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

作者:杜运辉 来源:现代哲学 发布时间:2016-04-08 阅读量:0

1978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上,我认识了黄楠森教授。他在大会上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坚定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同时又从学理的角度指出,不可忽视原有科学理论知识的作用,还要懂得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过程。实际上,“文革”前后,我己拜读过黄老师主编的《列宁(哲学笔记)注释》(油印稿),略知他在哲学研究方面的高深造诣及其不幸际遇。1981年12月,我参加了在厦门大学举行的“全国研究《哲学笔记》学术会议”。我和北师大研究生同学陈敬泰(山西大学教师,后调回福建省委党校任教),有幸陪黄老师从北京出发经福州到厦门开会,从此开始了我同黄楠森教授三十多年的友谊!

1981年春至1982年春,北师大哲学系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师范院校教师“马哲原著”进修班(一年制),招了三十多位学员,由我所在马哲原著教研室具体负责拟定教学计划并实施。除了《反杜林论(哲学编)》、《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几本大家较熟悉的原著,我们选了学员较少接触过的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之《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还选了列宁的《哲学笔记》。这几本难懂的原著,我们专门聘请校外名家来讲授。我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找到黄老师。他复出工作后,校内外请他讲课的单位很多,任务繁重。听我说明来意之后,黄老师毫不犹豫,欣然同意,只要求在安排讲课时间集中些,不要同他原有讲课计划冲突。我心里非常高兴和感激。尔后十几次讲课(每次三课时),都是我接送和作陪,这就加深我对黄老师学养和学风的真切的了解。

大师已仙逝,其杰出理论贡献和优良学者风范永存!下面,回忆几件令人难忘的往事,聊表我之悼念和敬意。

“辩证法要素”十六条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师大当哲学研究生时,已读过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该笔记重要内容。其中有一个约500字的片段,是列宁摘录黑格尔关于逻辑学方法的观点之后,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和发挥,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一个重要理论创新,通常都叫“辩证法十六要素”。黄老师在长期研究列宁哲学思想,又对列宁手稿仔细辨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革”后发表有关文章与讲课中,他指出:不应该用前面那样的“通称”来表述,这样容易使人误解为列宁把辩证法要素(实即规律、范畴)归纳为十六条!

黄老师在对进修班学员讲课时,详细分析了十六条怎样提出来的。列宁先是把黑格尔所说“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即“辩证法的环节”,引申为三个方面的规定;然后,进一步引申出后面十六条。这十六条提出也分为三段:先是头七条,它实际已提出了辩证法体系雏形;接着列宁在一个方框中强调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后面九条是对前面七条的补充与说明。他条理分明地说清楚列宁思想的形成过程,很有说服力。

黄老师强调指出,辩证法(规律,范畴)不是十六条,也不是像有人所说仅仅是三条(三大规律)或四条(四个特征)。按照列宁的思考,它是有很多要素的,随着实践和认识发展,这些要素会不断增加。黄老师的学术观点,对长期受教条主义束缚、思想刚刚解放的中青年教师,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同时又启迪他们应该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来进行研究与宣传。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

这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创造性发挥的另一个重要思想。过去,大学哲学教师一般都懂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一致的,要掌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黄老师讲课,着重讲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问题。除了介绍这个问题的思想来源、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之外,他还特别说明这个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对传统哲学的根本变革的重大问题。针对当时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黄老师着重阐释了自已的独特观点。他指出:有的学者以为列宁的意思是存在三门学科,即辩证法(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方法论),马克思把这三门科学应用于《资本论》研究之中;有的学者则认为三门学科是包涵的关系:辩证法反映最普遍规律,而认识论是特殊规律,即人们的认识规律,而逻辑学仅仅是思维形式的辩证规律。但是,他认为.以上两种理解都不符合列宁的本意。

黄老师引证《哲学笔记》中黑格尔的有关论述与列宁的批语之后,强调说:按照黑格尔和列宁的看法,“三者同一”是指三者是同一门哲学科学的三个方面、三种性质。当然,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来说明的;而列宁则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从唯物主义基础上并以社会实践为“中介”来概括现代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从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及其革命变革。它告诉我们,辩证法作为关于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世界观(或日“本体论”——注:黄老师认为用“世界观”比之旧哲学用“本体论”确切);而作为关于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或作为关于人类认识规律的科学就是认识论;作为关于思维的规律的科学就是逻辑学。黄老师进一步发挥说,在列宁看来,在形式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三者的“同一”,但是,其基础根本不同: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思辨哲学,靠纯粹逻辑推演来建立;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检验”。唯有按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这种创新性理解,才能真正掌握现代唯物主义哲学的真谛,并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一门有完整体系的科学来建设。根据这种理解,黄老师不赞成把“辩证逻辑”作一门学科来构建。

哲学现代化与科学化

1985年春,我从北师大哲学系调来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其时,广东学者得“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之良好环境,思想比较开放、活跃。广东哲学学会、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师大哲学所的领导和哲学工作者,正在筹办《现代哲学》杂志,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我有幸参与这项工作。然而对“哲学现代化”问题,学界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就是错误的!我们非常重视北京哲学界专家的意见,1985年10月,在《现代哲学》创刊号上,就有黄楠森、肖前、赵风歧等教授的文章。黄老师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随着时代前进,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是可以成立的,它的意思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致的。依据自己致力于建设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体系的构思,黄教授特别谈到:像任何学科一样,当它处在“前科学”阶段是谈不到“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超越了“前科学”,进入了科学的阶段,从此就能够沿着科学方向,与时代不断前进!这些看法,无疑支持了全国首家地方学会哲学专业杂志的顺利创刊与发展。

到了晚年,黄楠森在回顾他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体系建设的工作时写道:“我同哲学打交道,至今已整整70年。关于哲学的科学体系我有过许多想法,其中有三点我认为至关重要:一是必须坚持世界观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自古以来,世界观一直被视为第一哲学,但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它却被排斥,被否定,这一思潮在我国也甚为流行。在我看来,世界观、尤其是科学的世界观是不能否定的,否定了科学的世界观,不仅哲学会被否定,一切科学也会被否定,认识史将不再是科学史。二是科学的哲学,除了包括世界观而外,还应包括若干部门哲学。这是因为对整个世界的综合研究必须有几个主要部门的综合研究为基础,因此,除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之外,还有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认识论。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近年来提出还应增加人学、价值论和方法论。三是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但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是因为它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自觉的有规律性原理指导的实践,不是盲目的由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指导的实践。”

“异化”、人道主义与人学

据我拜读黄楠森教授的论著,以及私下向他请教、同他交谈,觉得他对“异化”范畴的理解有个较大的变化过程。他精通西方哲学史,对黑格尔著作有深入研究。最初,他把“异化”看作“否定之否定”的一个环节,同“对立面转化”、“矛盾的转化”一样,具有普遍性。在1983年《哲学研究》第4期发表的文章《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中,他主张“异化”范畴有三个层次:上面谈的是最普遍的层次;其次是主体产生出反对自己的异己力量;再次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即“劳动异化”)。可是,当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发起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之后,他的看法发生了急剧变化。

在1984年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中,黄楠森教授作了“自我批评”,并说道:“有同志批评我自相矛盾,因为我滥用了异化概念。这就促使我进一步学习、思考,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要而言之,黄老师认为,在哲学史上“异化”概念含义确有三个层次,但“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异化”也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前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早期马克思,讲到“人的异化”时,都是指“人性异化”或“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有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没有必要用“异化”来说明某些社会现象,包括说明人的本性的变化,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发生的一些实际问题。

至于同“人的异化”直接联系的“人道主义问题”,黄楠森认为:对人道主义不能笼统否定,也不能笼统肯定,应具体分析;其历史观方面应予否定,其价值观方面应予肯定。他还明确表态赞同胡乔木同志的主张:人道主义有两个不同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们认为,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的,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完全对立,必须彻底否定;只有作为伦理观和道德规范方面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才可加以批判继承,这就是作为道德原则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至今差不多过去三十年了,在理论界、学术界分歧仍十分严重。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的理论、学术问题,黄老师的看法也是“一家之言”,我相信随着社会实践与科学研究的发展,终究会取得共识的。照我的观察,黄楠森教授后来开拓“人学”的研究,并取得许多理论成果,表明他对人性、人道、人权、以至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规律性,都有新的认识!

经过三十多年来哲学界许多同志的努力,中国马哲史学科终于走向成熟;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严整科学体系的探索,也有很多研究成果。作为大家公认的一位领军人物,黄枬森老师依然是学术界不懈探索真理、勇敢创新的战士。在年近七十岁时,他又踏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人学”领域,组织全国性研讨会,编写《人学词典》,组建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成立中国人学学会……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学科更加忙碌。黄楠森成为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新的领域的旗手。

热心支持学术团体努力培养年青学者

就我本人接触到的,黄楠森教授在全国各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的活动中,从没有什么“门户之见”,从不“排斥异己”,而是非常热心支持各种学术团体,引导它们开展有益的学术活动。“文革”前,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课的教学中,国家只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简称“原理”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简称“原著”课)两门课程。在“文革”后期招生复课时,少数高校哲学系开设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或其“专题”课)。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过程,高校马列哲学教师与社会科学研究院、所的同仁们,热情高涨,在党的宣传部门与教育部有关职能部门支持下,在80年代初先后成立了“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中国马哲史学会”等学术团体。因许多高校哲学专业、政治理论教育专业和党校有关专业开设了马列原著课需要教材,1980年夏教育部在武汉召开教材编写计划会议,其中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指定由北大施德福、武大朱传启、山大李武林和北师大余少波负责。1980年冬,《反杜林论》相关编撰人员在济南山东大学开过研讨会;1981年秋,在西安陕西师大开研讨会时,有几十所大专院校和部分党校教师参加,并在有关同志的建议下成立了“全国《反杜林论》研究会”。研究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乐燕平教授任会长,由北大施德福、武大朱传启、山大李武林、北师大余少波和黑龙江大学曹林等任副会长,挂靠在黑大哲学系;曹林是该系负责人,为常务副会长。事后,我们向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主任季啸风同志汇报,又聘请了著名理论家、《反杜林论》翻译者吴黎平同志和中国马哲史学会会长黄楠森同志任研究会顾问。黄老师非常支持研究会成立,不但具体指导我们如何开展工作,而且很好协调中国马哲史学会和我会的关系。

1983年夏,研究会在黑大召开《反杜林论》第三次研讨会,并举办了讲习班,还出版了研究论文集。此后也多次举行研讨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起了一定作用。1988年,由于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全国《反杜林论》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恩格斯思想研究会”,选举黄楠森教授为会长。2008年秋经有关部门批准,更名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挂靠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由时任该局局长的韦建桦任会长,聘请黄老师为名誉会长,并吸收了许多年青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教师参加该会,继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展工作。

1985年春,我到广州后参加广东哲学学会、广东马哲史研究会工作。黄教授对我们省的哲学研究及学术活动也非常支持——据我粗略统计,几乎每隔一二年就会参加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江门等地举办的学术会议:如1986年秋关于人的哲学问题与人道主义研讨会、1988年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讨会、1992年秋关于恩格斯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1994年春关于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念研讨会、1995年夏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研讨会、1996年春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2001年秋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哲学原理方法论研讨会等等。这些会议分别由中国马哲史学会、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全国恩格斯思想研究会等牵头,与广东省社科联、广东哲学学会、广东马哲史研究会、中山大学哲学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华南师大哲学所等联合召开。这些活动活跃了广东和全国各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

去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100周年庆典上,黄楠森教授当之无愧的获得“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他从事哲学教育六十多年来,不但在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直接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造就很多现在己成为学术带头人的硕士博士;而且通过各种学术团体的种种活动,影响了全国各地一大批学者和教师。我本人十分感谢黄老师的热情帮助和指导:我手头保存有一份1981年11月参加列宁《哲学笔记》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上面有黄老师亲笔签名和多处中肯的旁批;会后他还告诉我文章的优点和不足。由于他的鼓励,该文修改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我时年45岁,当时算是较年轻的副教授。受黄老师启迪,我在1986年出版了著作《唯物辨证法史话》(30万字),是我评为教授的代表作之一。

黄楠森老师不懈探索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诚恳敬业,宽厚待人,为人民教育献身的行为,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责任编辑 林中)

作者简介:余少波,(广州510631)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