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熟悉阿伦特文本的读者应该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阿伦特坚持认为任何制造活动都不属于政治领域，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作为政治领域之重要观念的公共世界却又与制造活动尤其是故事讲述者的制造活动保持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旨在通过对阿伦特思想中行动、制造以及世界之关系作一番分析，揭示这一鲜明矛盾背后掩盖的事实是阿伦特无法成功地将工作或曰制造排除出政治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制造对于阿伦特推崇备至的公共世界而言是构成性的，作为其结果，与制造活动相伴的暴力在政治领域也就是无可避免的现象了，改变的只是其形式。
[关键词]阿伦特；公共世界；行动；制造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2) 06 -0042 -05
一、世界的两层含义
让我们首先从阿伦特对人的活动所作的那个著名的区分开始。众所周知，在《人的境况》中，相对于沉思生活( vita contemplativa)，阿伦特区分了三种积极生活( vita activa)的形式——劳动、工作（制作）和行动。首先，与劳动相关的是必然性或必需性，劳动意味着为生物性的自然生存所作的不断努力，它是“与人的身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活动……劳动的人之境况是生命本身”，并且劳动产品是用于满足个体生命的保存或人类种族延续的消费品，一生产出来几乎要被立刻消费掉。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生产人造物的制作活动（工作），劳动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持久的痕迹，换言之，劳动与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属人的世界没有直接的关联。
不同于劳动，工作对应的人的境况是世界性的，因为工作制造了人类的家园——世界。工作是技艺人（homo faber）通过“目的一手段”的方式在孤独状态下制作产品的活动。由于制造活动原初的形式就是对给定的质料进行改造让其变形，因此制造活动不可避免地蕴含着暴力因素。相比于劳动产品，工作产品即人造物具有潜在的不朽性，这是因为人造物如我们居住的房屋、行走的道路并非即刻被人消费掉的消费品，它们在制造活动结束时才真正开始其存在，并且总能持存一段时间，有些甚至跻身不朽之列（如艺术品）。工作产品的总体则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工作产品的持久性也传递给了世界，使得这一世界的存在比每个人的生命都要持久。它抵抗着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作为客观对象（Gegenstand）站立在每个人的对面(Gegen-stand)。
然而，在阿伦特看来，尽管“工作的产物……被视为世界的一部分，保证了世界的持久与稳固，否则世界就不能持存”，但世界不仅指人手工作的产物，也指人以言行所建立的公共空间。言行即言说和行动被阿伦特毫不含糊地置于积极生活的最高等级，被她视作最属人的活动。尽管劳动和工作各有其独特的作用，但惟有行动揭示着行动者个体的存在，将他与其同侪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复数性的人以言行的方式在一起构建起了言行在其中得以展开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也就是阿伦特称之为世界的东西——在此似乎只与言行相关，因而完全是言行所建构出来的。显然，技艺人建造的世界与行动者构建的世界绝不是同一回事，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阿伦特所指的世界应当同时包含了这两部分：“与世界相关的是人造物品，人手的产物，以及在这个人为世界中一起居住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一、世界的两层含义之间的联系
为了调和“世界作为人造物”和“世界作为公共空间”这两层含义，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在世界上一起生活，根本上意味着一个事物世界（a world of things）存在于共同拥有它们的人们中间，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这个比喻似乎巧妙地将技艺人所建造的世界和行动者所构建的世界结合了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不为阿伦特的灵感所动，就会发现，在这个比喻中，桌子并不是作为技艺人的制作活动的产物而出现的，它的作用毋宁是点出了公共空间的特征，也就是行动之复数性——行动者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而公共空间正是“把我们聚拢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倾倒在彼此身上”的这张具有“介于之间(in-between)”的桌子。桌子完全是用来比喻公共空间的。事实上阿伦特在开篇定义行动时就强调过，“行动，是唯一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因此，作为行动所构建的公共空间的世界与作为人手之产物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恐怕要在别处寻找。
工作所制造的人造物的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持久性： “就世界一词的确切含义而言，只有在其人造物的总体被组织得能够抵挡住在世寄居的人的生命消耗过程，从而比他们存在的时间更长久的情况下，地球家园才成为一个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说，持久性是阿伦特所界定的世界性(worldliness)最本原的一个特征。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空间的世界最重要的特征却在于其公共性或曰公开性：（Offentlichkeit），这层意义上的世界的最大困境恰恰在于其易逝性和无用性，这是由行动本身的脆弱性所导致的。尽管行动是最高层次的活动，但无法否认的是，行动本身是转瞬即逝的，其“存在从没有长过它们实现的那一刻”，并且不同于工作，行动也留不下任何持久的产物。所以行动是最空虚、最无用( futile)的活动。出于同样的原因，行动的显现空间也“无法在促使它产生的运动实现之后继续存在”。只有当人们以言说和行动的方式在一起时，它才会产生，但是当人们作鸟兽散后，它就不复存在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超越行动及其显现空间或曰公共空间的脆弱性，使之具备一种持久稳定的特征。换言之，如何使得行动与公共空间不再随行动的结束而消散，而是为其提供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的框架，使它们获得一种持久甚至不朽的存在？
在阿伦特的概念框架中，劳动与之打交道的是自然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无限循环过程，具有一种天然不需任何人工努力的不朽，与我们在此所谈论的持久和由人所创造的不朽无关。由此可知，在人的活动中，只有制作活动可以为行动提供所需的持续和稳固的特征，因为只有制造活动可以产生物化的产品，在世界中留下持久的痕迹。按照这一逻辑，将行动及其显现空间从脆弱性、易逝性或曰无用性中拯救出来的就只能是制造活动，行动者只能求助于最高级的技艺人——艺术家、诗人、历史编纂者、作家或纪念碑建造者。没有这些人，行动者的言行、他们上演的故事、他们所建构的公共空间就根本无法在世界上存在。
然而在阿伦特看来，将制造活动引入政治领域甚至为了逃避行动的脆弱性而以制造活动取代行动显然是很成问题的。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出于对行动的不满和不信任，转而希望找到一种更为可靠的活动来代替政治行动，而没有什么比制作更为可靠了：在制作活动开始前，技艺人就看到了最终产品的外观或理念(εζδοζ)，而在制作过程结束之后，技艺人又能将不满意的产品亲手毁去。于是，技艺人的范畴“目的决定手段的正当性”成为了政治理论的第一原则，行动的开端( aPXrl)变成了统治(aPXrl)。在阿伦特看来，这是政治领域中一切暴力的根源，因为暴力是技艺人最基本的经验，制造活动的特征就是不破不立，通过运用暴力对一堆材料进行改造以达到赋予或改变其形式的目的。但制作活动的施暴对象是自然——为了得到建造房屋所需的木材就必须砍伐和破坏一棵树。然而，如果为了统治的需要而将技艺的范畴引入人类事务领域，暴力就会酿成惨剧。将目的一手段范畴应用到“人们”身上，将会导致对复数性的抹杀，因为它默许为着特定的目的、理想( ideal)，以整齐划一的方式对人进行规划和制作。这便是所谓的意识形态（ideology），它摧毁了人们最宝贵的行动能力。此外，根据制造活动的模式，为了实现某一更高的目的，任何手段尤其是暴力手段都是可以被证成的。
三、公共世界——行动与制造的接合
尽管阿伦特极力反对制造活动进入政治领域，然而与此形成公然矛盾的是，她又不得不将制造引入政治之中，将制造与行动接合起来，并使得转瞬即逝的公共空间转变为具有持久性与稳定性的公共世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阿伦特在政治领域中引入行动的迫不得已：从过去的角度看，保存行动的“成果”必须依靠制造活动；从未来的角度看，保证世界的延续以及将新来者引入这个世界也必须借助制造活动。
首先，如果工作是人的生活中——不光是在积极生活中，也在沉思生活中——唯一与持久性相关的活动，那么它就的确担负着将行动从脆弱性（短暂性）中解救出来的重任。这一点不应引起行动者的不满，正如劳动动物也担负着其它一切活动者生命之延续的重负，这是分工不同使然。希腊城邦早已不在，但是我们至今仍在钦慕它们的光辉，仍在传颂阿基里斯的赞歌，靠的正是荷马之类的技艺人。更为讽刺的是，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这位技艺人，我们根本不知道伯利克里说过“不需要荷马”之类的话。如前所述，行动和言语具有易逝性、脆弱性或曰无用性，而克服行动本身的这一困境——保存言行——必须借助于实现记忆的手段，即是说，行动和言语必须被转变为诗人和史学家的制作活动，最终以这种制作活动的产物即“书面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所谓“行动的产物”( the products of action)只有当制造活动介入行动之后才成为现实的存在，行动、事迹、事件才有可能“成为不朽”（immortalizing）。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行动需要一个“工作伙伴”( feUow-work-man)。
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转瞬即逝的显现空间的解救之道也在于制造活动：正是制造活动促使短暂脆弱的公共空间转化为持久稳定的、作为行动之境域的公共世界。尽管人们只要在一起言说就构成了一个显现空间，然而这一公共空间如同使其现实化的言说和行动一样短暂易逝；另一方面，行动却需要一个稳固持久的世界作为其展开的境域，而不仅仅是随行动消散而消散的显现空间。我们知道，正如阿伦特反复强调的那样，制造活动所产生的所有事物及其世界垄断了这种长久性，换言之，唯有制造活动能向其他事物提供这种稳固持久的因素，因为世界性就是创造、制造和延续世界的能力。故此，严格地说，随每一次行动而形成的只是显现空间或者公共空间，只有当某一行动结束之后，诗人、史学家以及其他广义上的“技艺人”将行动、言说或事件作为故事、回忆、记录以作品的形式保存下来时，我们才可以谈论公共世界。反之亦然，当我们谈论世界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其中一定已经有制造的因素了。
制造活动对于世界是构成性的还体现在制造活动的作用之一就是保证世界的延续。世界的理想是长治久安，用哥特森的话说，世界“‘希望’现在和将来仅仅是它的延续”。在此，所谓世界的延续是相对于行动的创新性而言的：“……世界……需要保护，以避免随着每一代人的涌入而携带的新事物对它的侵袭。”虽然世界是行动的境域，但它的保守性却直接与行动的创新性相对；每一代新来者及其携带的新事物都蕴含着对已存在世界之稳定性的破坏要素。另一个内在破坏因素在于：世界本身是有死之人亲手建造的，它便也具有朽灭的危险。为了抵御上述破坏因素，对新来者的限制就是必须的，这种限制就体现在新来者总是被引入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之中，而这种引入性的工作主要是由教育者来完成的。教育显然并不属于行动的一种形式，教育所涉及的学生和老师并非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老师在学生眼中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威。德语中教育( Bilden)的本义是指形成、塑造、建成；而教育通常给人的印象就是培养人、塑造人。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教育是工作的一种形式，毋宁说是与行动最密切的隐秘的工作形式。这种密切性就体现在教育对于世界的维持和延续的作用上。教育想要使得对于新来者而言，世界总是一个旧世界，“一个由活着的和死去的人共同建造的、先已存在的世界”。换言之，每一代新来者所进入的都是一个旧世界，这是人类境况( condition)的本质，也是对新来者之行动的一种限制( condition)或驯化。教育和教育者的任务就在于如何把新来者和旧世界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公共世界之延续的必然要求。
因此，阿伦特认为教育属于前政治领域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工作或制造活动，如果教育对于公共世界的再建构、重新调整和延续具有不可否认的作用，那么教育就应当从前政治领域进入到政治领域当中。如前所述，工作或制造活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暴力的使用，那么这里由教育活动所带来的暴力就转化或弱化为一种限制：这种限制与其说是消极的、破坏性的，毋宁说是积极的、建构性的，它是对新来者行动的限制，也是新来者行动得以展开的条件和境域，即世界的延续。
四、政治权威与制造活动
制造对公共世界之延续的作用最明显地体现在围绕立国行动而展开的确立政治权威以维持政治世界长久稳定的活动之上。立国行动区别于其他一切行动之处在于，它本身就是以建立一个公共世界为目的，作为开启新世界的开端性的行动，它被阿伦特誉为最伟大的政治行动。然而立国行动以及由其所开启的公共世界——共和国——同样面临着一切行动及其显现空间所遭遇的困境：空虚、脆弱、无益，但行动需要一个能够让它不断重新揭示自己的持久空间，政治体本身也向往长治久安。
为了奠定一个稳定的共和国、确立政治权威、使新政治体的根本宪法即刻获得本应“由时间来赋予一切事物的崇敬”，立国者们必须开始以后代的眼光来看待和审视立国之开端行动，自尊为国父(founding fathers)。从理论上说，宪法一俟制定就得到了非理性的尊崇并且这种尊崇在世世代代中延续了下来，乃是由于它本身就是正当的，这种正当性源自立国行动以及更久远的奠定宪法根本的那些原则的复数性的人的行动，这是公共世界稳定性的根基。但从事实上看，对宪法的崇敬——构成了政治体稳定最重要的现实要素——乃是源自对立国行动的记忆，崇敬宪法就是回到开端，因此“革命时刻对后代而言成为了他们将要不断回顾( se ressourcer)的过去”。事实上，唤起对开端行动本身的记忆首先是通过不断讲述开端的故事，以此为同代人和后代人形成一套关于革命经验的概念词汇和语法。其次，这些故事必须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文化传统的元素，由文化的连续性保证故事的可理解性。向前看，构成一个活生生传统的故事脉络将会将新的行动导向较为熟悉和正当的目的。向后看，每个新故事都连接了新颖和已经知道的东西，它能够将破坏时间连续统的事件带回至世界的历时矩阵中。最后还要通过教育来保障人民对过去的尊崇。按本性，人朝向未来，但通过教育，他可以朝向过去。如果公民教育是成功的，尊敬的态度将从建基时刻、建基英雄过渡到国家的政治机构、习俗和原则，尤其是最高法院。
在这里，阿伦特自己意识到了新的政治体或曰公共世界的维持端赖新政治权威的确立，但权威即使加上“政治”二字也并非完全只是行动的结果。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故事、文化、教育还是最后的制度、机构保证都不属于行动而是属于工作或制造的范畴，政治权威毋宁说是行动与工作接合的典范；此外，权威是介于暴力与说服之间的一种让人服从的形式，暴力对应于工作，而说服对应于行动——阿伦特对权威的这个界定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的分析的合理性。新的公共世界一旦建构起来，它就具有一种持久稳定的诉求，开端行动所建立的这个世界对后代的行动确实构成了某种限制，后代的行动将只能是“维持世界和揭示行动者的混合体”，当然，这种限制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也正是行动不可或缺的境域性。
结 语
通过对阿伦特思想中的行动、制造与世界的关系的分析以及上述政治权威的例子，我们不难得出下述结论，即阿伦特试图将制造活动排除出政治领域的努力与她在制造与世界或曰世界性之间所建立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矛盾，与此恰恰相反，制造对于阿伦特所特别关注的政治世界的持久稳定是有其积极作用、甚至是构成性的，世界毋宁说是行动与制造活动共同构建的。阿伦特的矛盾也许正应了她自己对马克思的一句评价：“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公然的矛盾很少出现在二流思想家之中。二流思想家也不会考虑这样的矛盾。而在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些矛盾通往他们作品的核心，并且提供了真正理解他们的问题以及他们全新洞见的最重要线索。”
（责任编辑 林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