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修辞的认知意义在理论上基于对知识和修辞的不同认识，即知识被认为是拥有确定性的真的信念，修辞的论辩、逻辑部分被重新发掘。在这一框架下，修辞不再外在于科学知识核心，而是在从个人经验到科学假说、直至科学理论及其检验等一系列过程中都有着深刻的认知意义。
【关键词】科学修辞；论辩；知识发现与辩护；认识论
修辞在传统的认识论中并没有话语权，因为自柏拉图起，修辞以情感、辞藻等方式来动人，它与理性和逻辑分属在不同的领域，意味着不确定性和个人观念，因此与知识无关。即使在科学领域中来考虑修辞问题，通常也是认为修辞仅仅在科学传播或者争论等涉及到社会性互动时才会利用的元素，因此大多数的科学家在写作时都会刻意避免在文辞上的丰富，甚至声明自己写作方式的平实①。修辞与科学知识不仅无关，而且是应当提防牵涉进来的因素，因为修辞有可能以各种方式让人相信和接受错误的观念，这无疑将扰乱知识的积累。
传统认识论关心的主题集中在真及合理性上，即命题必须为真且获得这个真命题的方法是合理的，得到确证的。而这二者都与传统意义上的修辞是毫无关系的。自近代哲学起，哲学的认识论关注都集中于科学知识内部的确定性及其来源，然而这种追求经历了一代一代哲学家的努力后陷入了各种困境，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随着历史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研究的深入，对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质的进一步探知，使得科学哲学重新开始反思知识产生和辩护的过程。在认识论上打破了传统认识论的问题，逐渐走向集体认知和社会认识论。也就是说，传统认识论是从规范的意义上试图找到获得真的知识的一套客观中立规则，而社会认识论却认为知识是一种社会活动的产物，这一社会活动中包含着科学家的研究、科学同行之间的交流、争论、科学家对科研管理者（例如基金委员会等）的说服、甚至包括对普通大众的普及和说服，这些过程与修辞密切相关。知识与一般的信念和观点之间的差别在于知识是被科学共同体所集体认同和信任的，它是经由科学体系中的各种规则检验、参与的各方协商后达成的共识。真和合理性即使没有被取消，也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随着不同的语境而被赋予不同的标准和含义。
拉图尔( Bruno Latour)、夏平(Steven Shap-in)、塞蒂娜(Karin Knorr Cetina)等人的代表性研究都分别从修辞上着力来对科学文本做出新的解读，修辞学分析是在导向蕴含着“协商”、“争论”等过程的社会认识论中重要的方法论选择。科学修辞学是在这一导向上不断深入、从修辞学角度对科学进行的元研究。
本文就从科学修辞学的角度将对修辞在认识论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进行探讨，从而发现从这一角度对于解决传统认识论所遭遇的问题上独特之处。在本文的讨论中，修辞的概念不再囿于传统偏见，而是指以说服或取得共识为目的而进行的语言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本文认为修辞以语言的形式内在地作用于科学家共同体的知识发现、辩护的整个过程。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建立在对科学知识和修辞两方面的重新认识上。因此有必要先对这两个理论基础先进行说明。
一、对科学知识和修辞的重新认识
修辞的认识论功能主要在于对知识的重新定义、对科学知识的实践性部分的关注、以及在新修辞学中对修辞的论辩部分的重新倡导。
1．科学知识：共同体的共识
早期关于修辞的科学哲学探讨就已经从知识的重新理解出发，为后续研究建立了合法性，也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平台。
一般意义上来看，知识往往与“真的观念”、“确定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甚至等价。而这些概念必然要通过论辩取得逻辑上的合理性以及共同体的认可等方面来实现。但是传统上对这些概念的认识却陷入了误区，正如魏默( W.B．Weimer) 1977年指出的，传统的认识论总是将科学知识与数学推导这种逻辑上确定性等价起来。“知识被认定为证据和确定性：真的、‘正确的’知识变成被证明的断言。知识、证据、真理变成互相定义的概念：知识是一种被证明的真理。因此逻辑作为一种正当的证据程序的一种形式系统出现，一个恰当的逻辑形式在陈述任何科学知识的时候变得是不可或缺的。”①他认为当这种观念被推翻之后，修辞就是以论辩的方式来获得知识的一种手段。
一系列的哲学家致力于打破这种成见，其中图尔明( Stephen Toulmin)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图尔明将论辩分成分析性论辩和实质性论辩，在科学研究中大多数论辩属于实质性论辩。因为分析性论辩囿于数学、逻辑等领域，在其他的经验科学领域由于不能带来新的知识而只有少量运用；而实质性的论辩将经验观察不断纳入到科学体系中来，成为主流的论辩方式。然而在实质性论辩中没有什么能先验地决定真理，确定性的来源是群体的协作。因为个人的论断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其他人的论断的基础上，但单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一般不可能有确定性。
在此基础上，司各特( Robert Lee Scott)围绕将修辞看成是认识论的合法性问题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②其主要的论证是将“真理”和“确定性”的观念联系起来，而修辞成为获得确定性的重要方式从而参与认识论。他认为真理不应该是某种确定的、最终的东西，而是某种在情境中不断地被创造着的东西。③然而这种创造不是任意的，它有其规范性。
进一步地，他指出修辞这种求知方式典型的特征就在于“创造实在”④。我们最终知道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获得的知识，是不能从我们于经验中获得的认知那里去除的那部分。而在一个共同体中最终不能被去除的就是共同体公认的规范所允许的部分，而这与修辞紧密相关。因为这种规范不能先验地获得，因此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例如不同的自然哲学思想、不同的时代需求等，通过商讨而达成的。修辞正是适应语境、在互动中以说服为目的的行为。这并不是要取消规范性的标准，而是认为评价标准并非固定不变的，是不断在更新的。
在还原了知识的社会性，不再认为它是某种固定、唯一的自然镜像时，修辞的互动作用便在动态的知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在修辞者和受众相互敞开的前提下，通过观念的交流来达到互相理解，达成共识，修辞是一种创造真理的力量。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各方的观点不断吸纳、不断自我修正从而产生新知识。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修辞的认识论功能主要在于修辞通过修辞者和受众之间的互动沟通，从而使得所有的学科能够理解对方从而能共享知识。
总体来看，知识是被信任的真的信念，而“真”等同于具备某种意义上确定性，在科学的实际情形中，确定性是建立在共同体的公认的基础上。认识论是求知、寻求确定性，而哲学上的研究通常认为不可能诉求到近代哲学认识论中所追求的那种认识论，因此在知识的确定性建立在共同体的共识中的意义上，修辞具备着认识论的性质。
2．修辞——达成共识的方式
修辞身份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传统上通常认为修辞针对的是一种不确定的知识，通过将想法装进一个有说服力的框架中，来让受众接受。但是在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中，人们开始重新强调修辞传统中论辩的功能，强调它与理性、推理等概念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佩雷尔曼( Chaim Perelman)在《新修辞学：论论辩》中就指出在逻辑理性之外还有“修辞理性”的概念，它要求的是要根据各方的理由等来决定哪一方更有分量，最后做出决定。以往对理性的认识则更多的强调独一无二的绝对，而不是多元、自由的。修辞理性的观点不仅强调了以某种方式做出决定的各种理由，也强调了我们做出那些决定所用的论辩技巧。
论辩是在任何学科领域中都存在的，当将知识看成观点而不是客观主义意义上的发现，那么论辩就成为认识论中的重要部分了。“寻绎的措辞学建基于两个论断。它指出（学术）论辩比一般所理解的更为统一，而且远较学术领域的割裂分化所意味着更为统合。所有科学家和学者，无论其研究领域是什么，都依赖同样的措辞手法：譬喻、诉诸权威和打动本身就是由措辞创造出来的听众。另一方面，寻绎的措辞学同样坚持论辩比一般所理解的更多样化，而且远较正式科学哲学或艺术哲学所容许的更五花八门。每一个领域都由它自己的特定手法和措辞模式界定，根据其存在定理、由隐形的手做出的推论、以及诉诸于文本的可能性或各类原始文献——它们本身是措辞交织出来的纹理结构。”②也就是说，作为学术领域的修辞不仅普遍存在，而且与其它领域的修辞并没有明显的界线。
同时，科学哲学中的一些新发展对于修辞与认识论的连结也有了独特的补充，主要表现在当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建立起来之后。这些论证主要是强调在知识获得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解释、评价的步骤，修辞在这个部分将扮演重要角色。而这些步骤在像传统的科学哲学中被认为是外在于科学知识本身而存在的社会性因素。一旦科学知识获得了，这些因素就将消失。并且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这些因素甚至是应当被摒除的，因此这些真实地内在于知识构成总过程中的实践部分，一直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从而也没有考虑到在此过程中修辞的作用。
“如果我们充分细致地思考知识生产的过程，结果就会发现，科学家不断地把他们的决定和选择与所期待的‘实证者’共同体特定成员的反应联系起来，或者与他们想和其中发表论文的杂志的规定联系起来。……简言之，实验室的发现基本上是着眼于潜在的批评或接受（以及关于潜在的盟友与敌人）做出的，它是发现的实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③也就是说，当我们越着眼于科学的实践部分和真实面貌，就越能觉察到修辞的作用。当历史主义学派开始更加看到这些过程的作用，当科学知识社会学开始将这些过程看作是与科学知识本身相关的部分，修辞也就正当地成为了科学研究认识论的一部分。
二、知识发现中的修辞
1．择词
知识的源头是从个人对于自然的观察、触摸等经验事实的获得出发。在成熟的科学学科中，这一过程主要以实验的方式呈现。实验是用干预和控制的手段来间接地获得经验事实。但是从自然界或者实验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到科学活动中有意义的经验事实却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中间有相当多的中介过程。当遇到一种新现象的时候，通常需要逐步地、有条理地整理到知识系统中去。因此第一步重要的中介就是从已有的词库中选择一个词语、或者与已有的认知联系创造出一个词语来标记这种现象，从而将它与其他的事物区别开来作为一个单独的知识构成。
例如在荒野上看到某种动物跃过，它的体态很像在动物园里曾经见过的羚羊，而且这片荒野据说生活着很多羚羊，因此我们就会将这种动物认为是羚羊，于是用“羚羊”这个词来描绘这个观察。这种命名的过程是认识活动的直接需要，但是隐喻意义上的这个过程、科学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选择一个恰当的术语来将面对的现象纳入到认知活动中来。
这一术语的选择首先能将接触到的现象作为经验事实孤立出来，同时它也对于个人认知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极大地影响甚至规定了之后的研究活动，最终的知识就将在这些可能性中做出选择。选择术语也就是规定了概念，规定了不同术语带来的概念的不同意涵以及在框架体系中的位置。同时，概念还能激发研究者的联想，引致与之相关的研究方向。塞蒂纳曾经论述过这种以隐喻为代表的联想机制，①她指出但丁的“地狱是一个寒冰之湖”这句话中，地狱和冰湖之间的隐喻关系，不仅能让人从冰湖的形象拓展认识到地狱的形象，同时，地狱的相关文化背景也将影响到冰湖的概念。并且这种联想非常重要，它是“一种基本对称关系的概念性互动”，是创新的重要来源。同时，术语选择的这一过程也是修辞的“择词”，科学家们在同义词的群组中选定一个作为术语，因为它是影响科学话语的接受度的重要因素。
例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生存竞争”等概念是他作为一个成功的修辞者的重要原因。②在对他的笔记进行考察时可发现，与“自然选择”平行的有“创造的规律”可供选择，与“生存竞争”平行的有“物种数量上的平衡”、“自然的战争”可供选择。③达尔文并没有清晰地阐释出选择“自然选择”这一术语的具体机制，但是相较于当时普遍流行的“创造的规律”这一带有神学意味的词语，“自然选择”为后来的科学家进行研究打扫出了一篇属于科学的空地，使得他们既有作为的余地，而又在科学的范畴内。这就使得它更容易被同行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达尔文选择了这两个隐喻意味浓厚、有阐释空间的术语，从而将进化生物学导向了现在的、与其它生物学风格迥异、更有联想意味的研究进路。
对于许多学科而言，命名、分类的过程的完成几乎就完成了学科的大部分工作，例如植物学等。因为术语不单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的背后隐藏了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向和解释系统。例如“电磁场”这一术语的使用意味着认同非直接接触的物体之间也有作用力，接受基本的电学和磁学的知识。这也是术语在科学交流过程中极大地简化和便利了日益深化、细化的科学研究内容的原因。它奠定了一个平台，使得科学家们可以以此为起点，而不用一一从最原初的公理开始讨论。
2．论证
当经验事实形成之后，第一人称的经验陈述将构成一个科学论断。然而科学论断需要对一组经验事实进行整合，而不是经验事实的线性叠加；它大于这种总和，是对事实之间复杂关系的揭示。只有通过这个过程，经验才能发展为一种知识，并且知识才可能得到传播、并派生出其他知识。虽然在科学研究中，第一人称陈述是每一个科学知识的最终根基，但研究规范、科学建制因素等所形成的科学家之间的信任使得并不是每一个科学论断都需要追溯到第一人称的论述。
这个整合过程是通过“推理”、 “证明”、“省略三段论”、“意味着”、“理所当然的”等形式实现的。①这些过程——论辩（argument）过程，历来就被认为是属于修辞领域的。从智者时代、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修辞就被看作是要找到一种建立说服性论辩的方式。论辩的过程中不仅是通过逻辑的、经验的各种方式建立起来一个令人信服的整体，更要紧的是论辩的过程中将产生新知识。
“修辞对于知识衍生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受众对于论辩过程的参与，从而影响到最终形成的论辩结论。”②这是什尔维兹和希金斯( CherwitzR．A．，Hikins J．W.)在关于修辞的认识论中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即在逻辑和理性所产生的静态知识之外，由于在修辞中有论辩各方的参与，会在动态中产生比各方分别所拥有的知识更多的新知识。因为修辞之所以能够实现，一方面要依赖于修辞者本身所言说的内容的有效性、可靠性，这是由逻辑的推理和经验的归纳来达到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受众的信念、价值和态度。
例如在省略三段论中，修辞者提出的是一个不完整的逻辑形式，其说服效果是由受众参与其中，并补充论证中的缺失部分，从而做出判断来决定的。修辞者的部分是明确表达出来的部分，而受众则提供修辞者没有明确表达、但是对于充实论辩形式又很重要的那些前提。只有当受众内省地将这些部分补充完整、使整个论证明确起来之后，才能把那种符合他们评判标准的论证视为可接受的，而这样得到的知识才能持续地经得起检验，从而纳入到科学知识的体系中。
这个过程虽然是由修辞者的话语引导做出的，但是最终所实现的是在当时的情境中修辞者和受众双方的观念的整合。这种结果比双方各自所有和所得到的都要多，它不仅包含话语中所明确表现出来的部分，还有在修辞互动中所得到的新知识。
三、知识辩护中的修辞
科学话语做出之后，它就将得到讨论，甚至引起激烈争论，最终被科学体系所接受或者排除，而修辞在其中也将扮演重要的认识论角色。
首先，修辞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使得每一种科学话语都提出自己的辩护理由，以语言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思想市场”之中，从而得到严密的考察和讨论。一种被整个文化所反对的科学观念有可能是真的，科学史上很多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修辞提供了一个论辩的平台，它使得各种观念能有机会阐明自己的理由，而不至于彻底删除掉被认为是错误的观念，后者仍然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于思想市场中，只是在当时的情境中，科学共同体普遍不再支持这种观点。而这个可能性也使得科学在发展中能够修正一些主流的错误观点。
第二，修辞一方面通过捍卫己方的信念，另一方面让学界认识到对立的观点的错误，来使得科学知识体系从新的共识中得到积累。因为，修辞使得观念能够清晰、有条理地进入人的头脑中，并且随着经验和理性而得到增强，从而使得受众能够认真地理解、对待这一观念，在论辩后做出选择。真理不会自动地进入科学体系之中，没有一个自动的机制来完成这一任务。而充分的论辩能够使得某种观点更加持久地被认为是一种真观念。
第三，即使在经过竞争之后，科学共同体做出了正确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之间的判定，错误的观点通常仍然包含了部分的真理，相反的，获胜的一方通常也不会包含所有的真理。在论辩之中，能使得双方的观点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各自做出不同的调整，尤其是正确的观点能够吸收对手观点中的部分真理，从而使得知识体系更加协调。
修辞使得话语必然包含着某种态度，必然表达着它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也就是进行一种评价。这种评价能够影响对于某种观点的信念。而在一个论辩情境中，如果能够朝着诸如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想言语情境的程序性保障而努力的话，可以在一个平等的论辩中（有条件地完成）达成理性的共识，形成科学知识。
参与论辩的双方最好是平等的，使得论辩能围绕着争议点展开，双方利用各种论证的资源，来逐一解决争议点，从而最终做出一个关于这个论辩的知识论断的决定。因为论辩中的任何一方的修辞者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待世界，只体现了认知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某一种关系。只有当不同角度的认知都能够平等地发言，才有可能了解到多角度的认知，从而得到一个超越于个人的、出于理性的知识。一旦这种论辩双方的平等被严重破坏，只有某一个角度的认知能发出声音，那么修辞就是一种宣传，而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认识论。
并且在双方的论辩中，对方的批评性意见能够成为一种纠错的力量，使得双方能从冲突中发现自身的错误，而且在回应的过程中，愿意对之前的观点进行修补或者增加新的知识。更进一步说，论辩的双方要能够开放自己，接受自己的观点说服对方或者被对方说服的事实，并且愿意在这种结果的基础上做出改变或者退让。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论辩者的观念也在提出观点、回应对方的过程中不断被重塑。论辩的话语同时也体现了自我和他人的对立关系。个人的自我知识是认知过程的开始，只有当自我处在一种开放性之中，能够意识到这种关系，并且能自省地看待自我，才能获得一种依赖于主体间性的知识。而科学体系则为这些论辩情境提供了相应的一定程度的保障，科学的精神气质、伦理规范等等都尽可能地保证了这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尽管绝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个程序也使得科学知识从修辞论辩中将认识论的基础建立在理性共识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修辞的认识论功能，并不是说修辞是一种与其他方式区分开来的得到知识的方式，而是认为这些方式内在地是修辞的。①
小 结
对于修辞的认识论功能的研究是对于科学知识、知识的确定性、修辞等概念的重新定义，即将科学知识看作是科学共同体共同完成并认可的观念，而知识的确定性不是建立在与自然的对应之上，而是基于共同体的共识。
修辞的认识论功能贯穿于知识发现、辩护的全过程，即从个体的经验到共同体所认可的知识的过程。在个体的认知中，从选择术语来表述经验或者观点、到以某种论辩形式清晰地表述，这些都不是隔绝的思考过程，而是有着对象性、情境性的符号表达，并且也将影响到最终的修辞效果；在科学观点的集体交流中，在不同的修辞情境下，修辞者和受众之间开放的讨论形态使得达成共识的科学知识呈现为不同于双方原来所持观点的一种互补的新知识，也由于修辞对于在某一历史阶段获得胜利或者失败的观点都保有可能性，才使得科学知识成为了一个能够自我修正的体系。
总体来看，修辞事实上是为科学认知主体编织了一个集体认知的限制语境，主体需要对此做出不同的回应、调整从而塑形认知。因此，科学修辞学事实上用包容的方式规避了传统认识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激进派各自的问题。一方面，修辞的认识论不再执着于从形而上学角度考察知识本身拥有的认识论特权和确定性根基，而是将知识放在整个科学活动中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考察，因此“真”、“合理性”等概念都落到了现实层面来阐释，而不仅是信念；另一方面，修辞的认识论虽然是从社会认识论出发，但是它仍然非常强调理性和逻辑，因为这是最重要的说服力量，而不完全是利益、政治等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它并没有彻底取消规范性问题，只是将规范从超越性的变成动态的；事实上，科学共同体是一个有着相当强限制的语境，智识水平、逻辑严密性等都为这个社会语境提供了诸多标准。但其间的规范将随着语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并没有超越语境的规范存在。
（责任编辑行之）