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第一个比较全面深入讨论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基本属性的人，其“时间”（及“空间”）概念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说：“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论著是流传至今的对时间这一现象的第一部详细解释，它基本上规定了后世所有世人对时间的看法——包括柏格森的看法。”（［德国］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1页）事实上，《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其对“时”的阐释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时间”观。
②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摘要】“时间”是近现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重要问题。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以“情”解《易》，继而以“情”释“时”，以“时”为“情”之“感”，为“变化流动永不间断的绵延”，并强调“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以此视野考察历史，他主张历史是生命的进化史，历史的价值在“现代”。唯情哲学对情感与时间的考察，不仅是对将时间理性化、形式化的纠偏，其时间与生命内在关联的讨论，也使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更加具体、真实。
【关键词】真情之流；时间；历史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4-0101-08
“时间”概念是近现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重要问题。在西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时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①。近现代，古希腊以来确定的以理性主导时间的传统始终占据着西方近现代时间观的主流，其表现就是以理性理解、规定时间。如经典力学将时间规定为客观的、匀速的直线运动，或如康德（Immanuel Kant）将时间规定为纯粹的感性形式。随着西潮涌动，这个传统也进入了中国思想界，并逐渐生根。不过，20世纪的中国哲人对这个传统并非逆来顺受：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有着与此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与以情感反抗理性的独尊相一致，以情感主导“时间”，以情感理解、规定“时间”也成为中国哲学界颇为广泛的策略。其中，朱谦之的唯情哲学对情感与时间的考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朱谦之在民国之初曾撰《周易哲学》一书，其以“情”解《易》，继而以“情”释“时”，指出《周易》在本质上即“假‘时’以论‘情’”，所谓“时”即“情”之“感”，即“变化流动永不间断的绵延”，并强调“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以此视野理解“历史”，历史是生命的进化史，贯穿着人类“生机力”的不断扩张永恒进化，是“现代”的历史。唯情哲学不仅带我们领略了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时间观的独特魅力，也使古老的《周易》焕发出现代的光彩，并启发我们更深刻地思考时间的本质和意义。
一、“真情之流”
朱谦之以古老的《周易》为本，与当时影响空前的柏格森（Henry Bergson）生命哲学相互印证，由此构建了一套匠心独具的、以“情”为本体的唯情哲学。他说：“本体不是别的，就是人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一点‘真情’，就是《周易》书中屡屡提起而从未经人注意的‘情’字。”②
《周易》屡屡言及“情”字，如《系辞》说“设卦以尽情伪”、“始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爻彖以情言”、“圣人之情见乎辞”、“吉凶以情迁”等，《乾》卦《文言》说“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咸》《恒》《萃》等卦的《彖传》也一再提及“天地万物之情”。以此为据，朱谦之认为，“情”就是《周易》的根本、《周易》的要义，即是发明天地万物之“情”，讲清本体之“情”的流行变化。
唯情哲学的宗旨在于“摆脱物质的牵制，化理知的生活，复为真情的生活”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00页。。朱谦之的“情”，首先是与“理知”相对的“情感”。在他看来，“情”是自然、真实、变动；理智是“伪”，是人为、呆定、甚至是“吃人”的。“‘情’就是本性……情和性只是异名同实，性外无情，情外无性，性就是情，情就是性。”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04页。 他反对宋儒以善恶、已发未发等二分性情，认为“情”是人人生而有之的天植灵根，是至真至善的，是活泼流通又从不间断的人之性。
朱谦之唯情哲学视野中的“时间”《现代哲学》2013年第4期“情”是人的本性自然性，但作为本体的“情”，并非一己独有之“私情”，而是宇宙间“最普遍、最公共”的“情”。他认为天地万物各有其“情”，“情”亦有不齐《孟子·滕文公上》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所以要丢开个体，找到共同点，使万有互相关系的“情”，旁通而类聚。对于个体而言，就是要不断涵养、扩充先天已有的一点“情”，自一己而至家国天下、宇宙万象，与之默识心通，随感而应。当真情流露，充塞洋溢于天地之间时，一己之“情”自然与万物一体，与宇宙同流。
朱谦之进而指出，这个无时而不有、无往而不在 的“情”，就是千变万化、活泼流通的宇宙生命。“情”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生”，“原来所谓宇宙，只是生这一动”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14页。 。“生”的意义，就是连续不已的变化，活泼流转，健行不息，所谓“生生之为易”。“因为天地万物的本体——情——是永远在那里变化，没有间断的，好象滔滔不绝的流水一般；所以我特别立一个表记，叫做‘真情之流’。”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02页。真情迁流不住，宇宙生命浩浩荡荡，天地万物生机盎然。
为什么“真情之流”恒久不已？为什么生命健行不息？因为生命遵循着一感一应的“调和”之理。一方面，“情”能“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咸·彖》）。“感”即“情”自觉走出自我的拘囿，主动与他人、他物沟通、协和。另一方面，有感必有应，当我们以有“情”之眼观照世界，万物也以“美的相续”回应于我。“感”为动，“应”为静，在一感一应之间，生命相互感通、融合，于活泼流转中又显现为稳静平衡，这就是所谓的“调和”、“中”，是护持生命的自然法则。可见，朱谦之的“情”在反抗“理知”的同时，也力图避免陷入盲目的冲动和一己之孤立。
可见，朱谦之以“情”解《易》，正是以活泼至动的情感为人之本性，亦以此为万物的根本、生命的真实。以此真情之眼去感通世间万象，宇宙的一切不仅被生命化、精神化，而且被情感化，即“把宇宙万物都归于浑一的‘真情之流’”。“真情之流”周行天地之间，贯注宇宙万象。每一个生命，都是“情”体之大用，皆含“情”而在，亦因“情”而聚，都与“真情之流”融汇为一。因为体用一源，所以见得“天地万物之情”，就是直接证会了宇宙本体。对人而言，一任真情，扩而充之，跳出理知的窠臼，即能看到“自家人性”，默识本体。他进而以“神”来称呼本体之“情”，认为“所以周易说不可不知的神，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处处是可以默识的”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09页。 。“神”即“情”，它不在人心之外，也不在现实世界之外。换而言之，“神”就现身于我以“情”触及的现象世界中，现身于日常生活的应答酬酢中。这就是唯情哲学主张的“化理智的生活，复归于真情的生活，而实现我的本体在人间”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01页。 。
二、“情”之“感”——时间
《周易》之为书，“为道也屡迁”，以“不可为典要，唯变所是”为宗，主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唯有“变”才能走出穷途末路，才能使万物亨通而恒久。“变”是阴阳不测、深妙难知的，但“至赜而不可恶”、“至动而不可乱”（《系辞上》），虽繁杂至极、变动至极却可以道会通。换而言之，“变”亦有其依据、法则，此即“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下》）；“变”以“时”为根基、章法或趋向。故程颐一言以蔽之：“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程颐：《周易程氏传·易传序》，［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89页。
尽管《周易》古经几乎不及“时”字古经仅一见，《归妹》九四爻辞：“归妹愆期，迟归有时。”，但一卦一爻亦无不与“时”相联。如《屯》为天地造始之“时”，《泰》为物大通之“时”，《蹇》为居难之“时”，等等。又如《乾》卦之龙，自初九之“潜”至上九之“亢”，“时”之不至，须隐，过“时”之极，则悔；或进或退，若能依“时”而为，虽处危惧之境亦终可无咎。故王弼云：“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第409页。 逮至大传，则屡屡彰明“时”之显要，如“与时偕行”、“以时发也”、“与时行也”、“欲及时也”等等，而十二“叹卦”极力赞叹《易》之“时”、“时义”与“时用”《周易·彖传》以“大矣哉”赞《解》、《革》、《颐》、《大过》四卦之“时”，赞《随》、《豫》、《旅》、《遯》、《姤》五卦之“时义”，赞《睽》、《蹇》、《坎》三卦之“时用”。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以此十二卦为“叹卦”，并论及“叹卦三体”：“凡言不尽意者，不可烦文其说，且叹之以示情，使后生思其余蕴，得意而忘言也。然叹卦有三体：一直叹时，如‘大过之时大矣哉’之例是也；二叹时并用，如‘险之时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叹时并义，‘豫之时义大矣哉’之例是也……今所叹者十二卦，足以发明大义，恢弘妙理者也。”（参见［唐］孔颖达撰、余培德点校：《周易正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200—201页）程颐《周易程氏传·豫》亦云：“诸卦之时与义用大者，皆赞其大矣哉。”（《二程集》，第779页） ，更加凸显了“时”的哲学意蕴。
《周易》如此重“时”，以致于玩《易》者甚而以此为“易”之精义。朱熹曰：“易也，时也，道也。”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9《答范伯崇》，［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73页。 明代蔡清更言：“易道只是时。”蔡清说：“乾卦卦辞只是要人如乾样，坤卦卦辞只是要人如坤样，至如蒙、蛊等卦则又须反其象。此有随时而顺之之义，有随时而制之之义。易道只是时，时则有此二义，在学者细察之。”（［明］蔡清：《易经蒙引》，《四库易类丛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页）此处蔡清虽然提出“时”有“随时而顺之”与“随时而制之”二义，但并未对“时”本身释义。 “知时”、“识时”也成为学《易》者的不二法门“看《易》，且要知时。”参见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9《伊川先生语五》，《二程集》第249页；“人能识时知变，则可以言《易》矣。”参见《周易程氏传·既济》，《二程集》第1019页。
然而，《周易》虽然反复言“时”，但究竟何者为“时”？为何我们正巧遭遇了此“时”？我们如何才能真正领会“时”……对这些问题，经传却几乎没有任何的解释，历代解《易》者也甚少述及朱熹曰：“易也，时也，道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变易无常者言之，则谓之‘时’；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朱子全书》第22册1773页。） 。现代学者则试图以现代话语揭示《周易》之“时”的具体内涵与意义，如以“时”为“特定背景”、“时代”、“当时之具体形势、环境与条件”等等。但这些通俗化的说法实质是将“时”客观化、物理化、实体化，并未能击中《易》之“时”的独特性如高亨：“时，《易传》所谓时指当时之具体形势、环境与条件。人之行事有变通，乃急趋以应当时之需要也。天地万物之变通亦在趣时。”（参见高亨著：《周易大传今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7页。）黄寿祺、张善文：“《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各自象征某一事物，现象在特定背景中的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伴随着卦义而存在的这种‘特定背景’，《易》例称‘时’。……每卦六爻的变化情状，均规限在特定的‘时’中反映事物发展到某一阶段的规律。”（参见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1页。）金景芳、吕绍纲：“卦是时，自今日看来，所谓时就是时代。一卦反映一个特定的时代。六十四卦连结起来，是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学《周易》六十四卦，就等于学习历史学习社会了。……一卦代表一个时代，一爻便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阶段。爻也是时，初爻有初爻的时，二爻有二爻的时。……”（参见金景芳讲述、吕绍纲整理：《周易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在这些对“时”的释义中，“时”仿佛是一个囊括了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支配、左右着“变”的一个外在的、既定的、客观化的框架。这个框架安静而忠实地等待在“变”的前面，等待着迁流万端的“变”撞上来。它会携带着识时务者顺利通过这个框架，继续前行，此即“亨”、“贞”、“无咎”等等；也会无情地教训着不了解或违背这个框架的莽汉，使之遭遇“悔”、“吝”、“凶”等。由此，所谓的“知时”、“识时”即沦为对这个框架的辨析、推断，并自觉地以“变”来适应、迎合之。这个框架式的“时”，终究是空间化的。。朱谦之立足“唯情哲学”，以“情”解释、规定“时”，逐渐敞开了《易》之“时”的独特魅力，较之现代学者更加敏锐地把握住了《易》之“时”的精蕴。
如同《周易》强调变易“至赜而不可恶”、“至动而不可乱”，朱谦之指出，变动不居、永不间歇的“情”有着“变化的样法”。
首先，“真情之流”不是“空间的方式”。“因凡见有空间的，都是可区分可量计有同质性的东西”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23页。 。“真情之流”灌注天地之间，无处不在，亦无时不易。它没有稳定的状态，因而不能以某种质料的实体来定义；它也没有固定的方位，所以不可以东西南北来范围。由此可见，真情的流行与科学上物质基于空间变迁的机械运动全然不同。
其次，“真情之流”是“时间的绵延”。“情”之“变”的真义是“随时变易”，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流行不已，一线相续，永无间断，随时而显示出变化、更新；另一方面是刻刻增大，时时创新，无限扩张。“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阴阳合德，刚柔相摩。对此，朱谦之指出：“所谓一阴一阳，都正是以时间为基础，含于时间之内，而以绵延的，相续的，和性质的为其特征，没有时间便没有变化，这一阴一阳永远的流行，和时间只是一物，不可分开的。”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24页。 与时间的流逝同时呈现的是“情”绵绵不绝的变化。时间不再是均质的，也不是与运动无关的形式；时间以圆转流通的“情”为性质，其本身就是至动不已的。同时，活泼浩然的本体之“情”是能动的，充满了创造力，“情”之“变”的实质是创新、进化，宇宙生命是不断创造无限拓展的，朱谦之更以“流行的进化”来形容之。“情”有着明确的方向，由微至著，积小成大，“自过去而现在，过去即现在当中，过去的保存无已，所以未来的扩张增大无已……本体一方面仰倚着‘故’，一方面俯恃着‘新’，一个是未来的前进，不可预测，一个是过去的累积，永无穷期”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15页。 。由此来看，时间不再是“破坏性的因素”亚里士多德说：“然而我们不说，随着时间的过去学会了什么，或变年轻了，或变美好了。因为时间本身主要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它是运动的数，而运动危害着事物的现状。”“的确，显然，时间本身与其说是产生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灭亡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磨灭事物的并不是时间本身，而是与时间一起发生的变化。”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张竹明译：《物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0、134页。） ，时间的流逝并未带走什么，“过去”仍在，“故”长存，像雪球一样向前滚动，但又并非停滞不变或简单叠加，一切都不断地进入、融合于“现在”、“新”， “现在”、“新”又挟裹着既往，一起奔向“未来”，创造“更新”。所以，时间本身就是“变”，而且是“进化”、是“创造”。
第三，“真情之流”不是轮回。作为以“时间的绵延”为本质特征的“变”，携着过去朝着未来不绝奔涌，不断累积时时扩张，向着无限的方面不绝生化，因而在方向上，是面向不可预测的未来，而不会回到原点，或向圆的方面循环，因而也有别于轮回或循环的时间观。
第四，感应与时空。如前已述，天地之间的千变万化，其实就是一阴一阳的自然感应，永远展现为一感一应的相互关系。一感一应互为其根，感不已，应无穷，生命由此而相续不绝。“情”即存于一感一应之中，搭于一感一应而行，“才感便是动，才应便是静，感的时候就是永不间断的绵延，就是周易所谓‘时’（时间）了。当其静的时候，就向空间顿时发散，而成其为分段的生命，就是周易所谓‘位’（空间）了。但无论时位而情无所在，固然情不可以时间空间言，然舍时间空间，便没有情，时间譬则一本流行，空间譬则万物散殊，时间空间循环无端，妙不可言”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28页。 。在朱谦之看来，所谓时空就是“情”的一感一应，感而动，这就是时间的绵延；有感必有应，此时“情”向空间发散，成为生命的某个相对稳定的“位”，即空间。可见，时间空间本不可分割，“时间”为“情”之“感”，“空间”即“情”之“应”。但在时间与空间之中，时间是更为根本的因素，因为相对而言，宇宙之生即起于“真情之流”最初之一“感”，“应”是此“感”的相应、回应，“所谓应是随感所产出，他是不住的感，而时时流出对他的应的，这应是生命的假象，——分段的生命，而仍旧汇合于真情之流。”《周易》以一卦为一“时”，六爻为六“位”，而以“六位时成”（《周易·乾·文言》）；而且《系辞》对作为一卦之终始的初、上都不以得失加以评定，王弼释之以“无阴阳定位”《周易·系辞下》：“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王弼《周易略例·辩位》云：“《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也；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阴阳处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说当位失位也。然则，初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故《乾》初谓之潜，过五谓之无位。未有处其位而云潜，上有位而云无者也。历观众卦，尽亦如之，初上无阴阳定位，亦以明矣。”（王弼：《周易注》，第419页） 。朱谦之说：“由此可知空间定非实有，假令有一空间，亦必汇合于变迁历程的‘真的时间’中……须知平常人所见为可计算的，有变碍的定位，——物质的空间，实是真情流行间断时所产出的，其实也是永远流行，不可间断，和时间只是一个东西。”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29页。 所以空间附于时间之上，“空间是从时间流下来的”，并非实有，只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呈现的一种“假象”，其本质仍是“时间”。以“情”之感应而论时间和空间，时空既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同时又相反相成、动静合一，但“空间是应之所以承感而有功者，他自身仍寄在感的当中，所以不可分，所以言感可以兼应，言时间可兼空间”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29页。 。朱谦之反对将时间空间化，而以时间为根本，所以“要说明这流行的内容，唯时间一句话足以当之”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29页。 。物质性的、静止的空间被情感化、运动化，并终究被时间化了。
第五，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时间的本质是“情”的变化流动、永不间断的绵延，因而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时间”。所谓“日常生活的时间”，即出于生活的实际需要而将时间加以时刻上的区分而形成的“分位时间”，在《周易》即为一爻一时，在日常生活即有了过去、现在、未来等等的区别，从而将永远流行、从未间断的“时间”分析为静止的一截一段。朱谦之认为：“这分位的时间，又实成立于一个永久流行没有间断的‘真的时间’之上。所谓宇宙，就是从‘真的时间’，时时流出分位，复趁这分位而扩充发达，把分位的静止相，都给打碎了；那当下就发见‘真的时间’了！可见真的时间和分位非二；流则是止，止即是流，断不能强为斩截，……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只就当下！早已通摄过去了！未来了！早已现成完备而无欠无余了！所以时间本身，只有现在，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31页。 《尔雅·释诂》释“时”云：“时是也。”《广雅·释言》又以“此”训“是”：“是此也。”朱谦之以训诂为证，认为时、是、此，声义相近，而都有“当下”的意思，由此论证时间的意义即在现在，过去是现在之积，将来是现在之续，所以“只要我们守着这当下，便是真的时间了！便是无穷的、完全的、不间断的流行进化了！”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31页。
“情感”本是生命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以变动不居的“真情之流”为“时间的绵延”，为永恒的进化、创新，与《周易》以“未济”为终，又再三阐明“日新”之德也正契合。唯情哲学视野中的“时间”不是年、月、日等测量和计算时间的“时间单位”《周易》中多次言及“四时”一词，如《文言》“与四时合其序”，《豫·彖》及《观·彖》“而四时不忒”，《恒·彖》“四时变化而能久成”，《革·彖》“天地革而四时成”，《节·彖》“天地节而四时成”，《系辞》“变通配四时”、“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变通莫大乎四时”等。“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具体指“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下》）此为自然时序的变化，而非现代人所使用的物理化时间。 ，也并非与“空间”概念相对的、永不改变的“绝对时间”牛顿（Isaac Newton）说：“所有的运动可能都是加速的或减速的，但绝对时间的流逝却不会有所改变。不管其运动是快是慢，或者根本不运动，一切存在的事物的延续性或持久性总是一样的。”（［美国］H·S·塞耶编、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22页。） 。以“情”论“时”，凸显了时间的绵延性，这样的时间充满了创造的力量。
朱谦之的“时”，最值得关注的特征就是其创造性。此创造性不仅意味着时间的绵延是扩张、累积，更深层的含义是：“时”是“我”的“情”创造出来的。一方面，“有了在我的‘情’，才为宇宙的森罗万象而现”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01页。 。唯情哲学是高扬“我”的哲学：只有“我”真情洋溢，才能反观和映射鸢飞鱼跃鸟啼花落的盎然生机；只有“我”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才能契会和提升宇宙生命的价值，所以时间就在“我”的“情”中。另一方面，“我”既不是无奈地被抛入某种时间洪流之中，也不是不期地遭遇某种或有利或不利的境况，亦不只是暂缓脚步，静候某种时机的到来。如果积极主动，“我”不仅可以抓住时机，与时俱进；也可以创造机缘，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没有什么“时”一定是有利或不利的，“未来”根本就是不可预测的，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其性质决定于“情”之“感”即生命在此时不绝而自由的创造。“自由没有别的，只是不绝的生命，无间的动作，不尽的绵延，换句话说，就是造化流行……他当下这一动是未定的，因其不可预测所以自由，故自由非他，即是生命之本体，所以天赋自由是也。”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19页。 “时间”的创造性，同时也意味着时间并非外在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框架或形式，生命的流转、情感的拓展，都在不断造就、丰富时间的本质。
朱谦之说：“易的本义，唯在于有。”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21页。20世纪初，青年朱谦之一直高举“唯情论”旗帜，但在“情”的界定上，存在一个“世界观的转变”，即从以“无”论“情”到认“情”为“有”。他认为，佛老是以本体为“无”， 但“孔家没有以‘无’言道的”，正统儒家都是以“情”为“有”。由“无”至“有”，标志着他的世界观离佛老而归宗儒家。 他再三强调“情”的真实无妄、本有不无，以天地物事为“情”体之“用”。由此，他不仅肯定了“当下”、“现在”的实在性，也强调了从现在开始、把握当下的重要性。这样的时间观充满了行动、践履的意识。同时，由于“过去”的意义都汇集于“现在”，“未来”也由“现在”开启，人的言行举止都融于历史迁流之中，所以人必定是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存在。
三、生命与历史
时间是历史的命脉，历史是时间的学问。对时间的不同体悟，也引领了不同的历史观。朱谦之以唯情哲学为视角，强调时间的本质是绵延、进化、创造，由此也赋予了历史新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朱谦之认为：“历史是叙述一种生机活泼的动物——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朱谦之：《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5卷，第12页。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的任务并不是记载在某时某地曾发生的某些事件。这不过是将过往静态的史料堆积在一起，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历史是有生命的。要展示生命全体，尤其是人类的进化历程，史学家必得有“史心”，其责任就是要在历史事实里面寻出一种“根本发展和进化的原理”。
在他看来，历史是一门有“个性”的“科学”——“历史现象是具有动的法则的……动的法则是时间的法则”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朱谦之文集》第5卷，第135页。 ，历史以时间为标准，历史科学以时间的进化法则为研究对象。但是，“历史所谓时，应当比如一根很长的铁链，每一环虽有每一环的独立存在，但是前一环和后一环，却有互相衔接的关系，我们既然得着过去若干提携的力量，我们便该当相信自家的创造能力，来光大过去，诱启未来”朱谦之：《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5卷，第12页。 。在历史中，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前后贯通且不断进化的整体。在此过程中，生命由微而著，积小至大，时刻创新，且进且成。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与退化论、循环论的历史观自然有着天壤之别，其根由正基于对时间本质的不同理解。
历史以“动的时间”为基础而不断发展，“现在是永远‘向着光明里跳’”，朱谦之以此为历史的“目的论的法则”。他指出，历史还有“心理的法则”，因为历史有一个“遗传的内在的生机力——本能”，历史的发展，即是以此本能，或“生机力”为动力的，“有这普遍生力，故常不满意于现在的境界，而别求创造其他的新生活形式。”朱谦之：《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5卷，第23页。 本能是历史的内在动力，但本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就是绵延、扩张、进化。不断发展的本能必定要与环境相冲突，并终究冲破、战胜一切物质的阻力，从而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人类能成为宇宙间最生机活泼的动物，即在于其本能的进化。“全部的人类史，就是要求人的本能的扩大，本能愈自扩张，愈自深入，便愈和生命的原动力何为一体……人类究竟是否进化，也只决于本能之是否扩大罢了。”朱谦之：《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5卷，第35—36页。 在他看来，历史是一元的，因为一切的变化均以本能为动力。本能发生变化了，而后经济以及其他制度，才跟着变化。复杂的知识线系统，如宗教艺术道德政治法律经济科学等都是本能的产物。朱谦之把这种以本能为本位的历史观叫作“生机主义的历史观”，历史就是人的本能向前活动的生机主义史。
朱谦之进而指出，人类有三种本能，即宗教的、自我的、社会的或科学的。所谓“宗教的本能”，就是“宇宙的生动感情”，即人面对无比尊严伟大的“神”而情不自禁地生起一种虔敬与赞美的情绪，以及同时被唤起的惊奇与自卑的情绪。所谓“自我的本能”，是“我自觉我的发现”，自觉有一个与众不同且又与他人相互关联的“我”的存在，若扩而充之就是道德的本能，或良心。所谓“社会的本能”，就是“同情心”，是我们的情感要求与同类和谐的冲动。“社会的本能”表现于社会生活上；与此本能相关，在学术思想上，即为“科学的本能”。这三种本能不是平铺共存的，三者渐次发生且不断扩大，逐级呈现为一种“活泼泼地发生式的法则”，在现代则显示出“以全体为依据”的“综合的表演”。这就是人类本能、或“生机力”的绵延、进化，其无限扩展，不断创新。
朱谦之认为，历史学上有一个“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在求知识线中进化的全景，研究各种文化因子之中，有否一个‘综合’的因子，可以为各种现象的重心的？”朱谦之：《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5卷，第70页。他的答案是：哲学，“因为哲学能够根本回答何谓生命这个问题”同上。 ，“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所以真正的哲学家毕生用心的，就是“普遍的生机力”，就是“生命”，哲学史就是生命的发展史。无论是西洋、印度、还是中国，其哲学都以“发生式的历史进化法则”为线索，即先后经历“宇宙哲学时期”、“自我哲学时期”、“社会的科学的时期”、并最终走向“现代的生命哲学时期”。这就是人的三种本能的进化史，这个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唯情哲学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进化的产物。
“本能”之说在近现代颇为盛行，各家的解说亦风格迥异。朱谦之并没有以某种特殊而固定的内容如“求生”等来规范本能，相反，他的“本能”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本能本身也是不断进化的，生命的进程就是“生机力”不断扩大不断创新的过程。另外，朱谦之所谓“本能”的本质还是“情”，即“我”对宇宙、自我、他人的歌颂与认同的情感，以及“我”与同类相爱、调和的情感。正如其所言：“差不多没有一种本能，不带着情感的激动的。”朱谦之：《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5卷，第53页。情感作为本能的主要内容或特征，以本能为动力的历史，事实上即是人类情感的进化史。
与其以“现在”为时间的意义相应，朱谦之创造了一个新概念——“考今”，并以此为现代史学的“第一职务”和“目的”：“现代史学不应只是考古，更应该注重考今，不然读破二十四史，尚不知何谓现代，亦有何价值？有何益处？”朱谦之：《考今》，《朱谦之文集》第2卷，第157页。 “一切历史原来就是现代的历史。一切代表时代的历史哲学家，也几乎同声一致地对现在取决定的态度。”朱谦之：《谈现代史学》，《朱谦之文集》第2卷，第189页。 他反对历史只把眼光局限于“过去的圈套里面”而无视眼前社会的巨变。正如其指出，历史必须要能“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历史的价值、益处必须与“今”、“现代”相互贯通才能彰显。这种以“现在”为基础的“历史”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行动意识，必定能直面实际，与当下的新问题直接关联，并期待着根据历史的进化法则指明未来的方向。
四、结语
元人吴澄曾说：“时之为时，莫备于《易》。”［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22《时斋记》，转引自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第66页。 朱谦之以《周易》为本，不仅挖掘了《易》之“时”的丰富意蕴，向我们展示了“时间”的中国传统；也开启了《易》的现代历程，使《易》之“时”融入了现代中国哲学的视域。
朱谦之著《周易哲学》一书，立意是追根溯源并进而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情”是《周易》的根本，也是“孔学的大头脑处”；“情”即“时”，所以“全部《周易》，即是一个时字”，儒家的形而上学最重视的也是“时”，“孔家得力全在于此”朱谦之：《周易哲学》，《朱谦之文集》第3卷，第129页。 。朱谦之以《周易》为源，以“情”或“时”作为儒家形而上学的根柢，从而阐明了儒家崇尚生命、注重生命的具体存在的精神特质。
以“情”论“时”，时间因而是内在的，与“我”紧密相连；但又并非纯粹主观的、个人的，因为“情”是本体，是“最普遍、公共”的。变动流转的“情”，赋予时间以进化、创造、自由的意味，因而在他那里，时间的流逝并非令人惊恐或哀叹时间流逝的不可逆转性，常常让人感慨万千甚至悲观绝望。古今中外大量的诗歌名言表达了人们的无奈、愁叹乃至悲愤、诅咒，如无名氏的劝诫：“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又如朱自清的《匆匆》中的疑惑与怅然：“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子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朱自清：《匆匆》，《朱自清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页）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则以“状貌狰狞”、“欺人害人”等词来修饰时间（参见［英国］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鲁克丽丝受辱记》，《莎士比亚全集》［六］，第474—475页）；在十四行诗中，又屡屡以“时间的镰刀”来比喻时间破坏和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如“……时光又撕毁了它从前的赠品。时光戳破了青春颊上的光艳，在美的前额挖下深陷的战壕，自然的至珍都被它肆意狂喊，一切挺立的都难逃它的镰刀……”（参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六〇，《莎士比亚全集》［六］，第584页）；并忍不住愤怒而绝望地质问：“时间老头啊，你这钟表匠，你这秃顶的掘墓人，你真能随心所欲地摆弄一切吗？”（参见莎士比亚《约翰王》，《莎士比亚全集》［二］，第657页） ，时间的绵延带来的是理想和希望，是无限的可能，是“美的秩序”。“情”之“有”肯定了“现在”的含义，时间因而走出了倒退、循环和虚无。是“我”的“情”在创造时间，“情”之一感一应成就了时间以及时间化的空间，有动有静、一阖一辟，活泼流转又稳进平衡，故而时间并非一种异己的、压迫的力量吴国盛将“时间的暴政”视为技术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时间的暴政体现在，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时间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参见吴国盛著：《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
基于对时间的这种特殊的领悟，朱谦之提出了“生机主义的历史观”，并发起了“现代史学运动”，成为“史观派”的重要代表之一。诚然，以“本能”为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一元主义”并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奥秘。但他主张从繁杂的历史碎片背后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整体线索，注重历史的心理法则，强调历史是本能的进化、是人创造的、是生命的进化史，历史的意义在于现代。这些观点不仅引领着时代的风潮，也对现代历史的建构有着重要的贡献朱谦之曾自诩他的《历史哲学》一书是“中国人第一次对于‘历史哲学’的贡献……因为国内学者还没有一部更好更能解决历史进化的著作”（参见朱谦之著：《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5卷，第3页）。事实上，其在现代历史方面的贡献亦为人关注，如许冠三论述20世纪90年间的六个流派、17位史家，朱谦之作为“史观学派”代表之一即占有一席（参见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第10章《朱谦之：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
如我们所知，时间不是纯粹的形式，它还具有实质的内容。近代以来，康德将时间视作主观的、纯粹感性形式，而抽象掉了时间的实质内容。以情感理解、规定时间，反对理性化时间，拒绝将时间客观化、理性化、外在化，并最大程度凸显了时间的实质内容，朱谦之对情感与时间关系的考察无疑对将时间理性化、形式化具有纠偏作用，其对时间与生命内在关联的讨论，不仅将时间生命化，也启诱着我们对更加具体、真实地理解时间。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