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2－93页。
③事实上，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关于党费的制度规定不断的走向完善，但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以及党员主体素质的限制，党费的收缴情况一直不太理想，党员特别是农村党员大多是不交纳党费的。 参见王建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情况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
④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230页；徐元宫：《关于中共诞生初期活动经费来源的历史考察》，《历史教学》2013年第8期。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只有解决了生存资源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才能够生存与发展,革命事业才能够进行。因此，能否有效地解决生存资源的供给问题以及解决生存资源的方式，也是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党在历史上解决生存资源的若干重要方式如党外协助、打土豪、税收等，分别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外协助；打土豪；税收；生存资源
中图分类号：D6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4-0045-07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恩格斯曾用更加通俗的话语将其概括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①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毫无疑问，只有解决了“吃、喝、住、穿”等生存资源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才能够生存，各项革命活动才有可能开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否有效地解决生存资源的供给问题以及解决生存资源的方式，也是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下文主要以史为线索，对此问题加以粗略考察和分析。
一、“党外协助”：来自苏联和国际共运
组织的援助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组织运行、职业革命家的生存以及诸如宣传、来往交通、组织工人罢工、抚恤死难者等各项革命活动的开展，均需以基本的物质保障为基础。为此，在党的第一部正式章程即中共二大制订的党章中就规定了党的经费的筹集办法，为党费、党内派捐和党外协助三种，并以党纪强调党员“欠缴党费三个月”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②但由于相当多数的党员或为失业者，或为青年学生，或为脱离了社会职业从党组织领取津贴过活的职业革命者，很多人甚至还要靠组织上开支养家糊口，部分党员对于入党交纳党费还存在模糊认识，加之革命斗争环境艰险导致缴费困难等种种原因，通过党费（包括党内派捐）能够筹措到的经费相当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正常的革命活动的开展。③中共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经费实际上主要是依赖于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等国际共运组织及苏联的援助。④1921年8月在与张国焘商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便曾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动经费，他说：“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郑瑞峰：《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始末》，《党史纵横》2008年第4期，第47页。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所作报告中曾特别说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68页。 在中共如初生婴儿、尚无能力和渠道筹措维系政党生存和革命活动开展所必需的生存资源（资金）的情况下，国际共运组织的“党外协助”便如同雪中送炭，显得弥足珍贵。
“党外协助”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双重影响：其一，来自共产国际等国际共运组织和苏联的物质（资金）援助保证了中共组织的运行和各项革命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物质基础。比较起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只能以发行债券、向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借贷、向海外华侨及国外友人募捐等方式来筹款，并为此奔波呼号费尽心思以维系政党的生存和革命事业的运转，郭豫明、李平：《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筹措革命经费的主张与实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中共党人无疑是幸运的；其二，缺乏独主自主地解决生存资源的能力，过于仰仗外援的支持，亦使得本就在思想上、组织上接受共产国际指导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无法真正独立，从而必然真正成为其在中国的“支部”，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党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独立探索，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更加受制于人，妨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例如，由于同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处理“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时往往更加强调其“民族利益”，并一度更看好国民党的政治前途，视其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所以曾给予了国民党较之中共更多的财政援助。根据朱洪的研究，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分别给予国民党约1400万卢布、共产党约26万卢布的援助。朱洪：《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经济援助之比较》，《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 而来自于国际组织的援助一旦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受阻不能及时到位，许多革命活动便不能正常开展。此外，国际组织的援助甚至还使得少数党员把参加革命视为谋生手段，依赖党的津贴生活，滋生出“雇佣革命”的观念。个别地方党组织为发展党员，错误地宣扬“全世界都有组织，走到任何地方具不至无饭［吃］”。“许多同志因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将党看成救济会，部分党员“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党性不纯。参见何益忠：《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活动经费来源及影响》，《史林》2010年第6期。
生存资源供给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哲学》2013年第4期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等国际共运组织（在其存在期间）和苏联都对于中共提供了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宝贵援助。只不过随着中共自身筹措生存资源能力的增强，相比较于建党初期，这种依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此外，在民主革命某些时期，一些国内外同情中共的友好人士如海外华侨等，也对党提供过捐赠；在抗战初期，在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也曾对中共领导下的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拨付给经费。以1939 年为例，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收入880余万元，其中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和海内外友好人士的捐赠达790余万元，约占90%。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对于一个生存环境极为艰苦的革命党而言，努力争取外援既可以相应地减轻人民负担，又能保证政党和革命事业的运行与发展，当然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好事。还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于外援，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不是不要，但不能依赖。《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0页。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是党克服困难的主要法宝。
二、 “打土豪”：农民传统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之中的渗透土地革命时期及以后，由于革命环境的重大变化以及革命队伍的壮大，中共已不可能再把依赖外援作为解决自身生存资源的主要途径。在革命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中，要解决党所面临的生存资源供给问题，维系革命队伍的生存与革命事业的发展，必须采取一系列非常规的手段。“打土豪”就成为相当长时期内党解决这一问题最为便捷和最为有效的手段。毛泽东早在1927年12月底总结打茶陵的经验时，便把“打土豪筹款”列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另两个任务分别是打仗，消灭敌人；做群众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建立政权）。而“打土豪要归公” （后改为“筹款要归公”、“一切缴获要归公”）也始终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内容之一。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的《训令》中明确指出：“苏维埃的财政来源，根本和地主资产阶级不同，他们把负担加在劳动者身上，我们要把负担主要加在剥削阶级身上。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财政来源，最大部分应该是夺取敌人资财与对于剥削阶级（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反动分子、富农、大商人等）的没收与征发。因此，红军游击队，每一战争必须注意于敌人及剥削阶级的资财之夺取与征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35－1940年）第1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页。 1937年2月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国民政府有关当局拨付经费以此换取中共停止没收“剥削阶级”财产的政策，强调“不打土豪又不给钱是不能生活的。”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99页。
“打土豪”财政从其形式上来讲主要表现为在革命根据地内部、赤白边境地区以及深入敌占区打击地主、军阀、豪绅等，没收这些剥削阶级和反动分子的财产、粮食等。陈毅在1929年9月致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提到“红军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并用非常生动的文笔描述了红军是如何通过对豪绅的勒款、挖窖找地财、鼓励告发等方式进行“筹款”的实践。《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3－14页。 有目的性地攻打财富集中的敌占城市也是“打土豪”财政的一种表现形式。1932年5月周恩来等在解释攻打漳州的行动时曾指出：“……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在朋外的第3军团始终未能解决资金问题，因此……开始向漳州进攻。在漳州募集资金后，我军准备回过头来进攻广东来犯福建和江西之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 杨成武亦指出，攻打漳州是为了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和筹备物资。《杨成武同志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5期，第1页。 李德在1933年初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到红军攻打城市，“直到商品和钱款被运出”。并认为“面对我们苏区经济基础的局限和敌人的严密封锁，这常常是获取以后进行战争所需物资的唯一出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37页。 毛泽东则把1936年红军东征的目的总结为扩大红军、筹粮、筹款、巩固陕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评价东征的意义在于“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41页。
“打土豪”财政的本质在于通过暴力或暴力胁迫的方式剥夺革命对立面的资财。其积极意义在于：其一，可以有效地打击革命对立面，破坏其经济基础，打击其社会地位，变革社会阶级关系，并相应地减轻贫苦民众的负担。1936年1月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等的电文中曾指出，当时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加之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财政来源便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4页。 ；其二，作为一种便捷的方式，能够较为迅速地解决革命队伍的生存资源问题，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保证一定时期内党及革命事业的发展。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便曾用通俗易懂的话对此加以说明：打土豪好比砍大树，砍倒了大树就有柴烧，打倒了土豪就有饭吃，有衣穿。温素威：《那些话 那些竹 那些感悟》，《人民日报》2009年9月3日，第15版。 工农红军万里长征途中的粮食供应，也主要靠打土豪、战争缴获，少数通过捐助、欠借的方式解决梁红波，杨绍银：《红军长征中的衣食住行》，《解放军报》2011年1月17日，第6版 ；其三，“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也是调动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积极性的直接利益驱动。早期中共领导人就认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红安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黄麻起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 “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转引自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在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在打土豪时便往往将收获的一部分分给群众，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众都很热烈的要来参加分东西。”《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册，转引自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第282页。
但另一方面，“打土豪”财政亦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农民传统渗透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之中。古代农民起义军通常以暴力方式获取“血酬”吴思：《血酬定律》，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1页。 以求生存与发展，或提出“均田免粮”之类的纲领以争取民众。而革命队伍那种对于豪绅的勒款、挖地财、分浮财以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以及“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路线，至少在形式上与之有一定的相似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2页。 。基于基本的生存逻辑，产生这种形式的相似性不足为奇。
同时，“打土豪”财政也有其不可持续性和落后性：其一，受制于敌我力量的对比，通过打击对立面来获得相应回报的代价通常是比较高昂的；而在敌我力量悬殊时又是不可行的。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由于赤白对立和国民党方面的严密封锁，红军通过“打土豪”的方式来解决生存资源已经相当困难了，因而不得不加大群众的纳税负担。历史上，“打土豪”财政最后的破产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舒同曾谈到：“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舒同：《贯彻大会的精神与方针——舒主任在高干会的总结报告》，《斗争》第4期，1947年11月30日。 其二，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土豪的数量总是有限的，他们的资财往往很难满足穷苦农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因此，当基于生存逻辑需要继续在革命根据地内部寻找“土豪”时，阶级革命的逻辑和均平的历史传统往往会导致斗争面的扩大化。毛泽东晚年曾回忆说：“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 在1930年代所进行的查田运动中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重新进行土地革命时，这种现象曾反复出现。韩丁曾指出支配这种斗争的逻辑在于“穷人真要翻身吗？就得再多找出一些财产来。”［美］ 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229页。 这导致部分农民产生害怕在下一轮的斗争中成为新的斗争对象而不敢发展生产的问题，也使得少数农民产生野蛮的报复心理以及通过平分既有财富过活的惰性。此外，还有不少干部因缺少监督而倒在分割财产的诱惑下，滋生了腐败行为。
三、“赋税”：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生存
资源的供给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马克思曾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经济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5页。 中国共产党在开辟革命根据地成立革命政权形成“红色割据”后，实际上在根据地内部便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有了政权，就应有财政，也应当有税收。在土地革命时期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各苏区、在抗战时期包括陕甘宁边区等各革命边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党都通过相关法规建立起了较为正规的税收制度。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中曾指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税收是主要的来源。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 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宋维：《苏区的税收》，《历史教学》1984年第2期，第26页。 1933年8月12日，川陕苏区制定了《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规定“征收特种税、营业税、入口税、出口税，此外还规定征收盐井工业所得税。”其中，“特种税征税品种有白木耳、特货、屠宰三种”。黄传荣：《川陕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来源》，《文史杂志》2010年第2期，第37页。 陕甘宁边区初期主要依靠“没收”和“缴获”等特种收入维持经费和军需，后来开始征收救国公粮，1943年后则改为农业统一累进税，此外还有货物税、营业税等工商税种的征收。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第192－193页。 1939年边区颁布的施政纲领中规定“实行统一累进税，废除苛捐杂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为建立合理规范的税收制度，毛泽东还曾谈到：“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税收的办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合适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7页。
革命根据地的税收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尽可能不加重人民负担的前提之下的。毛泽东1934年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曾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他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1943年，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又强调说：“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1页。 此外，课税之多少、有无，往往视纳税人的阶级地位及革命态度而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的税收特点。1931年中央苏区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规定征收原则是要“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最苦的阶层的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在陕甘宁边区，公粮的负担“主要偏重在极少数的富有者；直至1940年，仍是一种劝募的摊派，负担主要在中农以上的阶层。”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第199页。
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财税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相比较于“打土豪”这样不够稳定的非税收入，通过税收得到的财政收入相对稳定，这对于打破敌人封锁、支撑革命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其次，它为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执好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经济建设的人才。毛泽东曾强调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在这里孕育着一个新的国家的雏形。从新中国建国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建设实践和基本经验的深刻影响。
在抗战时期，除了赋税之外，为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由于敌人封锁和包围所造成的经济与财政的严重困难，党还开展大生产运动来保证生存资源的供给。例如，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负责盐的产运销，陕甘宁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有生产任务。军队、政府、社团和政党进行生产，搞“军事屯田”，发展“革命的家务”，在形式上违背分工原则，是落后的，但实质上却是进步的，因其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保障了战时的物资供给，极大地减轻了人民负担，为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锻炼了我们的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党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经营党产，民主党派和中共都“统统吃国家的”。因为执政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单位和部门，而又没有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起来，必然为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93－296页。
四、若干认识
通过以上的粗略考察，本文有如下认识：
1．马克斯·韦伯指出：“就经济上讲, 政党的财政筹措是一个对政党行为影响的分布和实质方向的方式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8页。 在西方国家，有着“金钱是政治活动的母乳”、“金钱是政治活动的燃料”、“金钱是政治参与的手段”等说法。王长江：《政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政治运动或思想活动，它更主要的应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因此，它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在革命、主义、政党、阶级、领袖这些宏大的政治命题背后，柴米油盐、钱财金银总是在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而党解决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物质资源的过程与方式，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2．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 “一切死亡前辈的传统，好像噩梦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作为一场试图“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实际上并不能避免农民传统的渗透。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大生产运动中的开荒种地、军事屯田，都表现出其形式上与历史传统巨大的相似性。当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如阶级、民族等）又会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毛泽东曾谈到，红军和游击队的筹款，“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之下进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4页。 这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样的“大传统”的结合，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文化这样的“小传统”的结合，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能完全避免“小传统”的渗透与影响。实际上，作为一场农民革命，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正如雨果所说：“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思想才谈得上生活。”虽然都是农民革命，都需要解决了“物质才能生存”，但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共产主义信仰的引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决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以求生存为主要目的的传统农民革命。
3. 坚定的理想信仰、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及严明的纪律可以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保证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曾描述说：“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延安时期无数革命志士、进步人士能在延安与西安之间选择延安、在小米与大米之间选择小米，也证明了这一点。但物质生活的困窘在历史上仍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39页。 在党的历史上，不乏少数党员干部经受不住一些现实的物质财富诱惑而贪污腐化的事例，也不乏个别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更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诱惑而堕落变节的实例。毛泽东1936年在致叶剑英、刘鼎的信中，针对个别在国统区做工作同志的浪费现象，亦曾感慨“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3页。 而王实味对于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抱怨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物质匮乏对于革命队伍的消极影响。此外，革命时期那种低水平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晚年毛泽东曾回忆说：“当年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胜仗，都不是因为有没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①这种回忆无疑带有一定的美化成份，并极大地影响到毛泽东和全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实践。
4．物质资源是党的各种政党资源中最具基础性的资源。民主革命时期正是有了外援、“打土豪”及税收等各种形式的收入，各项革命活动的开展才有可能。建国后，财政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又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政策手段。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掌握着雄厚的物质资源。除了党员交纳的党费以及社会捐赠外，党的机关的活动经费和党的干部的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于国家的财政拨款。②这种现象既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亦符合现代政党运行的一般规律：在现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政党活动是民主制度运行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由国家从国库中拨款对政党活动给予补贴，并把资助政党作为完善民主制度运行、规范政党行为、遏制腐败的措施和手段。③但国家补贴不但使政党减少了对外部利益集团的依赖，而且也减少了对自己草根成员的依赖。④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担任其公职的党员干部，如何在拥有雄厚物质资源和支配这种资源权力的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责任编辑 欣彦）
①曲庆彪：《超载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263页。
②王建民：《我们时代的困境——中共党内民主问题及相关思考》，参见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官网 http://wwwkricssdueducn/php/articlephp?articleid=670.
③王长江：《政党论》，第122页。
④李路曲：《论欧美政党组织形成和权力结构的变迁》，《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69－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