。这种主流话语权在学术方面的主要特征，就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的学术的中立化、非宗教化、非信念化、非价值化。马克思·韦伯说，以先知面孔出现的教师是没有资格站在学术的讲台上的，这一观点点明了西方学术的实质：不允许讲目的、价值信念性的东西，只能讲工具性的科学理性。康德虽然讲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讲理论理性“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整的”，①即理论理性只是实践理性的工具，为实践理性服务的。但康德虽有这样的设想，却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思想构造他的全部体系。正是因为这种基本构建上的双重性，使他成为罕见的、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共同尊奉的人物。原因在于，大陆思想家发展了他实践理性优先的设想，其代表是黑格尔，而英美哲学家对康德工具理性的思想感到非常合胃口。
从康德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辩证法的螺旋中鲁莽的前进，到马克思的“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康德思想中的实践理性优先的革命性的一面展现的非常彻底，这也是英美思想家对马克思厌恶、对黑格尔反感，以至刻意要忽略、诋毁甚至埋没他们的关键：因为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康德的设想下，必定会冲破英美资本主义学术世界给他们自己也想给别人强加的思想禁区，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这个禁区就是：(1)目的理性私人化、工具理性公共化。(2)I)信念目的理性私人化。II）但资本主义的信念是西方社会共同生活的不言自明的前提与基础。III）所有其它的信念：一不能进入公共教育领域，二不能干扰与影响实际生活，三只能进入个人思想与不干涉他人的个人活动。这是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实质，多么科学地形式化、多么符合康德的形式规律！(3)所有III）层面的信念，如果不满意自己的地位，想挑战II）层面的实际控制权，这是大逆不道的；甚至仍不满意还想冲破II）层面的禁区，把信念变成公共教育研究的对象（因为对资本主义而言，资本主义信念已然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公理，比如“天赋人权”，就不需要你来研究，而是你必须接受的设定），那更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了，变成了像卢梭（公开地）、黑格尔（潜在地）通过信念煽动革命的恶魔了。
第二，资本主义主流话语是：目的理性私人化、工具理性公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公共层面目的理性与信念是处于缺位的状态，绝不是的。资本主义的信念是西方社会不言自明的设定。资本主义为了自圆其说，为了掩盖下面这个明显的自相矛盾——其在用资本主义信念反对其它信念时提出“信仰自由”，而在自己获得胜利以后，又只准许资本主义的信念作为公共信念——他们采取了一个花招，一个诡计：即形式上个人有信仰的自由，而实质上是按照资本主义信念控制一切，这就是目的理性私人化的内涵。资本主义取得胜利以后，以此禁止其它势力或团体用信念的力量来凝聚与团结社会的力量，来防止破坏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与利益结构。
第三，对资本主义主流话语的上面论述，会让人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好像资本主义的信念与社会是一小撮人无耻操弄的结果。事实不是这样的。马克思·韦伯说到资本主义时，强调了新教的“选民”、“天职”、“勤奋工作”、“财富积累”等观念在新教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宗教精神在资本主义形成中的作用。韦伯的见解有其独到价值，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是什么使人们放弃天主教而接受新教的？是什么使人们从相信“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天主教，变成相信“只有勤劳致富以尽天职的人，才能证明自己的选民身份、才能进天堂”的新教的？新教本质上是天主教向世俗力量妥协、让步的暖昧形式。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是我们杀死的”——尼采说的“我们”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贪财爱钱的庸众。尼采也看不起“上帝”这个假贵族，认为它不过是奴隶道德给自己伪造的贵族谱系而已。从新上帝催生了资本主义，到后来资本主义又杀死了上帝，资本主义都顽强地存活下来，资本主义与上帝并不是同质的东西。从莎士比亚笔下《威尼斯商人》中那个被描写为无耻贪婪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的对有钱有势的犹太人的崇拜，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归纳为：从对贪财之人、之心的仇视的社会，到对贪财之人、之心的追求爱戴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有钱人控制的社会，爱钱是资本主义核心信条，这恰是传统信念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所鄙弃的。我们说资本主义的信念，本质是无信念（在传统意义上讲的）。这一点表现在从过去社会对贪财的鄙视，变成现在理直气壮的贪财；也表现在从佛洛依德大张旗鼓开始的对性的科学研究，打破了传统道德的性禁忌，导致了现代社会人们对性本能的没有羞愧的喜爱和追求。所以说，总体而言资本主义是把前资本主义的道德所拘禁的许多本能释放出来的社会；按前资本主义的道德信念来讲，资本主义的信念就是无信念的。
资本主义的信念虽然是无信念，但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是欺骗、诡计的产物，它是普遍的、被传统信念贬为不义、恶的个人的自私、爱财、爱色等本能的力量，借理性之助而实现的对世界的公开统治。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辩证运动，资本主义这些被道德理想主义者斥之为恶的东西，恰恰成就了前资本主义高尚、伟大的道德理想所没有实现的人类巨大进步，这些进步是稍有现实感的道德家也不得不承认的。没有谁比资本主义使更多的人在经济上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没有谁比它更彻底地打破了束缚在人身上的地区文化信念的传统枷锁；没有谁比它让更多人从奴隶式的、封建式的人身依附中挣脱出来，让人成为至少形式上的自由与独立的人。历史昭示人们：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愿望的善或恶，并不直接对应着现实的善或恶。所以，或者我们必须把人的自私心认为是某种宽泛意义上的善；或者我们必须承认善恶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变化（如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康德没有犯简单化的错误，康德在追求道德善的时候，是明确地把他的善限定在主观意愿的范围内。
第四，信念还有恶的一面：即信念的暴政。这是资本主义的主流话语权把信念私人化的原因之一。康德讲公理性的道德的善时，只推到意志自由的假设与它自律、自治的特点，他追求的是实践领域的普遍原理。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部因信念而屠杀与被屠杀的历史。开始是基督教遭迫害、成千上万的信徒被罗马人杀害，到基督教获得正统，它又开始剪灭异端，压迫甚至杀害异教徒，不同教派之间又互相残害。西方社会是在信徒鲜血的河流中，才慢慢沉淀出政教分离（不让某一信念，特别是不能让极端的信念掌握世俗的权力）、宗教自由（在世俗世界中，把信教者团体分隔开，使它们只有超越界的控制权，没有现实界的控制权）。从这个意义上看，资本主义社会能与政教分离、宗教自由的社会并存，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信念与以前信念的质的不同，即资本主义信念只是世俗的信念，而不再是超越的信念。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信念的私人化，恰恰是这种超越的信念的私人化，因为政教分离、宗教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想用其世俗的信念来管理世俗的社会：这是原则。所有超越的信念，因其本身的理想性、绝对性，总会谋求绝对的权力与垄断，总试图把信念的力量转化成世俗的力量，并通过控制世俗的力量来征服占领所有的领地；而资本主义通过自身世俗的力量用政教分离、宗教自由来剥夺其实行暴政的工具，才使其不得不安心于冥思其来世的辉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回头看康德对理性的二律背反的论述，他思想的现实价值就赫然在目了：康德对所有超验理性与理想的批判，也是对所有超验信念的批判，这些超验理性与超验信念使我们狂热、使我们自大、使我们忘记了我们只是有限的人，而进入神秘的与神一体的癫狂，最后以毁人与自毁告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对康德的警醒。
（二）康德的道德信念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公共信念的追求
康德思想的发展中，两个人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是休谟的怀疑论，一是卢梭的自由平等思想；前者使康德摆脱了独断论的迷梦，后者使康德摆脱了思想上的贵族意识。而后者更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点是康德所有的道德研究中的奠基性的信念，它是以体现民众意识的人是目的、人类平等与人类一家这样的信念为基础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三个绝对命令明白无误地表现了这一点。
康德以否定形式表述了意志的原则：“除非我愿意自己的准则也变为普遍规律，我不应行动。”①康德以肯定形式表述为：“定言命令只有一条，这就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②这条定言命令成立的背景是：人的行动除了“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之外，还存在按照不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其它准则去行动的情况。在人的所有行动中，只有自觉地、自我强制地使个人行动准则符合普遍规律的行动，才是具有道德性的行动；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行为意愿领域中行动选择上的自我命令。
贝克在评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的思想时说：“他主张的法规是最高原理的法规，不是直接关于行动的法规。”③帕顿评述康德说：“不管我们是否能达到目的，我们还是应该追求这一理想。对道德理想的这种无私的追求，直接地就是人的尊严的源泉，也是评价他的标准。”④帕顿的评述触及了康德道德思想仿佛拒人于千里但又魅力无穷的核心。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与上述康德思想是一致的。
《中庸》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比喻人之道德上的“善善恶恶”。好好色、恶恶臭是人的生理本能；加一“如”字，昭示出人之不同于并超越动物的不在于动物本能之差异。人的好好色，恶恶臭——只是就人的动物性而言的好恶；人超越动物的，是他在道德上的“善善恶恶”之无私的追求。康德所说的对道德理想的无私的追求，直接地就是人的尊严的源泉，康德所谓有尊严即“找不到等价物”。人的这种自设自为自我调整的实践指向（道德理想是其核心的一种），不同于动物被感性本能局限，这是人超越动物的根本，是在这个世界没有其它等价物的人的尊严的根源。而这种实践指向之所以具有人性、人的尊严性，是因为人固然有受感性层面的喜爱与偏好影响的任意与盲目，但人本质上是能按“善善恶恶”的理性的道德准绳来自我裁决与调整他的实践行动的。人们的道德实践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是一回事，而人强制自己听从这“善善恶恶”的道德原则、排斥感性层面的自私的干扰则是另一回事。这种对“道德理想的无私追求”，这种只有人才有的行为、只有人才有的超感性的自然，才是人的道德真正存在的地方！
康德的三个绝对命令就是三条公共信念，是反映当时基层民众普遍追求的公共信念。形式方面的道德命令的核心讲的是道德行为的普遍有效性与人的道德上的平等性的信念，康德在论文《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中把这一点讲得更加清楚，他说：“人类便处于所有有理性的生物一律平等，而不问他们的品级如何。”⑤质料方面的绝对命令“人是目的”的信念，代表了康德所处启蒙时代的社会精神反对把人简单当成神的工具。康德说：“在目的的秩序里，人（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就是目的本身，亦即他决不能为任何人（甚至上帝）单单用作手段，若非在这种情形下他自身同时就是目的；”①康德把他的思想表述得很明确：甚至上帝也不能把任何人单单用作手段。“人是目的”除了反对神权对人的无条件支配之外，还有比较隐晦但同样重要的一点，即反对皇权贵族对平民的支配权力。身为平民的康德醉心于同为平民的卢梭的思想，康德虽不完全赞同卢梭思想中激进、革命的因素，但卢梭思想的基础即反对世俗贵族对平民的特权思想，却是被康德深刻地吸纳进他的“人是目的”的信条中。许多人强调康德“人是目的”的道德命令中的“人”是抽象的，说康德理论是空洞的形式主义，但如果我们还原到康德所处西方启蒙主义时代，正是“神权”与“王权”仍对人有极大压迫与束缚的时代，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康德正是用这种剥离与抽象，代表了当时人们反对“宗教特权”与“贵族特权”而争取普通平民的作为人的权利与尊严的共同心声与普遍信念；以后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人是目的”自身就是一个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可以成立的公共信念，并且是现代公民社会最高的世俗信念。目的王国的信念包含康德的“人类一家”与“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思想，构成了康德信念体系的第三个支柱。这个信念体系至今仍是西方世俗公共信念的核心，这三个信念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民主、法制、人权、自由等普世伦理的基础信念。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说到：“这种公共性的资格是每一种权利要求必需具备的”，并提出关于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凡是关系到别人权利的行为而其准则与公共性不能一致的，都是不正义的。”②康德将这一点称为“公共权利的公共性”③，而“公共信念”正是“公共权利”之一。康德这一公式不仅是伦理的，而且也是关于法理性的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康德在文中虽然仅是针对国家权利、国内权利、国际权利及世界公民权利④，但是显然，公共信念作为要求社会公众普遍遵守与信奉的道德命令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利。
三、康德阐明了公共信念的本质：
公共信念的先天性与自由的有限性
苗力田教授在他译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后记”中说到：“康德哲学是启蒙主义的哲学，它的目的就在于加强理性的力量，提高人格的尊严，在康德的批判之下，理性不再是世界的仆从，追随着世界万物，相反，它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主人。什么是真，什么是美，什么是善都须由它裁决而定去取。这就是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实质。”⑤
苗力田对康德的理解精炼而准确。哲学研究的是普遍必然的东西，但从事这种研究的哲学家有自己的时代背景，：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这种研究的各个方面。因而对哲学家时代背景的把握，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康德的时代正是人们开始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中挣脱的时代。而蒙昧主义、宗教神秘主义恰是贬低人的理性与人格的尊严，让人放弃理性而匍匐在上帝的神秘莫测之前，宗教思想家明确宣称“正因其荒谬，我才信仰。”康德的政论文《什么是启蒙？》在思想史上如此重要，就是因为他号召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⑥，这启蒙主义的战斗口号是向宗教蒙昧主义让人“放弃理性”的宣战，康德提高人格的尊严也是对宗教让人自贬自低的“谦卑”的挑战。让理性成为世界的主宰，由它判决真、善、美，正是“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实质。康德选择理性作为新世界观的中心与基石，是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的。不是说在康德之前没有人发现理性，唯独康德把它发现出来；也不是说在康德之前理性只是被当作工具性的力量服务于政治与宗教的力量，而康德把理性变成目的性的力量；而是说在康德手中，理性鲜明地从作为政治性力量服务的工具，从作为屈从于宗教神秘主义的婢女，变成社会普通人的工具，变成工业化商业化力量的工具，是对普通人的现世世界中的工业化、商业化存在的肯定，是对普通人现世存在的目的性、价值性与尊严的肯定。从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到意大利、荷兰，到英格兰、法国，到德国、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商业化在全球的蔓延，实质是资本超越政治力量与宗教力量的自我发展。它一方面极尽对人的压榨以赚取金钱，另一方面它所代表的社会第三等级对金钱的追逐，又造成了人们对封建世俗政权的人身依附的挣脱，与精神上对宗教神权束缚的挣脱，它所呈现的是相对这两种枷锁的“人的解放”。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深刻地描述了当时欧洲历史性的巨变，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用康德的术语就是西方社会的人们从以前的惶恐不安地屈服于各种“他律道德”的压迫之下，变为豪迈自信地遵从“自律道德”的引导。所以，康德思想二百多年来是整个西方学术界持续的显学，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超越康德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
康德说：“同样，至于我在自由处理我的生命时所采取的准则，只要我自问：这个准则必须如何，一个自然才能依照这样一条法则维持下去，它也就立刻被决定了。显然，在那样一个自然里面，没有人会任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样一种体制决不会是经久的自然秩序；至于其他一切，情形也是如此。”①康德的道德判断准绳最终是援引外在的、社会性标准：一个经久的自然秩序的维持下去。康德从①理性存在者的行为：a、原则b、目的；然后推出②从自律原理到自由理念；但自由又受什么限制呢？康德没有明确回答，因为这会使自由变成他律的；但是③上面这段引语，康德对人的自杀的自由的道德反驳，实质上又从后门把他律道德引了进来：人为什么要听从“一个自然是否能经久的维持下去”这样一种社会性的考虑，来限制对自己生命的自我处置的自由呢？从这可以看出，把自然与道德、自律与他律截然分开，理论上必定是不周延的。从理性存在者自身对规律（普遍性）的遵从、对目的（人本身）的服从，从人的道德律的自我给与（自律）及根据（超感性自然的）自由，人们并不能合理地分解或综合出对人自杀的自由的合理的反对意见。人要维持人类社会的自然的经久的存在，这一最后的判断的准绳是人的社会性的集中反映，所以自律又是受制于他律的，但他律又是由自律构成的。从“狼孩”脱离人类社会后再也无法培养起人性而只有“狼性”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肯定一点，人类的道德性的根据除了个体之外，社会性是个根本无法抽象掉的因素，反而应该像涂尔干所说，恰恰是它构成了所有人类道德性的根据的渊源。所以人类社会先于个人，他律道德先于自律道德。自由是在先定的公共信念范围内的自由。而先定的公共信念作为他律，又是人所立所改变所打破的，他律与自律是相互转化的。康德的意志的原则：“除非我愿意自己的准则也变为普遍规律，我不应行动”，或另一种表述“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其中“普遍规律”都是在先的规定并决定着康德的意志原则，而这“普遍规律”就是被个人所接受的社会的先在的公共信念。
四、结语
康德思想特别是他的三个道德命令，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世界观的主流趋势，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别是精神层面的本质，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同样需要借鉴西方成熟的“公共信念的公权化发展”思想，把古代的天下为公和以民为本，与现代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普世价值，纳入中国的软实力的建设与公共化的建设中。我们要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同时借鉴先进成熟的西方伦理政治思想，来从事中国现代社会公共信念的建设。这样做具有深远的现实与历史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从古圣人以来追求的“天下为公”的理想在现代中国逐步实现，而且这当然是增添了现代伦理政治理念的“天下为公”。
（责任编辑 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