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②同上书，第8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
【摘要】《资本论》蕴涵着丰富的空间思想。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时间—空间辩证法到空间—时间辩证法的转变历程，更为核心的是，他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为我们新时期积极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研究开辟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基于此，本文认为，《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问题上具有极其独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是我们新时期进一步深化空间问题研究的理论生长点。
【关键词】《资本论》；空间；历史唯物主义；时间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5-0006-06
随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诸多理论家，比如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人都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为我们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提供了有益借鉴。不过，在这些成果的背后也存在一种值得讨论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弱化或忽视空间维度的历史理论。这也由此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马克思究竟有没有自己的空间理论？对此，本文以《资本论》为切入点，通过对这一著作的空间理论的深度挖掘，来全面阐发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特贡献，并以此为依据，客观评价西方左派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和不足之处，进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研究提供有益思考。
一、“生产的空间与空间的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诉求
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关于空间问题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流通领域的空间拓展上，而对资本主义生产空间本身的变化并没有给予细致的研究，这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的。在我看来，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空间转型的系统解剖，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本性，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资本对流通空间的强制性诉求。而这点恰恰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一个历史过程。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转变。也正是在这一转变中，资本主义才真正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才确立了专属于资本自己的“生产空间”。那何谓“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呢？马克思指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实际上是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适应的形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个阶段，“这种情况就是：资本已经在一定的从属的职能中存在，但还没有在它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一般社会形式的职能中存在”
①。换言之，剩余价值的生产虽然已经存在，但它还只是在局部空间中的存在，既无法改变“整个劳动过程的性质”，也无法“改变实际劳动方式的性质”
②，在这里，“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是由资本所决定”③，它还停留在它所遇到的劳动空间之中，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首先，整个社会的生产空间依然服从于使用价值的生产逻辑，“把生产限制在整个现有的消费之内，在这里是一条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页。 ，资本还无法从空间上取代前者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导形式。其次，工人在劳动空间上仍保持着独立性的外观，资本只是“给各种独立的和分散在各处的手工织工、纺工等等活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 ，尚未斩断工人生活空间和劳动空间的同一性，尚未消除工人的独立分散性，把工人集中在一个共同的劳动场所之内。再次，从资本家和工人的内在关系来看，前者只是作为外在的监督者伫立于工人之外，虽然工人都是为资本家劳动，但这种劳动的联合本身还“只是形式上的，而且涉及的只是劳动的产品，不是劳动本身”，因而这种联合还是“自在地存在”的同上书，第589页。 ，双方的关系还保留着外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空间理论
《现代哲学》2013年第5期
随着这种统治和从属形式的发展，一种与资本相适应的特殊生产方式也就建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在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的生产方式，一种在劳动过程的现实性质和现实条件上都发生了变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发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5页。 如果说，前者的判定标准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那么，实质从属的最根本特点就是生产空间的全面革命。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也只有到了这时，社会生产方式才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资本才真正开创出属于自己的生产空间。首先，整个社会的生产空间完全打上了资本的印记，全面服务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成为空间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空间生产逻辑。其次，工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空间的独立性，被并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之中成为资本的要素，劳动的生产力不再表现为劳动的力量，而是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再次，资本斩断了工人劳动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内在同一性，使二者发生了严重断裂，致使工人在劳动和生活双重领域中均遭受资本的奴役，沦为资本主义空间逻辑的受害者。最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已经摆脱了外在的独立性，成为资本家不断剥夺工人剩余价值的奴役性关系，后者成为整个社会空间生产的统治性关系。
根据不同阶段对空间生产的诉求差异，马克思又把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区分为三种形式：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所谓协作是指“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4页。 。它所追求是工人在劳动空间和劳动时间上的协同性，这种形式使每个工人走出了个体的劳动空间，扩大了生产力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创造出一种超越个人生产力的集体力量。然而，这种集体力量却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指挥他们的资本家。因此，在协作中，发生了“劳动的社会性质向资本的社会性质的最初变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向资本的生产力的最初变化；最后，［劳动］在形式上的从属于资本向生产方式本身的实际改变的最初转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0页。 ，产生了专属于资本的生产空间。也正基于此，马克思将协作定义为劳动对资本实质从属的“第一个阶段”，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形式。
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协作方式必然会发展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其中最典型的形式是工场手工业，它构成了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种形式。与协作不同，分工在生产的整体空间、个体空间以及个体相互作用的空间上都彻底改变了。首先，分工在整体空间上打破了协作的特定性和狭窄性，以“工场”的形式开创了一个完整的生产空间。其次，分工打破了协作的同时性，将同一商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在空间上并存的不同阶段，实现了生产的“时间顺序”向空间顺序的转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9页。 ，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再次，分工彻底改变了个体的劳动空间，把每个人固定在特定的程序之中，不仅压制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才能，而且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性，使他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畸形物。复次，分工切断了工人与劳动产品、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直接关系，消除了工人对劳动产品的认同感，减少了工人联盟的可能性，使每一个工人都独立地面对资本，消解了工人的反抗意识。最后，这种空间分布造成了工人对资本的双重从属：一方面就单个工人而言，分工完全消除了单个工人的独立人格，“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同上书，第418页。，（没有标出处）使每一个工人从属于资本；另一方面，就总体工人而言，总体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同工人相对立、外在的、统治工人并控制工人的力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工人的总劳动在实质上也完全从属于资本。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资料本身必然会产生更加高级的生产形式即机器，而它的最完备形态就是“自动的机器体系”，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自身表现为具有自主性的动力系统。随着这种机器体系的广泛运用，一种更深的空间奴役形式也开始上演了。首先，在整个生产空间上，原有的空间形式已无法适应机器大生产的要求，于是一种新型的空间组织形式即以机器体系为主体的现代工厂也随之产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主导形式。其次，工人劳动空间的自主性完全沦丧。在工场手工业中，虽然工人被固定在某个单一的操作之中，但它毕竟表现为工人使用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个局部劳动的过程。然而，在现代工厂中，这种所谓的劳动空间彻底消失了，工人不再是局部和全部劳动过程的主体，而是成为机器生产的附属物，劳动过程不仅在社会形式上而且在物质形式上都沦为一种次要的形式，工人劳动的主体地位完全丧失了。最后，工人生活空间的全面恶化。机器大生产造成了大量的相对剩余人口，使他们与在业人员形成了相互残杀的竞争格局，不仅在生产空间上加重了对业工人的剥削，而且在生活空间上进一步强化了对所有工人的奴役，使得工人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满足都成为一种奢侈，“贫民窟”的各种肮脏、堕落、无知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繁荣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本身就是从空间视域出发的，从而在共时性的框架内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理机制的科学剖析。第二，空间已成为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经济工具。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种空间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空间，而是资本在确立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过程中所开创的具有经济属性的社会空间。这是空间资本化的过程，它已经摆脱了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逻辑，完全屈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生产，每种形式都开创出与其相对应的生产空间形式，成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经济工具。第三，空间已沦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一种政治工具，资本家正是通过对空间的规划和重组，完成了对工人的政治统治，使他们在整个生存空间中完全服从于资本的压榨。最后，这也由此引发了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即如何来实现空间正义问题。在这里，《资本论》也提供了一条可供思考的道路：要想真正实现空间正义，就必须对空间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有彻底推翻空间背后的资本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空间正义。显然，这一路径要比列斐伏尔和苏贾所谓的乌托邦革命深刻得多！
二、从时间—空间辩证法到空间
—时间辩证法：理论视角的转换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指责，比如列斐伏尔、苏贾等都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完全采取了“时间优于空间”的叙事方式，相对弱化或忽视了空间的理论价值。如何来看待这一观点？我以为，必须要从特定的历史语境出发，全面揭示马克思时间与空间辩证法的真实内涵，绝不能简单地一刀切。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实际上存在一种视角的转变，即从强调时间优先的辩证法转变为以空间为旨归的辩证法。
在对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剖析和意识形态批判上，马克思的确强调了时间的优先性，但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在剩余价值生产方面，时间相较于空间而言起着更为根本的决定作用，剩余时间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剩余价值的多寡，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剩余价值，资本家必然采取各种措施来延长劳动时间。不过，当时间（工作日）界限确定之后，空间的重要性才被凸现出来。如马克思所说，在机器大生产阶段，工作日的确立，促使资本家“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6—547页。 因此，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当劳动时间确定后，资本家必然会把单一时间扩展为在空间上同时并存的生产时间，进而实现了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生产。
其次，马克思当时所生活的年代正处于资本扩张的时代，后者还没有真正确立在全球的统治，因此，空间对资本而言固然重要，但流通时间更具有刺激性。诚如马克思所言：“距离也归结为时间，例如，重要的不是市场在空间上的远近，而是商品到达市场的速度，即时间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6页。 流通时间的长短直接决定了生产的更新次数，进而影响着剩余价值的生产总量，所以，为了更快地进行生产更新，资本必然会最大限度地缩减流通时间，“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同上书，第538页。 。而交通运输就是这种时间—空间辩证法的集中体现。为了缩减流通时间，资本家必然会开创和采用最先进的交通工具，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力图把产品到达市场的时间降低到最低点，从而为资本的生产时间提供更多的余地；同时，也正是借助于交通运输，资本摧毁了原有的城乡结构，使旧的生产中心逐渐衰落，新的生产中心逐渐发展起来，实现了资本空间的重构，把一切自然空间转化为资本的社会空间，把多元并存的异质空间转化为资本的同质空间，成为资本关系的附属地。
再次，从意识形态视角来看，资产阶级全部把资本主义这种历史性的制度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制度，这样无形之中就把时间彻底超空间化了。为了撕碎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马克思自然会从时间入手，详细剖析资本的起源、发展及其最终的命运，来对抗这种绝对空间的谎言。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花费一生的精力从事资本主义批判，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当时的背景下马克思会凸显时间的优先性。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确注重时间的优先性，因此，当列斐伏尔、苏贾等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了“时间优先”的叙事方式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当苏贾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完全淹没了空间的理论地位时，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蕴涵着丰富的空间思想，而苏贾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视域转换，即从时间—空间的辩证法到空间—时间的辩证法的转换。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上。
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929页。 在这里，马克思虽然也强调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法，但这里的意蕴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时间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所谓的空间只是作为一种附属手段屈从于时间；而在这里，两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空间不再是作为一种附属手段，而是转变为目的本身（自由王国），相反，时间则转变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基础和前提。
也是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集中阐发了自由时间对人类生存空间变革的积极意义。他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要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而在资本主义条件，工人恰恰“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时间可言。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要想真正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要打破这种物化时间的统治，成为自由时间的主人，后者构成了人类自由发展的根本前提，“整个人类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6页。 。只有到了这时，人类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类的科学、艺术和其他公共事业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空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资本论》是指向时间的，还不如说是指向空间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本论》决不是一部单纯强调“时间”的著作，它在最终指向上恰恰是要借助于时间的运动来实现空间的变革。因此，我们决不能像苏贾那样仅凭脑袋中的记忆，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打扮成用时间来阉割空间的历史决定论，这种做法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何以可能：
一种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空间问题的升温，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已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存在三种典型的建构路径。第一种是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身体空间”转向。他通过对20世纪资本主义现实的研究，看到了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幸存中的重要作用Her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Allison & Busby, London, 1978, p21. ，这为他反思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缺口。也是在此基础之上，他看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的症结所在，即用时间来压制空间。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主张以空间为中轴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转向”。他的这一理论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必须要予以肯定。但是，在这一转向背后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先，在理论根基上，他已经完全溢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在他这里，空间生产的基础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而是一种尼采式的“身体的生产”。他认为“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乃是身体，是那个不能被简化还原的和不可颠覆的身体”Her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Allison & Busby, London, 1978, p89. ，而“空间的生产，就开端于身体的生产”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Ltd, 1991, p170. 。借助于这种理论根基的转型，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问题翻转为一种空间化的本体论，阉割了马克思空间生产的真实内涵。其次，他陷入到一种空间拜物教之中。资本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原动力，后者只不过是资本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载体，虽然新的空间生产可以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但其在根本上是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的。而列斐伏尔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当他把空间生产放大为资本主义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进而将空间生产颠倒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唯一途径时，恰恰夸大了空间生产的作用，陷入到空间拜物教的窠臼之中。再次，在空间解放的问题上，他深深地陷入到乌托邦的幻象之中。虽然他认为相继存在着自然空间、抽象空间和差异性空间，但由于他在根基上抛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线索，使得他无法为各种空间的相继发展找到科学的动力机制，而只能通过乌托邦的想象来建构一种空间的激进政治学，在现实中既看不到世界的尽头，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第二种是以苏贾为代表的彻底的“空间本体论”路径。列斐伏尔虽然主张空间化转向，但他并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但作为他的学生的苏贾，连最后的底线也刨掉了。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用时间来淹没空间的历史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页。 。为了解决这种危机，苏贾开出了一种以“空间化本体论”同上书，第12页。 为核心的后现代地理学，力图实现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化转向。这种建构路径一开始就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完全阉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思想，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孩一起倒掉了；其次，在元理论的叙事结构上，他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用空间维度彻底取代时间维度，建构起一种绝对本体化的空间理论，完全阉割了空间得以存在的历史基础；最后，在理论诉求上，走向了充满混乱的后现代地理学，后者既不可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转向，也不可能实现空间理论的自我救赎。
如果说列斐伏尔和苏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提出了空间转向问题，那么，哈维则从外部提出了这种要求。作为一名地理学家，他并没有像苏贾那样完全抛掉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试图借助于它来寻求空间理论的突破，进而将地理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嫁接起来，建构一种大众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这点来看，哈维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他通过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重要著作的解读，深层挖掘了蕴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空间思想参阅［美］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The Limits to Capital, Basil Blackwell, 1982.；另一方面，哈维并不像列斐伏尔、苏贾那样，把空间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建构一种本体化的空间理论，相反，他始终坚持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视角来丰盈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维度，积极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建构。这一思路为我们新时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哈维的整个出发点并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使用价值”的生产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Basil Blackwell, 1982, p5.。正如胡大平评价的那样：“哈维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元理论，而是在长期研究中发展起来的那种对当代社会分析具有冲击力的理论质点，例如从使用价值的社会生产角度对《资本论》重构而提出的危机理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时空压缩、空间定位、剥夺性积累等等。”胡大平：《马克思主义与空间问题》，《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在这里，一个新的问题也由此凸显出来，即当下我们究竟如何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研究。我以为，在这一问题上，《资本论》仍然具有不可超越的时代价值，能够为我们积极推进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首先，《资本论》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蕴涵着丰富的空间思想的，因此，我们必须要立足于理论与现实双重维度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切不可片面地坚持传统框架，用生产方式范式来拒斥空间理论，这样就会阻碍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但另一方面，《资本论》的分析表明，空间本身绝不具有自主的发展动力，它只是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结果，有什么样的生产形式，就有什么样的空间形式，我们只有立足于特定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空间生产的本性。因此，我们绝不能像列斐伏尔、苏贾那样把空间从特定的社会形态中抽离出来，建构一种本体化或绝对化的空间理论，用空间逻辑取代生产逻辑。这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扭曲，也是对空间问题的误读，其结果只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消解而不是发展。
其次，《资本论》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绝不是一种纯粹使用价值的生产空间，也不是那种外在于人的自然空间，而是剩余价值生产和流通的领地，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和分化工人阶级的有力武器，它在本性上已经打上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烙印。因此，我们对空间的分析，绝不能停留在纯粹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上，更不能停留在抽象空间的讨论上，而应当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出发，实现对空间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换言之，必须要把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与当代资本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切实有效地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研究。
再次，《资本论》表明，马克思也追求一种空间解放，但他并不是从一种抽象的伦理批判出发的。同样，马克思也追求空间正义，但他也不是以一种空间本体论的方式追求的，而是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将其内置于历史自身矛盾发展之中予以追求的。只有将空间问题内置于历史本身的逻辑之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空间革命的真实意蕴所在。因此，在当下推进空间问题研究的过程中，绝不能抽象地谈论空间解放和空间正义，因为只要空间生产背后的奴役性关系没有改变，一切空间解放的欢呼都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象。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