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谱系一直围绕“结构”与“能动性”展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逻辑学派侧重于“结构”的维度，葛兰西以及新葛兰西主义的国家理论则侧重于“能动性”的维度。为弥补“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元论问题，杰索普创建了“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很好的解决了“结构”与“能动性”问题，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不过，“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关键词】结构；能动性；策略关系国家理论。
中图分类号：B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2) 04 - 0029 - 06
在西方学界，“结构一能动性”(Structure-Agency)的问题一直是许多社会科学家深感忧虑和困惑的问题。 “由于试图解决‘结构一能动性’问题的理论尝试大多宣告失败，因此我们很容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学家们要不是还没有聪明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虚假的。”尽管类似富勒这样的困惑不在少数，但是抱怨仍然掩盖不了下述事实：“结构一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仍然是西方政治分析中的核心。简单地说，“结构”基本上就是脉络，指的是社会、政治与经济事件发生以及获得其意义的背景环境。当然，西方政治科学家用结构概念来形容脉络或背景环境时，事实上还隐含着更多的意思，他们还指涉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秩序性——政治制度、实践、惯例以及习俗等长期下来似乎会展现出某种规律性或结构。“能动性”指的是行动，在西方语境中则指涉政治行为。它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行为者有意识地采取行动以实现自己意图的能力。“结构一能动性”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对立的，偏好结构性或脉络性因素的立场与理论，通常被视为结构主义者，而那些偏好能动性因素的则被视为意图论者或意志论者。
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借用“结构一能动性”这一理论框架，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际上一直摇摆于“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直至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创建了独树一帜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才很好地解决了“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超越“结构”与“能动性”二元论的可能。下面，我们以杰索普“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建构和演进过程为例，试图对此展开比较详细的阐述，同时对“策略关系”国家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
一、“结构”的单维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逻辑学派
鲍勃·杰索普是英国兰开斯特大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早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研究，曾试图整合规范功能主义、达伦道夫的冲突理论、布劳的交换理论等理论资源，希望以此展开对交换、权力和制度化的分析。70年代中期，杰索普加入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会议(the Conference ofSocialist Economists)以及埃塞克斯大学国家理论学习研讨会，理论兴趣开始转向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因此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兴趣点。杰索普最初的思考——结晶为《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The capi-talist slate: Marxist theories andmethods)(1982)——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六、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争论的一个批判性介人。
通常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创建一个连贯的国家理论，不过，如果因此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没有发展出任何的国家理论，那也是不准确的。概括起来，杰索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存在着下述理论支点： (1)以“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为模式，把国家或国家形式视作为经济基础的反映；(2)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丁．具。(3)国家作为粘合要素。(4)国家作为制度整体。②当然，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并不系统，也缺乏一致性，因此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流派，强调资本主义国家与垄断权力的融合。大体而言，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占据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核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常不太重视国家的形式，把国家还原为经济基础的副现象，从而在根本上是经济决定论的国家理论。③而且，尽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把政治的变量引入到正统理论的核心，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复杂阶级斗争的关联，也强调了需要建立革命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以便团结所有的反垄断力量；但是这些“边缘性”的分析只不过是进一步证明并深化了如下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取决于“垄断资本”的性质。不过，尽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包含明显的理论缺陷，但它仍然激发了旨在超越这种理论局限的其它研究方法的发展，其中之一即为资本逻辑学派。
资本逻辑学派的“拓荒者”当推帕苏卡尼斯(Pashukanis)。他首先尝试把商品流通过程与资产阶级法律、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试图从市民社会的私人经济领域推导出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其他代表人物是布兰克(Blanke)、于尔根斯(Jukens)、卡斯腾迪克(Kastendiek)、阿尔维塔(Altvater)以及希尔施(Joachim Hirsch)。概言之，“资本逻辑”学派试图从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存在条件中推演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形式和功能。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视作为服从资本主义运行法则的“理想的集体资本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功能是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一般条件，比如说对于促进商品生产、交换和资本积累来说是必要的法律和货币体系；确保雇佣劳动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无法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来完成；以及确保这种生产在劳动过程中从属于资本。“资本逻辑”学派的分析还揭示了，尽管国家干预想要维持需求和重组生产，但它并不能超越市场力量，也无法消除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最多只能对这些形式加以修正。总体而言，杰索普认为“资本逻辑”学派通过证明国家不能被视作为只是资本创设和操纵的工具，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不过，“资本逻辑”学派的研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以一种复杂的形式重复了还原论的错误。此外，在资本逻辑学派的研究中，资本的要求提供了惟一的解释原则，而非成为对于一个更发达理论而言的参照点，很少有学者试图去说明这些需要得以满足的环境。因此，虽然有各种引入阶级斗争和非经济变量的努力，这个学派把历史还原为资本自我实现的逻辑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它需要新的范畴来处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的阶级、非阶级力量和社会关系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践。这只有借助于像“领导权”、“权力集团”、“大众整合模式”、“统治模式”等等分析范畴才能够达到目的。
显然，以“结构一能动性”的视角作为透镜，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比较模糊，总体介于“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当把国家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时，他们无疑放大了统治阶级的能动性；而当把国家视为粘合要素以及制度整体时，他们有可能陷入结构主义的陷阱，使国家体现出强烈的功能主义弦外之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逻辑学派则大体上偏重于“结构”的维度。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这个结构是“垄断资本”，而在资本逻辑学派中，这个结构是“资本”，“垄断资本”和“资本”成为国家的行动脉络和环境。尽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逻辑学派试图引入政治变量和政治力量，但在厚重的“垄断资本”和“资本”笼罩之下，这种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其存在空间逼仄，也几乎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能动性”的单维性：葛兰西和新葛兰西主义的国家理论
作为一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被誉为“最近五十年中最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其突出贡献在于他对领导权理论的重新阐发，其原创性则体现于他的领导权分析中对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本质的重新理解。20世纪70年代，葛兰西的研究在西方渐成热潮，影响力持续上升，激发并促使了以普兰查斯、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其代表人物的“新葛兰西主义”的产生。
尼科斯·普兰查斯是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其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他撰写了《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法文1968，英译1973）、《法西斯主义与独裁》（法文1970，英译1974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法文1974，英译1975）、《独裁的危机》（法文1975，英译1976）以及《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1978年法文、英译）等一批极为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成为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中的重要探索者。作为阿尔都塞的弟子，普兰查斯撰写的第一部有关国家理论的著作《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应用阿尔都塞主义的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普兰查斯提出了国家的部门理论的构想，指出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要把它作为特定生产方式中的政治部门来考察，“一个部门环节（特别是政治方面）只有当它在某种生产方式中‘分离出来’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部门理论的研究课题”。
如果说在《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结构主义要素极为厚重，被认为是该书的“主旋律”的话；那么从《法西斯主义与独裁》开始，普兰查斯开始有意识地和结构主义拉开距离：普兰查斯对法西斯主义的考察和分析，以及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独裁政权因危机和倒台而造成的民主开放局面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在阶级分析方法的框架中展开的。在1978年出版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普兰查斯最终得出了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新论断，同时提醒我们，“不应该把国家视为类似于资本那样的实体，倒不如说，它是各种权力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更精确的说，它是阶级和阶级派别之间的关系的物质凝聚，以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在国家之中。”作为阶级间力量关系的物质凝聚，国家在把现行的阶级关系体系加以具体化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并“彻头彻尾地由阶级矛盾设定一划分(constituted-divided)”。
作为“新葛兰西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20世纪60年代都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徒，7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葛兰西那里汲取思想资源来批判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期间，拉克劳和墨菲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中提炼出“接合”这一概念。拉克劳和墨菲视域下的“接合”概念的主要内涵是：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不能还原于各种先验的阶级规定，它来自于一种建构性的“接合原则”。显然，“接合”概念是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的道德的、智识的领导权的一种发挥，是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更机制化的描述，也是对其更充分、更动态、更自治化的表述。不过，尽管在“接合”概念的引领下，拉克劳和墨菲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强调指出了“非阶级”意识形态和“大众民主”的重要性。但是迟至70年代末期，拉克劳和墨菲仍然坚持认为：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要素都可以成为霸权意识形态，只有在生产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才可能成功结合其他意识形态要素。这样一来，意识形态霸权仍然不过是一种阶级霸权，接合实践也不过是基本阶级争夺中立性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斗争。
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遭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历史巨变”的挑战，战后的商品化、科层化和同质化等过程使社会关系日益政治化，并消解了旧的社团形式和社团的亲密关系。它们引发和衍生出了新的对抗关系，表现为许许多多的新社会运动（包括女性主义、和平和生态团体等）。这些运动无法涵括于或者说被还原为阶级立场和生产主义逻辑。为此，在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开始“无怨无悔地拥抱后马克思主义”，将后结构主义概念和后现代概念广泛地运用于政治理论，以“霸权”为核心概念，建立了“霸权”概念的系谱学，开始了他们的激进政治的思考。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一旦祛除其传统的本质主义逻辑，霸权就成为了一种非总体化的“言说逻辑和偶然逻辑”，社会的分化和多元化因此要求我们对一切政治认同和斗争持一种开放性和偶然性的理解，以抵御工人阶级或任何其他主体立场的先验统一性。与此同时，拉克劳和墨菲用话语理论来分析社会，强调社会现实的推论型构成。他们把社会视作依据话语规则形成的一个非稳定的差异系统，而非封闭的统一体，它总是处于一种被阐发的过程中。
葛兰西和“新葛兰西主义”学派的著作无疑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遗憾地是，葛兰西和“新葛兰西主义”学派发展的某些概念主要致力于分析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即“政治的”或者说“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分析几乎很少关注或者说忽视了作为纯粹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因此，葛兰西和“新葛兰西主义”学派的分析由于忽视了根植于资本积累本质之中的经济限制而受到损害——虽然它充分意识到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和大众民主斗争，却没有涉及到生产的一般规律。也因此，新葛兰西主义的方法必须依据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上的经济强制加以修正。
如果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逻辑学派更多地侧重于“结构一能动性”中的“结构”要素，那么，葛兰西和新葛兰西学派则过于关注“结构一能动性”中的“能动性”要素，无论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还是普兰查斯对国家之中阶级斗争重要性的强调，抑或拉克劳和墨菲对政治首要性或者是话语首要性的侧重，他们突出的都是“结构一能动性”中行动者的重要性，相对来说，他们轻视或者说忽视了国家中的结构性限制。
三、“结构”与“能动性”的辩证：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
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追溯表明，无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逻辑学派，还是葛兰西和新葛兰西学派，这些国家理论都只注意到了“结构一能动性”中的一维，或是“结构”的维度，或是“能动性”的维度，它们未能辩证的对待或处理国家理论中的“结构”和“能动性”的要素。杰索普的理论抱负，是希望通过“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建构，力求比较完美的解决国家理论中的“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以使“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成为一种辩证的关系图景。
“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正式出场”或者说“破茧而出”是1990年的《国家理论——使资本主义国家归位》（State theory: 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20世纪80年代，杰索普吸收了系统理论、调节理论、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等理论资源，进一步完善了“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主张把国家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事实上可以作为策略的场所、生产者和产物来分析”。“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核心内涵是：所有社会、政治变迁都是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国家策略与这一策略所形成的结构背景之间互动的结果，国家的形式和行为因此是霸权的以及实质上的政治斗争的产物。通过这种方式，国家不再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集体资本家”，而是成为了一个不平衡的竞技场，这一竞技场有时偏向某些行动者，但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可能变得对其他行动者更有利。总之，“策略关系”国家理论表明：国家是一个偶然的、不稳定的系统；国家镶嵌于社会之中，国家理论只不过是社会理论的一部分；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不能仅仅集中于国家自身来理解，国家权力是一个多形态的结晶体，它依赖于国家及其所环绕的政治系统之间的结构联系，依赖于国家管理者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的策略联结，依赖于将国家与政治组织连结到其环境中的相互依赖的因素和社会网络之间的复杂编织；国家形式是过去社会力量之间策略角逐的结果，结构并不直接决定结果，作为能动性的代理人也并不仅仅是结构的“载体”，“结构”和“能动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和相互形塑的。
在一些论者看来，由于把结构性因素与能动性因素这种分析层次上的区别具体化乃至进一步巩固成严谨的本体论层次上的二元论。人们在处理“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时不免陷入困境。事实上，与其将“结构”与“能动性”看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如将它们看成是熔铸成硬币之前的那：种合金状态。 “结构”与“能动性”虽然在分析的层面上可以相互分离，“但它们在实践的层面上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无法在合金中看到任何一种个别的金属，只能看到那些金属融合在一起之后的产物）”。也因此，在科林·汉看来，杰索普所创立的“策略关系”研究途径或许提供了一种超越“结构”与“能动性”二元论的可能。杰索普的“策略关系”研究途径表明，与其费尽心力的谈论“结构”与“能动性”这两个抽象的概念，不如转而关注“结构”与“能动性”在实际的社会互动与政治互动中，彼此的辩证性交互作用。杰索普的策略是以“策略性选择脉络”与“策略性行为”置换了“结构”与“能动性”的概念，以一组新的概念消解了“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元论，这些概念更能反映出行为者是如何使用或改变自己身处其中的环境或脉络，以及环境或脉络又是如何限制行为者可能采取行动的范围。因此，“策略关系”研究途径中最主要的关系，并非“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而是策略性行为者与他们身处其中的策略性环境或脉络之间，更为立即直接的互动关系。
四、结语
从上可见，对于国家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而言，杰索普创建的“策略关系”方法意义重大。基于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理论融合结果的“策略关系”方法，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性无疑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它要求我们把国家视作为一个动态的研究目标，对于国家的分析因此需要更具体的、历史特殊性的、制度主义的、活动取向的研究。“策略关系”方法也比以前的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更为成功地超越了结构与能动之间的对立，从而真正形成了两者间的辩证关系。不过，在我们看来，尽管“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有这些优点，重建并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但是，“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谱系似乎一直都围绕“结构”与“能动性”问题展开，“策略关系”国家理论自然也不例外，而且被认为是对“结构”与“能动性”问题最为成功的解答。但是，“结构一能动性”的框架是一个过于宏阔和抽象的框架，把所有的问题都化约为“结构”和“能动性”尽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也因此忽视或者说掩盖了很多问题。仔细检视我们发现，在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中，“策略选择”的脉络或者环境，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秩序性——政治制度、实践、惯例以及习俗所展现出的规律性或结构，从来就缺少规范性的含义。杰索普似乎并不在意规律性或结构的“好”与“不好”；同样的，对于“策略性行为者”的行为，杰索普也从来未考虑过它们的价值取向，不去追问或反思这些行为的“好”或“不好”。也因此，在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中，原本与国家理论有密切关联的一些理念，比如自由、民主、宪政，它们几乎消失不见，无影无踪。对于倡导追求“接合”方法——结合源自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概念、假设和解释原则——的杰索普来说，这种忘却可能“意味深长”。
其次，作为围绕国家而构建的一种理论叙事，国家理论往往和各种价值——如对人性的看法、各种核心道德价值、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各种国家理论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包含着价值选择和政治含义。通常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都倾向于和一个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没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批判社会理论来说是一个奇怪的目的地。”遗憾的是，在“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中，我们发现杰索普基本上放弃了对国家远景的探讨，无法提供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具体可行的前景。诚如邓肯·凯莉(Duncan Kelly)所说，尽管杰索普的“策略关系”方法受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在其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解放政治理想却明显消失了，杰索普似乎并不关注政治或者说系统转变的可能。“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因此有可能成为一种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策略关系”国家理声称要辩证地对待结构与能动的问题。但在实际的运用中，杰索普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其精心绘制的理论蓝图却值得怀疑。比如，在200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 （The Ful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一书中，有论者认为杰索普似乎又在向经济决定论这个幽灵靠拢。科林·汉也认为，受调节理论的影响，杰索普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中的许多分析采用了功能性的经济术语表达形式，后福特主义制下的国家转型往往被视作为由外生的经济压力所致，即便政治的变量得到了考察，那也是在有限的和次级相关性意义上的。熊彼德主义竞争国家的转变在考林-汉看来是一个无政治主体的过程，策略和策略行动者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说明。因此，考林汉认为，我们必须从理论抽象的高地上走下来，抵制国家的功能主义解释，重新阐述政治，并且同时使国家重新放到政治领域中来考察。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