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传播以各种沟通与传播的方式，将科技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传人社会各阶层，争取公众理解。科学传播曾经是人类启蒙的象征，长期被视为国家教育的核心，也是国民素质的指标。在这种科技传播的观念中，科学是有益处的，应当寻求社会大众的理解。但是，伴随着快速的科技发展，许多应用的技术，在短期效益的满足中，逐渐突显出这些科技在长期所显现的风险。武器的发明、核能的应用、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异、药品的滥用等等，都已经让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发觉，科技的应用，充满不确定的风险，导致怀疑科学效益的氛围。这种怀疑的风潮，在20世纪末可以说达到最高潮。狂牛症、基因改造食物、有关气候的科学数据可能造假、手机电波伤害大脑、商业化的科技产品等等，都充分体现科技风险已经不再是一个专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旁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科学传播的过程，已经不再以追求公众理解为主，而是期待公众信赖。这一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应用科技的两难，因此也成为一个如何降低公众疑虑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哲学家长期处理怀疑主义的理论，能够从对于知识的批判的角度，为科技传播发展的方向提出两项建议：第一、科技传播的内容中，必须列及风险的机率，并且考虑“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应用；第二、科学传播的作法，必须以寻求公众信赖为主，而不仅是公众理解。本文最后强调，这两点的落实，充分体现现今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当提升科学文化的使命。
【关键词】科学传播；风险；怀疑主义；公众理解；公众信赖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2012) 04 - 0087 - 06
一、刖 昌
科学传播借着各种沟通与传递的方式，试图将科技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传人社会各阶层当中以争取公众的理解。一直以来，科学传播被视作是人类启蒙的象征，长期当作国家教育的核心，而科学传播的程度也因此被视作是国民素质的指标。在这种科技传播的观念中，科学是有益的，因而需要寻求社会大众的理解。但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许多应用技术为了追求短期的效益，逐渐显现出它们在长期中所具有的风险。武器的发明、核能的应用、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异、药品的滥用等等问题，都已经让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察觉科技的应用充满不确定的风险，进而产生了怀疑科学效益的氛围。在科技发展伴随资本主义商业化的过程中，这种怀疑可以说达到最高潮。狂牛症、基因改造食物、有关气候的科学数据可能造假、手机电波伤害大脑、商业化的科技产品等等，都充分显示了科技风险已经不再是一个只有专家必须面对的困扰，而是一个确实发生在每个人身旁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科学传播已经不再以追求公众理解为主，而是期待能够提升公众信赖。这个问题除了涉及到如何应用科技，同时也成为一个要如何降低公众疑虑的问题。这也是所谓的“第三波科学哲学”所企图达成的目标。
面对这个问题，本文将从三个角度，分别厘清科学传播、风险以及怀疑论等三个概念。首先，我们说明科学传播从以国家为核心转变为以企业为核心的角色转换。接着我们介绍“无心之过”与“有心之错”这两种概念，理解风险的本质。最后，我们将引用哲学的概念，分别从知识论与形上学的方向解析怀疑论的本质。在这三个角度的综合应用中，我们将经由论证，呈现科学传播在嬗变的时代潮流中，应当以建立成熟的民主科学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科学传播的双重角色：国家与企业
科学传播讨论如何有效地将科学知识传播予社会大众。随着科技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这个定义已经出现本质上的变化。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私人企业的扩张，负责科学传播的信息提供者已经逐渐由国家转向企业。换而言之，促使科技知识发展的研究经费从原先由国家支持的研究计划与经费逐渐转换成私人企业提供经费来主导科技的研发与创新。根据研究显示，这个转变的趋势在一般已开发国家特别明显，例如在西欧、北美以及日本等诸国家中，皆可明显发现有关知识传播的主要负责单位已经从国家转换成为企业。
在科学传播的领域中，主要的负责者从国家转换成企业的过程代表了一种“范式”的转变，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架构。对国家而言，作为一个科技传播的中枢机构，其所着眼的目的在于提升公共利益；其诉求的方向为启蒙社会大众；其实际的作法是将科学传播与全民教育结合。然而对于企业作为科技传播的中枢机构来说，其所着眼的目的在于增加私人利润；其诉求的方向为获得最大效益；其实际的作法为刺激消费以增加收入，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很明显，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由国家负责之科学传播包含了一个传递知识的理想角色（详见图一）。对于以企业为主要传播科学的发展方向而言，私人利润的追求往往导致社会大众的质疑与不平。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下，私人企业延续自由经济的道路，发扬资本主义的精神，使得其私人经费确实能在效率上、消费上以及精致化程度上满足社会大众的消费欲望。尤其重要的是，晚近私人企业的发展，由于特别着重科技的研发，对此投注了大量的金钱，同时喊出了“知识经济”的口号，也因而使得科技传播的印象与私人企业的鼓励之间，画上了一道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等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知，以国家为主导的科学传播与以企业为主导的科学传播，因其本质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印象。就一个民主国家而言，对于国家的监督来自于定期的改选与代议政治的功能，所以国家以提升国民的科学认识能力为主要的诉求，可以说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伴随民主制度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却使得以私有企业为主导的科学传播转换成为一种公司经营策略与消费大众之间能否取得相互信任的问题。同时，也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使得科学传播从以往的国家以教育传播科学知识的方式，转换成为企业透过公关与广告，争取全民信赖的方式。这使得我们对于科学发展的信赖程度同时也出现了本质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用“风险”这个概念加以说明。
三、风险的双层理解：
“无心之过”与“有心之错”
伴随着科学传播负责机构的转换，社会大众对科学的顾虑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理解。这个顾虑直接指涉到科技应用对于社会大众所招致的风险。然而对于风险概念的理解，不能仅止于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必须是一个在具体脉络下所呈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这个脉络中，我们对于风险可以就其所招致的责任与后果，进一步以两种概念：“无心之过”与“有心之错”，分析风险的本质。
就科学知识的传播而言，往往有许多与政府相关的设施背负着科技应用上的不确定性，而社会大众则因为这些科技应用不能完全排除风险，进而对政府政策的执行产生顾虑。例如，政府基于国家发展的策略引进核能发电，以求在最有效的条件中解决能源需求的问题。但是，核能发电厂必然是有风险的，而且还包含了两种层面的风险： “归纳的风险”与“必要的风险”。首先，是“归纳的风险”。对于自然灾害的评估上必须透过模型以计算，然后评估出一个可被接纳的数据以辅助决策。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个针对自然所设计出来的模型就必然与自然是一样的。换而言之，自然所创造出来的灾害，有可能远超过人们创造出来的模型，例如地震、海啸、水灾，甚至气候的变化等等。面对这一种超越归纳知识范围所导致的可能风险，是必须的，虽然也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一种“无心之过”则也可以被称为“必要的风险”，意思就是说，在采用某种科技政策时，往往会导致另外一部份的损失。例如使用核能发电（有辐射泄漏的风险）、推广基因改造食物（有不知所吃究竟为何的风险）、鼓励老百姓接受流感疫苗（有特殊体质致死的风险），甚至强制全民接受B型肝炎注射（有缺乏实验基础贸然注射的风险）等等。因为这些风险的“弊”之发生机率，远低于“利”的发生机率之缘故，所以即使政府可以在“心安理得”的情况下，推行这些科技政策，政府依然有义务让全民了解，政策之制定乃基于比较下的结果，而且透过政策执行所获得的利益将大于全民的损失。
这两种以国家为主导的科技政策，都带有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来自于如下事实：科学知识必然包含了无法排除的不确定性。然而，对于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无心之过”的风险。为什么？难道，是政府政策就可以不必追究吗？答案可能确实如此，但并不是盲目地相信政府，而是民主机制所反映出来的结果：我们必须相信这一个受到人民托付的政府。当国家处在经济发展的考虑当中，以全国国民生活为主要的诉求，就是产生选择某项科技政策的理由。这个选择面对的是不可预测的天灾，甚至招致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可怕的。例如，1986年的俄国切尔诺贝利事件或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能反应炉的放射物质外泄。然而，在这些令人遗憾的例子中，这种风险依然无法因而导致全面禁止使用核能。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替代的能源方案取代现行的核能方案，否则在短期内，这种政策仍会持续。然而，一旦核能电厂发生无法抵挡的灾害时，其所招致的国内外社会批判会因为政府不是民主政府（例如1986年的苏联），或是私人企业（例如日本的东京电力公司），而加深。
无论如何，有关权衡利害得失所能制定出的科技政策，也必然无法全面排除风险发生的可能。就国家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立场而言，任何形态的科技政策必然都涉及了许多不能预测未来实际情况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纯粹因为有任何的不确定无法被排除，便因此禁止任何科学政策的执行，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若希冀能以一种无知的态度让社会大众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全然交付在国家科技官僚的手中，这同样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问题的本源不是一个“应该如何做”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取得最可能的安全性”。而这种安全性则是一个与知识息息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承认，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而言，在科技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若是全然由政府主导的话，即使是由于不能完全排除风险所导致的伤害，我们大致上都可以承认这是“无心之过”，人民应该仍对于官方的立场保持信赖的态度。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国家政策所导致的风险（经调查后所发现的“人谋不臧”除外）通通都是“无心之过”。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有任何私人企业的牵涉时，这些风险的意义往往会伴随着私人利益的牵涉而转变成为“有心之错”。
“有心之错”是需要追究责任的风险，所以是必须能够非常具体的指出它的内容与含意。我们在前一段关于“无心之过”的说明中指出，一个政策制定者是无辜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理论模型与自然结构的差距以及大众的利益及损失之比较所招致的风险评估。基于我们对自然的认知，我们所依据的全然只是过往的经验资料。或是在同样的经验数据的比较之下，我们对于损益的评估也只能够得到一定的数据，并试图让风险的机率降到最低。因为在此，风险仍不为零，所以我们必然可以接受所有考虑之外的风险，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些“无心之过”的认定与科学知识的建构息息相关，因此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之中，很明显的涉及了所有拥有知识的人、团体、企业，甚至于社会大众。“有心之错”的认定与知识的掌控，显得格外重要。如同研究人员在学术圈中会犯的错误一般， “有心之错”的例子包含：“假造科学数据”、“隐藏负面信息”、“抄袭不实成果”、“掩饰发明的方法”、“分割研究步骤以利出版”，“逃避整体所出现的问题”、“躲避监督机构的调查”、“阻挠相关人士搜集资料的过程”等等。这些错误都有可能导致科学知识获得的过程中引发重要的缺憾，因而无法做出风险的有效评估。这些不实的评估、甚至有错误的数据，往往会导致日后社会大众在面对不确定爆发成为伤害时，产生对科学知识的不信赖感。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一些在科学研究中所发生的问题，极少数的案例会在“有心之错”发生的过程中被披露于社会大众，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伴随着学术分工更为精细的发展，研究者对于信息的操作已经到达了一般社会大众完全无法了解的程度，再加上研究经费供应者的关注、社会大众对于科学神话的期待以及个人学术声望维护的等等理由，导致一般人往往不能够在一般情况下发现这种“有心之错”。
在这种情况中，科学传播的任务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科学的应用已经不再是一个提升国民启蒙程度的议题，而是被转换成为一个如何加强全民对科学的认知以信赖科学发展的议题。若是科学发展不能赢得全民信赖，那么在民主国家中，这将如同于宣告科技的终结。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不能够排除科技商业化所招致的可能风险而拒绝任何形态的科技发展，这将会连带地终结国家在科学方面的启蒙计划，而将全民重新带回蒙昧之中。为了寻求正确的解决方式，我们应该对如何面对全民生活在科技发展中，对于可能引发的风险而展现的怀疑态度，提出一个适当的论述，并以此解决目前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四、怀疑论的两种内容：知识论的与形上学的
对于科技政策与知识的怀疑，来自于对风险的评估中无法排除不确定性。在此，我们可以把讨论的重心先转移到历史中的怀疑论上，藉此来检视这个介于科学知识与传播之间的问题。历史中的怀疑论，可以分为两种内容。第一种是知识论式的；第二种是形上学式的。知识论式的怀疑论主要针对我们对于在世界的知识内容提出论述，认为知识内容必然是来自于感官经验的结果。因为感官经验是人类主观归结出的理念，因此这些理念必然与客观的外在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在这道鸿沟上，知识论式的怀疑论者认为，有限的人是无法获得无限的客观知识，使得这种怀疑论者认为，人在欠缺足够的知识条件下，不能排除任何知识所带有的不确定性。把这个观点套用到我们目前所尝试处理的主题上，这种说法也说明了科学传播永远是在传播一种不完备的知识。风险往往就发生在知识范围以外的部分，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排除风险。科学传播就等同于传播某些人的信念，而不是真实的知识。
第二种怀疑论是形上学式的。形上学式的怀疑论认为世界的结构其实是超出我们想象的结构。换而言之，我们所能建构的世界与世界的真实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在这个差别上，任何有关知识的要求必然会陷入教条主义的迷思当中。这个教条主义使得形上学式的怀疑论者不要也不应该接受任何固定的答案，同时也不接受任何对于知识的诉求。因为知识在普遍的意义上代表绝对的真实性，也包含了绝对的确定性，但这一点对基于怀疑论者的认知来说，是不可能的。
不过形上学怀疑论者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导致怀疑论当中出现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在公元二世纪时赛克斯督斯·恩皮瑞克斯皮罗(Sextus Empiricus)以及他的门徒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怀疑论者主张否定一切的教条主义，因此在知识论或形上学上，我们都不该接受一个固定的立场。这个观念的意思是说，基于否定教条主义的立场，真正的怀疑论者应该要怀疑一切教条。而这其中也包含了“怀疑一切”这个立场作为一种教条。在这个理解中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怀疑论者同时也是一个能真正反对教条主义的思考者。他的信念并不是以怀疑为诉求，而是以反对对思想上的箝制作为诉求。因此，真正的怀疑论者的主要工作不是以怀疑为主，而是应该以不让思想僵化为主，因为僵化的思想本身也应该是一个被怀疑的对象。
综合这几种怀疑论的立场，我们可以对于现行的科学知识应当采取何种怀疑的态度，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我们认为，真正的怀疑论者，并不是以怀疑为满足的人。而应当是一个会去问“如何透过怀疑以追求进步”的人。同样的情况可以套用在我们今天对于科学传播抱持怀疑态度的人身上。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是追求进步的人，也没有任何人的怀疑是来自于其他目的或者只是纯粹为了怀疑而怀疑。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人类文明以追求进步为诉求的前提，科学传播与风险评估之间，应当取得一个成熟的科学文化，以确保怀疑的态度不是代表一个僵化的教条精神，而是透过一种批判的态度，试图追求永续发展的人类文明。
五、如何解消怀疑论，创造成熟的科学传播文化
综合上面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面对科学传播的转变，也就是从以国家为主导转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改变当中，我们需要将科学的内容做出两种不同方向的理解。“无心之过”所招致的风险，代表人类在追求知识上的一种局限。要求某人为这种局限负责，或者因为这种风险不能全然排除而全面放弃科技发展的极端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对风险的评估必须放在一个实际的脉络中做具体的考虑，而不是面对一个无法排除所有风险的无限性做一个“抽象式的拒绝”。另一方面，“有心之错”的风险则是需要被怀疑、检验的。但是怀疑的方向必须是一个可行、具体而实际的方向。在现行的政治制度当中，民主政治是唯一能够让信息透明化的制度。但是伴随着民主政治而来的信息透明化同时也引发了自由经济所带动的资本主义与知识经济。资本主义在扩张市场的野心中，时常透过不成比例的广告费用以夸大科技的成效，鼓励社会大众消费。知识经济更是让全民着魔式地相信，科技的发展如同解决所有问题的奇迹一般，是一种能够满足所有人追求生活舒适与便利的技能。即便社会当中大多数人在这些“企业操作”下对科技殷殷期盼，但仍有人顾虑科技当中存在着必然无法排除的风险。这些人对于科技的质疑展现出一种怀疑论的精神，质疑这些风险迟早发生。怀疑论告诉他们，只要是可能招致风险的，就不会是完全安全的。只要是不完全安全的，就是可能出危险的；只要是会出危险的，就应当让推动这些科技的人出面解决问题。最后，若是这群人、这些企业甚至国家不能解决问题时，这种科技就应该被废止。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教条主义式的怀疑论立场。这种立场无助于争议的解决，只是象征了一种思想停滞的表现。
从我们对于怀疑论的理解中可以看出来，有另一种更为深入的怀疑论立场，也就是“反对一切教条”的立场。这种反教条式的怀疑论不但告诉我们，不应当否定一切；同时也告诉了我们，真正的怀疑论态度，应当以采纳每一个事件作为判断的相关理由，再进而针对这些理由做出适当的判断。换而言之，形成一个判断的背景并不是一套公式的运用，也不是一个计算的过程，更不是某个特定理念的坚持，而是承认知识的限制以及科学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招致的利益熏心与蒙蔽良心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真正的怀疑态度是要在具体的情况中做动态的思考，将所有可能出现的错误纳入考虑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判断都具有其特殊性，必须从具体的情况中找出判断的依据与决策。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个具体的情况绝对不会只经由一个理论引发出来，必须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方能实际克服争议。问题的核心来自于由民主政治的发展所衍生出的科学商业化的问题。民主政治的发展固然为我们带来许多公众议决的可能性，但是在缺乏相对的科学知识，而科学发展又掌握在企业手中时，一般老百姓所组成的公民会议，或是经由国家提倡的审议式民主均无法成功解消这些问题。一个能够产生审议式民主的制度，并不必然就是能够解决科学争议的制度，因为根据我们的分析与论证，科学传播的争议来自于对无法绝对被排除的风险所产生的怀疑。但这个怀疑不该是一个否定一切的怀疑，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透过稳定发展而得到进步。这个期待又使我们遇到另一个困境：民主制度所带来的资本主义隐含了知识经济，当资本主义刺激了大众消费的同时，知识经济又提供了垄断知识的机会，而这些与民主制度相伴而来的问题正是我们所需要面对处理的。
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与策略就是要在合宜的怀疑主义中，针对科技风险做出适当的评估以促进社会进步。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保有一个健康的态度，如此才能使科学知识的进步发展保有可能性。唯独当一个国家能形成成熟的科学文化时，社会大众才能在此环境中，对科学可能的发展与限制做出理性的沟通与交流，也才能以此达成合理的决策。我们必须承认，“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成熟的科学文化”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在本文对于科学传播、风险以及怀疑论的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成熟的科学文化之所以可以在某地落地生根的前提条件，必然是当地的居民能够脱离教条式的思维，对于周遭所发生的一切，做出其能否永续发展的质疑；同时，为求社会的进步，也必须努力做出沟通与交流。最后，我们期待，在成熟的科学文化中，知识的运用与掌握将如同学术社群一般，在透明监督与自由交流的规范中，争取所有参与成员的信赖。
六、结论
讨论科学传播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无可否认的是，科学传播并不全然只是个学术上的问题，更是个具体的问题。有关科学传播的实际发展必须纳入具体的考虑中，方能显现出全民应当透过科学沟通的发展，建构出重视科学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文化。据此，本文一方面认为，科学传播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也就是从以服务公众利益为主的科学传播，转变为逐渐以追求私人利益为主的科学商业化。毫无疑问的，在这种转变中，对于风险的概念亦将发生转换。本文依然从具体的角度认为，风险本身也不应当是个抽象的概念，而同样是个能在具体环境下受到分析的概念。在我们所提出的“无心之过”与“有心之错”的分析架构中，风险所导致的怀疑不是一种概念的应用，而是一种对实际环境所做出的判断。在这个架构中，全民针对科技提出的怀疑，也绝不能以否定一切为诉求，而必须以促进社会进步为主导。本文最后提出结论，认为对于现行科技发展的怀疑，必须透过积极的科学传播加以解决，而唯一能够使得科学传播发展其效用的方式，就是在民主社会中建立成熟的科学文化。唯独在提升全民有关科学知识的认知，形成乐于学习与沟通的理性态度下，任何对于科技的应用与政策所做出的怀疑，才能有益于社会的进步。
（责任编辑 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