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论于对中国化命题实质的研究。首先对与中国化相关的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时代化等概念作比较研究，指出这些概念只是中国化的不同表述形式，并不能容纳中国化的全部内容，更不能揭示中国化的实质；其次认为必须从普遍性与具体性的完整统一来理解中国化的实质；再次，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本质，还必须注意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发展的过程。本文最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乃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批判地继承中国哲学的优秀精华，从而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它的创造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质；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3-0040-05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核心是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给以明确回答的问题。
“中国化”命题自被提出以后，就有过众多的解释。通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涵义的理解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适合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但应该说，也只是实现“中国化”的途径，即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至于“中国化”的本质涵义依然未得到清晰的解读。
为此，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涵义做一具体、细致的分析，以便能更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一命题。
一、“中国化”的不同界定及相关概念
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首先需要对以下几个概念即民族化、本土化、通俗化、大众化、具体化以及时代化等，作一些界定和分析。
首先看通俗化和大众化。这两个概念在一般意义上是等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人中国并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它必须能够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他们所掌握，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任务。正如列宁在谈到东方各民族国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所说：“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关心怎样在每一个国家内用人民懂得的语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基本原理通俗化、大众化是进行革命事业的必要环节。但是通俗化、大众化并不就是中国化，它至多只能是中国化的初步。因为，通俗化、大众化主要还是强调的把基本原理用通俗的、广大人民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它所注重的是理论的传播和宣传，而并没有体现出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更不用说对理论的创造了。反过来，中国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必然会妨碍通俗化、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开拓者艾思奇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同样，在通俗化、大众化过程中也存在着语言的转换问题，这一语言的转换常常存在着解读的误区。因为，通俗化运动首先要有人先去解读将被通俗化的理论，解读者的认知水平、价值取向等等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过程中，自然存在着解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以及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解读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传播早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便对马克思主义抱同情的态度，也不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胡汉民在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和研究上比较突出，而戴季陶则“以对付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为己任去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用比较通俗化的语言进行的，但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解读，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误读和曲解。所以，中国化尽管决不能排斥通俗化、大众化，但它也决不只是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在实质上乃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其次是民族化、本土化。民族形式，在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命题之时便已提出，并用以对中国化的最初的注解之一。在那里毛泽东是从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严重的轻视实际、唯书唯上倾向的批判人手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他们既在苏联学习过、又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过，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较多，因而，似乎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从而也就对党内许多党员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样不仅妨碍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造，而且妨碍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独立的工作。因而，改变只从本本上学习、只是搬用俄化词语来宣传的现象的要求，迫使毛泽东必须首先进行中国化的民族化工作。这时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转化为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上，包括在语言风格，表达方式，论理形式，致思趋向以及关注问题的角度上等等。任何民族在其长期的生存发展中，必然形成一系列独特的生存方式，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通过诸多方面体现出来，这也就是所谓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要能够指导中国的革命实际，要使千百万中国人民能够接受，它就必须进行民族形式的转化。但是民族形式或民族化也不等同于中国化，因为中国化除了要有民族的形式之外，更主要的乃是要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结合；不仅要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而且要使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近年国内外华人学界提出在借鉴国外理论时要重在为我所用，于是重提本土化精神。这里的本土化是相对于整个西方理论的传播而言的，应是一种比较有益的提法。因为我们在阐明对西方理论的接受与理解时，决不能囫囵吞枣，而必须以一种文化的观念作审慎的分析，使之本土化。但是本土化的概念并不能代替中国化，本土化概念更具有民族主义的特征，即它所强调的还只是“为我所用”，而中国化不仅是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为我所用，而且包括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创造，使之马克思主义化——这是一个双向的交互过程。另外，本土化的提出是专指当代西方理论的引进、传播和接受，而中国化的提出则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中获得的。
再次看具体化、时代化。具体化概念是建国后《毛泽东选集》在修改、出版的过程中提出的，它被用以代替原来的中国化概念。尽管具体化概念的明确提出是建国后，但在上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首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已经多次涉及到具体化概念，如“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很显然，在这里所说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相对于将马克思主义抽象地理解的教条主义而言的。应该说，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看，这应是包含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既可以是中国化，也可以是俄国化、美国化等等。但是，这两个概念之间也还是有着比较显著的差别，即具体化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提法，从中并不能强烈地透露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它只是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性。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当它被运用于实践，指导实践或接受实践的检验时，都不可能是空洞抽象的存在。从这一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提法。而中国化则具有十分鲜明的特性：它首先就强调了不同于苏联、不同于共产国际的独立性。事实上，中国化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从共产国际那里争得对中国革命的思想的领导权，争得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解释权，争得中国共产党优先考虑中国自身的问题的主动权。当年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可见，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具体化，和中国化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中国化是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性的。党的十七大后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里的时代化实质上也就是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也就是理论要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与时俱进。由此可见，中国化的核心是理论的创新。
二、普遍与具体：理解中国化本义的根据
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本质，必须强调这一命题所体现的普遍性与具体性的完整统一。
长期以来，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定位，国内外研究界都存在着一种误区，这就是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出发，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某种程度的排斥、突破。西方学者尤其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突破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如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思想首先在莫斯科得到阐明，并且采取了布尔什维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毛泽东并没有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工作是突破布尔什维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律令。他所做的是要创立一种非布尔什维克的，但适合中国需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上突破了布尔什维克中国化的基准。”在这里，如果说“毛泽东的工作”具有中国特色，当然是正确的，莱文指出毛泽东是要创立一种适合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但莱文称其为非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而突破布尔什维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值得怀疑的。他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又把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以此来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显然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在西方学者那里很具代表性，它实际上是在西方长期存在的“环境还原论”的一种表现。“环境还原论”认为，“毛的思想应被理解为他在周围环境中的经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的产物。”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学者施拉姆、迈斯纳即是其主要代表人物。这一观点把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完全看成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经验中来，而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背离，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影响，认为毛泽东思想越是到晚年越“回到他的中国根，也就是‘非常传统的思想’上去了”。他们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联系的重视，对中国革命实际的重视，确实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不仅对于国外的毛泽东研究，而且对于国内的毛泽东研究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他们又走上极端，完全抹杀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既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偏离，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乃直接排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布尔什维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这种观点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普遍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是普遍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
国内理论界近年来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比较注意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这本身是毛泽东哲学研究的一个进步。但是在研究中也出现了某种与西方学者相似的倾向，即过分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独特性一面，把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及哲学的影响估价过高，甚至有人更由此而论及毛泽东尤其是晚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大、更深，以至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还有人试图用民粹主义来概括毛泽东一生的文化选择，等等。这些倾向有一个比较相似的观点，即把毛泽东思想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优秀成果的批判性继承视为主要特征、根本来源，从而有意无意地给人以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或区别的感觉，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命题也就被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挑战。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其在哲学意义上乃是混淆了事物的普遍与具体的一致性，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即它必须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理解这一命题，首先必须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真理性地位，它只有是真理才具有科学性，才具有普遍性，也才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这一普遍性，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决不是随意地搬用，“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即是它必须与具体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认为，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是有条件的，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因而真理是与抽象、空洞相排斥的，具体的真理同时又是全面的、绝对的、客观的。由真理的这种辩证特性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因而它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从真理是具体的原则特性出发，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具体性只能通过社会实践体现出来，社会实践总是具体的，而不可能是抽象的，“抽象的实践”大约只有在理性中才有，在头脑中才有。一种理论的被检验和指导作用，使得它的实践具有了鲜明的特性。由于这两条原则，由于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普遍性与具体性统一的原则特性，使得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的理解，能够达到本质的层面。在毛泽东哲学研究中，无论是海外的“环境还原论”，还是国内一些研究者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地位的过分强调，事实上都没有摆正普遍与具体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包括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能绝对排斥一些具体的原理）通过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批判地继承中国哲学的优秀精华，从而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而，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一种表现。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而是一种发展，只有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普遍与具体的统一，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所包含的本质内涵。
三、双向过程：从变化中发现创造性
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本质，还必须注意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双向发展的过程，它既包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化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也包括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是从两个角度论述的同一个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就具有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的蕴意，反之亦然。从前一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首先转化为能为中国人民接受的形式，既包括语言表达形式，也包括思维理论的趋向；其次需以此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解决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还必须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批判的总结，承继其中的优秀成果。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层次的过程。从后一角度看，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概括、总结，从而形成富有新意的创造性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乃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课题的现实的具体的解决，而中国向何处去不仅指在政治上建立什么社会制度、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且指在经济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的问题，还应指在文化上确立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如何构建中国社会的新文化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一历史课题，既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需要一定的原则为根据，也必然要求从对历史课题的解决中概括出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被中国的先进分子引进来，决不是一部分人的偏好和兴趣，而是中国社会的客观情势的需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规定。中国人在寻求解救中国的真理过程中，通过反复地比较、探索，才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对于中国社会摆脱贫穷、落后、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的深刻意义，因而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便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在这一指导过程中，首先所面临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问题，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它包含哪些内容，其实质是什么等等；其次所要解决的是如何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思想，研究、分析它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中哪些能够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具有指导作用；再次还要让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基本原则被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于是又出现了对“原本”的语言符号的转换和思维形式、表达方式的转换问题，民族化、通俗化以及大众化也就自然地被提出来了：最后还必须实现从理论形式向政策、策略的转变，这样才能去现实地指导实践。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理论自身的转换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实践本质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提出来的，从实践中产生的对理论指导形式的要求，决定了理论的转换必须符合实践的要求，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然本义。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必须具有另一个过程，这就是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革命的实践是由千百万人民参与的，不管这些人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掌握了多少，但从他们参加革命实践的根本目标而言，必然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相一致。在这一由千百万人所参加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出大量的实践经验，当然也出现过多次挫折和教训，反思教训、总结经验，从而找出正确的方法和道路是任何革命的必然要求。如何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以什么为原则来总结，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艰巨任务。历史多次证明，不同的立场和方法，即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极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从其本质上讲，必须包含着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总结、概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提炼出新的理论，从而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本质原因。
如果只是从一个过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往往会导致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单纯地认为中国化过程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去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这就难免过分依赖“原本”，一切从“原本”出发，一切以“原本”为对照，总是把每一步实践的评价与“原本”相比较。在这种做法下，不说那些一切唯书唯上的人会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便注重实践经验的人在长期地对照、比较中也会强化以“原本”为本的倾向，从而为教条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氛围。当年毛泽东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党内大批要员和普通党员对于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的王明等人，有一种盲目地崇信，这自然为教条主义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相反，如果只是强化对实践经验的理论化，只是单纯地认为中国化只是从对中国具体实际（包括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的理论概括中去实现，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它所获得的理论概括往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只有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才不会偏离马克思主义，才能避免经验主义地对待中国化过程；只有切实地注重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出新的理论成果，才能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避免教条主义的滋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内涵正是在这一双向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充实、发展、完善的。自从毛泽东提出“中国化”的口号后，中国共产党便不仅从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到中共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已为全党所认同。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革命的进程并未完，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并未完，所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过程也不能停止，它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这一方面是由中共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中国革命和建设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从前者而言，中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她是为解决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而生，因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转化为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的形式，是她成为无产阶级思想武器的关键；只要中国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的进程没有结束，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不会结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就不会丧失，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也不会结束。从后者来看，中国化的本义是与“相结合”密切相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实现的，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又是一个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着的历史进程，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断地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是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要求中共努力去马克思列宁那里寻找新的方法。这是值得商榷的。这种观点事实上认为有一个“原本”已存在，人们只要不断地从中去挖掘，而不需要再去创造新的理论，就可以无止境地获得的宝藏。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她蕴含着无限的理论拓展的空间，从而便有了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可能性，如果只是致力于从马克思列宁那里寻找固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实质上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
四、简短的结语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本质就在于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中国化。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本义的通常解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的相结合，与中国优秀的哲学思想传统相结合，我们往深处去挖掘，它自然应具有～种创造性特征，即通过“相结合”而使马克思主义获得创造性发展；它同时也说明“相结合”乃是实现“中国化”目标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即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适合于中国的具体实际。首先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的民族的形式，其次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再次则是对中国的具体实际不能仅从现实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建设实践去理解，还要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去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存在于实践过程之中的，它决不应被固定在某一特定的时空位置上，也就是说，对其实质与核心的把握只能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若是仅从中国化过程的某一个阶段上去认识，将不能获得真正的认识。事实上，自中国化命题提出以来，它已经在许多方面发展了自身，今天我们所要认识的中国化的内涵远比以往所认识的要丰富得多。中国化的过程没有完，中国化的本质内涵的发展也没有结束，同样，对中国化的实质的把握也不能停止。
（责任编辑 欣彦）
作者简介：薛广洲，哲学博士，（北京100091）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