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介绍由唐·伊德所开创的后现象学的成长历程、后现象学的主要问题域以及后现象学在当前的最新拓展，试图对后现象学有一个总体把握，为推进国内学界对于后现象学的关注和深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后现象学的形成与唐·伊德及其组建的技术科学研究小组紧密联系在一起。后现象学最初登场是出于对分析哲学的反叛，因为分析哲学将一切现象都语言化；同时也与胡塞尔的先验主义现象学拉开距离，因为胡塞尔过于强调空洞的先验自我。后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相结合的产物，并将它运用于科学研究领域，经验转向是其思想的核心。唐·伊德的后现象学在当前有许多追随者，他们将后现象学扩展进医学、经济学、天文学等领域。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后现象学运动正方兴未艾。
【关键词】后现象学；唐·伊德；经验转向；实用主义
中图分类号：B7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1 -0101 -05
在各种各样的“后”理论当中，最近若干年又出了一种后现象学。如果说大多数的后理论都遭到程度不一的非议的话，那么后现象学却好像不曾有这样的困惑。相反，后现象学似乎有被追捧的迹象，因为后现象学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其中频频有人获得美国科学研究中的奖项和荣誉，后现象学的话题也从哲学领域扩展到医学、经济学、甚至天文学领域。而后现象学的奠定者、目前就职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唐·伊德( Don Ihde)也似乎成了炙手可热、众望所归的人物。此种现象的出现不知是因为后现象学理论本身的深邃所致，还是美国学界的心理因素在作祟使然。因为美国本土哲学除了实用主义之外，再没有出过其他像样的哲学，虽然现象学在美国的推广也有一定的年数，但总是跟在欧洲背后亦步亦趋。而后现象学将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相综合，并将之运用于科学研究领域，美国人似乎从中看到了某种新哲学的曙光？答案不得而知。鉴于国内学界对后现象学还没有太多关注，本文尝试结合最新材料，对后现象学的成长历程、问题话域及其最近发展趋向做一个总体概括，试图为人们展现后现象学的大致面貌，同时希望引起人们深入研究后现象学的兴趣。
一、唐·伊德的后现象学之路
尽管后现象学的术语比比皆是，但人们对于后现象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依然非常不熟悉，至少没有象先验主义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的现象学、解释学的现象学那样熟悉。
后现象学的形成和发展要与唐·伊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为后来的后现象学代表人物几乎都在伊德于1998年组建的技术科学研究小组( the tech-nosclence research group)中活动过，另外一些致力于后现象学事业的人也大都是来自北欧各大学的伊德的同事。
按照伊德自己的说法，“当初自己走上现象学研究的道路是出于对分析哲学统治性地位的反叛，因为它将一切现象都语言化，而现象学却提供了一种约束和限制语言的主张。”①伊德当年的研究生论文做的是保罗·利科，并在此基础上于1971年完成他的第一部著作《解释学的现象学：保罗·利科的哲学》 (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The Philosophy ofPaul Ricoeur)。但伊德认为，“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关于( about)现象学的，而不是在做(doing)或从事（undertaking）现象学。”②因此，他尝试将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于做现象学或实践现象学( doing or prac-ticing phenomenology)：开始是以论文的形式，这些论文后来收集在1973年的《意义和重要性》(Senseand Significance)中；后来是以著作的形式，这包括1976年的《倾听和呼声：一种声音现象学》(Listen-ing and Voice:A Phenomenology of Sound)和1 977年的《实验现象学：导论》( Experimental Phenomenolo-gy：An Introduction)，在这些探讨中，伊德始终遵循一种现实现象学的( actual phenomenological)研究计划。从那个时候起，伊德对技术开始感兴趣，尤其是对科学工具或技术感兴趣。他说自己已经拒绝了任何“先验自我”的概念，“这种先验自我继续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扮演着一种空洞的无凭借观点的角色(a disembodied view-from-nowhere role).”①伊德追随梅洛一庞蒂，转向强调具身化( embodiment)，并且借助和通过技术，同样强调一种对物质性的感受性（a sensitivity to materiality）。但伊德当时也被当时的思想境况弄糊涂了：一方面人们要替被描述成主体性哲学的现象学这一立场不断辩护，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抵制它的反科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反技术）的立场。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哲学界内部就现象学运动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且，挑战分析哲学霸权地位的多元主义运动(“pluralist”movement)也开始兴起，这种情况在美国哲学学会表现得尤其明显。就在这样重大的历史时刻，理查德·罗蒂出版了两本著作，即1979年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和1982年的《实用主义的后果》，都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然而，在伊德看来，人们认为罗蒂对分析哲学具有某种偏好的评价是不恰当的。相反，伊德认为，“《哲学和自然之镜》根本不是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在讨论，而其实是用某种实用主义的风格，尤其是杜威主义的风格，将奎因、塞拉斯、戴维森等人的分析哲学重塑进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非基础式的、反本质主义的、反笛卡尔主义的研究计划中。罗蒂的著作是杜威20世纪早期反近代认识论做法的回声。”②伊德认为，《哲学和自然之镜》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分析哲学的终结，这导致一种“后分析”哲学的概念，但同时也对主流的诠释的或解释的哲学（“edifying”or hermeneutic philosophy）有某种包容。罗蒂继续把胡塞尔看作一个基础主义者，同时忽略海德格尔深层的现象学根源，因此加倍消解了现象学在攻击近代认识论中的作用。
在这方面，伊德似乎走着一条与罗蒂稍微不同的路。1984年，他先是被邀请到瑞典哥德堡教育大学做演讲，并于1986年作了题为“非基础式现象学”(Non-Foundational Phenomenology)的系列演讲；与此同时，他为回应罗蒂而写的《现象学的后果》( Consequences of Phenomenology)也于1986年出版了。罗蒂间接让伊德看清了，“当杜威和胡塞尔有着类似的反笛卡尔计划、类似的建立在人类经验基础上的哲学、并且两者都制造了某类被称作相互关系本体论( inter-relational ontologies)的东西的同时，实用主义计划成功地摆脱了主体主义的遭遇，而这是胡塞尔对主体性、意识哲学、主／客体语言的过度溺用很难避免的。当胡塞尔的意向性的自我一我思一所思版本明显是一种相互关系本体论的时候，杜威对一种（创造的一想象的）有机体一环境模式的采纳同样成功地显得既非是主体主义的又非是反科学的。实用主义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为现象学提供更多的东西。”③ 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科学研究、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以及技术科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和科学交战的时代。这一时期，伊德的兴趣更加转向科学哲学和科学研究，他贪婪地阅读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彼得·盖里森( Peter Galison)、罗伯特·艾克曼(RobertAckermann)、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以及当时其他重要人物的著作。伊德的兴趣向两个方向运行，一是探讨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1991年的系统著作《工具实在论》(lnstru-mental Realism)，二是探讨20世纪90年代重要人物的思想，这体现在1993年的《后现象学：后现代语境下的论文集》。在那个时候，伊德感觉“非基础式”是一个太复杂的术语，“因此，在后现象学这一新的术语下，后现象学开始强调实用主义和科学研究的经验转向，并认为这是新提出的后现象学更重要的成分。”④所有这一切还有待一样东西把它们胶合起来，而技术科学研究小组的成立恰好提供了这种胶合剂的作用。后现象学因技术科学小组而不断发展壮大。
技术科学研究小组吸引了一大批杰出学者的参加，如科学哲学家有卫斯理大学的约瑟夫·劳斯( Joseph Rouse)、哈佛大学的彼得·盖里森；技术哲学家有蒙大拿大学的阿尔伯特·伯格曼( AlbertBorgman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休伯特·德雷福斯( Hubert Dreyfus)、西蒙菲沙大学的安德鲁·芬柏格（Andrew Feenberg）、仁斯利尔理工大学的兰登·温纳( Langdon Winner)；科学社会学家有伊利诺伊斯大学的安德鲁·皮克林( Andrew Pickering)、康奈尔大学的特雷弗·平奇( Trevor Pinch)、卡迪夫大学的哈里·柯林斯( Harry Collins)；女性主义科学研究者有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的唐娜·哈拉维、麻省理工大学的伊芙琳·福克斯·凯勒( Evelyn Fox-Kell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桑德拉·哈丁( Sandra Harding)。许多的参加者都乐意接受后现象学的风格，谈论的话题包括：医疗实践中的专家程序、广播的历史和现象学、移动技术、神经学中影像技术、日本宠物和保健机器人，等等。
二、后现象学的问题域
后现象学经常表现出与“科学研究” ( sciencestudies)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等交叉学科相近的“家族相似”( family resemblances)性，因为它们同样采取一种经验转向( an empirical tum)．在特征上也具有学科交叉性( interdisciplinary)。以实践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占统治地位。有人把“科学研究”描述成社会科学或是对自然科学的人文考察( humanities perpectives upon(natural) science)，但是这样的描述有待完善，因为从“科学研究”中得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科学形象的一种改造，将科学改造成一种复杂的、多维的和社会的实践集合( sets of practices)。
后现象学吸收了实用主义的许多东西，比如它的反笛卡尔立场、对近代早期的主体／客体认识论的反对，等等。后现象学保留和强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现象学变分①( phenomenological variations)的运用，但在根本上，后现象学采纳了现在通常被称作“一种经验转向”的立场，它深入地分析在它的考察范围之内的个案研究( case studies)或具体问题( concrete issues)。
汉斯·阿卡特休斯在2001年的《美国技术哲学：经验的转向》(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m)中提到：与早期更“先验的”（通常是反乌托邦的dystopian）技术哲学家不一样，当代技术哲学家采取一种经验转向，而且更细致、更特殊地看待技术，同时考察它们是如何深嵌在文化和社会之中。伊德认为，这些也都是后现象学所依然坚持的立场。如果经验转向、个案研究、或者描述的具体化( descriptive concreteness)是后现象学的关注焦点的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科学实践自身的一种补充。但是，后现象学显然不是对实证主义科学的模仿，尽管这在20世纪早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比比皆是，也就是说，追求纯粹数学模型、还原主义策略或行为主义制约( behavioristic constraints)。按照伊德自己的概括，后现象学强调在技术哲学和科学研究中对实用主义和经验转向的采纳，这使得它与传统现象学拉开了距离，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后现象学强调在现象学核心处实际存在的变分理论( variational theory)。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处理任何现象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变分(vana-tions)因素的可能性。尽管胡塞尔只把变分叫做“想象的变分”( fantasy variations)．但后来的现象学家还谈到并使用了感性的( perceptual)、动觉的( kinesthetic)以及其它的变分。另外，胡塞尔本人也把变分理论运用在他自己的本质描述( eidetic de-scriptions)中，以便通向“本质”(essences)。伊德认为，“变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结果在许多现象学结构被证明是‘多稳态的’( multistable)这样的意义上，它其实是反本质主义。”②多稳态性( multistability)同样被证明是许多具体现象（包括人造物和技术）的一个特征。因此，虽然变分理论确实产生结构，’尽管通常是多元结构( multistruc-tures)，但它具有抵制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的功能。变分实践（variational practice）在使用中表现自己，而且通常是以破除闭合( closure)和抵制还原主义倾向这样的批判能力来表现自己。
其次，后现象学依然是经验的( experiential)，但这种经验不是主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经验。人们确实是从个人经验开始，但不一定要以个人经验而结束。相反，主体际性的检验和批判( intersubjectivechecking and critique)同样是描述过程(descnptiveprocess)的一部分。这一技巧曾在20世纪60年代华盛顿大学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Herbert Spiegelberg)的著名工作室被仔细打磨过。一种类似的话语的( discursive)、主体际性的技巧发展同样是弗兰斯·马顿( Ference Marton)所领导的瑞典哥德堡现象学小组实践的一部分。在这两种情形中，现象学实践从笛卡尔和早年胡塞尔的“哲学家隐退进f也／她自身”(philosopher retreating into himself/herself)的提倡中摆脱出来，变成一种对话的和团体的探讨(a dialogical and group investigation)。团体批判也是已经组建起来的技术科学小组的一部分。
第三、后现象学坚持经典现象学用意向性概念已经发展起来的相互关系本体论。尽管胡塞尔把相互关系本体论用作他的意识哲学的服务框架，但相互关系本体论在海德格尔作为在世之在的此在和梅洛一庞蒂作为“在世之在”( etre-au-monde)的具身化或肉身化的版本( embodied or incamate version as etre-au-monde)中变得更加具体和存在主义化。伊德同样认为这一相互关系本体论与一个活的有机体和它的环境之间互动( interaction between a living organ-ism and its environment)的经验化版本(experiential-ized version)相一致（杜威的概念），或者说与人和生活世界的经验互动(a human experiential interaction with a lifeworld)相一致。这一高度主体际性和批判性的推进现在也被认为具有社会性和自然性，它再一次与实用主义是一致的。
第四，通过拒斥先验自我、空洞的无凭借观点，以及通过继承实用主义和更具体得多的存在主义和解释学传统，后现象学强调一种强烈的具身化感觉，包括视角主义或情境化知识( situated knowledges)，以及一种对物质性的感受性。这一对物质性的感受性十几年来被技术哲学的工作所磨砺着，它的最近成果表现在科学技术研究中。从现象学认识出发，把工具( tools)、人造物(artifacts)、器具(instru-ments)带进人类经验实践，就像带着海德格尔的锤子( Heidegger´s hammer)和梅洛一庞蒂的羽毛( Merleau-Ponty´sfeather)，这是工艺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technics)的一个方面。另外，后现象学认为，借助进入生活世界的技术，不同的物质性( materialities)产生不同的非中性关系(non-neutral relations)。
最后，后现象学同样包括科学实践( science praxis)以及认为科学是通过它的工具来体现(sci-ence is embodied through its Instruments)这样的认知，同时也间接包含着一种对人类具体化能力( the ca-pacities of human embodiment)的自反性思考。这一相互关系现象学不仅为理解技术提供了严格的分析过程，而且转换和补充了对技术所体现的、包含着人类感知和行动的科学实践的理解。
三、后现象学的最新拓展
美国《人类研究》 ( human studies)期刊2008年第31卷第1期推出了“后现象学研究”( Post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专版，伊德是这期专版的客座编辑。这期专版共有六篇文章，分别是唐·伊德的《导论：后现象学研究》 ( PostphenomenologicalResearch)、彼得一保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的《产科的超声波和道德的技术调节：一种后现象学分析》( Obstetric Ultrasound and the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of Morality:A Postphenomenological A nalysis)、伊万-赛林杰(Evan Selinger)的《小额信贷“赋权”了吗：对孟加拉乡村银行争论的反思》( Does Microcredit “Empower"? Reflections on theGrameen Bank Debate)、凯瑟琳·哈斯(CathrineHasse)的《后现象学：了解科学中的文化感知》( Postphenomenology: Leaming Cultural Perception inScience)、罗伯特·罗森伯格(Robert Rosenberger)的《感知其他星球：身体经验、解释和火星轨道摄相机》 ( Perceiving Other Planets: Bodily Experience,Interpretation, and the Mars Orbiter Camera)、约翰·戴克斯( John R．Dakers)的《后现象学：寻找伊德》( Postphenomenology：In Search of Ihde)。正象伊德在《导论》中所说的那样，这期《人类研究》专版介绍一系列研究计划，就这些研究计划的风格而言，研究者们都很乐意把它们叫做“后现象学的”。①这一期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后现象学“个案研究”具体化的例子，它们反映了由伊德所开创的后现象学在当前的生发和拓展，文章的作者们都可以看作做是伊德后现象学事业的继承人和开拓者。这些文章大致透露出了后现象学的未来发展趋向。
维贝克就职于特文特大学，是一系列后现象学文章的作者。在《产科的超声波和道德的技术调节：一种后现象学分析》这篇文章中，他将经验的一后现象学的转向运用在“产科超声波的材料伦理学( Material Ethics)”问题上①。维贝克注意到了技术调节人类经验的非中性的方式，注意到了自身、他者和我们的生活世界。在胎儿超声波检查这一情形中，胎儿影像的可视化为怀孕的妇女和父母提供了一种对胎儿的新经验。对诸如唐氏综合症( Down´s Syndrome)等胎儿问题的这些检查的使用，以及变动的母亲一胎儿之间的经验，包括与胎儿的实际大小相比较胎儿表观大小( apparent size of fetus)的可变化性，等等，都进入了关系到胎儿发展和结果的道德决定的暗示中。这套医疗暗示已经成为维贝克的主导兴趣，它在维贝克自己的后现象学发展中占据一个关键地位。
赛林杰就职于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哲学系。赛林杰的《小额信贷“赋权”了吗：对孟加拉乡村银行争论的反思》一文指出，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实践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参与其中的女性借贷者从根本上是被赋予权力还是被解除权力？赛林杰认为这一话语框架也许太过于还原主义，它掩盖了技术和科技是怎样同时提升了独立和依附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一话语框架把我们理解和评价创新性发展的能动性消解了。②赛林杰对后现象学分析的使用揭示了技术转移( technology transfer)所导致的社会一政治变化。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实践中，对孟加拉妇女来说，小额信贷的建立与移动电话的使用有关。借助变分分析，赛林杰对以经济学为中心的分析所具有的限制和可能的还原论解释提出了质疑，同时表明独立和依附之间的关系比通常的解释更复杂、更模糊。赛林杰的后现象学版本在于在转移的技术经验中仔细考虑政治的、性别的和还原主义的问题。
哈斯是奥胡斯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哈斯在《后现象学：了解科学中的文化感知》这篇文章建议，后现象学的接近科学和技术的方法可以为理解物质性的人造物( material artifacts)、具体设备(em-bodiment)和社会行动者(social agency)如何共同生产了对对象的习得性感知(leamed perceptions ofobjects)开辟新的途径。③哈斯的文章在于分析感知的文化方面（从影像技术到图表以及以工具为媒介的感知）如何在作为文化的物理学( physics-as-cul-ture)中成形。她的研究是一种后现象学的科学研究途径，在于考察人类、工具以及具体化的客体性的角色( the role of embodied objectivity)之间的关系。哈斯从她作为一个物理学的参与者一观察者经历中抽取成熟的经验，并将它运用于物理实践的批判的一解释的感知形成中。
罗森伯格就职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的《感知其他星球：身体经验、解释和火星轨道摄相机》同样考察科学实践中的感性问题( perceptualproblems)，同样关注一系列特殊的高度复杂的影像技术（imaging technologies）。④在这里是对火星带的关注。在火星中寻找水、过去和未来的努力通过多种多样的技术和影像处理得到了最初的证据。罗森伯格从后现象学中抽取多稳态性( multistability)概念，用它来表明一场争论是如何引发的，并指出争论在人类技术科学实践中得到解决的方式。因此，在作出涉及到火星上水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火星的生态进化等等的决定中，对影像的批判的（解释学）解释变得高度重要。罗森伯格的工作在于澄清与后现象学关注的具身化( embodiment)、解释(inter-pretation)和为科学所使用的媒体技术(the media-ting technologies used by science)有关的科学争论。
随着后现象学研究目标实体的不断增长，后现象学不再遭到曾经加在经典现象学头上的反科学的骂名。相反，在许多重要的场合下，后现象学研究者实际上已经介入实验设计和相关科学共同体工作的方方面面，他们不断地探讨研发(R＆D)领域内的最新现象，其内在思考和批判也不断地推动了研发领域的发展。后现象学研究者几乎都是对数门学科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的跨学科型学者，因而谈论的问题总是有的放矢、宏微相济，他们的文章也在美国主导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哲学期刊上大量发表，引起广泛关注。按照这样的发展态势，后现象学是否会继实用主义之后成为美国第二大哲学也未可知。
（责任编辑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