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关系是在历史运动中，通过人们的感性交往活动被创生、并且不断改变着的。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是私有财产运动的感性表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生成是历史的；作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其生命力就在于不断的自我增殖和扩张。进入21世纪，普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莅临了，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不能自圆其说。因此，澄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进行批判的要义，对于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一要著中，通过对“物质生产”这一经济学范畴之规定的前提性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是被生产性所规定的，其存在的前提是资本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权力统治具体活劳动，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发生分离，而国民经济学家逻辑的、抽象的表达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关系，把具有社会一历史规定的现实变成了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整个资本主义现存关系是如何落人生产强制的“支架”中，资本主义生产强制、需求强制和消费强制又是如何内在勾连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BO-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2) 03 - 0030 - 07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果仅仅停留在政治经济的制度层面，那么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和普鲁东等人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颠覆力量就不是根本的和彻底的。然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直接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根基。洛维特概括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两个向度：“马克思把对劳动的分析集中在作为现实生存关系的表达的经济学问题上，同时又批判地把它奠基在黑格尔哲学的普遍的劳动概念中。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双重的批判，对古典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黑格尔的批判。”①马克思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清算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生存状况的批判是在同一原则高度上进行的。洛维特认为，在早期思想的原始材料《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找到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同黑格尔哲学的共生基础和原初关系。在完成这一奠基性工作后，马克思用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来撰写《资本论》及其手稿，在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原则高度上，对资本主义的实证科学——国民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观念，进行了更为细致和彻底的清洗。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进行了创立一门新的“实证的历史科学”的卓越尝试，“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②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观念的前提性反思和批判，使资本主义各种现存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逻辑必然性的遮蔽下自行暴露出来。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在于，它不是以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批判，不是以一种社会规定对另一种社会规定的批判，不是工人阶级对资本家阶级的批判，而是要超越人之存在的某一特定社会历史规定性，向着未来真正共产主义生成，即“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它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使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①。
标榜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原则之上，被视为人类社会最好、最自然的永恒存在状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关系之规定性进行了去范畴、去概念的清洗还原，揭示出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关系不是逻辑先在的，而是在历史运动中通过人们的感性交往活动被创生、并且不断改变着的。资本是私有财产运动的感性表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生成是历史的；作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其生命力就在于不断的自我增殖和扩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积累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早期，主要表现为大机器工业生产活动中的产业资本积累，马克思主要通过分析产业资本来批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有人指认马克思是生产决定论者，笔者认为，只能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即处于上升阶段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展露出的特点，决定了他必须、也只能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秘密，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秘密，通过研究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国民经济学，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还原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人们感性交往活动所发生的各种真实关系。
进入21世纪，普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莅临了，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不能自圆其说。而这种观点首先就没有认清马克思为书写《资本论》这部洋洋巨著所作的艰苦卓绝之工作的意义，也没有触及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更没有达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为我们开启的那个境遇。就此而言，在消费理论大行其道的今天，澄清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之要义，对于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通过马克思对物质生产这一经济学范畴之规定性的存在论基础批判，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现存关系是如何落人到生产强制的“支架”中，资本主义生产强制、需求强制和消费强制又是如何内在勾连的。
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国民经济学家所作的范畴规定
国民经济学是以研究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为要务的，必然把劳动力价值增殖作为分析基础，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学批判也起始于剖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揭示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表现出强大的、蓬勃向上的创造性扩张趋势。重农学派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适时地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正说明了货币的流通并不能够带来价值的增加，资本积累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实现的。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重农主义在资产阶级的视域内分析资本，“把剩余价值的起源的研究，从流通的领域转移到直接生产的领域，并由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打下基础”②，才使他们有资格成为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同时指出了重农主义者这一重大进步的根本错误，即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式”③。也就是说，重农主义者没有把生产要素与社会条件分离，这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前提放到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考察，因而把社会的、历史的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正是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那一维。
在马克思看来，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劳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根本特点，在于剩余价值的产生。国民经济学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就在于此，“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的”①，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更加要害的地方，剩余价值是工人劳动的一个确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规定，而不是创生社会交往关系的感性活动本身。
马克思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门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②正如马克思批判普鲁东颠倒了现实关系和经济范畴，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也是被经济学范畴规定的，而且只有在现实关系存在的时候，这些关系范畴的抽象才是真的，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而马克思指出，这些社会关系也一样是被生成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③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必须首先把这些政治经济学范畴还原为现实的、历史的感性实践活动，即生存论意义上的作为人类一切社会存在的历史活动——原初意义上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来追溯现实关系的发生。不能对现实的社会关系进行抽象，并用抽象的经济学范畴去说明、把握现实关系。
现实个人通过感性交往活动创生了、并改变着自己的生产关系。经济学家们却倒置了这一关系，按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观念和范畴，建立了经济学的逻辑大厦，然后将现实的关系活动置入这一框架、规定之中。“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④当我们来探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能如同把英国人的帽子变成观念的普鲁东一样，去接受抽象化后的经济范畴，并去追溯神秘观念自我运动的起源，而应该去掉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之上的社会规定性，直截了当地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运动过程中，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是在怎样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剩余价值的产生以及资本积累是如何可能的，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生产的根本性质是什么。
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基本前提——资本作为抽象社会权利、劳动力与劳动条件分离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开篇就说到：“一切经济学者，都在这点上范了错误：他们不把剩余价值纯粹的当作剩余价值来考察，而是在利润和地租那各种特殊形式上进行考察。”⑤在马克思看来，地租、利润等不过是剩余价值的具体的、物化的表现形式，剩余价值是一个纯粹的形式。它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物质载体，完全是一个社会形式规定。
国民经济学家对这一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重农学派“实际是第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并把资本在其中被生产并在其中进行生产的条件视为生产的永久自然规律来说明的体系”⑥，在重农学派那里，虽然只有一个部门——农业是生产的，农业劳动被视为唯一的生产劳动，剩余价值以地租的一般形式出现，地租被视为唯一的剩余价值。然而马克思在重农学派看似幼稚笨拙的理论中看到了其闪光的地方，它以不严格的形式、甚至是封建主义的假象表述了新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指出，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农业生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首先在于劳动条件与劳动力的分离，一个工资雇用阶层的形成，表现为土地成为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物质条件来为自己劳动。这样，在农业部门，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是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前提的。马克思超越于国民经济学家的地方就在于，他迫使国民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理论中绽露出资本生产逻辑的现实基础，即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存在前提——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过程，这一基本现实的发生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却被遮蔽了，被当成理所当然的。因此马克思说重农学派的功绩在于说出了资本被生产的必然条件，却把这一条件作为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因此，物质生产向来不是一个纯洁无瑕的自然概念，必定有其存在的社会现实条件，而国民经济学家向来是无视这种社会规定，而直接的把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作为人的自然存在形式。马克思首先就资本主义的生产作了概念前的、范畴前的、逻辑前的澄清，揭示出资本主义现存关系所生成的前提和基础是如何发生的。
剩余价值的最终抽象化表达，马克思认为是由斯密来完成的。斯密已经发现了等价交换的一般价值规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然而，此时斯密却无力解决这一理论与现实的鸿沟，最终把剩余价值同资本利润混同起来，错误地把利润、地租和工资理解为价值的源泉，从而没有发现作为货币的资本、作为抽象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资本，与利润、地租等剩余价值具体表现形式之间的根本差别。马克思则指出“资本只有在它当作一种强制力，强迫工资雇用劳动提供剩余劳动，或刺激劳动的生产力，以便由此创造剩余价值的限度内，当作一种关系，才是生产价值的。”①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如何能支配活劳动，其根本的前提是劳动力与劳动条件分离，而这一前提产生则是由于资本成为一种支配权力、一种交往关系、一种社会劳动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一切社会关系时，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才能够使价值不断增殖，或者说才是生产价值的。如同金银最初不是作为货币存在，资本、土地最初也不是作为价值产生的源泉而存在，只有作为劳动条件的资本成为一种社会权力，并且能够支配社会关系时，生产才获得了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
斯密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点，在于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是基于生产过程、或具体的劳动活动，而是资本的权力能够支配一切社会关系。“资本和土地，不过在它们形成一种要求权，让它们的所有者有权对劳动者补偿他的工资所必需有的劳动时间以上多做的剩余劳动要求一定量的时候，方才对于它们的所有者，是收入的源泉。”②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单纯的人类活动，而是以一定社会关系存在为前提的，只有资本成为一种支配权力，一种人的存在的基本关系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存在基础或者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质。
所以，对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必须首先明确的是，生产劳动首先不是人的自然生物活动，不能像重农学派那样把它作为社会生理学的形式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是指这种工资雇用劳动，……，只有生产资本的工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的。”③生产资本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目的仅仅而且唯一指向的是资本增殖。物质产品、货币都是作为资本才被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必须以交换价值的实现为前提，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目的决定了这种生产的性质，也决定了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对劳动进行了区分，进而就有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只有那种会超过它本身的价值进行价值增殖的劳动力，是生产的。”④也就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所有的人类劳动都具有生产的性质，这样一来，一部分人类劳动被排除在物质生产之外。只有创造新的价值、只有占有相对剩余价值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所以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物质性不能够产生剩余价值，而只有劳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才是资本主义物质劳动具有生产性的关键。
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根本性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间这个批判性质的划分，仍然是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一再强调：“这里，生产劳动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定义的。”①可见，马克思的根本目的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物质生产之规定性，指出不同于人类其他社会制度下物质生产的特殊之处。马克思谦虚的把这一科学成就的发现归功于亚当·斯密——他在科学也即国民经济学意义上考察了工资、雇用劳动。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劳动以及物质生产，是具有资本主义社会之特殊规定性的国民经济学范畴，其根本性质就在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区分。
在亚当·斯密看来，一个制造业工人的劳动是生产性的，而一个侍仆的劳动却是非生产性的，这是因为，按照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的本质规定性来说，“生产劳动者非常明显的是指这样的一种劳动者，他们不只会为资本家再生产他工资内包含的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并且会为他再生产这个价值时‘带来一个利润’。”②为什么生产性的物质生产劳动能够带来一个利润？这正是亚当·斯密纠缠不清、也无力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则揭示出，“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但商品或货币会变成资本，是因为它们直接和劳动力相交换，并且这种交换只是为了要由一个比它们本身包含的劳动更多的劳动得到补偿。”③非生产性劳动“是那种不和资本交换，但直接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生产性的物质生产，是直接和资本交换的劳动，并以创造增值的交换价值为目的。虽然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制造m了实际的、具体的使用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这一根本性质上，使用价值必须被抽象为可以量化计算的劳动时间，并以交换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目的。交换价值的直接目的是用于资本积累。使用价值就脱离物质生产活动、脱离了商品这一物质载体，也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物质生产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感性实践活动，被置于生产性的“支架”中，而不再与人的现实生活发生关联，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关系被抽象化为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关系，一切事物都被抽掉具体的内容，变为可以量化、可以计算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移平”，一切现实活动都在抽象化的交换关系上展开，社会交往关系的真实基础被抽掉了。国民经济学家虽然科学地道出了资本产生的逻辑，但却是马克思最终发现了这其中的根本颠倒，资本逻辑的存在论基础的倒转，正是由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的。
对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物质生产的区分是社会规定性的区分，而不是自然、物质规定性的区分，同物质劳动的具体内容、性质没有关系。“这些定义并不是由劳动的物质性生出，（即不是由劳动产品的性质生出，也不是由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的性质生出），而是由劳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生出。”⑤生产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只有作为“生产性”时、只有为他的劳动力的购买者生产出商品并同资本交换时，才具有意义和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与劳动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关系。或者说，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已经让位于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劳动的物质属性和劳动的本质是脱离的，劳动的本质只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抽象表达。而劳动的物质性质作为感性的实践活动才是现实的、具体的，真实发生着的。
斯密并未否定两种劳动都有价值并都应该得到报酬。然而商品是指“已经有劳动体化、物质化、实现在他的产品中。劳动本身，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在它的活的存在上，是不能直接当作商品来看待的；只有劳动力可以这样看，和劳动力的暂时显现，就是劳动本身。”①斯密以活劳动的抽象化方式来看待工资、雇佣劳动，才能逻辑自恰地说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然而在这个逻辑之下却是非常不逻辑的。我们看到，商品是物化劳动，是死劳动，而活劳动则不是商品，但是真正创造价值、使价值增殖的却是活劳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完成了一个转化，就是把活劳动物化在产品中，劳动的物质产品作为商品而存在的时候，活劳动就变成了死劳动。从而才有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可见，这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性质的根本区分，是国民经济学家为了科学地说明资本增殖所做的经济学的逻辑规定。商品生产的现实基础是活劳动，是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而不是物化的劳动力。然而，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商品必须被认为是某种和劳动不同的的存在。这样，商品界就分成了二大类：一方面是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商品本身。”②劳动在商品规定性上只能是劳动力，而不是具体活劳动本身。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当我们在商品交换价值的意义上把商品当作劳动的体化物来说时，它本身不过是商品的一个想象的，也就是单纯社会的存在方式，和它的物质的现实性无关；它被认为是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或货币。”③马克思揭示出，在经济学规定上，或者以交换为目的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商品具体现实的使用价值退场了，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只是剩下形式规定。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可以表现为过去的、物质化的劳动，或者以一个物品的形式、或者以劳动力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绝对不会表现为活劳动本身。这样的死劳动作为资本日复一日的积累起来，它只具有物质的外形，却看不到活生生的人类劳动，以经济学的方式来理解商品，理解人类劳动，商品无论如何都不能表现为活劳动，并已经脱离了产生它的现实基础。必然产生的迷雾就是，一种社会关系表现在一个物品的形式上，最终完成了对于现实关系的抽象。虽然斯密没有把再生产劳动力本身的劳动看作生产劳动，但事实上，劳动力自身的生产、再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再生产，也已经落入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规定性中。
生产性物质劳动的后果——现实生存关系被置入生产强制的“支架”
资本主义文明的总体原则支配着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资本作为抽象死劳动的积累统治着活劳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以价值增值为目的，排除了非生产性劳动，形成了自动淘汰过滤的选择机制，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生产使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自我运作的内在动力，就像一个和人的生存毫无关联的自组织系统，越来越脱离人的控制，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支架”的作用，它支撑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
“海德格尔用支架一词称呼诸强制的共同强制。支架是集中，是所有安排方式的共同性，这些安排方式将人塞入尺度之中，当前人就是在这个尺度中生一存。”④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性质决定了这种生产的本质必然是强制的，生产强制本质上是进步强制，同时“又与一种对不断更新的需求强制联系在一起。对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一切强制性地方生方新着的东西，同样也直接地已经变老变旧，并被‘有一个更加新的东西’挤掉并如此继续下去”①。从生产强制到需求强制，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我们看到，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存在方式，其发展日益离开现实生活的坚实土地，而屈从于进步的、增殖的、强制的逻辑。凡是不符合这一强制逻辑的，都被打上不合理性、不合法制的印记，抛出社会生活之外。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秘密，揭示了资本权力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秘密，即使在被称作消费社会的今天，生产性仍然规定着当代人类之生存。当今之生产、当今之消费，乃至当今之思想，都与资本生产性的“支架”内在地勾连在一起。人和物就被安置和摆放在这一结构之中，“这个时代的人，把自己理解为一切现实的生产者并照之行动的人”。②物质生活之生产作为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人的现实的感性交往活动，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感性活动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社会关系，却被抽象化为一切人的社会形式，规定、支配人的现实活动。
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时，马克思就已经揭示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之规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消费也同样具有生产性的规定，个人对使用价值的耗费这一现实生活中的消费活动也被置人资本增殖的框架，只有能够生产交换价值并带来资本增殖的，才是可能存在的，只有生产规定性下的消费才是符合资本主义进步精神的。晚期资本主义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特质，如果追溯根本，所谓的消费，实质上也是一种消费强制，如同生产强制，消费品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所采取的当代形式。
生产之规定性不但塑造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活动、消费活动，最后也塑造了这个时代的人。人们把自己置入现代生产性意识形态的“支架”中，作为生产者之规定性而存在的现代人，首先把自己理解为一切现实的生产者，并照之行动，生产者的存在成了人的天命。人们不会弃绝这种强制的规定性，因为人们不会弃绝进步。落入现代意识形态中的人，就是按照生产性、劳动原理来生存的人，他如此这般地理解自己，也如此这般地理解别人，这是对人的强制的存在论规定。然而，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当今之状况“却让‘强制’概念本身在其存在论性质方面得不到规定”。③也就是说，在“强制”的规定性下，强制、或者“支架”本身却没有被去弊和得以澄清。而这又是非常紧要的，因为这正是现代人生存之基本条件和背景，如果这一存在前提没有得到澄明，那么我们只能在现代生产性的意识形态之下，而无法认清自身之生存状况，那么存在之于人，人之于人，都通过生产性才被规定，生产性正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原则下之大写的主体性。
然而在资本主义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后，在21世纪的当今，生产之规定性同样被海德格尔等哲学家道说出来。我们还能说马克思过时了么？我们只能说，由于寓于现代意识形态之中，使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视而不见，只以生产性的意识形态去理解马克思，使马克思的思想局限于近代哲学的视域。而早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马克思就已揭示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根本性质，这一点却被遮蔽了。我们把马克思理解为生产决定论者、劳动价值论者，然而马克思真正要道出的，却是现代生产性的意识形态、以及人的生产规定性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是如何生成的，即“自然的”如何成为了“社会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如何具有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之规定性；资本作为抽象死劳动的积累，又是如何支配具体的活劳动。
（责任编辑 林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