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女传》文本在体例上贴近史书，在形式上贴近大众，以真实性增强说服力，以故事性增强吸引力，与《列女颂》《列女图》一起，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完善的传播机制。该机制保证刘向所倡导的礼制思想、女性教化思想得到了在当时的传播技术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上的传播；促使儒家学说向一整套用于指导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转变，促进了儒学的广泛实现。刘向创立《列女传》传播机制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以更大胆的态度、更开放的心态、更灵活的手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同时大胆探索新的传播方式，研究、适应乃至使用当代的大众媒介，实现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关键词】列女传；传播机制；礼制思想；儒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B234. 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3-0112-07
当代，不少人往往只知《烈女传》而不知《列女传》，甚至将《烈女传》和《列女传》等同，用前者的价值观批判后者，视后者为礼教吃人的铁证、封建制度压迫女性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列女传》是刘向“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汉书·楚元王传》）序次而成，“以戒天子”，“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它是历史上第一部为女性立传的著作，也是第一部将女性德行与国家治乱兴衰联系起来的著作。题材的特殊性使其在随后的流传中，教化对象逐渐由“天子”、“君子”转变为后宫女性、贵族女性直至全体女性，开创了将女性群体纳入儒家教化体系的女教传统，对东汉以降的封建社会起到了良好的“化民成俗”的作用。
相较于《烈女传》，《列女传》在贞顺节烈之外，还大量收录通才卓识、机智善辩乃至祸国乱家的人物典型，是为“列位女子之传”。两者的分别诚如《明史·列女传》所言：“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取例标准的收缩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愈发严苛的礼教要求。因此，《列女传》作为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女教典籍，含有更多的优秀成分，其合理内核更具现代转化价值。
本文认为，《列女传》的文本内容与传播方式紧密贴合，交织并融，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完善的传播机制。该书综合了刘向对儒家学说的创新，以及对儒学传播方式的创新，一方面保证了刘向所倡导的礼制思想、女性教化思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传播，另一方面推动了儒家学说的信仰化发展，促进了儒学的广泛实现，其经验可为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与传播提供启示。
一、《列女传》文本编排、传播方式
及其构建的传播机制
关于《列女传》的价值判定，后世存在很多争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其书的合理内核与优秀成分的吸取与继承。
最大的争议在于《列女传》的定性问题。《汉书》载《列女传》的成书是刘向“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后世学者多据此认为刘向之于《列女传》只是既有资料的整理者、分类者、编序者，刘向本人并没有意见加入，因此《列女传》不能算作刘向的作品。但在刘向、歆《七略》基础上“删其要”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则将《列女传》放入“诸子略”，这表明刘向不但将《列女传》视为自己的作品，而且将其定性为“子书”，即是著述性质的一家之言。自唐代《隋书·经籍志》直至清《四库全书》，都将《列女传》列入史部（或传记或杂传）。“史”类的定性，意味着后世认为《列女传》是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真实再现，与刘向以其为“子书”的自我定位相去甚远。
对《列女传》性质划定的分歧导致后世对《列女传》多有误解。以“信史”的标准检视《列女传》，则其真实性与说服力不免大打折扣。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指责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词……故为异说，以惑后来……立言如是，岂顾丘明之有传，孟坚之有史哉！”（《史通·杂说下》）以史学家身份对其发难。
这种误解与《列女传》文本的写作形式分不开。在体例上，《列女传》采用了《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将若干女性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及孽嬖等七类，包括了从传说时代直至西汉中期各阶层的女性，是对《史记》刺客、循吏、儒林、游侠等以志同行似的人物合写成传的体例的继承；在叙事上，《列女传》仿《左传》传经之体，取传主一个或几个事例去写，形制短小，文约事丰；在内容上，《列女传》于各传末尾引《诗》证事，在“解经之传”的外表下分割叙事与解经，难免给人留下“它的编撰没有任何解说经典的意图，叙述故事也都是依据史实，力求从客观的角度着笔成文”的印象。《列女传》从作品形式到作品内容，不但继承了《史记》原有的体裁结构，还开创了单行传体之风的兴盛，客观上推动了史学的发展，难免引发后世以其为“史”的误解。
《列女传》文本在形式上的客观、严谨可视作刘向对文本说服力与传播效果的追求，并不能据此认为《列女传》是史、不反映刘向本人的思想。徐复观认为：自先秦以至西汉，思想家的表达方式，在直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同时赋予概念性的说明这种最常见的、“哲学家的语言”方式之外，另有一种“史学家的语言”，即“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通过古人的言行，作自己的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据。这是诸子百家用作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从典籍中为自己的主张寻找历史依据的表达方式，反映出传统文化崇古的价值取向。
徐复观将前者称之为“属于《论语》、《老子》的系统”，将后者称之为“属于《春秋》的系统”。在他看来，刘向著书的体例是“依兴古事”，正是后一种表达方式，是“凭具体的历史故事，以说向具体的人”。这种表达方式的好处在于，受众接触到的是一个个生动有趣、细节鲜明的故事，而非概念性、抽象性的理论说教，在更富趣味性的同时，也降低了接触思想的门槛——受众可以不必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准，拉近了与思想的距离——受众可凭直感而不需费力思考就可以领会到思想家所欲传达的内涵。两者的高下，正如董仲舒所言：“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俞序》）
这种分类方式，肯定了《列女传》史学体裁下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而反对以“著”或“编”来划分作品归属、以文献的真伪来判断思想价值，同时指出了这种表达方式的优势所在。换言之，刘向对《列女传》文本的“序次”本身即反映出他的思想与价值取向，这种取向不显于文字，而是通过对文本的整理、选择与修改等校雠学方法间接得以呈现。
1．选择与整理。《列女传》所载的故事在历史上是有所本的。刘向将散见于儒家及先秦诸子典籍中有关女性的故事搜集起来，选取其中较具典型意义的事例并整理分类，按以“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的卷名，其中蕴含的褒贬、毁誉等倾向一目了然。
对于散见于典籍中的零散的史料，刘向以儒家礼制思想进行整合，相为印证，拼出一个相对清晰的故事脉络。以《辨通传·齐管妾婧》为例，传记中的事迹散见于《管子·小问》《吕氏春秋·离俗览》及《淮南子·道应训》诸篇，刘向加以提炼、整理，塑造出一位才思敏捷、深明大义的女性形象。
对于典籍中存在的同一事件的不同评判，刘向都是选取最贴合他所主张的价值观的一类观点加以介绍，而有意隐去相反意见。以《贞顺传·宋恭伯姬》为例，对于伯姬宁可被烧死在屋里．也不愿违背“保傅不俱，夜不下堂”之礼的事件，春秋三传均有记录。《毂梁传》叙述最详，并以为“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公羊传》记载稍略，但同样以为“贤也”；《左传》的述评最为简略，但态度有别于前两传：“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更带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对于三种不同的记录与评点，《列女传》基本全文参照《毂梁传》，这一方面是因其记述最详，细节丰富，富于文学性；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越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贞顺传·宋恭伯姬》）的价值观完全符合刘向对女子克制、守义、不逾礼的要求。
2．修改。《列女传》中为刘向所推崇的女性典范，在当时来说略显严苛而少有人能及。对于不那么符合要求、却又被认为有可取之处的材料，他不惜加以修改。以《孽嬖传·卫宣公姜》为例，按照《左传》和《史记》的记载，宣姜的确有试图废嫡立庶、教唆陷害太子的行为，但杀害太子伋的并不是宣姜，而是其父卫宣公。刘向却记录为“宣姜乃阴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杀之”，并在篇末的颂里谴责“五世不宁，乱由姜起”（《孽嬖传·卫宣公姜》）。这种不惜歪曲材料以就观点的行为，严格说来已经超出了“编校”的范畴。
3．评点。刘向以上的校雠手法已经表明了他的褒贬取向，但他唯恐藏意过深，难以为人所察觉，因此在每段传记文末附以“君子日”以传递其价值观。这也是当时著述的惯例，从《史记》“太史公日”到《汉书》人物传记后的“赞日”，都循此例（这也印证了上文有关史学著作的思想史价值的论断）。上引“宋恭伯姬”一文，就附有此类评论：“君子日：‘礼，妇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烛。伯姬之谓也。’《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伯姬可谓不失仪矣。”刘向的这部分工作使正文观点更具权威性与说服力。
在以上校雠学方法排定《列女传》文本后，刘向又设计了“列女图”与“列女颂”两种传播方式，与“列女传”一起，构成一整套严谨而完善的传播机制，确保《列女传》得到当时的传播技术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上的传播。
“列女颂”格式严谨，富于韵律，形式完整，以高度概括的语言浓缩每篇传文中复杂的历史事件，同时又不失大义，呈现出既郑重严肃又通俗易懂的面貌。与“传”相比，“颂”有差别又与之统为一体：《列女传》以文字为载体，面向的是识文断字的贵族及上层女性；《列女颂》以声音为载体（尽管形诸文字，但“颂”这一文体本身就决定了它是用于传唱），较之文字更为生动，并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的原意，面向的是不识文字的女性。
“列女图”则是最富趣味性的传播方式。它与“颂”一样，不需要受众识文断字，大大降低了传播的门槛，却又比“颂”更为直观、更具保存性，而不必受限于声音载体转瞬即逝、口耳相传的物理性质。因此，相较于“传”和“颂”，“列女图”才是最受欢迎的传播形式。刘向“画之屏风四堵”，以屏风为列女图的载体，使其兼具教化、审美及实用功能；在后世，“列女图”发展为一个特有所指的、内涵固定的绘画题材，包括顾恺之、李公麟、仇英等诸多绘画大家均绘有《列女图》，这都决定了《列女图》在儒家教化体系中的独特、不可替代的地位。
就《列女传》传播机制的构建而言，刘向从一开始就以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为追求，在体例上贴近史书，在形式上贴近民众，以真实性增强说服力，以故事性增强吸引力，使《列女传》的文本内容与传播方式紧密贴合，交织并融，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完善的传播机制，一方面保证了刘向所倡导的礼制思想、女性教化思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传播，另一方面推动了儒家学说的信仰化发展，促进了儒学的广泛实现。
二、《列女传》传播机制
承载的价值取向及其历史意义
刘向对《列女传》传播机制的建构，以及对传播效果的追求，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就宏观背景而言，当时的社会“俗弥奢淫”，以儒家思想“化民成俗”本就是汉代儒者的时代任务之一；就刘向个人而言，他自认是宗室老臣、三朝元老，身负帝恩，因此对成帝时期后宫干政、后妃逾等级之礼、外戚逾君臣之礼的现象尤感痛心疾首。以上原因都促使刘向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女性教化问题——虽然他编著《列女传》的直接目的是“以戒天子”，但题材的特殊性使其在随后的流传过程中，教化对象逐渐由“天子”、“君子”转变为后宫女性、贵族女性直至全体女性，在事实上开创了儒家教化体系中的女教传统。
（一）承载了刘向对“礼制”的追求
对于以上现实问题，刘向给出的救弊之方是以“礼制”思想对民众“示以大化”（《汉书·礼乐志》）。结合《列女传》的女性教化目的，刘向对女性提出的礼制上的要求不胜枚举。
以上文提到过的“宋恭伯姬”为例，对伯姬不惜葬身火海也要维护仪礼的行为，刘向完全持赞扬态度。在失火的情况下，伯姬坚持“妇人之义，保傅不俱，夜不下堂”，是对礼制的彻底遵守与完全服从，因此刘向在引《春秋》《诗》赞美伯姬“贞”、“不失仪”之外，又在颂中赞扬其“守礼”，对伯姬的行为推崇到无以复加。
刘向认为，对礼制的坚守可以“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贞顺传·召南申女》），对抗社会的淫靡风气，而这种坚守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过分的。因此，刘向对礼制的强调、对礼的约束性的追求，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贞顺传·齐杞梁妻》载，杞梁死后，其妻在城门下杞梁毙命处抚尸而哭，甚至哭塌了城墙。李泽厚认为“礼”是“使群体能够存在和延续而建立起的规范秩序；这秩序正在于克制、改造、约束、节度人的自然欲求”，如杞梁妻这样痛哭过甚，是另一种对自然欲求的放纵，严格来说并不符合礼制的要求。但刘向对其违礼之处视而不见，反而赞扬其“贞而知礼”，就是因为这种“过礼”的行为不但对社会无害，反而是对贞洁及“三从”观的高度追求，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是有利于扭正“淫靡”的社会风气的。
（二）推动了儒学的信仰化
如前文所言，用儒家思想“化民成俗”本就是汉代儒者的时代任务之一，以《列女传》为代表的“属于《春秋》的系统”反映的是儒家思想在现实上的功用性与指导性的加强。就儒学的信仰化而言，刘向的努力是开创性的。相对于五经等儒家典籍，《列女传》“可谓儒家经典学术的通俗化和简约化的文本，该文本的生成显示了儒家学者致力于将经典学术付诸现实皇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改造”。在此过程中，儒家学说被有意识地加以信仰化改造，使其从先秦的一种学说、理念，转变为一整套用于指导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将儒学信仰化、名教化，以在潜移默化之中教化民众。这一进程，正是以《列女传》传播机制为依托而得以实现的。
《节义传·代赵夫人》讲述的是代赵夫人的弟弟赵襄子杀了代王并灭掉代国，代赵夫人拒绝随其弟归赵，因为“以弟慢夫，非义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归”，于是自杀而死，被刘向赞为“善处夫妇之间”，颂日“姊引义理，称引节礼。不归不怨，遂留野死”。
刘向也自知这种价值取向过于惨烈而不近人情。为圆其说，他特意设计了一个细节，即代赵夫人、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在事发前刚刚去世。这个细节不起眼，却又不可忽视。依孑L子“仁”的原则，若赵筒子未死，从不伤双亲之心的角度讲，代赵夫人在丈夫死后理应归赵以奉亲尽孝。但这样一来，刘向所精心设计的情、礼对立场景就被化解了，于是他补充了其父赵筒子已死的细节（其母的情形则被回避）。以当时的评判标准而言，弟弟和丈夫在伦理上就具有了差不多的分量，这样代赵夫人的左右为难、最终以死全义才更具有道德上的引导性与现实指导意义。
我们有理由相信刘向本人是一位“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的宽厚君子，但他依然在《列女传》中提倡这样一种严苛到不近人情的价值观，原因在于刘向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从宏观角度看，“礼制”建设是贯穿两汉始终的时代任务。在思想家而言，汉代儒者从对“礼”的崇尚，上升为对“礼治”的追求，并进而具化为“礼制”主张，开始有意识参与到制度建设中来，并借制度建设来实现政治抱负；在政治家而言，从高祖刘邦最初“安事《诗》、《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不屑，至石渠阁会议宣帝“亲称制临决”（《汉书·宣帝纪》），“礼制”建设之于治国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刘向一方面主张借礼制传递儒家价值观，以使上下各安其分、社会得到教化；另一方面则在“复古礼”名义下建设儒家新礼制，推动儒学信仰化的发展：儒学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制度的支撑，礼制建设本身也促进了儒学信仰化的进程。“礼制建设”与“儒学的信仰化”在刘向这里互为表里、互相推动。这种学说上的酝酿与发展，正是以《列女传》传播机制为依托而得以实现的。
（三）传播效果分析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传播效果”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包括“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一切影响，包括环境认知效果、价值形成与维护以及社会行为示范效果等三个层面。
就《列女传》的传播机制而言，“环境认知效果”表现为刘向“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而非“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有意识地选择于其礼制思想有益的史料，而对相反意见闭口不提，以主观意义上的真实取代了客观意义上的真实，制约着受众对价值标准的知觉与印象；“价值形成与维护”表现为刘向以一己之力，提倡一种新的、有别于孑L孟精神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将女性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作用进行提取、放大、夸张，形成了“女性所为直接决定了家国的兴衰治乱”的一元价值观；“社会行为示范效果”则表现为受众自觉向刘向所提倡的价值观靠拢：《后汉书·皇后纪》：“顺烈梁皇后……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北史·后妃传》：“废帝皇后宇文氏……好陈列女图，置之左右。”魏晋南北朝墓志铭中，也时常可见出自《列女传》的典故。可见，刘向所树立的女性价值观在《列女传》传播机制的运行下，开始由近及远、由上至下逐渐向整个社会扩散。
对于一种学说而言，只有在民众中发挥切实影响，对其生活、行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念等产生一定影响，才是其生命力所在。在此意义上，对绝大多数的古代人而言，《列女传》的影响，或许更高于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列女传》的传播机制，不但完成了刘向的礼制思想的传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学的信仰化转向。
三、《列女传》传播机制
对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传播的启示
刘向所构建的《列女传》传播机制，综合了他对儒家学说本身的创新，以及其对传播方式的创新，取得了当时社会背景与传播技术水平下的最佳传播效果。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有以下启示：
（一）价值取向的创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发展的启示
刘向的“礼制”的思想相比先秦儒学，有很大不同。在孔子那里，“情”“礼”并不冲突，因为“礼”以“仁”为本，“情”与“仁”的关系又是“无情不仁”，参考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子认为“礼”生于“情”；孟子以“辞让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为“礼”之端，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本质规定，自然也不构成冲突；即便是格外注重礼的约束性的荀子，也强调“礼者养也”（《荀子·礼论》），礼要首先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屈人的需要以就礼的维护（屈情就礼）；甚至刘向本人也认同荀子的这一说法，认为“礼以养人为本”（《汉书·礼乐志》）。但在《列女传》中，“情”与“礼”是不能并立、非此即彼的。这种“以礼灭情”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先秦儒学的背离。但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背离反而更为符合儒学在当时的发展趋势，是更高层次上的对儒学的推动与发展。这种理论上的大胆与创见，正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所需要的。
对于如何推动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我们可以借用冯友兰先生“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划分，则多数学者还停留在“照着讲”的阶段；即便有人试图“接着”讲，也多是沿着前人开辟出的道路而有所前进，从更高的角度看，依然属于“照着”讲。对比刘向的礼制思想，他甚至是在“反着讲”，大胆的创造实际上推动了汉代儒学的发展，以及儒家教化思想的实现。这提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论创新，不妨以更大胆的态度、更开放的心态、更灵活的手段，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这一思考，或可视为对《列女传》价值取向与思想的“抽象的继承”。
（二）传播方式的创新对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的启示
刘向之时，儒学虽已取得独尊地位，但并未获得过多权力与制度上的支持，而是处于“缘饰”的尴尬地位。在无制度化传播路径可恃的情况下，刘向独自摸索《列女传》的传播机制，并最终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是为成功的尝试。
历史上，儒家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心理和习惯的积淀，并进而转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所建立起的制度化传播路径。与权力的结盟所带来的功名利禄的吸引力，使得儒者不必费心考虑儒学如何吸引更多受众、实现广泛传播。也因此，在近代科举制被废除、制度化传播路径不复存在后，儒学接连退出政治、教育领域，乃至伦理、道德领域。儒学在现代中国文化格局中遭到全面放逐，陷入了无所依附的“游魂”状态。
回顾西汉刘向对《列女传》传播机制的构建，我们发现，儒学并不是只有制度化传播一种路径；儒者有足够创造力去设计、实现儒家学说的大众化、儒学的信仰化，并取得完美的传播效果。这启示我们，在制度化传播路径之外，还存在多种传播路径与传播方式，我们可以更广的视野、更宽阔的思路实现传播学说的目的，而不必执著和依恋于制度化这一种传播路径。
在“列女图”完成之前，先秦、汉代就已存在零散而分散的以绘画达到教化目的的传统，至“列女图”而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固定下来的系列女性的事迹集，并在后世发展为特有所指的、内涵固定的绘画题材；“颂”的体裁滥觞于《诗经》，最初只是用于对先王功绩的颂扬，汉颂的表现领域、表现方法与文体特征都有了很大的扩充，但在刘向之前，“颂”整体上仍然是与“赋”并列的一种文体形式，其在教化民众、传播思想方面的巨大优势并没有被注意到。刘向大胆采用新的传播方式，并以足够的洞察力去发现以上传播形式的不同特点，所构建的《列女传》传播机制涵盖文字传播、声音传播与图像传播多种形式，确保《列女传》得到当时的传播技术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上的传播。
刘向在多元传播方式上的大胆探索，对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启示良多。当然，当代的传播环境与西汉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传播媒介飞速发展，以纸为媒介的报纸、以电波为媒介的广播、基于电视图像传播的电视，包含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信息传播基本方式的网络，乃至近年来的新媒体，无不形成了各自严密的传播机制，在客观上形成了网状的、立体的传播系统，从而使得传播环境更为丰富与复杂。这需要研究者花费更多力气，去研究、适应乃至使用当代的大众媒介，以利实现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责任编辑 杨海文）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12JZD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左康华，河北邢台人，（广州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