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犬儒主义原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这一流派主张摆脱外在物质的束缚，回归自然和德性的生活，摆脱习俗和偏见的羁绊，发扬理性，追求真理，超越对权力的恐惧，实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但是，今天犬儒主义却走向古代犬儒主义的反面，成了玩世不恭、消极无为的代名词，颓废主义的意识形态。斯洛特戴克把犬儒主义定义为“启蒙的虚假意识”，这一概念抓住了犬儒主义的核心特征。当代犬儒主义意味着启蒙的病变，通过理性的工具化，犬儒主义的讽刺和批判已经被中立化为明哲保身的工具，或金钱和权力游戏的合法化观念。“启蒙的虚假意识”这一概念不仅可以用于对西方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现象的批判分析，也可以用于当今中国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
【关键词】犬儒主义；启蒙的虚假意识；意识形态批判；斯洛特戴克；齐泽克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2) 04 -0001-06
网络上流行一篇文章“犬儒主义——今日中国的现状”，文章开头就问道：“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文章收罗了一系列警句，极好地刻画了当前流行的犬儒主义心态，如：“多了世故的圆滑，少了正义的冲动，一个人就成了犬儒。”“犬儒本来未必全是势利，但是他既然抹杀了善恶是非，结果到头来就只剩下了势利。”“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肯思考的人才会变成犬儒，变成犬儒后你就可以不再思考。”“犬儒不分善恶，但他不一定是不知善恶。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犬儒不只是失望，犬儒是放弃希望，并转而嘲笑希望。”“专制的目的是把人变成犬儒，而犬儒却以为只有他们才看透了专制。”
犬儒主义原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这一流派主张摆脱外在物质的束缚，回归自然和德性的生活，摆脱习俗和偏见的羁绊，发扬理性，追求真理，超越对权力的恐惧，实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但是，今天犬儒主义却走向古代犬儒主义的反面，成了玩世不恭、消极无为的代名词，颓废主义的意识形态。
犬儒主义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西方，犬儒主义同样引起人们的忧虑。戴维·马哲拉(David Mazella)在《现代犬儒主义的形成》中追溯犬儒主义在美国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1960年代美国康狄涅克州参议员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报怨说：“美国人民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是对政治和政府的犬儒主义，我们已经为这样一种无根据的犬儒主义付出高昂的代价。许多正派的——包括许多杰出的——公民羞于承担公职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政治和政府是普遍腐败和邪恶的。”1991年代杰夫里·戈尔屯法伯(Jeffery Goldfarb)在《犬儒社会》中指出：“今天美国民主面临着独一无二的最迫切的挑战是广泛流行的公共犬儒主义。”在克林顿时代有人指出，美国“已陷入了犬儒主义的网络，它使我们怀疑除了物质利益外和照料单个的我外还有更高的目的。”
提摩太·贝维斯根据英国的经验，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也做了类似的判断。他认为，犬儒主义既是当代政治道德批判的对象，也是主流政治哲学的隐性逻辑。当代犬儒主义起源于1960年代大规模反抗运动失败留下的幻灭感。从那以后，韦伯意义上的“有信念的政治”衰落了，政治变成了将“应然世界”调校为“实然世界”的欲望。集体政治的退场导致两方面结果：一是政治的市场化，政治过程被抽离掉了信念和使命等内在价值，成了供求关系逻辑支配的消费对象；二是政治的重新形而上学化，后现代主义从形而上学的本真性出发把政治的世界判定为肮脏和无意义的世界。两种倾向使得“犬儒主义似乎占据了由大众文化从政治本身的退却留下的空间。政治的介入已别无选择，在这样的社会只能作为一个犬儒。”
1981年，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200周年之际出版了《犬儒理性批判》。该书一出版就抓住德国人的眼球，短短数月就销了40000册，被称为德语世界后现代主义的伟大著作。安德鲁斯·赫休指出，该书的成功并非偶然，“虽然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新保守主义的回潮，然而，旧的二元对立，如左与右、进步与保守、理性与非理性等等，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解释力、道德感召力和政治说服力。面对着对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形式具有免疫力的新的后启蒙的精神分裂式犬儒主义(schizocyni-calism)，虽然在地域性传统和政治领域存在着差别，斯洛特戴克的书解释的当代文化中普遍盛行的麻痹症和不满正是今天的现实，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德国抑或法国皆是如此。”
斯洛特戴克对犬儒主义的批判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除了介绍斯洛特戴克的观点外，也将讨论齐泽克对这一观点的发挥和运用，并把这个问题延伸到中国当前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
一
斯洛特戴克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满有了新的性质。它显现为一种普遍的、弥漫的犬儒主义。”“今天犬儒已经成为大众形象”。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他给犬儒主义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犬儒主义是一种启蒙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consciousness)。它是现代化的不幸意识，在它身上，启蒙的努力既成功，又不成功。它在启蒙中学到一些教训，但它并没有，也许也不能将其投入实践。既春风得意，同时又悲惨不堪，这种意识不再受意识形态批判的影响，它的虚假性已经反思地受到了保护。”把犬儒主义称为“启蒙的虚假意识”是斯洛特戴克的深刻洞见，它抓住了启蒙与犬儒主义之间隐秘的联系，正如海德格尔洞见到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是虚无主义一样，斯洛特戴克也认为，西方启蒙的命运就是犬儒主义。在《犬儒理性批判》中，“启蒙的虚假意识”这一概念并非仅仅是对犬儒主义的特征性描述，同时它也被当作一种系统的文化和社会诊断模式。按照这一诊断模式，作为对虚假意识的批判的启蒙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不仅没有真正战胜虚假意识，反而在发展过程中被虚假意识再次吞没。斯洛特戴克认为，犬儒主义是虚假意识的现代化，是后启蒙的“一种被反思地保护起来的虚假意识的结构”。因而，对这种虚假意识的批判不仅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斯洛特戴克的犬儒主义概念是非常复杂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个核心特征：首先，启蒙的虚假意识是一种新的物化意识。在这种态度中人们并未受骗，相反，它知道自己不带幻想，然而又自觉地卷入“物的权力”之中，充当物的权力游戏的中介。作为一种认识论立场，犬儒主义相信，人们除讽刺和嘲弄之外，无法达到更好的知识。这一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后批判的启蒙意识：当启蒙的批判经历了一切之后，它最终把目标瞄向批判自身。犬儒主义认为，相信真理、相信德性、相信生活的本真性仍然停留在天真幼稚的前启蒙状态；而一旦我们看破红尘，就只能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这样表达犬儒主义的逻辑：“我不是犬儒，我只是阅历丰富而已——难道这不恰好是同一件事吗！”接着犬儒会说：“不是犬儒怎能生活？”犬儒主义是这样的意识状态：我们对现实不满，但我们无可奈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尼采视为犬儒主义思想的转折点。尼采已经明确指出，真理和知识并没有内在价值，真理的意志不过是权力的意志。现代犬儒主义把尼采的思想进一步推向极端：知识只是我们适应现实的工具，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意义。从这里，犬儒主义的含义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犬儒主义不是代表着福柯所说的敢言，而是自觉地把理性视为适应现实的工具的新的意识状态。
其次，犬儒主义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虚假意识。为了不受现实的伤害，犬儒主义预先就宣告了现实的不存在；为了不失望，犬儒主义早早地放弃了希望。“他们的心理机器已经有足够的弹性，可以接纳对他们自己的活动的永久怀疑中的剩余因素。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短时间内，环境的压力和自我保存的本能可以说同样一种语言，他们告诉自己不得不这样做。否则的话，事情会变得更糟。因此，新的、首尾一贯的犬儒主义甚至对自己作为受害者和所做的牺牲有种可以理解的情感。……在这里，有某种对失落的天真的悲悼，有对更好的知识的悲悼，而所有的行动和努力都是与它们相反的。”斯洛特戴克认为，犬儒主义是一种多愁善感的话语，一方面，它强调为了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否定现实，另一方面，它又否定真理的存在。在这里“启蒙的虚假意识”成了“反思的缓冲器” （reflective buffer），在介入现实之前，它为人设定了不与现实严肃地打交道的保护带。
第三，犬儒主义自命为超越了意识形态，却陷入新的意识形态。启蒙的使命是意识形态批判，而启蒙发展到犬儒主义最终使自己成了意识形态，一种对批判具有免疫力的意识形态。斯洛特戴克认为，传统的批判理论对虚假意识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它只看到三种虚假意识的形式，即谎言、错误和意识形态，而“当前的精神状态需要补充第四个结构：犬儒主义的现象。”传统的虚假意识既指个人的偏见和无知，也指某个阶级无意识的偏见，这些虚假意识的共同特征是行为者对自己意识的虚假性的非知(non-recogru-tion)。在《犬儒理性批判》中，斯洛特戴克列举了启蒙的各种批判形式，包括启示的批判、宗教幻想的批判、形而上学的批判、唯心主义的批判、道德幻想的批判、透明性的批判、自然主义的批判、私密性幻想的批判等等，这些批判在他看来殊途同归，最终都走向犬儒主义。犬儒主义与其它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批判是犬儒主义的条件，而犬儒主义又终结了批判；能够批判的人才会变成犬儒，而变成犬儒后就不再批判了。因此，面对犬儒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程序已经失效了。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斯洛特戴克完成了对犬儒理性概念的理论建构：犬儒主义是一种“启蒙的虚假意识”，它从启蒙中获得自己的理智能力，却把它转变成不受启蒙影响的虚假意识。
二
在斯洛特戴克那里，“启蒙的虚假意识”概念并不仅仅是对犬儒主义的描述，同时也是对它的批判诊断。“启蒙的虚假意识”概念包含着意识形态与启蒙的复杂纠缠关系的研究，启蒙意味着批判，而批判的结果却是对批判具有免疫力的虚假意识。这是一种新的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新的形式。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的根本目的是要使人摆脱恐惧，树立思想的自主性，但是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如果批判的理论不能预见到这一点，就会完全葬送启蒙。同样，斯洛特戴克也认为，启蒙的目的是使人摆脱偏见和迷信，但完全启蒙的世界是一个犬儒理性世界。同《启蒙辩证法》一样，斯洛特戴克也相信启蒙自我修正的可能性，相信有一种反抗的犬儒主义可以抵抗顺从的犬儒主义，但关键是要认识到，启蒙向犬儒主义的堕落并非偶然，启蒙理性包含着犬儒理性的种子。
斯洛特戴克不仅在对待启蒙的态度上与阿多诺等相似，在对启蒙的核心原则理解上也与阿多诺相似。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的秘密包含在斯宾诺莎的“自我保存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要基础”和培根的“知识就是权力”这两句名言之中。《启蒙辩证法》的思路是清楚的：为了自我保存，人类必须控制和征服自然，统治和支配他者，否定和牺牲自己的内在自然。《犬儒理性批判》也把犬儒理性理解为“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为了自我保存，启蒙理性必须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起二元关系，把理智理解为征服他者保全自己的工具。但是，当启蒙意识面对无法克服的力量时，它就从攻击性的自我保存转向到防御性的自我保存。因此，启蒙理性与犬儒理性不过是同一种理性的两个不同面向。如果说，启蒙理性是自我对他者的同化，犬儒理性则自觉地接受了他者对自己的同化。在犬儒主义那里，正直、诚实被想象为不诚实的最高形式，道德被想象为放荡不羁的最高形式，真理被想象为谎言的最高形式，因此，为了自我保存，我们应该放弃诚实、道德和真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条从启蒙到犬儒的隐蔽路线。
犬儒主义是反思地自我保护的工具，它可以运用于一切领域。在经济领域，它把价格当作价值的最高形式，赋予商品交换的价格以价值意义，回避揭露和批判人类经济生活中自我异化的义务。在法律上，把形式平等理解为平等的最高形式，回避形式平等中的实质不平等所带来的思想和道德困惑；在感情上，把放纵理解为最高的情感生活，放弃对真正爱情的追求；在政治上，把民主视为集权的最高形式，目的无非表明接受后者就是实现前者。正如在罗马时代，晚期犬儒主义者德勒斯把接受金钱视为蔑视金钱，接受权力视为蔑视权力，真假、善恶、美丑概念都被有意识地混淆和颠倒了，不论是认知概念还是规范概念它们都失去了内在意义，变成了任意取舍和使用的空洞符号。
斯洛特戴克认为，在当今思想界，犬儒主义是普遍现象。不仅右派在犬儒化，左派也在犬儒化；自由主义在犬儒化，马克思主义也在犬儒化。在谈到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时，斯洛特戴克说：“在马克思式文本中，断裂不是在‘意识形态的’阶段与‘科学的’阶段之间的断裂，而是二种反思的心态——原犬儒的一进攻性的、人道主义的、解放的反思与客观主义的、主人式一犬儒的反思——之间的断裂。”马克思本人是真正的犬儒，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为了人类的解放，而在他的后人那里，马克思主义成了护身符，自我保存的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争论时首要想到的不是坚持真理，而是驳倒对手，维护“一贯正确性”形象，因而也陷入了“启蒙的虚假意识”。
斯洛特戴克在当代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他对犬儒主义的批判以及原犬儒主义(Kynicism)与现代犬儒主义的区分被许多人所接受。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不仅接受了犬儒主义是“启蒙的虚假意识”这一观念，并用这一概念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拜物教理论。齐泽克说：“犬儒主义(cynicism)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原犬儒(Kynical)的颠覆的响应：它承认也重视掩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的特殊利益，承认也重视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它总能找到保留那个面具的理由。”这一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区别。在齐泽克看来，今天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观念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意识形态，而是犬儒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恩格斯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这一意识形态的特征是：“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勤勉为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意识形态概念包含着一个基本的构成性因素，即人们对观念的意义与有效性条件之间关系的误认，一种对自身的真实基础和条件的天真的无知。在意识形态之中就是在自我欺骗之中，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程序就是通过真实与幻想的对照，揭露意识形态的无意识虚假性。然而，齐泽克认为，经典的意识形态批判程序已经失效了，犬儒主义的特征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仍然坦然为之。”犬儒主义者对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着面具。犬儒主义者知道自己的观念的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话语的普适性之下掩藏着特殊的利益，但他就是不愿与之断绝关系。与传统意识形态的无意识虚假性特征不同，犬儒主义是“启蒙的虚假意识”，如果传统意识形态是诚实的不清醒，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清醒的不诚实，“犬儒智慧的模型就是要把正直、诚实想象为不诚实的至高形式，把道德想象为放荡不羁的至高形式，把真理想象为最有效的谎言。”由于这种虚假意识知道自己的虚假性，因而它就获得了以前的所有虚假意识所不具有的特征：对批判的免疫力。
齐泽克指出，一般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虚假意识，总是假设在虚假意识之后有一个真实的现实，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在于使人们从“非知”(non-cognition)达到“自知” （self-awareness）。但在犬儒主义中，并不存在一个未被理性洞穿的黑暗内核，这里的一切都是敞开的，意识形态并不掩盖什么，它就是现实。譬如，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没有穿衣服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是人们不愿意说出来。小孩说出真相：“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穿呀！”并非因为他受到启蒙的训练，或具有批判能力，而是因为他还未成为犬儒主义者。在犬儒主义那里，意识形态没有掩盖现实，相反，它是结构现实的原则；现实不是处在幻想的背后，它就建立在幻想之上。如果所有的人都抛弃犬儒主义，说出真理，现实生活中许多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社会制度都会跨台。齐泽克认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有效性总是以非知为前提，犬儒主义却是建立在顺从的行动基础上的。这一犬儒主义概念可用于许多社会现象的批判。
齐泽克对犬儒主义的批判有两个重要的对象：商品拜物教和权力拜物教。马克思在批判商品拜物教时指出，陷入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的人对自己行为的意义一无所知，仍然勤勉为之，拜物教意味着对现实的误认。但是，在犬儒主义这里，“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个人很清楚，物与物的关系之下，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在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在他们正在做的某事中，他们的行为就好像货币以其物质现实性，同样也是财富的直接体现。他们在实践上而非理论上，是拜物教徒。”也就是说，只要在行动领域按资本的要求去做，即使我们洞穿了资本主义的秘密，仍然不能摆脱它的统治。“启蒙的虚假意识”概念也可用于解释现代集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统治现象。在前现代专制统治中，主人之所以是主人需要借助于某些外在的权威（上帝、自然、某些神秘的往昔事件），原因在于那时的意识形态还未被当作纯粹的谎言，而是被当作一个被体验为真理的谎言，一个假装被严肃对待的谎言。但是，今天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再具有这样的借口——不再是为人操纵的工具，不再是纯粹外在的和手段性的；保证其规则畅通无阻的不是它的真理价值(truth -value)，而是简单地超意识形态的暴力和对好处的承诺。”现代集权主义的统治不是建立在人们对它的权威的“知”的误解上，而是建立在对它的行的服从上的。美国记者史密斯在《俄国人》中指出，生活在勃烈日涅夫时代的人们并非头脑简单的受骗者、他们知道苏联体制的弊端和虚伪，但受制于权威体制的暴力或利益的诱惑，照样曲意迎合。当代集权主义并不惧怕犬儒式嘲讽，因为它知道在启蒙之后，它已经不再享有无批判的权威了，只要人们仍然在行动上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只要人们还假装对它认真对待，对它的讽刺和批判对它来说不过是无害的玩笑。在犬儒主义意识形态中，批判已经被中立化了，不再承担着行动的义务。
三
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斯洛特戴克的犬儒主义理论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它抓住了当今流行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面对社会的异化、剥削和非正义的统治和压迫，我们并不缺乏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并不缺少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犬儒主义者知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但他们停留在这种矛盾所产生的精神分裂状态之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哲学是革命的头脑，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心脏，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改变世界。然而，在犬儒主义者中，大脑与心脏、理论与实践的分裂被有意识地保持着，头脑享受着批判和思考的乐趣，身体享受着利益和欲望满足的快乐。犬儒主义不是意识形态的受骗者，而是利益和权力的依恋者。
“启蒙的虚假意识”在今天中国现实生活中也不少见，经历过思想解放和启蒙之后，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法维持了，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带有了犬儒主义的特征。犬儒主义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的演变是在历史中发生的。斯洛特戴克认为，德国现代犬儒主义出现于魏玛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失败使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产生了启蒙和理性的幻灭感，这是犬儒主义出现的社会文化土壤。马哲拉在《现代犬儒主义的形成》中认为，现代犬儒主义是近150多年历史的结果。自由主义危机、民主危机、战争和革命失败等等，使人们对政治感到失望，怀疑和否定取代了理性说服，成为人们普遍的政治心态。
犬儒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也有自己的特殊背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历史一直由民族解放、个性解放和阶级解放三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支配。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存在着主导的意识形态，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没有多少土壤。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虽然标志着狂热乌托邦时代的终结，但整个社会并没有陷入犬儒主义。80年代是充满激情的时代，强国富民和自由民主是激发人们行动的精神力量；思想解放，人道主义大讨论，人文精神的讨论，都表明人们在寻找新的理想和生活的原则。“六四”风波给文革后的理想主义以沉重打击，接下来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改革，使社会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氛围，启蒙的理想主义精神迅速地蒸发了。再后来，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引起人们广泛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犬儒主义开始出现。
“犬儒主义”对中国是个外来词，早些年人们对这个概念还比较陌生，现在已经成了高频词。犬儒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具体来说，它的背景有以下方面：(1) 80年代启蒙运动的中断和后现代主义的引入，启蒙的普遍价值和解放的宏大叙述受到普遍的怀疑，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开始流行；(2)在网络时代，各种价值都暴露在批判的烈火中，不同思潮和政治观念的分化和相互攻击，侵蚀了正统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现实效力。(3)市场经济的急剧展开，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开始盛行。(4)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摧毁了许多人对社会公正的信念和未来改革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倒向了犬儒主义。
犬儒主义是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今天它已经成为普遍的意识形态。对弱者来说，它是明哲保身的思想工具，对强者来说它是逐利的行动逻辑。“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这种犬儒主义与西方的犬儒主义一样，是一种“启蒙的虚假意识”，是理性的病变。承认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深入分析其原则，并寻找到超越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策，这是我们思想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