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独特样本，美国经典实用主义找到了一个重新解读视角主义(perspectivalism)这一思维方式的独特可能性。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rnes)与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是美国经典实用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本文通过探讨这两位哲学家对视角主义的思考，展现出视角主义在实用主义语境中的连续性和张力，并希望这种探讨能够带来更多理论之外的洞见。
【关键词】威廉·詹姆士；乔治·赫伯特·米德；视角主义；实用主义中图分类号：B0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 (2013)03-0073-06
一、引论
作为客观评价的对立面，视角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的思潮。纵观整个哲学史，很多哲学家都持有如下的观点，即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或伦理的绝对观念，每一个观点都是由一个特殊的视角得出的。在这些哲学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智者学派，最极端的例子则可以举出尼采。然而，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独特样本，美国经典实用主义找到了一个重新解读这一思维方式的独特的可能性。这种独特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视角主义新的意义和理论生发点。本文旨在以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和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这两位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为例，探讨这种独特性及它的理论成果。
选择这两位哲学家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随着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形态逐步演变，其对视角主义的理解也随之发展。如果我们可以对詹姆士是如何启发他的后继者的，以及米德是如何重新定义和重塑詹姆士哲学中的视角主义的思考有一个清晰的把握，那么我们对这种发展的理解也会随之加深。其次，实用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单一化的思维模式。通过讨论和比较詹姆士与米德的视角主义，我希望展现出实用主义语境中的异质化的张力。而在我看来，这种张力正是美国实用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然而这一任务并不轻松。它至少可以细化为三个任务。首先我们需要分别检视视角主义在詹姆士与米德的哲学体系中的发展，然后我们才可以对视角主义从詹姆士到米德的发展给出一个合适的考量。最后这个任务我认为最为重要，如果我们考虑到视角主义这个概念在两位哲学家那里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更加繁重了。若想正确地把握视角主义，我们需将它置于具体的语境和相关概念（比如自我、人格，等等）中进行讨论。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事实上是一个剖面。我们甚至还需考虑到其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因为詹姆士与米德并不是孤立的思想家，而是处于整个实用主义的连续体中。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先解决前面两个任务，然后再试着解决第三个任务。
二、詹姆士的视角主义
詹姆士的哲学既卓越又让人困惑，研读者可以切身地感受到作为心理学家与作为形而上学家的詹姆士之间的张力。作为心理学家的詹姆士是如此抗拒作为形而上学家的詹姆士，以至于前者几乎要滑向了不可知论。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詹姆士始终认为一个关于人类和宇宙的最终答案是必须的。在这一信念的驱策下，詹姆士摇摆在直接经验与最终体系之间，而他的哲学也由此成为一个谜题。不管怎样，詹姆士认为，形而上学并不是最终的答案，而仅仅是一个处于实践中的视角，一种观看世界和生活的方式。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心理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中的视角主义。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詹姆士在《原理》中拒绝了对自我的实体化阐释。在他看来，自我对感觉和知觉功能并不是需要的。詹姆士接着指出：“思维也许会，但不必须区分其对象与其自身，”并且“思维的对象就是对象的整个内容和它所传达的意义，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但是在《原理》中，詹姆士虽然已经拒绝把意识视为制造经验的机制，但他还没有完全放弃意识这一范畴。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詹姆士看来，生命太过丰富而充斥着各种兴趣和倾向，将它削减至中立的大脑过程未必妥当。
因此，我们所讨论的“视角”并不是“自我的视角”，而是在意识之流(a stream of Sci-ousnes)中的一个选择性功能。“Sciousnes”是詹姆士从苏格兰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大卫·费瑞尔(Sir David Ferrier)那里借用来的一个概念，用来指称对对象的纯粹而简单的意识(awareness)，这种意识并不需要“自我”的存在。詹姆士又进一步把这种意识称作思考者(Thinker)。他指出：“数以百万计的外在事物被呈现给我的感官，但都没有进入我的经验。为什么？因为我对它们没有兴趣。我的经验只关涉到我所同意关涉的事物。只有我们注意到的事物才对我的心灵有作用。离开了选择性的兴趣，经验就变成了彻底的混乱。唯有兴趣能赋予重音和强调，光和影，背景和前景。概言之，唯有兴趣才能赋予可被理解的视角。”如果我们同意自我或意识对视角的产生并不必要，那么我们就能够满足于一种将视角视为身体过程的结果的唯物论。然而，如果我们觉得这种唯物论的立场并不能让人满意地解释选择性的功能，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滑向主观主义的立场。这种主观主义的立场是胡塞尔的理论出发点，詹姆士在某种程度上亦表示认同。
在詹姆士看来，视角不仅是选择的结果，还是时间系统中的一种“完形化”(Gestalting)的结果。与胡塞尔对“前摄”和“滞留”的讨论类似，詹姆士讨论了“将过去的对象视角性地投置(perspective projection)到当下的意识。”这种视角性的投置在我们的记忆功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詹姆士指出：“我们认为我们在一种连续性的视角中观看事物。我们也许只看到了一部分，但我们能够想象到余下的部分。”
然而，尽管詹姆士提醒我们应该关注功能性的大脑过程，而不是追问意识之后起到组合与协同功能的力量是什么，但他自己对这一研究路径并不感到满意。他尝试着给出了一个关于“我”(I)的微妙定义，希望以此来解释视角化的过程。詹姆士写道：“除了瞬时感到的身体性生命，‘我’对于思维来说并不意味任何其它东西。虽然只能被模糊地识别，但我自身身体的存在感也许就是我的意识性自我和最根本的‘莸是’感的绝对起源。所有的统觉也许都是通过一种不能直接意识到其自身的思维而为它而存在。”在詹姆士看来，“我”是瞬时性的，在他的后期著作《彻底的经验主义》中，詹姆士将其称为“经过的思维”。他说：“在我的《原理》中，我试图证明处理‘经过的思维’我们并不需要任何认识者。”然而我们仍然不清楚视角是以何种机制由这一“我”中产生的。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对于每一个“我”来说，他的视角只为他自己而存在。换句话说，每一个视角只能是一个特殊的“我的”视角。詹姆士写道：“基于独特的兴趣，由每一个人类心灵所产生的被其称为我或我的创造物在道德上也许是一个谜，但它却是一个最根本的心理学事实。没有任何心灵具有与其比邻的莸同样的兴趣。与其它所有的事物一样，这一比邻的我处在对于我来说陌生的世界中，同时又以同样的方式将其自身与世界区分开来。”
詹姆士进一步区分了主观性我(I)与对象性我(me)。在他看来，“主观性我和对象性我的区分并不神秘且难以理解。在根本上它们不过是针对强调的不同方面而给出的名字。思维总是在做出强调。”主观性我是思维和行动的我，而对象性我则是回顾这些思维和行动的反思性的我。视角产生于瞬时性的主观性我，但只有在反思性的对象性我中才能被把握。离开了主观性我，对象性我就不能展开行动；而离开了对象性我，主观性我就缺少了行动的材料和内容。如果我们进一步把这一区分与詹姆士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看，主观性我直接关涉到自由意志(freewill)。自由意志，詹姆士指出，“是我们能在任何时候投射出的注意力或认同感的努力的总和。”而对象性我则关涉到作为行动的基础的习惯(habit)。詹姆士认识到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习惯，因为习惯在选择和发起行动上总是被动的。同样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自由意志而完全不考虑到习惯。根据他自己精神上和生理上的经验，詹姆士在两者之间更为强调自由意志。然而同时他也很警惕成为一个观念论者或唯意志论者。詹姆士认为自由意志和习惯之间的两难在“纯心理学基础上是不能被解决的。”并且詹姆士也许在心理学上在自由意志和习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但在伦理学和宗教上，詹姆士坚持认为自由意志更为重要，因此它能够将个体带向一个更高的层面。
无论怎样，视角的机制对于我们来说依旧是一个谜。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得到回答。首先，不同的视角是如何存在于一个统一的个体中的？其次，不同视角是如何存在于统一的宇宙中的？如我们所讨论的，詹姆士不能在他的个体心理学内部解决这些问题，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在心理学领域寻找可能的解答。比如，他尝试着研究非正常人格和多重人格的案例，希望借此对视角的多样性问题有所启发。然而这些尝试都不能算成功，詹姆士于是把注意力转向了形而上学。
詹姆士认为离开形而上学，以上的问题都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早在《原理》中，詹姆士就已经开始建构他的形而上学。那时他寻求的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整体感觉或意义。”同时他还开始谈论实在的各种程度，以及如何用此来解释多重世界的理论。然而，直到詹姆士开始讨论纯粹经验和多义的宇宙，他的形而上学才获得其完整的形态。
正如梅耶在他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原理》到纯粹经验理论的转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梅耶写道：“较之于将意识之流理解为由一个个前后相继的瞬时性精神状态以最少的交迭构成的序列，我们现在必须探寻这些相继状态能够共同分享的某—存在的可能性。这一存在也许能够持存在这些相继的状态中。虽然詹姆士没有明确指出，但也许他在建议这一持存在意识的相继状态中的东西就是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视角不再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相反，它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的内容。它也不再是意识之流中变化的瞬间，而变成了纯粹经验的一个片段。这听起来有一点实体化，但作为经验主义者，詹姆士认为一个事物就是它的表象的总和，而一个视角在其视角化的意义之外并不具有任何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詹姆士也不能被视为泛神论者。对于詹姆士来说，视角在根本上是一个没有物理位置的一个事件。
詹姆士的形而上学倾向让他停止追问一个视角是如何可能的，相反，他开始追问一个充满视角的宇宙是怎么样的。因此在他看来，视角主义最终关涉到为一个特殊的视角在一个多义的宇宙中找到一个特殊的位置。他写道：“像‘这里’和‘那里’一样，‘我’这个词在首要意义上是一个关于位置的名词。关系到‘这里’这个位置的行为拥有特殊的强调意味，如果这些行为伴有感觉，它们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感觉到。而‘我的’这个词就表达了这种强调。在以下两种观点中，我找不到任何矛盾。一种观点认为‘我的’行为是独特且与外在自然对立的，另一种观点则在反思之后认为这些行为是我头脑中的运动。行为的属我性强调了视角的兴趣对行为的染色过程。”因此在詹姆士看来，对于一个哲学探索者来说，做哲学就是探究宇宙中的各种可能的视角，然后坚持那个能够获益最多的视角。换言之，哲学的要义就在于找到一个健康的视角，尽可能地发挥它的优势。与此同时，这一视角应该随时准备被另一个更好的视角所替代。
三、米德的视角主义
米德的理论背景与詹姆士很不相同，他的基本背景是德国的观念论和生理心理学。米德曾师从德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Wundt)，但他对冯特的彻底行为主义存疑。他对其另外一个德国老师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人文科学抱有好感。他认为哲学的出路并不在于詹姆士所认为的对旧的经验论的改造，而在于将黑格尔式的哲学运用到社会语境当中。
米德直接拾起了詹姆士遗留下来的问题：视角是如何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詹姆士无法从他的个体心理学给出答案，最后只能述诸多义的形而上学。然而在米德看来，在心理学内部给出答案并非不可能。对于米德来说，心理学在首要意义上是社会心理学。因此詹姆士的困难对于米德来说不再是困难，因为米德把社会性作为出发点，并像他的导师罗伊斯(Josiah Royce) -样，将视角形成的机制置于共同体而非个体之中去考量。然而米德也有其自己的困难。如果我们把社会性作为理论的基本前提和自我的根本特性，那么自我又是如何在社会中理性地行动同时又维持其独特的个体性的呢？换言之，一个视角是如何既社会又个体的？
首先，对于米德来说，视角主义关涉到角色扮演(role-taking)。如汉斯·约阿斯(HansJoas)所指出的那样，“米德将人类在意识中从一个感觉视角转变为另一个感觉视角的能力归为角色扮演的能力。”并且我们并不仅仅采用其他个体的他者的视角，我们还采用一般化他者(generalized others)的视角。在米德的语境中，一般化他者被个体纳入自身之内的他人和共同体的态度。换言之，一般化他者是共同体体系化的声音，它在不同的抽象层面上对个体产生影响。
这一角色扮演的概念将我们带到米德对主观性我(I)与对象性我(me)的著名区分。米德部分地认同詹姆士在行动性的我与反思性的我之间所做出的区分，但他认为“这一逻辑上的观点并不能解释对自我意识的发现。”在米德社会心理学中，“反思的机制在个体在其自身之内把握社会态度时被给予，而只要思维使用的是社会交往中所用到的符号，思维的机制就不过是一种内在化的对话(inner conversation)。”一个社会的个体，或者说一个社会的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主观性我与对象性我这两个自我的不同层面之间的互相建构过程。主观性我是原发性的创造的我，而对象性我则是时刻在反思其身处的社会的客观意义结构的我。
关于这一区分，有几点值得指出。首先，关于对象性我，米德至少区分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处于文化和社会中的对象性我，另一个则是反思性的对象性我。米德指出：“个体指向他人的行动在其自身内唤起了回应。于是总有另一对象性我在批评、认同、建议和有意识地计划。这个我就是反思性的我。”进一步，因为社会角色是多样的，反思性的我具有多种层次上的功能。其次，为了理性的行动，尤其是当多个对象性我发生冲突时，一个统一性的人格就变得至关重要。个体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把新产生的对象性我整合到一个“单一的、调和的、连贯的和有序的人格”中。再次，在米德看来，主观性我与对象性我的区分并不是决定性的。他指出：“这两个层面虽然在过程中被区分，但因为它们同属一个整体，因而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既可被区分又不可被分。”做出区分的唯一目的是解释社会个体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个体是如何获得进步的。米德写道：“主观性我唤出对象性我，并对此有所回应。这两个我一起建构出了显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格。自我在本质上是发生在这两个可区分的层面之间的社会进程。如果没有这两个层面，那么有意识的责任就会变得不可能，而经验的新要素也就不会产生。”
通过主观性我与对象性我的区分，米德证明了自我意识的对话性结构，同时也证明了视角的可能性。在米德看来，视角永远是在社会中建立的，它永远是社会性的。
然而作为一个哲学家，米德不满足于仅仅指出视角建构的实际过程，他希望对被建构的视角本身做出思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德与怀特海之间的密切关系。与怀特海一样，米德同样认为视角是事件而非实体化的实在。然而，米德并不像怀特海那样拥护对自然的思辨哲学思考。在米德看来，视角并不像怀特海所说的是客观时间进程中的一部分，而毋宁说，视角是所有时间结构的起源。因此米德认为视角并不是建构的材料，而是建构过程本身。不同于詹姆士的形而上学，米德像怀特海一样通过把自然视为视角的集合而将视角自然化。米德指出：“视角并不是一些完美原型的扭曲化版本，也不是意识在实体化的世界中所选择出来的事物。它们的特性可以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被科学所认识。”
在米德看来，怀特海所举倡的相对主义仅仅是世界的一面。除此之外，行为主义心理学是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层面。米德指出：“就像生物心理学将动物和人类紧密地置于自然之中一样，行为主义心理学同样将交往、思维和实体化的意义与自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视角的世界不仅仅要求相对性，还要求交往性。由此达到的状态米德称之为“视角的客观性”。米德所谓的“客观性”不同于其通常涵义。米德指出：“我所建议的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视角不再是客观性的，而变成了主观性的，如果你想这样称呼它。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共同的心灵和新的共同的视角有组织地产生于自然的创造性的进程中。”作为一个过程哲学家，米德不像詹姆士那样把客观性看做是由各种视角所组成的拼图游戏的结果，相反，在米德看来，客观性是一个只有在过程中才能实现的运动的统一体。米德写道：“个体有机体的视角与其身处其中的整个行为模式的一致构建了视角的客观性。”
在米德看来，实现视角的客观性的过程需要对话和反思。他写道：“在从最普遍到最特殊的过程中，被拒绝的视角是那些与个体所处的心灵共同体的共同视角不符的视角。这些心灵共同体构建了个体的自我。但这一过程并不是让个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而是通过与他人，从而也是与其自身的对话来发展一个新的自我。”
在这个意义上，现实并不是一个前定的存在： “现在等待着行动。当下的现实即是可能性。”在米德看来，现实的客观性只对社会中的行为者具有意义。而关于现实的客观知识只有通过渐进式的普遍化过程才能获得。这一普遍化过程不是着眼于重组个体化的视角，而是着眼于在一个共同世界中的共同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米德写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将个体视角与共同视角联系起来。”
四、多义的视角和主体间的视角
在结论部分，我想首先讨论詹姆士与米德的视角主义之间的不同点。首先，自洛克以降，自我就被视为是结果，而不再是原则。詹姆士和米德都处在这一思路当中。在米德那里，视角无疑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在詹姆士那里，作为结果的视角则被表达为：在原则“存在即是被感知”（esse est sentiri）之上，我们还应在加上另一条原则，即“存在即是被意愿”（esse est volittum）。在詹姆士看来，经验论的资源在处理视角的问题上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所获得的视角就仅仅是消极的，并且只与习惯相关。因此，詹姆士从他的法国精神导师雷诺维(Charles BernardRenouvier)那里汲取了一个重要的资源：存在在于被意愿。这一思路后来也被伯格森所采用。
其次，在米德那里，社会自我的构建功能不但是重要的，而且是最基本的。而在詹姆士那里，社会自我只是众多自我中的一个。并且詹姆士所谓的社会自我不过是自我在社会中的镜像，并不实际具有构建的功能。进一步，不同于米德，詹姆士对智性地理解视角的机制并不感兴趣。在詹姆士看来，生命的丰富性会被理解的结构和智性的阐释所扼杀。就像他所阅读的那些法国思想家一样，詹姆士最终放弃了逻辑方法。他写道：“现实、生命、经验、具体、直观，无论你用什么词，这些都超越、溢出和包围了我们的逻辑。”而米德则像他的同事杜威一样，永远在追求将逻辑转化为适用于社会发展的更好的工具。
再次，两人之间还存在着形而上学上的区别。詹姆士认为宇宙是各种可能的视角（实现的或潜在的）的综合体，而米德则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冲突与和谐的视角的进化的有机体。在詹姆士看来，一个视角首先代表了世界的一面，而在米德看来，视角首先是功能化的，它首先是一个影响着其它视角也影响着它自身的独特的社会角色。
尽管存在这些不同，我们仍可以看到两位哲学家之间的连续性。除了已经提到的米德对詹姆士的主观性我与客观性我的重新阐释，还有其它几点值得一体。虽然两位哲学家从两个非常不同的角度来构筑他们的视角主义（一个从个体主义哲学，另一个从社会行为学），但他们都得到了一个开放式的结论。作为一个多元论主义者(pluralist)，詹姆士认为所有视角，无论实现与否，都拥有相同的形而上学地位，并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宇宙作出贡献。在米德看来，视角的建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新的自我不断地进入，人格与共同体的意义不断地扩大。我们可以说，在詹姆士看来，视角主义最终关乎于可能性，而在米德看来，视角主义最终关乎于未来。
除了开放性，两位哲学家都寻求一个视角的统一体。这一统一体在其本质上是异质性的，并一直处在被塑造的过程当中。在詹姆士看来，这一统一体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我们的经验带向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因此增进了我们的行动。在他给雷诺维的朋友弗朗西斯·皮朗(Francois Pillon)的一封信中，詹姆士写道：“我把我的哲学叫做彻底的经验主义、多元主义、偶成论(tychism)，这一哲学展示了一个逐渐形成，并且永远在塑造中的秩序。”詹姆士视角主义中的多元主义并不指向无政府主义。对于个体来说，每一个视角都代表了一个独特的样式或秩序。视角起源于丰富的生命过程中，但它并不止步于此，它在努力把生命带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如果我们不懂得欣赏其它视角，且不知道何种视角最适合自己，这种生命的进步将是不可能的。
米德认为这种异质性的统一体可以通过主体间的互动达到。在米德看来，视角不仅是多元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性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形上的。互相联系的视角在社会实践中互相影响和塑造。通过社会互动，我们可以到达一种社会智性(social intel-ligence)以便更好地生活在一起。在他晚期的论文《从伦理学的观点来看慈善》中，米德写道：“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个体会考虑到所有从他的日常设置中抽离出来的价值，并通过承认这些价值来重塑他的自我。”
视角可以是多元的且是主体间性的。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位实用主义哲学家这里获益的观点。换言之，每一个视角必须为自己负责，但同时又可以被分享。为了构筑一个意义的地平线，一个视角不但永远需要在其它视角中进行有目的的自我寻求，还需要为了其所处的共同体的发展永远履践相互性的反思行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冀望一个无限地大于且好于当下的世界。
（责任编辑 行之）
作者简介：孙宁，浙江宁波人，（上海20043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师资博士后。Email: sun830830@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