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现象学从现象学出发，试图用现象学方法来描述人类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原初经验，这代表了现象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同时，现象学也试图通过自身的人文主义向度对生态哲学的自然主义倾向加以校正。这是一门新的交叉学科，是继环境伦理学之后，西方哲学所开发出来的看待环境问题的新维度。生态现象学通过把自己的描述建立在经验上，以克服环境伦理学在建立人与自然关系上所遇到的难题。生态现象学在方法论方面还有一些难题，但是它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已经为这门学科的可能性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生态现象学；自然主义；原初经验；遭遇环境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3-0079-05
虽然国内对生态现象学的了解大都是从德国哲学家U．梅勒在2004年发表的《生态现象学》一文开始的，但是生态现象学的起源地却不是德国，而是美国。实际上，美国的生态现象学研究大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至今已经持续了近30年的历史，并在一批哲学家的引领下正在不断发酵成长。美国生态现象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伊瑞兹姆·考哈可(Erazim Kohak)、奈尔·埃文德( Neil Evernden)、大卫·阿伯拉姆斯(David Abrams)、戴维·伍德(DavidWood)、卡雷斯·布朗恩(Charles S．Brown)和泰德·图德文(Ted Toadvine)等。考哈可的著作《灰烬与星辰》(1984)、埃文德的著作《自然的异化》(1985)是对现象学进行生态化的最早尝试；阿伯拉姆斯的《感官的魔力》(1996)被梅勒称作“目前为止最有成效的生态现象学著作”；其他的重要著作还有美国2003年出版的一个论文集《生态现象学》，该论文集对现象学的生态哲学的可能性给出了较多阐释。
这些情况表明，生态现象学作为一门新环境哲学，已经在美国得到了较多的探讨和询问，并引导着环境哲学发展的动向和趋势。生态现象学融合了多位现象学家的观点，试图重新概念化人类与非人世界的原初关系。本文的目标是从整体上对这一研究进程进行综述和评论，以期引起国内学界的兴趣。
一、生态现象学研究的目标定位
生态现象学家认为，环境危机不仅仅是价值观念的危机，同时也是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危机，因此一门彻底的生态哲学应该首先反思人类的哲学观。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谱系中，能够承担起反思哲学传统重任的哲学形式当属现象学，因为在现象学的起点处，现象学的精神就与时代的精神危机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梅洛·庞蒂和列维纳斯，现象学永不停息地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在关心着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现象学具有的这种特点，恰好可以为生态哲学目标的达成提供适当的资源和视域。
对于陷入困境的生态哲学来说，它需要深层次的对哲学观的批判才有可能走出困境，而现象学本身的发展，也需要更加现实地关注人类的生存问题，因此现象学和生态哲学的结合就成了一件双方都需要的事情。但是，由于现象学是以反对自然主义开始它的道路的，所以现象学要和生态哲学结合，就必须设置一条路径以便重新走向自然主义，因此生态现象学必须想办法在现象学与自然主义之间寻求某种友善关系。在这一方向上，环境伦理学并没有对这种结合给出适当的说明，而现象学由于其目标的限制深陷意识之孤岛中，也没有可能对此做出解释。具体来讲，生态现象学必须致力于发现一条道路，即人类与其生活世界之间进行结合的具体方式。问题是，意识的意向性与自然的因果律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勾连关系，而哲学必须对这种联系给出明确的揭示。因此，如何恰当地建立意识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道路，也许就是生态现象学所要思考的重要目标。
为了确定生态现象学的目标和学科性质，梅勒对生态哲学的类型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存在两种类型的生态哲学：一类是“分析一论证”的生态哲学，如环境伦理学；一类是“显示一描述”的生态哲学，如生态现象学。“在第一条道路上，人们试图通过概念分析和规范论证来克服人类中心论以及为之奠基的对自然的唯工具论的价值设定。在第二条道路上，人们试图回忆起回忆起和具体描述出另外一种对于自然的经验方式，以及尝试指出，对自然的纯粹‘工具一计算性’的处理方式是对我们的经验可能性的一种扭曲，也是对我们的体验世界的一种贫化”。具体言之，环境伦理学是想通过逻辑学的道路以证明自然界有自己的内在价值，人类工具主义地对待自然的态度是错误的；而生态现象学则不打算通过逻辑论证去说服人们尊重自然，而是通过描述和揭示，让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某种密切的联系“呈现出来”，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梅勒批评说，现代人已经完全生活在一个过度人工化的世界里，“意识和精神已经从世界甚至从身体退回到脑壳以下，在那里作为自我意识的主体主要与自身打交道”。因此，现象学也试图通过还原论的方法，让人们暂时遗忘自己所存在的人工化世界，通过集中于某些现象描述以便人们能够回忆起关于自然的原初经验。
总之，生态现象学的目标是要开拓一条现象学道路，以实现对人与自然之间负载价值的经验类型进行描述，并以这种描述为依据帮助我们建立生态友好的理性概念和自然观念。但是，生态现象学将自觉拒斥自然主义环境伦理学把人物化的路径，要求从经验描述开始建立自己的理论起点，在坚持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提供合法说明。
二、生态现象学研究提出的两个核心观点
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生态现象学已经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遭遇环境”的概念，以便更好地描述人与自然之间交往的经验类型。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来说，胡塞尔对主一客体二元论的反驳可以提供有益的资源。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人的意识总是关于对象的意识，意识不可能没有对象，而那种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绝对二分的观点其实只是一个虚假的命题——这就为人们克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难题指明了路径。当然，这仅仅是精神意识层面的解释，生态现象学必须在经验层面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方式。对于这个问题，莱斯特·伊姆布斯(Lester Embrees)提出的是“遭遇环境(Environmental Encounte-ring)”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可能更适合于描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说：“基于对遭遇以及作为遭遇对象的反思性的观察，一个人能够用特定的或者一般的术语来发展描述的方法。并且这种作为结果的分析不仅能服务于澄清不同类型的环境遭遇，而且能展示环境行动如何被证明是正当的”。其实，伊姆布斯用遭遇这个术语首先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相遇的那种不可避免性，其目的并不是要解释产生这种亲缘性关系的原因，而是想要描述人与自然交往的经验类型。比如，借助于这个概念，人们就可以合理地关注具有价值倾向和意志作用的人与自然的遭遇，环境也就可以被看成是具有美学的、实践的或政治意向的自然，作为被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的自然。根据这种思路，生态现象学就可以对人关于自然的各种经验类型进行描述，通过描述来展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不必像环境伦理学一样去论证人对待自然的伦理合理性。
梅勒举例说，人类早期对火、木棒和石器的使用就可以表明，人类原本具有不同于工业化的与自然交往的经验类型。但是，这不意味着生态现象学要求一种返归原始自然的生态哲学。这种描述的目的只是想让人们回忆起，人类不仅曾经有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经验，而且迄今为止，人类精神的成长依然奠基于常常被忽略的人对自然的接触经验。梅勒说：“对于生态现象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规定这个精神的自然基础，使它比胡塞尔自己所看到的还要更详细以及也许还应该更丰富。”比如，儿童对迪斯尼电影的喜爱，以及对房间内动物娃娃的喜爱等都表明，人的精神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身体从自然中得到的经验。
第二，生态现象学要提供一种经验基础，以便为生态伦理学的可能性建立根基。虽然说，生态现象学在形式上不同于生态伦理学，但是生态现象学既然致力于关爱自然，所以它就必然还会与生态伦理学有着亲密的联系。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直接说来是反对把逻辑学做自然主义的解释，在引申的意义上主要是反对以自然主义来消解人的主体性。因此，意向性理论可以用来校正自然主义消解人的主体性的过分要求。比如，布朗恩就说要借助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探索建立一种价值理性的可能性：“这种价值理性，相对于我们当前的理性概念，将开始着手对内在于非人自然中的善和价值进行阐明，引导我们走上一个经验上的（如果不是本体论的）生态伦理学的基础。”从人的经验活动层面为生态伦理学奠定基础，应该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因为人的意识活动最终必定是借助经验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明确的是，环境伦理学依靠逻辑分析来建立价值理性的思路已经陷入了困境。现象学虽然在起点上批判了自然主义，但是现象学对人类经验的高度重视却为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预备了一条可信的通道。因此说，从胡塞尔的理论中开发出一种价值理性的概念是可能的。
在这一思考方向上，我们应该关注的人是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爱德华·凯斯(EdwardS．Casey)，他提出了“伦理学反应的第一时刻(the first moment)”的概念。根据凯斯的看法，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其实就建立在人对自然物的不经意的“一瞥”中，这是极其短暂的一刻，但是人们所产生的对自然的所有的反思、判断和行动，都建立在这种“最初时刻关注”的基础上。凯斯的这个发现，可以引导人们去关注人的“第一反应”，尤其是面对灾难的时候人们脸部的第一反应，并通过现象学对这种反应的描述，让人们去发现并看见人与自然之亲密关系的经验基础。这样的联系的确是经验上的联系，它的展现只依赖于人们开放的心灵和明净的眼睛。凯斯指出，“一门环境伦理学必须从明确而又简单的存在事实开始，这种事实必须是被某种在环境中发生的不适当事件所撞击而诱发的”。凯斯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面部第一反应”在勾连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说，这已经为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性在经验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现实的意义上，通过生态现象学对人们在灾难面前的面部经验的描述和展现，将会促使更多的人们反思自己对待自然的态度，并从内在的动机上引起对自然的关爱和责任。
三、生态现象学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
在把现象学引入生态哲学的过程中，美国哲学家主要看重的是大陆哲学家的思想资源。在几位重要的现象学家中，他们最重视的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其次是梅洛一庞蒂和列维纳斯。
（一）借助于胡塞尔的思想面向生态现象学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中，美国哲学家最重视的是胡塞尔的经验概念。虽然说胡塞尔在他的后期哲学中走上了先验哲学的道路，但是他的目的正在于揭示经验对于意识活动的意义。而且，在胡塞尔后期的哲学中，又特别强调了精神回归生活世界的重要性，这就为生态现象学重视生活世界中的感性经验提供了理由。比如人与动物、植物和非生命之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触，都完善和丰富着人类的意义体验。现代人每天都在接收大量的信息，并在忙碌中倾向于按照现成的理论来解释世界，其结果经常是遮蔽了人类关于世界的原初经验和本质要素。大卫·阿伯拉姆斯指出，“在意识与自然的异化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在于希腊人对字母书写的引入”。他认为，这种字母书写的引入，使得人类的目光从此不再指向自然，而指向了字母和更加抽象的东西。而现象学的主要使命就在于通过揭示和描述，以让人们的目光能够重返经验。
和经验这个术语一道，美国哲学家很重视的另一个术语是体验(experience)。体验这个概念对于现象学来说，意味着人们获取经验的方法和道路。这种重视直接针对的是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布朗恩和图德文认为，“从它（现象学）的起点在体验开始，现象学已经为探索我们与自然所有方面的联系，在狭隘的被规定的学科边界之外提供了一种开放的视域。通过这样做，现象学可能第一次造就了一种可能，即为哲学思考、表达和对我们的自然经验作出全方位的反应提供可能。”而且，“对于现象学家而言，体验必须被看做是开始的起点，以及最终的上诉法庭，并且对所有哲学的证明来说都是如此。”这些观点表明，生态现象学家并不打算借助逻辑去证明人对自然的责任，而是力图通过建立在体验基础上的人的经验类型的描述，去直接展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为了唤起人们对经验概念的重视，梅勒还借助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来面向生态问题。对于胡塞尔来说，生活世界至少具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作为文化世界的生活世界，另一个是作为纯粹感性经验的生活世界。前一种含义所指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世界；第二种含义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思想上拆除了所有抽象层面的知识、价值等等之后的东西，这样的世界便是一个感性知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并与周围世界中的自然物相遇。梅勒提出的问题是，在如此理解的生活世界中是否存在一个现实的和可能的生态规范？这样的“生态规范”是人与自然友好交往的原初经验，可以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制定更加合理的生态规范奠定基础。但是，梅勒也没有能够对这样的规范做出描述，他只是相信在一个被人所遗忘的世界中，应该隐藏有丰富的人与自然交往的经验类型。因此，生态现象学应该致力于对这些经验类型的揭示，以便使人们能够回想起并珍视那些曾被人们拥有后来又忽略了的生态智慧。
（二）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思想趋向生态现象学
约翰·莱维利恩(John Llewelyn)、米切尔·斯姆尔曼( Michael E．Zimmerman)等人探索从海德格尔的思想走向生态现象学的道路。莱维利恩认为，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分析可以作为生态现象学的潜在出发点。因为在此在去存在的时间中，自然作为此在的上手之物，和人的生存是密切相关的。在生存论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所看见的自然并不是僵死的物的集合，而是能在人的活动中自然而然地向人涌现的能动力量，并在人们欣赏的目光中泛出一种诗意的光辉。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人的生存所追求的原本是诗意的栖居，而不是在焦虑中对建筑和物的贪婪占有。为了解释诗意生活的标准和可能性，海德格尔提出了“天、地、神、人”相统一的观点，认为人只有和他的世界能够和谐一致的情况下“栖居”才是可能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自然整体论”的意向，它有可能为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提供依据，但是海德格尔仅仅是指明了这一点，并没有对这种整体论的可能性给出说明。
为了深化海德格尔的意向，斯姆尔曼提出了万有神论的说法。他认为，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到处弥漫着一种能动的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自然才能公开显露它的创造性力量。根据他的看法，只有以“能动的精神”作为同一性的东西，才能够建构起“天、地、神、人”之间的整体性，并因此，可以合理地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观念在自然科学如此发展的今天显然很难获得人们的接受。
（三）借助梅洛一庞蒂的思想走向生态现象学
丹尼·玛瑞德·吉尔(Don E．Marietta，Jr．)认为，梅洛一庞蒂的“具身”概念能够提供一条通向更加完善的整体论道路。因为梅洛一庞蒂对肉身的存在以及世界的肉身化的描述，可能导致一种非二元论的存在论，而这种存在论将可能在尊重差异性的前提下，对自我与环境的统一性进行经验上的解释。而传统价值论建立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但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性最终必然导致这种价值论证的失败。他认为，通过对这个概念的反思，就可以弥合自我和环境之间明显的分裂，并且在可以在自我与非我之间发现一种统一性。他认为，这样一来生态现象学就可以给一种形而上学整体论提供支持，并进而克服由于主一客体二分所带来的对环境伦理学的不利的影响。而且，由于这种整体论的形而上学性，所以生态哲学在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就可以不再诉诸于对自然物的目的性论证。
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尝试用列维纳斯的思想来建立生态现象学。比如，科斯蒂安·戴赫姆(Christitian Diehm)就认为，如果列维纳斯对“奇异性的脸”的论证是合理的，那么我们通过对人们的“面部表情”的描述，同样可以说明人们关于自然的经验。比如，在某一场自然灾害出现的时候，当一些人在遭受苦难和死亡的时候，在不同人的脸上也许能够流露出一些一致性的表现，而这些表现展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由于人和自然物的亲密的相互作用，自然物本身可能会以自己的形态承载人们的某段愉悦的或者悲伤的历史，这些历史与人类的生存情境密切相关，因此当人们再一次看到这些自然物的时候，人们的表情也一定会发生某种有意义的变化。在生态现象学看来，通过人们与自然相关的面部表情的经验，人们可以体会到自然的意义和物质性之间的关系。
四、生态现象学研究的难题和意义
现象学贯穿20世纪的历史表明，其密切关注时代精神的现象学精神，最终导致了生态学反思的出现。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科学危机，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的存在论无疑是对时代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和焦虑，他后期对技术本质的批评更是直接切入了生态学的话题，而梅洛一庞蒂和列维纳斯则进一步从经验上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些现象学家的描述都附属于他们各自的主题中，距离建立一门描述人与自然“交往经验”的生态现象学无疑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尽管如此，生态现象学的道路对于生态哲学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意义主要有两点：其一，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对经验类型的描述上。这样一来，生态哲学就可以超越环境伦理学论证伦理合法性的思路，把精力集中于对人们之经验的描述上，而且以“现象学描述”为方法论，能够使生态现象学避免陷入主一客体二分的陷阱中。其实，所谓的“经验类型”可以形象地看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这个地带就是生态现象学所要工作的场地，而生态现象学通过对这个场地的状况进行描述，以让人们发现人与自然所曾有的亲密联系。“这种联系既不能复归为事物运动中的无意义的因果联系，也不能还原到排列在纯粹主体面前的意义。它必须用一种方法阐明意义在自然界内部的扎根之处，而这种方法避免在两者之间放置一种形而上学的中断，同时也拒绝相反的诱惑，还原其中一个为另一个。”其二，生态现象学将通过对人之自然经验的描述，为建立自然之非工具意义上的价值铺平道路。自然的工具性价值观长期以来支持并鼓励了人们对自然的掠夺和忽视，尽管在自然的非工具性价值观这一点上还有待于生态现象学的继续探索，但是把分析的基地落脚到经验上无疑已经为这个目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总之，由于近代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在长时间内被不幸地遮蔽了，因此也使得人们忘记了自己的存在的泉源和起点。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虽然试图通过伦理化方案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执拗于主客二分的道路、依赖于分析论证的伦理学不可能对此议题进行彻底的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本来就是人之经验活动被异化的结果，因此人们必须“重返经验”，通过对人之经验活动的描述和甄别，才能重新发现并展示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这条道路上，生态现象学必然要背离经典现象学的先验主义路线，恢复经验主义的眼光，这种眼光将允许我们解放我们对自然的虚无主义态度，重新见证自然所早已存在的对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责任编辑 行之）
资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自然主义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IIB029）；吉林大学种子基金项目“信息场论视域下的心物一体化研究”(项目编号：2011B029)。
作者简介：王现伟，河南洛阳人，（长春130012）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